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奴隶之国到自由之国

我不相信人人生而平等，也不相信人人生而自由。不是每一个在马厩中诞生的孩子，都会收到麦琪的礼物。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有风铃般清澈的童年。然而那个世界至今未降临人间。

人间所有的只是一个奴隶主和奴隶的世界。奴隶挣脱了铁制的镣铐，奴隶主又给他们戴上金制的镣铐。奴隶不必再服侍奴隶主以活命，却仍旧需要贱卖劳力以糊口。奴隶不再因血统卑贱而被打上烙印，却因出身贫寒而举步维艰。奴隶夺取了政治上的自由，奴隶主就用经济上的枷锁来维护统治。奴隶主不再因血统而高贵，却因为遗产而高贵。

有人贩卖自己的器官，有人却在品尝人体宴；有人不得不租住集装箱，有人却在囤积空房；有人只能盗版软件，有人却能垄断知识产权；有人不好意思公布自己的财产，有人却不敢公开自己的财产。

奴隶主常常给奴隶造一个关于彼岸的美梦，告诉奴隶说，只要你好好奋斗，总有机会跻身奴隶主阶层。于是，为了成为奴隶主，奴隶心甘情愿地当奴隶。他们涌上黄金铸就的窄桥。绝大多数奴隶坠落桥下的深渊之后销声匿迹，然而总有一小部分过了桥的奴隶被大肆宣传为典型，让每一个未过桥的奴隶以为这典型正是未来的自己。

然而奴隶总有梦醒的一天。

既然奴隶们可以宣布，君王和领主对国土的占有不再合法，然后用投票选举出总统代为行使主权；那么奴隶们为什么不能宣布，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再合法，然后投票选举出经理代为调控生产呢？

如果说资本家因为进行了管理而能搜刮暴利，那么君主为什么不能因为进行了管理而压榨人民？资本家凭借第一桶金来剥削，把资产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君主凭借第一支效忠的军队，把版图不断扩张。如果因为资本家支付给奴隶们工资就能消除他的罪恶，君主是否因为给农民留了口粮就能合法世袭？

一个独裁君主和民选总统的区别不在于他们掌握权力的大小，而在于这个权力是否由人民协商后所赋予。一个资本家和民选经理的区别也不在于他们获得了多少分红，而在于这分红是否由劳动者协商后所分配。

正如一个民选的总统并不比选民高贵，一个民选的CEO也没有理由压迫雇佣他的劳动者。奴隶不但将免受政治上的压迫，也将免受经济上的剥削。

假如没有经济上的公有制，那么政治上的公有制也无法打破奴隶主的枷锁，资本贵族将轻而易举地利用资本垄断权力。

可惜，许多“民主自由斗士”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在他们的宪章之中，“保护私产”这一条常常列在“民选总统”之前。而他们要保护的私产，当然不是卫生巾之类的私人用品，而是他们赖以剥削的工厂设备、知识产权等等生产资料。

他们百般诋毁公有制经济，说公有制经济打击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那么是否说“公有制政治”——即民主，打击了人民的参政热情呢？诚然，“公有制经济”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说法，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正如私有制经济其实包含了不同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不同公司制度。但这只是技术问题罢了。

如果你们一方面高呼“自由民主”，一方面又利用资本来对奴隶进行压迫，那么饥寒交迫的奴隶们又怎么会对你们的“自由民主”感兴趣呢？那无非只是令你们在饱暖之余意淫一下的“自由民主”罢了。

只有建立在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公有制政治才能让奴隶们成为自己的主人。奴隶们将为自己而生产，雇佣管理者而不是被管理者雇佣。也只有当奴隶们把持住生产部门、拥有选举管理者的权力、能够进行生产调度和人员任免时，他们才能摆脱特权阶级对生产部门的钳制、免遭特权阶级的解雇和迫害。奴隶们将利用生产力这一权柄消灭特权阶级，消灭那个曾经保护公有制、如今却侵害公有制的新奴隶主阶级。

中国的奴隶，不但需要自由民主，而且需要彻底的自由民主。

当奴隶们成为自我统治的君王，真正的自由之国才会降临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