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穿美国黑人性神话 ——《看不见的人》的性政治解读

戳穿美国黑人“性”神话
　　
　　 ——《看不见的人》的“性”政治解读
　　
　　关于黑人作家拉尔夫·埃里森的著名小说《看不见的人》（1952年），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发表了各种评论。然而，埃里森在小说中关于黑白种族之间“性”关系的描述却没有引起国内外学者太多的注意。事实上，“性”描述在这部小说中所占的篇幅并不少。作者通过裸体金发女郎表演、纯黑人吉姆·特鲁布拉德的乱伦、主人公看不见的人出于政治需要与两个白人妇女之间的交往等多处描写，解构了美国黑白种族关系史上的一种重要现象，即黑人“性”神话，从而抨击了美国主流社会关于黑人的各种公式化形象的荒谬性，对美国种族歧视提出了间接抗议。这些描述与小说中其他对黑人历史事件和传统文化所作的评述一起构成了“看不见的人追求自我身份和自我价值的成长历程”这一主要情节之外的“离题话”（digression），赋予小说深刻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有的学者认为，这部小说是“最全面地对美国黑人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进行象征性处理的单卷本小说。”（Kostelanetz：109）
　　
　　长期以来，为了替其种族歧视辩护，美国白人社会制造了关于黑人的各种定型，如“奶妈”、“汤姆叔叔”等。因此，批判这些人为的公式化形象就成为美国黑人作家的一个重要使命。黑人“公牛”形象流行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种观点认为，黑人天生具有无法控制的强烈性欲。这种黑人形象不仅为惨无人道的私刑和种族隔离提供了合理的借口，而且有助于强化美国种族主义分子保护白人妇女的“骑士”形象。作为一个具有强烈使命感的黑人作家，埃里森自然把批判这种神话的荒谬性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
　　
　　 一、美国主流社会关于黑人的“公牛”形象
　　
　　很早开始，在美国白人主流社会中就流传着一种看法，认为“非洲是一片淫荡的土地”。早在1840年代，一位主张从圣经中为奴隶制寻找根据的名叫普里斯特（Josiah Priest）的人就试图从圣经中证明，含（Ham）的后代性器官异常发达，是《旧约》中提到的兽奸者（sodomites）的原型，从古代起就犯下了能想象出来的各种淫荡罪。黑人血液中的淫荡之火比其他任何民族都强盛。反对解放黑人和重建的种族主义者大肆强调，获得自由的黑人有一种无法控制的侵犯白人妇女的愿望。（Fredrickson：276）1900年，美国一家宗教出版社推出了一本书，题为《黑人是野兽》（The Negro a Beast），把黑人与野兽直接相提并论。对黑人这种兽性的描述在1901年一次私刑前的控诉中发展到了顶点：“听到敲门声，南方妇女就会产生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感，全身发抖。野蛮的黑人就潜伏在暗处，这种残忍的野兽，有着疯狂的欲望。其残忍性几乎与恶魔没有什么两样。疯牛或老虎可能也没有比这更残忍的了。整个社区充满了极度的恐惧，带着满腔怒火盲目地寻求报复。”（Fredrickson：278）在强调黑人的兽性时，黑人男子的生殖器成为关注的重点。1903年，一份倍受尊敬的杂志《医学》（Medicine）发表了一位医生的文章，把黑人这种“疯狂的性欲”与其不同寻常的生殖器相联系：“袭击毫无自卫能力的白人妇女是种族本能的证明，这种种族本能与种族身上固有的气味一样，是受道德文化影响的。”这位医生认为，造成这种问题的生理基础是“黑人庞大的阴茎”，并由此得出结论说，“非洲黑人生来”就具有“疯狂、极端的性欲”。 （Fredrickson：279）在一次参议院听证会上，一个名叫托玛斯（Thomas）的人也提到了美国白人社会中流行的关于黑人男子在性方面具有高超技巧及其性器官大等的说法。（Markovitz：115）
　　
　　关于黑人兽性的这种神话也在这一时期的美国主流文学中得到强化。由于维多利亚时代忌讳公开谈论性，小说家很难像上述这位医生那样赤裸裸地描述黑人的性欲，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发现这种倾向。托玛斯·内尔森·佩奇（Thomas Nelson Page）在小说《红色岩石》（Red Rock，1898年）中这样描述一位企图侵犯白人妇女的黑人政治家：“他发出了一声咆哮，像疯狂的野兽一样扑向她。”托玛斯·迪克森（Thomas Dixon）的小说《同族人》（Clansman，1905年）把黑人说成是“晚上到处游荡，白天睡觉”，“激情一旦唤醒，就会猛如老虎”。小说的高潮是描述一个黑人男子强奸一个白人黄花少女的一幕：“像老虎一样一下子扑了过去，黑色的魔爪刺进了柔软的白色喉咙里。”后来，少女和她母亲因不堪羞辱自杀而死，三K党发誓要将黑人私刑处死。（Fredrickson：280，281）
　　
　　美国种族主义分子千方百计把私刑与黑人强奸论联系起来，从而为与美国民主制度相悖的惨无人道的私刑提供冠冕堂皇的借口。1893年10月，《论坛》（Forum）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把私刑与黑人男子对白人妇女的性侵犯联系在一起。1899年，佐治亚一家报纸声称私刑是必要的，强奸犯必须通过私刑来惩罚，因为法庭不适合体面的女性，遭遇强奸的白人妇女不应该被传唤作证。（Waldrep, 2002: 128）1929年，一位来自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员候选人在其竞选演说中为私刑辩护道：“当美国宪法介入到我和白人妇女的贞操之间时，让宪法滚蛋去吧！”《读者文摘》上的一篇文章为私刑作了更详细的辩护：“只要你们黑人男子侵犯白人妇女，就别指望白人给你们任何真正解放的希望。黑人的这种兽性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报纸上，将会成为你们种族身上永恒的污点。……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只要白人对黑人因性犯罪实施私刑，黑人就没有希望赢得高加索人的尊敬。现在为什么不改造你们自己的种族而是努力通过法律阻止私刑（这是对黑人强奸犯罪恶行径的公正惩罚）呢？”（Markovitz：8）为了阻止1921-1922年国会开会期间通过《戴尔反私刑法案》（the Dyer Anti-Lynching Bill），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众议员西森（Thomas Sisson）称，他“宁愿把这个世界上的整个黑人种族都私刑处死，也不愿看到南方一个漂亮女儿遭到黑人野兽的强奸和摧残。”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加瑞特（Finis Garrett）也随声附和，宣称应该把该法案重新取名为“鼓励强奸的法案”。 （Markovitz：xv）在这种舆论范围下，连像詹妮·亚当姆斯（Jane Adams）这样的争取妇女选举权领导人和美国移民代言人也都相信黑人男子确实有强奸白人妇女的癖好。（Douglas：256）这种谬论甚至得到了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政府高层人士的支持。如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了讨好南方白人，错误地断定说，绝大多数私刑是由于黑人男子对白人女性的性侵犯造成的。（Meier：210）
　　
　　这种关于黑人的“性”神话还成为政党斗争的工具。1864年总统选举中，民主党为了损害共和党的形象，冒充共和党人散步一个小册子，其中声称黑人男子对白人女性存有欲望：“我们的警察法庭提供了令人痛心的证据，表明黑人对白人的激情经常无法控制，会置令人恐惧的法律于不顾。”（Hodes：115）
　　
　　这种形象及其后果对黑人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阴影。黑人在与白人女子的交往中必须处处谨慎，时时警惕。这种恐惧心态在看不见的人初到北方乘坐人群拥挤的地铁时得到具体描述。在地铁里，看不见的人被挤得紧靠在一个大块头白人妇女身上，于是“拼命想举起手来向她表示我这是不得已。我一直以为她会喊起来。”为了表明自己的无辜，看不见的人只好“闭着眼，手紧紧地抓住上衣的翻领”。出了地铁后，尽管看不见的人意识到自己是在北方，可能这种忌讳没有南方那么严厉，但还是心有余悸：“可是假如她叫了起来，那…下次乘地铁，上车我就要双手抓住上衣的翻领，下车之前，手绝不松开。”（艾里森：157）
　　
　　 二、揭露白人“骑士”形象的真相
　　
　　在私刑猖獗的时代，美国种族主义分子以骑士自誉，声称其对黑人实施私刑是为了保护美国白人妇女的贞操。这种观点典型地体现在托玛斯·内尔森·佩奇（Thomas Nelson Page）的《黑人：南方人的问题》（The Negro: The Southerner’s Problem）一书中。佩奇认为，私刑是“人的一种基本感情”的表现形式，反映了南方白人“阻止自己的女性同胞遭受一个劣等种族摧残的决心。”（Fredrickson：274-275）然而，裸体金发女郎表演事件（第19—21页）充分说明，侵犯白人女性的罪魁祸首恰恰是白人男子自己，黑人男子实际上也是受害者，所谓的黑人强奸犯神话完全是白人男子性变态、嫁祸于人的产物。
　　
　　在南方小镇白人头面人物聚会上，专门安排了一场金发女郎的裸体表演。那些平时看起来温文尔雅的上层白人露出了肮脏龌龊、淫荡下流的的真实面目。在观看表演时，这些头面人物“神魂颠倒”，“馋涎直往下滴”，“失魂落魄”，“笑啊，喊啊”，“追逐着跳舞的姑娘”，用“肥胖的手指揿按她柔软的肌肤”，“两次把她抛起”。而在白人淫威下的金发女郎则是“表情漠然”，“双唇强作欢笑，眼睛里却流露出恐惧和厌恶的神情”。白人男子对白人女子尚且如此，对黑人妇女会如何对待，可想而知。
　　
　　与白人男子的疯狂形成鲜明对比，面对裸体金发女郎，黑人男子则表现出了巨大恐惧，“感到一股冷风袭来，吹得我周身发寒”，“突然产生了一阵莫名其妙的犯罪感和恐惧心，牙齿直打战，浑身起了鸡皮疙瘩，膝盖也在发抖”。他们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想退后走开，可是背后、四周都是人”，“要是我们瞧了姑娘有人就露出凶相；要是我们没有去瞅她又会有人怒形于色”。有个黑人小伙晕倒了，被冷水浇醒，必须继续呆在那里观看。这无异于一种视觉私刑。面对这种视觉诱惑，黑人内心充满了矛盾。与其他正常男子一样，黑人男子也有七情六欲，但黑人强奸犯的定型又使他们深受其害，所以他们“既想从这舞厅中溜走，或者钻到地下，同时又想走到她身边，用我的身子遮挡住她，不让她这样暴露在我和众人的眼前；我想抚摸她柔软的大腿，爱抚她，同时又想毁掉她；想爱怜她同时又想杀害她；想避开她，同时又想抚摸她刺有美国国旗花纹的小腹下面与大腿形成大写V字的部位。”
　　
　　埃里森通过这一场景的描述，生动而形象地说明，真正淫荡的不是黑人男子，而是道貌岸然的白人男子，白人妇女和黑人男子都是他们变态淫欲的牺牲品。
　　
　　 三、揭示黑人家庭乱伦的真相
　　
　　在美国白人眼中，黑人男子被视为野兽，没有正常人所拥有的感情，对家庭不负责任。对此，埃里森通过吉姆·特鲁布拉德乱伦事件揭示了其背后的真相。
　　
　　特鲁布拉德的英文名字Trueblood暗示他是一个真正纯血统黑人的代表。他是一个充满种族自豪感的黑人，认为“我们这个民族越长越好看了”。（艾里森：第55页）他的家庭非常贫困，由于没有活干，因此没有钱买煤生火。在寒冷的季节，为了避寒，他、妻子和他们的女儿只好挤在一起睡觉。一个晚上，在睡梦中，他和自己的女儿发生了性关系，并使她怀了孕。由此可见，这种乱伦并非黑人有意为之，也不是黑人性欲旺盛的证据，其根源是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造成的生活困境。
　　
　　特鲁布拉德并非没有羞耻感的黑人。他也知道这种事是“一个人在家里能做出来的最坏的事”（艾里森：67），“怀得不能再坏的事”（艾里森：68）。在事情发生后，他深感内疚和后悔：作为惩罚，愿意让妻子用斧头把自己砍死；后来又去传教士家，希望得到上帝的宽恕；回到家里，他向妻子和女儿解释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并告诉她们他心理很难过”。而且，特鲁布拉德在事情发生后，并没有当逃兵，而是勇于承担后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是个男子汉，男子汉是不该丢开他的家的。”（艾里森：66-67）这充分说明，特鲁布拉德是一个对家庭负责的人，也是一个勇于面对现实、承担责任的黑人。
　　
　　埃里森还详细描述了白人对此事所作的反应。在发生乱伦之前，白人社会对于特鲁布拉德的困境采取的是熟视无睹的态度：“在他们听说我们这儿出事之前，我再求，也没人肯帮忙。”（艾里森：53）然而，事情发生后，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特鲁布拉德不仅没有因为干了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受到谴责，反而得到褒奖和鼓励：“他们叫我把姑娘的事谈了好多遍。他们给我吃，给我喝，还给了我烟草。……白人护着我了，他们爱上我们这儿来，跟我们谈谈。有的白人还是大人物，是打州里有名的学堂来的。”（艾里森：54）白人的这种态度令特鲁布拉德都“觉得挺怪”：“我本来心理很怕，哪敢指望他们这样对待我。”（艾里森：54）“我去找白人，他们倒肯帮忙。这件事儿我弄不懂。我做了一个人在家里能做出来的最坏的事，他们非但不赶我，反而帮助我。他们给我的帮助超过了给其他任何一个黑人的，再好的黑人也没有我得到的多。……我弄不懂的是：我在家里干出了怀得不能再怀的事，可是日子过得非但没有更糟，反而更好了。”（艾里森：67-68）毫无疑问，白人之所以这样善待特鲁布拉德，完全是因为他所做的事强化了白人关于黑人的公式化形象：“白人听了都会说黑人全干得出这种事的”。（艾里森：59）
　　
　　与此同时，埃里森也对美国黑人中产阶级对待下层黑人的态度提出了批评。尽管特鲁布拉德一家就住在黑人大学附近，但对于他们的困境，这些黑人精英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好些日子前，我上学校找几本书看看，想弄清楚几个管庄稼的问题，他们就不象现在这样。”（艾里森：53）在乱伦事情发生后，这些黑人精英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形象”，软硬兼施，想方设法要把特鲁布拉德赶走，“说路费之类由他们出，还答应给我们花一百元安家。”如果特鲁布拉德不答应搬走，“就要叫白人来收拾我。”（艾里森：53）埃里森意在说明，美国黑人领袖考虑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对黑人群众的死活漠不关心。
　　
　　埃里森还托特鲁布拉德的梦，揭示了所谓“黑人强奸”的真相。特鲁布拉德在梦中去找布罗德纳克斯先生弄点肥肉。没想到，穿进了一位白人贵妇的房间。黑人本想逃离，却被白人贵妇纠缠。特鲁布拉德知道，黑人男子与白人妇女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线，因此，“我怕接触她，因为她是白人。我怕得要命。”（艾里森：59）特鲁布拉德的这种恐惧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南方每一个黑人都知道，如果他幸运地成为白人妇女感情发泄的对象，那么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离开，要么自取灭亡。如果一个白人妇女邀请一个黑人做爱，那么这个黑人男子就死定了：如果黑人男子接受邀请，又被发现，那么迟早女方会大喊黑人强奸她，那么黑人男子会被处私刑；如果黑人男子拒绝她，那么她羞辱之下出于报复，也会说黑人强奸她，黑人男子还是会被私刑处死。”（Jemie：111）
　　
　　 四、揭穿黑人男子与白人妇女“性”关系的真相
　　
　　对于黑人男子与白人妇女之间性关系的因果关系，埃里森通过看不见的人与两个白人妇女之间的交往作了形象生动的说明。
　　
　　看不见的人与白人妇女的第一次单独交往是在作了关于美国妇女问题的演讲之后。当时，一位白人贵妇以有问题请教为由邀请看不见的人前往她的公寓交谈。这位白人妇女不仅当着他的面脱下大衣，而且还换上主妇长裙，然后开始一步步勾引他：先是叫他坐到沙发上，接着将话题转到黑人的原始性方面，在说话之间，开始把手放在看不见的人的胳膊上；在电话铃响后，又把看不见的人带到她自己的卧室里，最后两人发生性关系。事后，两个人的反应完全不同：白人贵妇装得若无其事，而看不见的人则“神经经常处于紧张状态”，“脸上表情生硬、含糊”，有一种罪恶感。埃里森通过这些细节描写，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自从奴隶制以来，黑人男子与白人妇女之间的性接触往往是白人妇女主动挑起的。”（Jemie：111）
　　
　　美国白人妇女头脑中存在的关于黑人男子性欲旺盛的公式化形象也在此得到生动说明。白人妇女对看不见的人的演讲感兴趣，并不是因为其内容，而是因为演讲者是黑人。她们之间有个默契：“意识形态只是一块多余的面纱，它把生活中她们真正关注的问题遮掩了。”（艾里森：427）每当看不见的人演讲时，“她们的眼睛一扫到我身上，她们就好象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解脱。”（艾里森：427）
　　
　　与第一次交往不同的是，看不见的人与白人妇女的第二次交往表面上带有很大的主动性：由于西比尔是一个大头头的妻子，看不见的人想从她身上打听到某种信息，于是邀请她去自己的住所会面。但事实上，在性关系上，看不见的人仍是被动的。在此之前，“她曾几次暗示愿意和我结交”，都被看不见的人婉言谢绝，就是因为怕无事生非。看不见的人邀请她去自己的住所并没有任何非份之想：“我既无欲念，也没有什么收藏的名画来诱惑对方。”（艾里森：524）事情后来的发展完全是西比尔主动挑起的。在这里，埃里森把白人妇女道貌岸然、实际上放荡不羁的真相表露无遗。虽然西比尔“经常和意识形态接触”，但“对政治并不感兴趣”。（艾里森：524）“她坐的姿势端庄、拘谨”，但她提的要求却令人“恶心”：她明确提出要与看不见的人做一场“性”游戏。（艾里森：525）为了激起看不见的人的性欲，她说话非常赤裸，连“把内裤脱下来”这些词语都用上了（艾里森：526）。她把黑人说成是“无名的野人”“漂亮的公牛”（艾里森：537），把自己说成是“色情狂”（艾里森：527）。然而不管西比尔怎样诱惑，看不见的人都没有满足她的要求。不过，为了让西比尔心理上感到满足，看不见的人骗她说已经“干过了”。（艾里森：532）最有讽刺意义的是，西比尔尽管是主动者，但表面上还要装出一副受害者的表情：“你逼我屈服了。我不愿意，是吗，我的宝贝儿。是你逼我的。”（艾里森：532）通过这些描写，黑人强奸的公式化形象也就不攻自破。
　　
　　 结 语
　　
　　由上可知，拉尔夫·埃里森是一个富有强烈使命感的黑人小说家。他并没有超脱于美国种族关系的现实之外。与其他黑人作家一样，他在作品中始终关注的是黑人的命运和对种族歧视的抗议。但这种抗议不是通过激烈的语言或暴力行动赤裸裸地直接表现出来，而是通过冷静的客观分析间接体现出来的。艾里森在纽约大学的同事兼朋友Tuttleton认为，《看不见的人》是艾里森向美国种族主义所提出的长期而卓越的抗议。（卢亚林：64）也正因为如此，《看不见的人》被誉为是“坚实地根植于美国种族社会的现实之中”的小说。（王家湘：187）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黑白“性”关系可以看作解读小说《看不见的人》的一个切入点，把握它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看不见的人》的政治意义。
　　
　　
　　
　　
　　
　　 参考书目
　　
　　1. Douglas, Ann. Terrible Honesty: Mongrel Manhattan in the 1920s. London: Picador, 1995.
　　
　　2. Fredrickson, George M. The 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 The Debate on Afro-American Character and Destiny, 1817~1914.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1.
　　
　　3. Hodes, Martha. “Wartime Dialogues on Illicit Sex: White Women and Black Men”. Kathleen Kennedy and Sharon Ullman, ed. Sexual Borderlands: Constructing an American Sexual Past.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4. Jemie, Onwuchekwa. Langston Hugh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et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5. Kostelanetz, Richard. Politics in the African-American Novel. Westport,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1.
　　
　　6. Markovitz, Jonathan. Legacies of Lynching: Racial Violence and Mem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4.
　　
　　7. Meier, August and Elliott Rudwick, From Plantation to Ghetto (3rd e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6.
　　
　　8. Waldrep, Christopher, The Many Faces of Judge Lynch: Extralegal Violence and Punish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9. 艾里森：《看不见的人》，任绍曾等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
　　
　　10. 卢亚林：《拉尔夫·艾里森的历史观》，载《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第61—64页。
　　
　　11. 王家湘著：《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