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信仰

                                                           中国人的信仰-权力崇拜

先讲一个小故事。一次和一个英国朋友聊天，他谈到一点：“中国人和英国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参加一个活动，如果没有多余的空位，上级主管晚来了，我不会主动让座给他，他也不会提出这个要求。但是中国人会主动这么做，如果不这么做，他的上司也会生气”我对他的观察是认可的，我想每个中国人都能体会他这个说法。现在，我想问：这样的国民心态适合民主制吗？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权力地位究竟有多高？国民的懦弱是不是跟权力崇拜有密切的关系呢？权力腐败难道仅仅是上层的问题吗？民众在腐败中担当什么角色呢？有人说中国人现在缺乏信仰，我之前是完全同意的，但是现在回过头看，我们从来都不缺乏信仰，因为自古以来我们都信仰的是权利，对权力的顶礼膜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问题所在，是很多问题的根源！

权力在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是无可比拟的，现在让我们细细品味这句话，这对我们看清楚这个社会很有帮助。

如果要比较中西方权力观（没有比较无所谓强弱好坏之分，所以比较是有意义的尝试），一些典型的差异性是必须要考虑的。在我的思索中显现出两个关键词：重农抑商和科举制度！无疑这两点是具有明显差异性的，而这两点和权利有什么样密切的关系呢？又怎样造就不同的权力观呢?我想简单的探讨一下，仅仅是提供一个视角。

重农抑商和科举制度无疑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重农抑商可以愚民便于统治，可以避免大量贵族的产生与最高统治者分享利益。科举制度的目的很明显：为统治者寻找更优秀的帮手以稳固其统治地位。无疑对专制者来说这两样政策是极其高明的。

我们在看到重农抑商和科举制度对统治者的巨大利益之外，不得不慎重考虑其对普通民众的巨大影响，可以说是它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场，这个场的特点就是围绕着权力为中心的财富分配特点，这个场中的民众的信仰和意识形态都和权利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理论（权力观，伦理观）都将深刻的影响着整个国民，并且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这个场仍旧以其巨大影响力左右着中国社会。在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将社会矛盾推给政府或者某位当权者，事实上幕后的场（或者说文化，意识形态，权力观等等）是最重要的推手。给当权者让座是一个传统，给当权者更大的谋私空间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现象，我们也许要好好解剖自己的行为差错而不仅仅是一味的埋怨当权者的蛮横和腐败，也许面对权力我们太懦弱了！我们太习惯让座了！改变场才是改变社会结构的开始。一个习惯让座的民族在心态（对权力的畏惧感和懦弱）上总有些失衡。

思考重农抑商和科举制度联合作用，依靠农业对于民众来讲能且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基本上是把生存压到最低生存保障底线，这种生存状态很难说能形成一个开阔的大国心态。抛开权力膜拜之外，这种榨压式生存窘迫状态能形成什么样的国民性格？我认为难免存在偏执的和神经质的性格特点，对于微利的低三下四的追求，缺乏宽容和日常事务火星四冒的摩擦，相互诅咒和辱骂等等，这些无不显示民众生存的窘迫感，生存的巨大压力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的小民心态不足为奇。对于财富的渴望并不能倚重商业，这样的状况只能产生财富和特权相挂钩的思想。而科举制度恰恰能够提供一个获取权力的机会！于是求取功名，谋取官职，然后是获得财富。高官厚禄这个词意味深长，每个人都明白其中的道理。自明朝开始实行海禁再加上重农抑商的社会环境。中国这种定居社会，对权力的畏惧和顺从在世界各国无出其右。对于生存的个体来说，恐怕没有什么比权力更具魅力，更能使他们迅速摆脱贫穷，更能使他们辉煌腾达。权力，哪怕是一丁点，对于民众来说都是值得炫耀的，无不尽可能的开发和利用权力的一切相关功能。因此你看到趾高气扬的居官者的姿态正是一种权利至上的膜拜者的姿态。因此权力是一种信仰，一种必然的，无可取代的信仰。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形态。西方世袭制度和浓郁的商业气息，迫使生存对权力的依存度大大降低。他们甚至都没有那个企图心，他们要靠商业去发达自己。当然永远不要低估任何人的权利欲望，只有比较上的差异而已，差别也只是因为约束条件的不同。因此中西方的权利观的差异性来源于其约束条件（我主要谈重农抑商和科举制度这两个因素）的差异性。这个约束条件会迫使权力成为一种可信赖的信仰。

中国的权利结构从上到下都是任命制度，最高专制统治者任命整个权力阶层。普通的权力的主导权并不在自己的手上，持续权力的稳定性与上级之间关系的紧密性和服从性连接起来。这样的联系也导致了权力之间的顺从和妥协。自上至下整个国家都被权力所绑架，权力驱动着各种利益集团，话语权由权利所决定，这种情况很难改观。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想摆脱这种状态，自上而下的变革尤为重要，但是我认为这种变革是很难实现的，需要足够的智慧和谨慎的选择。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混乱，难以控制的局面。民主绝对化，自由绝对化都是必然要犯的错误，而且会在一切细节上争论不休。首先从场的改变做起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让权力信仰降低和转移。迫使让当权者和民众平等的坐在一起，消除双方的沟壑，给与民众适当的质疑权，我想这些是确有必要的措施。

很多时候，我认为毛泽东远比我们看的更清楚。当然民众执行力上的拙劣表现，并不能说明一切。我从来都认为民众在某些方面的执行力是极有问题的。我想最重要是首先要改变场，然后再寻求结构上的变革，否则新的结构设想必然在旧的场的作用下扭曲变形，惨不忍睹。群体的行动往往都被深藏在背后的场(信仰，文化背景)所驱使，整体趋势不是简单的行政性的命令可以改变的。并且缺乏决策反思和再执行的过程会使结果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