干部下乡劳动，干实事还是玩形象？

近日媒体报道，重庆市开展“三进三同”，机关干部打起背包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跟工农群众交朋友，与困难百姓“结穷亲”，把群众的急难困苦化解在源头。据说，全市机关干部参加“三进三同”近20万人次，参与率达98.9%。报道说，当地群众评价，“大民小官”的政风正在形成。

重庆市的“三进三同”并不是新鲜事物，是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五十年代，部队基层干部与战士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作、同娱乐的“五同”，机关干部要下连当兵。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泽东提出：军官一年当一个月的兵是好办法。所有的长—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的兵，头一年最好搞两个月，要服从班长、排长指挥，一年你管人家十一个月，人家管你一个月还不行吗？当时，杨得志、杨成武、许世友等一批高级将领，都曾下连当兵。

重庆“三进三同”要求，机关干部每年至少用1周时间，新提任领导干部、新招录公务员用1个月时间，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曾兵以为，一般来说，长时间在机关工作的干部，容易形成官僚作风习气，更应该下基层接地气，可不知为何，重庆方面却规定，“新人”下去锻炼的时间要长。与当年老人家要求“所有的长”每年下基层时间“至少一个月”相比，重庆的对机关干部的要求虽然略低了一些，但从如此大规模的动作来看，起码也体现出重庆当政者扭转干群关系的决心。

当年，老人家提出的“干部下连当兵”，对于增强官兵感情，密切官兵关系，起了重要的作用。重庆提出的“三进三同”，是为了突破干部与群众联系方式的官僚化、联系渠道的狭窄化、联系手段的唯物质化，推动机关干部走下高楼、走出书本、走出课堂，根植沃土、接上地气，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摸爬滚打中触及灵魂、锤炼党性。从目前报道来看，官方主流媒体正面宣传，重庆方面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如此来看，机关干部下乡劳动，益处多多，应该是个大好事。但是，曾兵却不赞同甚至是反对。其理由有三。其一，领导干部虽然还是为人民服务，还是公仆，但时代不同，人心不古，领导能从心里屈尊，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群众吗，群众能把干部当成无话不讲的朋友知己吗？或许表面上亲如一家，但心底里会怎么想，这是很难说的事。干部参加劳动并不能说明干群心底里的融合与接纳。

其二，重庆方面要求干部参加“一个月的劳动”，具体在一线劳动的都是哪些人？有多少市长、部长、局长级的大领导？曾兵仍表示怀疑。以曾兵所了解的情况，这些大领导与其说是参加劳动，不如说是为基层增添负担甚至是扰民。大领导出行首要考虑的是安全问题，所以，劳动现场一般是远离居民集中地带，便于维护现场治安，必要时还要断路交通，实际临时管制。所谓的劳动不过是到场出席一下、表示个姿态，当相机灯光闪过，领导形象定格在劳动之后，劳动也就结束了。

其三，重庆机关干部参加“三进三同”近20万人次，参与率达98.9%，都解决了哪些问题？从报道来看，不外乎以下几类。一是帮助退伍老兵写入党申请书，二是帮助穷亲戚看病，建蔬菜、花卉、水果园和子女入学，三是帮助困难、病痛困扰家庭种地，解决他们燃眉之急。面对这些帮助，报道原文说，群众们“感激得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领导干部带领群众走上富裕之路，过上好生活，这本是应为之事，应做之举，在群众的感激涕零背后又说明了什么呢？如果“三进三同”是一场运动，那运动过后，是否又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机关干部参加劳动，与群众近距离的接触是接地气的好举措，但是，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曾兵以为，且不谈高尚的为人民服务理念之外，干部莫不如做好三件事。一是切实按要求履行好职责，无数上访事件的发生，多是由于干部推诿扯皮，不认真履行职责造成的。二是做到公开透明，群体事件发生之后，群众“不明真相”，总能成为借口，为什么要暗中操作，不让群众了解真相呢？三是做好调查研究，政策不能出自于办公室，而要经过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否则，就会成为伤心政策、短命政策，降低政府机关的公信力。假如层层干部都担当起本职责任，还用得着如此大规模的“三进三同”吗？曾兵以为，领导干部“为谁当官”的问题不解决，即使“八进八同”，最多也是个形象工程，毫无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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