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炳章：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特征与动态

杨炳章：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特征与动态

[选自《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插图本）》，杨炳章著，郭伟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出版。]

关于苏维埃运动之所以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的问题，当时的中央政治家和事后的历史学家都曾列举过各种各样的因素。就一致看法而言，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第一类因素包括国民党政府内部各军事派别之间的争权夺利与分裂对抗以及中国农村的政治真空和自治状态。在以上两种客观条件中，后者看上去虽不太明显，却更加值得注意。从中国历史上看，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村社会一直是独立于国家政权的自治区域，为农民造反、秘密结社以及恶霸、土匪和军阀挑战政府权威提供了各种可能。这些可能性经过共产党员的新形式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变成了20世纪30年代有声有色的农村武装割据或苏维埃运动的现实。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中国各地的苏维埃运动在本质上也有很大差别。在另一种研究中，这些差别或许可以成为专门讨论的课题，但对我现在的这项研究来说，更为关心的是那些可以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早期整个苏维埃运动过程中发现的几项共同特征。

一、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党对革命的一元化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获得并在整个30年代都一直强调的基本教训之一。［15］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因在起义失败后继续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称而受到责难；毛泽东在发动秋收起义时只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广州起义要求建立城市苏维埃或称公社———所有这些举动都标志着越来越强调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领导。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领导武装斗争到1928年这一阶段，在党内军内叫得最响亮的是这样两句话：“听党的话”和“跟着党走”。特别是刚刚脱离国民党的旧军官如贺龙、彭德怀，更必须牢记在心，念念不忘。强调共产党的绝对一元化领导，除了表明要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并与之开展斗争的决心外，还表现在若干实际工作方面，如进行马列主义思想宣传，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发动劳苦大众，开展武装斗争，执行军队改革，特别是强调在各级军官和地方干部中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

“共产主义”与“共产党”虽已成为人所皆知的口头语，但尚未被普通老百姓（农民和士兵）所深刻理解。共产党就是穷人的团体，共产主义就是每个穷人都可以获得一份土地———这也许就是他们所能理解的一切。［16］不过，即使这种狭隘的理解，也已足以使他们加入共产党，创建革命根据地，并以高昂的斗志和无穷的力量反抗国民党的统治。

共产党的实际作用比其思想更加重要。党的组织系统作为一种内部机制发挥着十分有效的作用。比如红军部队每到一处，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与当地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以便搜集信息，获得物资和人员方面的补给。而在撤离某个地方之前，则至少要安排一个党的秘密支部以备后用。在苏区和红军中，共产党员发挥着领导、监督、鼓动和示范作用。他们由此而成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核心”和“先锋队”，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指示。

二、红军和武装斗争

创建自己的军队必须开展独立武装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破裂后所吸取的又

一条基本教训。国共合作破裂时，共产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因松散而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被强大的国民党军队给摧毁了，而且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17］1927年后，与国民党政府的武装冲突已公开化，自然无须再一味地重复军事斗争的必要性。而创建一支新型的军队，有效地进行作战并开展革命活动，则成为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

红军的革命特点后来被共产党人归纳为“三大关系”———军事任务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军队内部官兵之间的关系。红军指战员所受的教育是：不仅要做战斗队，而且要做革命的宣传队、政治上的工作队和经济上的生产队。共产党还教育他们，红军打仗不仅是为了赢得战场上的胜利，而且是要最终解放被压迫的农工劳动阶级，使整个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为在红军中加强政治工作，下至各连排，上至红军总部都设立了政治委员和各级党委，由他们在各个级别上监督军事领导。军队要提倡为人民服务，团结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红军内部纪律严明，要求做什么，禁止做什么，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比如“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等等。［18］此外，还规定了红军官兵一律平等，穿着同样的衣服，领取同样的薪水；而且定期举行组织生活会，让广大官兵不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三、苏维埃政权

“苏维埃”这一俄文词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人使用是在1927年10月东江起义的时候。随后，共产党的各地组织也都相继采用。起义农民们对这一词汇感到困惑不解，有人甚至把它当成某个领导人的名字（也许是苏兆征的别名吧！）。［19］然而，这个外国的词儿引起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也带来荣誉与尊重。农民们听到“苏维埃”就像他们先辈听到佛祖释迦牟尼和上帝耶稣基督那样肃然起敬呢！当农民从现实生活中弄清了它的实际含义后，他们便更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苏维埃运动。

从理论上讲，苏维埃或称工农兵代表会议，是一种彻底的民主制度，它能使全体劳动人民充分地参与政府的管理与决策。［20］而事实上，根据地的各级苏维埃领导人通常是党和红军自上而下任命的，大致起着地方政府的作用，而很少吸收乡村的农民，更不用说工人和士兵了。尽管如此，由于新政府采取了集体化管理的形式，所以较之以前，这种体制要民主得多。特别是在基层村镇中，农民选举自己的苏维埃领导人，因此享有参与管理的大量机会。在那里，苏维埃所起的作用更像是一个居民委员会或职业协会组织。

苏维埃制度起到了一种桥梁作用，它把共产党和红军与群众运动以及社会组织从上到下联结起来。虽然在共产党人是否真正要创造一种更加完美、更加民主的政治体制这一问题上可以有所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共产党人巩固根据地，动员农民支持其革命武装斗争的过程中，苏维埃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土地改革

土地分配不公，这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一个通病。这一现象简直可以说已经使得中国农民养成了一种“土地拜物教”的心理，农民的这种心理已超出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实际需求。纵观中国任何农民起义若不提出土地改革的主张来吸引贫困的农民，是很难取得成功并有所作为的。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土地改革，这一点反映在当时中共中央的各种文件决议上。［21］实际上，从1927年到1937年这整整10年的时间，都被共产党人称为土地革命时期，甚至干脆叫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虽然在对待中农和富农的态度问题上党和红军领导层一直存在着争论，但是没收地主的财产（主要是土地），把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这一基本原则在20世纪30年代中共土地改革纲领中却从未受到过怀疑。这就足够了。土地改革政策与苏维埃机构是共产党人的两大根基，在此基础上，他们已经能够在农村贯彻“群众路线”，开展“人民战争”了。

这个时期也面临着一系列疑难问题，当时的中央政治家也曾经提出，现在的历史学家也难以回答。共产党应该是（或曾经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绝对一元化领导吗？能不能把红军的战斗力看成是与他们的革命热情成正比的？苏维埃制度应该是（或曾经是）民主参与还是权力集中？土地改革与群众路线是能够直接把革命战争引向胜利的魔力棒吗？概括地说，应该把这些革命措施看成是绝对目的，还是仅仅把它们当作实现其他目的（或许不太崇高）的权宜手段？这些问题既不容易提出，更不容易回答。

暂时抛开这些问题不谈，若简单比较一下国共两党在上述问题上的不同之处，我们就会明白：共产党人的革命思想及其特征在实践上强化了他们的政治力量，为他们与国民党开展军事斗争提供了极大优势。与共产党不同，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都未能在省级以下发展自己的地方组织；国民党的军队带有职业化政府军的全部特征，不同普通老百姓发生任何关系，也不过问农村农民的社会经济问题；国民党的地方行政基本上还是“一长责任制”，省长、专区专员、县长分别在少数职员协助下全权负责各辖地的行政事务，县以下就不好管了；对国民党来说，土地改革问题更不必谈了。

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一个政党在自身力量上的增长不一定就能使它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交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多少以及他们各自的努力程度。苏维埃运动并不是什么与世无争的独立社会，实际上它构成国共斗争的一方罢了，它的兴衰浮沉或者战争的形式不仅取决于共产党人的实力和努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执掌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人的实力和努力。

直到1930年初，红军和苏区都还没有形成规模，活动分散，且多数是南方各省。各个根据地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也没有联系的必要。各地红军还没有直接对国民党的中央军开战，他们要应付的是驻守在各省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即民团、警察和各省地方部队。

国民党政府的军事体制极为复杂，因时因地而异。鉴于本项研究的目的，我把目标放在南方和中南各省，也就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影响最大的地区，同时也是共产党起义最活跃的地区。1930年国民党军事机构改组以前，它的最大单位是军，基本的作战单位是团。除直接受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军约50万人作为全国的机动兵力外，南方每个省份大约有2 ～3 个军，6 ～9 个师、18～27个团的兵力驻守，总共得有6 万至9 万人。［22］这些部队一般由各省府调遣，驻扎在省城和一些专区所在地。在县城一级没有正规部队驻防，只有保安队、宪警队大约300 人～500 人。在县级以下的乡，则只有地主和乡绅扶持的地方民团武装。作为他们的竞争对手，共产党人在每个苏区有1 000 人至5 000 人的红军部队在介于专区和县之间的级别上作战，有50人至200 人的赤卫队在介于县乡的级别上作战，还有一些青年小分队分散在小城镇和农村游击活动。* * 这也是一个大致的分析。例如在1929年底，共产党的主要军队大致如下：毛泽东和朱德的红四军有3 000 人；彭德怀和滕代远的红五军有2 000 人；贺龙的红三军有3 000 人；徐向前的红一军有1 000 人；邓小平和张云逸的红七军有3 000 人；方志敏的红十军有1 000 人。每支红军部队都占据2 至5 个县作为其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另有5 至10个县作为其势力范围。每一个中心县通常拥有一支由几十名到几百名业余士兵组成的赤卫队。

驻各省的国民党军队贪图安逸，只愿待在大城市里（而且他们是被部署在那里的），无事则安，对共产党人在下面发动农民、建立苏维埃、打击民团和警察不闻不问。在没有各省军队介入的情况下，共产党人逐步地消灭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活动范围。然后，他们开始兴趣大增，开始攻打县城。虽然在县保安队面前往往吃败仗，但他们却不受什么太大损失，退回乡村就是；而一旦他们夺取县城，赶走了保安队，这种胜利可就具有重大意义，并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一两个县城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国民党各省政府便开始坐卧不安起来。他们纷纷调兵遣将，开始对“造反者”发动围剿。如果暴动发生在各省边界地区，那么围剿作战就由有关各省联合发动。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不论哪一支红军部队都很难打败国民党的一个军或歼灭其一个团。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交战受挫后，红军就撤出县城，撤到下面乡间或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开展斗争。国民党的进攻部队在夺回县城逼走红军之后，自然得意洋洋宣布胜利并立即撤兵，结果使共产党人得以恢复他们原来的根据地，或是在日后创建新的根据地。国民党政权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为共产党人发展势力制造了良机。一旦国民党中央军与其他军事集团之间爆发战争，驻守各省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就会被调往前线作战，留下的少数兵力将会集中驻防省城，而在区县两地则显空虚。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自然不会忘记乘机抢占新的地盘并补充新的兵源。

以上的描述可以说是红军和苏维埃活动的一般动态和轨迹。对国共两党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的对抗所进行的总体考察表明，国民党政府在共产党人举行暴动的南方和中南各省的军事控制是相对稳固的。当共产党的势力构成严重威胁时，各省的军队便开始进行讨伐。在历次战斗中，国民党军胜多败少；在整个围剿战役中，他们也几乎全部胜利。尽管如此，他们却很少能够根除共产党在某一特定区域的力量和影响。共产党人依靠他们与农民大众的密切联系、令人神往的农业纲领、高尚的精神风范和严格的组织纪律，不久便恢复了自己的力量，并呈现出更加强大的发展势头。

红军部队一般采用游击战的战术，这种情况更多的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客观环境，而不单纯是某个领导人的创造发明。强敌进攻时，弱小的红军就做必要的后退，到农村去和敌人周旋；红军兵力弱小，但熟悉地理环境，自然要神出鬼没，声东击西，以便寻机作战。敌军撤退时，他们又化零为整，乘胜追歼。这套打游击的战略战术不仅为毛泽东在井冈山所运用，其他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在早期也都或多或少地采用过。* * 朱德和毛泽东的部队提出了“十六字诀”，而彭德怀和徐向前的部队则分别运用了“石磨战术”和“八句话原则”。当然应当指出，游击战可以根据各红军部队的领导人及其自身状况而具体灵活采用。

注释：

［15］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28年7 月9 日通过，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 集，256 ～281 页。决议案说，在过去的一年里，导致失败的最重要的情形是“党的机会主义政策，它使得党不能保持独立性，不能对同盟者进行阶级批判，不能扩大自身的革命力量”。

［16］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 册，92页，香港，明报出版社，1973.

［17］参见《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1927年8 月7 日通过，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 集，218 ～252 页。该文件指责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忽视独立的武装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态度。

［18］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载《毛泽东选集》，2 版，第4 卷，1 241 ～1 24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 册，98页。

［20］参见《斗争》杂志，1933年2 月4 日社论。

［21］参见《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该文件指出：“土地革命（包括没收土地并实行土地国有化）是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要经济和社会内容。”

［22］这一估计是以一些分散的材料为基础而进行的一个大致的分析。参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2 版，第1 卷，58～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另见《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41～42页，北京，1982.1930 年以后，在国民党大多数军队中，军改成了师，师改成了团。

[选自《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插图本）》，杨炳章著，郭伟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