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正在掠夺拉丁美洲的自然资源
文章揭露跨国公司掠夺拉丁美洲自然资源,引发农民斗争与土地改革,强调粮食主权和农业模式转型的重要性,涉及多国农民运动及政策分析。
跨国公司正在掠夺拉丁美洲的自然资源
塞瓦斯蒂安•布雷米奇 魏文编译
争取土地所有权的斗争现在遍及整个拉丁美洲。同时反对将重要的资源外国化的进程也在进行之中,这不仅是为了农民的生存,也是为了全体居民的生存。拉丁美洲的农业活动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在阿根廷约有1700万公顷土地在外国公司的手里,与此同时近500万个农民家庭却面对得到自己拥有的土地的法律问题。在巴西,400万个家庭处于同样处境。为了分析这一问题,卡什会见了巴西无地农民运动领导人马西奥利和拉美农村组织协调局的成员、厄瓜多尔人安德兰戈以及阿根廷印第安全国农民运动的代表蒙顿。粮食主权、土地改革和新的农业模式是这些与小型家庭生产者和社区有联系的社会运动关心的中心问题。他们分析了分配土地的模式,在阿根廷控制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草案可能采纳这种模式,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最近公布了这项法律草案。
关于本地区现在农民运动面临的政治经济环境,马西奥利说,从农民斗争的社会建设来说,我们可以说困扰我们的问题不仅限于农村,而是影响到全人类。整个拉丁美洲的农民运动主张实现粮食主权和全面的农村改革。我们也在讨论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2008年在莫桑比克举行的一次农民道路的国际会议上,我们认为跨国公司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根据现在占主导地位的农业模式,跨国公司是侵犯农民利益的攻势主要责任者。当农民谈到粮食主权时,所强调的是农牧业生产模式应当与一项政治计划相联系,确定农村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模式。我们希望人民能够确定自主的生产方式,以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利,比如得到粮食和土地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必须使我们的斗争与其他阶层相结合,在农村和城市的阶层之间实施一项联盟的战略,以便对付跨国公司的攻势。
安德兰戈指出,跨国公司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很多年以前我们就揭露粮食的生产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是农业全球化进程的后果。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跨国公司正在掠夺拉丁美洲的自然资源、土地、水和种子。遗憾的是,国际上的趋势成为剥夺农民日常生活的这些至关重要的因素。此外,我们知道在拉美地区自从出现中左政府以后,出现了范例的变化,它们把社会运动的论据列入其中。但是,这种变化还没有变成结构性的政策。
马西利奥认为,首先要说的是本地区在这些问题上的任何进展是在有组织的社会运动要求下实现的,至少是现在结束了执政的保守派的政府。这是民众阶级会聚力量的结果,但是还存在利益的纷争。在本地区由于向某些生产活动提供公共资金,农业的交易增加了。现在的农业模式被导向出口,这是可能的,因为国家把赌注放在这种模式上。这表明本地区存在的许多中左政府的政策方针与它们具体的政策之间的矛盾。这是必须进行的争论。我们关于建立一种农业的新模式的建议在这场争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生产高质量的生活所需要的粮食。但是在拥有大量土地和资源的巴西还有很多人死于饥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有一项明确的农业政策。
巴西政府批准了推动家庭农业的法律,但是没有进行一次农村改革,只是批准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由于农民运动施加的压力,土地的分配取得了进展。在教育领域,建立了不同大学之间的联盟,以便培训农村的劳动者。同时执行一项通过公共机构直接购买粮食的公共政策。这是值得赞赏的政策,有利于家庭农业。同时还批准了一项关于学校午点的30%应当直接向家庭农业生产者购买的法律。我们需要生产有机粮食,这是孩子的开发进程所需要的。
多年来,剥夺土地对农民是非常沉重的打击。在国家机构中还有很多保守派,很多时候他们阻止执行联邦的宪法,宪法规定如果土地不履行宪法规定的土地的社会功能,就应当收回土地。很多时候这种社会作用没有发挥,国家无所作为。这里博弈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最保守的阶层之间的利益的力量对比,长期存在着斗争。
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已经宣布将向国会提交一份调整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草案。蒙顿认为,必须注意到在谈到土地外国化的时候,这不仅是一个谁拥有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土地用来做什么的问题。大豆的收益是很高的,阿根廷农业的模式在于承租。在这个意义上可能有很大面积的土地在当地生产者的手中,在出租这些土地时对将农业外国化的模式有利。土地应当由一项国家的计划支配。在这种情况下,最有用的工具可能是法律允许外国人购买土地,尽管这不应当是惟一的工具。
在巴西的历史上有过一场斗争,目的是制定一项完整的法律限定一个人或企业可以购买的土地的数量。如今,一个庄园主可以拥有上百万公顷土地。最近进行的全国普查表明土地的高度集中,特别是集中在外国人的手里。此外,在边界地区如西亨塔已经揭发多起占有合法保留地区土地的事件。土地的面积不论多大,都应当有一种社会的职能,如同宪法所规定的那样。
蒙顿还说,也许巴西政策的关键与宪法确定社会使用土地的规定有关,这给农民运动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行动空间去为拥有自己的土地而斗争。1949年的国家宪法包括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土地由大企业支配。
关于厄瓜多尔的情况,安德兰戈认为,对于走向提供粮食的农业还没有出现一次飞跃。现在厄瓜多尔的农业模式强调出口,如同本地区的其他国家那样。同时非常强调矿业的开采活动,在这里重复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谴责的同一个逻辑,虽然政府的政治色彩出现了变化。自然资源被用作原料,而不是作为我国人民发展的轴心,应当强调的是在宪法中规定了粮食主权,这是积极的事情。
在阿根廷一切与农村有关的事情都与政府与所谓联络机构的争议有关。蒙顿认为,阿根廷的农业出口模式是更深刻的,这是由所谓联络机构的成员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战略联盟推动的。农业交易的进展是很快的,它的后果每天都可以看到,甚至在媒体上发布,这里的土地是由一种考虑其他国家的模式支配的。这影响到我们的粮食,出现了将粮食集中在整个工业链条的现象。比如嘉吉公司(美国粮食跨国公司)占有阿根廷冷藏库工业的60%.另一个与农业交易有关的问题与奴隶劳动有关,最近几个月已经广泛揭露了这种情况。企业家经常思考提高他们的利润,以便能够参与金融谈判,如今它代表着农牧业的模式。获取这种利润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对工人的剥削。关于政府的政策,没有做到恢复国家在确定公共政策中的关键角色。但是对于农牧业模式所做的事情很少。所有补贴的框架都集中在加工业部门。在这个意义上,一项紧急的任务是重新将这些资金提供给家庭农业生产者。
关于本地区农村改革的中心问题,安德兰戈说,一个农村改革的进程应当指向粮食主权的建设,为此必须指明土地的职能应当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应当清楚地确定土地的社会职能和环境职能。应当反对认为不论种任何作物,土地就发挥了社会职能的坏逻辑。情况并不是这样。应当准确地确定什么是土地的社会职能。第三个关键因素与土地的所有权制度有关。大地主已经不存在。厄瓜多尔印第安农民居住区70%的土地没有被合法承认。必须使这种情况正常化。另一个问题是国家的土地基金,不应当变成一个买卖土地的银行的工具,而是应当为人民的粮食主权提供资金。这可能是本地区农村改革中共同的问题。
马西利奥认为,应当包括一项有力的教育政策,也就是说,将教育的结构转移到农村,而不是相反。同时为农民提供本地的市场,让他们直接交易自己的产品。这涉及一项农村的改革,包括一整套政策,从农民发展的基础设施到培训的工具,卫生和金融支持。不只是一项法律,而是一整套国家的政策。
(《环球视野》第357期,摘译自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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