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是什么样子，新儒家和杨师群为代表，作了两种典型的解读。

把传统文化跟历史背景结合，用符合基本政治逻辑的语言来解读，作为今日政治文化经济的资鉴，反而是相当“新鲜的”——就是老田说的〖从中华文化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中华文化，在今天反而成为一个独特的角度，应该说这是所谓“现代新儒家”三代人前赴后继努力的结果〗。

另外一些“中立”“没有任何政治偏见”的一通夹杂私货洋洋洒洒的瞎解释，是白天白说，黑天瞎说。

收集的几篇文章，响应号召，发在这里。

韩德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407/342.html

韩德强：过年、祭祀与理性主义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8/200707/20903.html

韩德强：与人民网网友深入交流“文化与大国兴衰”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702/15236.html

刘瑞复讲座：关于中华法系的创新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703/16624.html　　

贺雪峰：《乡村的前途》自序与后记　　

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itemid-6332/page-1.html

邋遢道人：当代中国迷信与价值观错位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712/28799.html

何新：论中国古典哲学　　

何新　　

1990年　　

1、哲学的科学地位　　

记者：哲学在本质上究竟的什么？是否像艾思克奇所说的那样，可以归结为方法论呢？　　

何新：希腊人认为哲学就是智慧之学，或寻求智慧之学。在汉语中，从语音看，“哲”字与“智”字声部相通，可以通转。从语义看，“哲”与“智”两个辞的语义相通。因此可以认为，哲、智乃是同源字，哲就是智的意思。人们常说的所谓“明哲”，也就是“明智”的同义语。　　

记者：您这样解释“哲学”这两个字，的确使人豁然开悟。“哲”原来就是“智”的意义，那么哲学的确就是智慧之学了。但是，在字形上这两个字有很大差别，认为他们是同源字，这样讲是否有点牵强？　　

何新：我讲“哲”就是“智”，认为这两个字辞具有同源性，是根据我在80年代研究汉语语源学时所认识到的一条规律。在研究语辞的语源时，文字字形是不太重要的。语义是实体，而辞形和字形只是符号，是偶态。同一实体可以寄托在不同的偶态中。在汉语中，凡读音相近，而意义也相近相通的字辞，可以判断都具有语辞辞根上的共同来源。这是清代训诂学者已经发现和阐明的一个重要汉语语言规律。　　

记者：我想请您谈谈您对中国哲学的理解。　　

何新：其实哲学并不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本有之学。在近代人中，自从胡适以来，许多人写过所谓《中国哲学史》。殊不知，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本来是没有什么学术名为“哲学”的。清代的四库全书以四部分类，称作经、史、子、集，即经学、史学、诸子学、以及文人的文集。经学即上古经典之学，是中国一切传统学术的基础。史学是中国学术中的主体。清儒章学诚有“六经皆史”之说，认为儒家经典本来都是古代的文献史料，因此经学起源于远古的史学，其说是有一些道理的。先秦诸子所创立的学术后人称作子学。至于后世文人的著述则归入文集之部。你看，在这个学术分类体系中既没有理论哲学的位置，也没有理论自然科学的位置。　　

2、中国科学何以落后于西方　　

记者：那么，中国古代学术中难道没有哲学和科学的地位吗？　　

何新：在中国传统学术的经、史、子、集四部中，都有散见的、非系统性的哲学理念和科学理念。但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确没有形成古希腊学术中那种学科分类体系。例如亚里士多德，把希腊学术划分为物理学、动物学、政治学、天文学、几何学、超物理学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超物理学”，就是近代人所谓的哲学。所谓科学，就是分科之学，有分科方有专门的研究。由于没有这种分门别类的专业性研究，学术就缺乏专业分工，就难以获得专深、精密、系统化的研究和进步，研究的成果也难以积累起来。　　

记者：中国人有卓越的智慧，在历史上也发展出一些精深博大的技术（如四大发明）。但是中国却始终没有形成近代西方（欧洲）那样的科学体系。原因究竟何在？　　

何新：如果不考虑其他文化、政治和社会的背景因素，只就学术本身的性质来考虑，我认为有三个原因制约了中国学术的发展，使传统学术难以由笼统而无所不包的泛学术（所谓“道”），向精深的专科学术分化发展。　　

一是由于古代学术体系的分工和专科划分不明，这是限制中国古代学术进步的原因之一。而在希腊，由于欧几里德、亚里士多德一类天才的出现，早在后期希腊时代已经初步形成了这种分门别类的百科学术性分科体系。　　

二是中国在中古时代的主流学术缺乏对于宇宙本体性问题和方法问题作深入思辨性的纯概念分析和研究。而这种研究，例如关于存在的本体性质的研究，思维及语言的抽象形式的研究，关于宇宙的抽象空间及其数理性质的研究等等，在希腊时代已奠定基础。在经院哲学时代，得到更精深的发展。　　

三是中国传统学术在方法上注重于语言文字学，注重语言及文字分析，而忽视逻辑和概念的分析。因之思维和思辨难以深入而精密化。这种纯概念的抽象性研究，在希腊时代已经得到奠基，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传统中得到继承，数学和逻辑学因之得到长足发展。　　

这三大原因：⑴学术笼统而缺少专科研究，⑵缺乏抽象哲学思维的传统，⑶抽象数学思维、抽象逻辑思维的不发达，就是中国传统学术未能形成类似西方那种系统化的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　　

3、哲学是求智之学　　

记者：哲学与其他科学究竟有何不同呢？　　

何新：如果从现代的立场重新定义“哲学”的话，我认为哲学本质上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是寻求宇宙本原/根本原理/本体，即传统所谓本体论。第二是关于寻求本体的方法，思维方法（泛逻辑）与表述方法（泛语法）。从辞源看，哲学这个词并不是汉语中所本有的词，它是来自日文。是日本人对希腊语philosophy的翻译词。汉语乃是借用了这个日文辞语。但在希腊语中，philosophy恰恰也是寻求智慧的意思。在西方语言中，哲学，philosophy，可以泛指各种智慧和知识。智者和学者，都可以泛称作“哲人”。在18世纪以前，西方的自然科学也称作自然哲学。但是，在自然哲学中是有分类的。在亚里士多德的学术分类中，已经形成了近代专科科学分类的原型。　　

记者：哲这个字，在语源上究竟是什么意思？人们虽然常用这个字，但我翻查辞书，始终没有理解。　　

何新：“哲”的本原字其实是哲和晰，这两个字在汉语中，辞根来自折断的折和析的析，即用心、用口（语言）进行分析解析（释）。哲字又可写作皙，也就是“晰”字的异体。这个辞是清晰明亮的意思。通过分析而达到明晰，这就是“哲学”。我刚才讲过，汉语中的哲与智慧的智，在语根上我相通的。所以哲学，也就是智学，是寻求智慧之学，而方法就是运用对概念和语言分析的方法。这种对概念语言作分析的方法，在古希腊叫做“求智之术”，又叫“辩术”，希腊文是dialectic。日本人将这个词译作“辨证法”。　　

4、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是理性主义　　

记者：您刚才谈到老子。我读过老子，十分喜欢他。老子你认为他是唯理主义者吗？　　

何新：老子书只五千言，古今注疏则百千万言。但真懂他的似乎并不多。老子认为宇宙的本质是信息——信息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概念，但在《老子》书中已经出现。老子书第21章：“幽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这个“信”，是指一种同期性，其实就是今天所谓“信息”。也就是庄子所谓的“天籁”（乐）。老子说的道，乃是天道，是一种大周期性。他认为自然和社会中存在着建立在这种周期性基础之上的自然秩序。这个周期性的核心原则就是由正态向相反状态转化——“反者，道之动。”　　

记者：但是许多《中国哲学史》书中说，中国哲学具有朴素自然的唯物主义传统，例如阴阳五行哲学。　　

何新：这种说法多数是牵强的比附和瞎扯。应该说，中国传统哲学，根本不适合装入西方希腊哲学的唯物论/唯心论的二元分类框架中。西方的唯物主义观念，起源于希腊哲学中的几个流派，特别是伊壁鸠鲁一派。后来通过法国启蒙哲学和英国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而深刻影响了近代思潮。启蒙哲学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基础，都是牛顿的机械论物理学体系。这种机械物理论，本身是一种十分缺乏活力的体系，是一种无生命意识的哲学。而中国哲学、东方哲学传统则与此完全不同。因为中国哲学、东方哲学是有生命的哲学，泛生命是哲学。在本质上，中国人心目中的宇宙是有机的，有生命的。中国人深刻地意识到宇宙、物质是一种具生命力、有活力的东西。中国古典哲学天道观的精髓是理性主义。中国古代哲学在本体论上是理性主义的，是伦理主义（孔子）的和崇尚个人人格主义（孟子）的。中国的阴阳五行理论完全不同于希腊哲学（如伊壁鸠鲁）中的唯物主义。　　

记者：您能否以最简明的语言，概括一下您对中国哲学思想史进程的观点？　　

何新：中国学术，起源于天文与人文两大因素。夏商以前的早期宗教观自然观为太阳崇拜，在周代转变为北斗崇拜。而其人文因素一为慎终追远的政典文化（尚书），一为敬祖尚亲的人伦文化（三礼）。春秋以后百家兴起，至战国秦汉则大统归入道法两家。孔子试图复兴三代古代，但长期处于不入官学的非主流地位。直到汉武帝罢黜黄老道法及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上升为官学，才成为主流文化。魏晋玄学在贵族文化中兴起，以虚无为本体而注重尘世享乐，实际是中国的存在主义。隋唐宫廷崇佛，士人尊佛，民间尚道教，佛、道、儒三足鼎立。宋明新儒学勃兴，主张“名教”，核心是三纲五常。晚明及盛清士人倡导经世致用之实学，经学则以考据语言训诂学而复古（新汉学）。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两千年中国传统宗教及学术演变之大体脉络。　　

5、阴阳观念的实质　　

记者：我还想请教关于中国哲学的几个概念的问题。　　

何新：请讲。　　

记者：阴阳观念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这两个概念似乎从没有被真正讲清楚。关于五行的说法，在现代人那里更是混乱。想知道您的高见。　　

何新：关于阴阳，过去没有人讲得清。我们首先可以考察一下这两个字的语源。阴的语源的烟，烟在古语中读若乌、乌云、乌烟，古人认为是一回事。乌云笼罩，就是“阴”。所以阴就是暗（阴、暗古语亦相通），也就是没有光明。而阳，本义就是太阳，就是阳光，就是光明。阴、阳概念的实质，就是黑暗与光明。光明可见，黑暗则不可见。但古人已经知道，光明与黑暗并非两个事物，或两种物质。光明的消失就是黑暗，黑暗中的能量增强就是光明。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观点来解释的话，阴阳概念的本质就是现代物理学讲的“能量”。能量的熵化，能量的消失，就是“阴”；能量的聚集，能量的增强，就是“阳”。古人认为，宇宙是光明与黑暗，即阴与阳两种范畴交替运动和循环的产物，这就是所谓“一阴一阳之为道”。在中国学术中，最早“阴”与“阳”是作为一对天象、天文和历法中的范畴。在《易经》和老子哲学中，发展成宇宙本体论的范畴。这两个范畴都不具有物质实体的涵义，而是抽象的哲学理念。阳，就是显现，就是实在；阴，则是非显现，是潜在的东西。潜在的东西生化为实在的东西，实存的东西内化为潜在的东西，这就是阴阳转化的实质。　　

6、“五行”论的真义　　

记者：讲得透彻。那么什么是五行呢？　　

何新：至于五行，行，古音读恒，五行就是五恒，也就是五常。五行或五恒的本义，就是指五种永恒存在者。印度古代哲学认为宇宙的实体是四大，地风水火，后来发展为“五大”，地风水火空。中国的五行观念是金木水火土，五种永恒存在者。五行与印度的“五大”哲学具有某种对应的关系。地/土，水/水，火/火，这三类范畴类同。不同的是印度的风、空，在中国则是金和木。然而这两种原始本体理论似乎是具有某种共同背景的。五行的另一种解释是“五运”（见《黄帝经内·素问》“五运”篇），运就是运行、运动。静态的五行在五运中变成了动态的概念。五运就是“金、木、水、火、土”五大元素的运行和相互转化。　　

记者：您说五行是五大恒在物，这是不是唯物主义的本体观呢？　　

何新：中国古典哲学说所的“金、木、水、火、土”五大元素，并不是指五种实有的物质。五行与其说是五种物质的物理元素，不如说是五种象征性的物态符号。如果你把它们理解成固定属性的物质，你就无法理解为什么由同样物理物质构成的人，会有所谓“火”型人，“木”型人，“水”型人之类的分别。在同一个人身上，中医认为“肝属木，肺属金，胃属土”。这绝不意味着火型人是火作的，木型人是树作的，而人的肝脏中有树木，肺中有金属，胃中有土石等物质实体。晋人张华《博物志》说：“石者，金之根甲。石流精则生水，水生木，木生火。”张华所说“石”，即土。他指出五行论所言的物不是实质而只是形态：矿石生金，金化而生水（液体），液体（水）滋润生木（植物、生物、有机物），木燃烧而生火，火燃尽而生灰（土/石）。因此，五行论的实质是存在的五大形态：金/金属，木/生物，火/等离子，水/液态，土/固态。五行所描述的不是物质，而是五种恒大的物态。古人认为金、木、水、火、土五大元素存在互相转化的关系，就意味着否定了它们本身是绝对性的物质。所谓变（运）的进程，转化的过程，实质正是一种抽象化的过程。　　

7、太极一元论　　

记者：阴阳五行哲学似乎是一种多元论。　　

何新：不对。中国哲学中最深刻的本体论观念，源于《易经》中是阴阳理念。《易经》历代的传注者均认为，阴与阳，黑暗与光明并不是两种物质。黑暗乃光明的缺失而不是异于光明的另一种物质。所以阴阳理论不是二元（或多）论，而是一元论。朱熹说，不是同时有阴阳两种不同物，而是说阴去则阳生，阳去则阴生。同一个本体，生化出两种现象：阴和阳。这是一元论，而且是符合易经哲理的一元论。阴阳统一于“太素”，“太极”。“太素”就是极小、无限小，而太极就是本原。所以“太素生太极，太极生两仪”（阴/阳）。　　

记者：为什么太素是极小？　　

何新：素语根从系，系、细古音通。细即小，太细即太小，所以太素即极小。（太素又即太幽，素从系，从幺音，与幽相通。幽即幼，亦有小意。）即无限小。宇宙发生于太素，即发生于无限小，这是一种思辨。中国古代人具有深刻的思辨智慧。　　

记者：阴阳五行概念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　　

何新：非常之早。近代“古史辩”一派认为五行是邹衍创始至汉代方士大倡其道。梁启超认为战国以前无阴阳概念，郭沫若《金文丛考》认为金文无五帝五行概念。这些都是片面之说。甲骨文中已有五方、五帝、五风神的记述，阴阳概念亦见于金文。清代以前一直认为阴阳五行概念来自伏羲。伏羲是传说神王，固不可信。但作为一种宗教哲学，我相信阴阳五行及四象、廿八宿理论产生不晚于商代，在商周时早已成为正式的国家官学。　　

8、道就是逻各斯　　

记者：这种阴阳哲学是中国哲学所独有的。　　

何新：也不尽然。类似这种阴阳哲学，在古波斯哲学中也存在。古波斯的 神秘主义光明崇拜（米特拉Mitra崇拜）与中国的阴阳哲学似乎具有某种联系。还应该注意到，虽然说希腊哲学与中国哲学在本质上不同，但在古典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可比较的因素。罗素曾说，古希腊哲学中有一个主导性的概念“logos”。他这个观点是剽窃于黑格尔的。黑格尔说logos一词有两种意义：言词和尺度。无独有偶，中国哲学中也有一个类似于逻各斯的主导性概念，就是“道”。道至少有三层涵义：　　

⑴、语言（“道可道，非常道。”道者，祷也，祝也，咒也，诵也。）　　

⑵、另一层涵义是规范、秩序（道理），道路，　　

⑶、第三层涵义是运动、动力（导，引导。导动，推动）。　　

“道”作为哲学的概念，起源于“天道”，即天体运行的轨道。中国古代哲学与天文学有直接和密切的联系，所以古代哲人首先正是从天文轨道的周期性、秩序性、可重复性上认识了宇宙万物现象之内存在着秩序和组织的理念。在表面的无序之下，存在着秩序和组织的超级理性。这种理性，就被古人归纳为“天道”和“道”的概念。荀子说：“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谢，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之神。”这就是说，人们是从宇宙中的周期及秩序，认识到一种超人类理性和逻辑组织的存在（是之谓“神”）。陈寅格认为中国古代的原始道教起源于后汉的五斗米道或天师道，这是不确切的。道教的真义是天道教，即天文道教。它的宗主神是玉皇，是主持北斗的天神，即天玑玉衡星座中的玉衡（皇）星。所谓玉皇大帝，即北斗星和北斗星君。道教起源于上古崇拜太阳和北斗的天文学。道家、道教，都是起源于对天道的观察和研究。（日本的国家宗教起源也在于此。日本神道教是中国上古天道教的次生变种。）所以我说中国古代哲学的道一元论，本原是理性主义。而中国关于道（天道）这个概念远比西方logos的概念要丰富和深刻。　　

9、儒家的流变　　

记者：儒家是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派，您对儒家思想评价如何？　　

何新：汉武帝、董仲舒以后，儒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⑴先秦的孔学阶段，⑵汉唐经学阶段，⑶宋明理学阶段，⑷清代复古主义即“汉学”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儒家在学术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关注的问题不同，并且都呼应着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伦理及心理问题。但总的来说，儒家学术中，以政治和伦理的思想为强，以经济和哲学思想为弱。儒家不长于哲学思考，虽然宋以后的张载、周敦颐、二程、陈亮、朱熹以及明代王阳明等援佛释儒，引入了佛教的某些本体观念以充实和改造儒家本体论，但这种改造很难认为是成功的。　　

记者：所谓儒家，为何称作“儒”？胡适说，“儒”是“懦”即柔弱的关连语，儒家以软弱为自名。他的论点能否成立？　　

何新：当然不成立。总体来说，我对胡适学问评价甚低。此人只是个“白话文”先生而已。此人的名声是西化派炒起来的，是名不符实的典型。胡适早年在美国学了些杜威的实用主义，也只是皮毛。他对中国传统学术功力下得不足，涉猎虽广而浅尝则止。功力比不上同时代的章太炎、钱玄同、沈兼士、傅斯年、汤用彤、陈寅格，聪明比不过梁启超，勇气和锐悍又比不过鲁迅，徒有些小聪明而已。他关于儒名的这种皮相之谈，就是其学术浅薄的一个例子。　　

10、儒名的由来　　

记者：那么您如何理解“儒”？儒家儒家，讲了几千年，却没有人真正了解这个名称的由来。　　

何新：这个问题我在1984年已经考证过。（见《诸神的起源·附录》，三联书店，1985。）儒字在《说文》中没有确切解释。但“儒”这个字肯定不是儒家之“儒”的本字、本义。与先秦西汉典籍中许多名字的语用意义一样，这是一个假借之字。因此，要理解儒家之名的由来，必须探寻它的本字及本义。从字源考虑，儒字从人从需。古音读如需。关于“需”字的语源，《说文》认为是濡，即润湿之义，字形从雨、从而。但考察金文“需”字，字形从而从大，而是胡须，“需”实际是“须”的异文、同源字。找到需的这个同源字，则“需”以及“儒名”的由来久容易解释了。　　

记者：请继续讲，我在记录。　　

何新：郭沫若考证金文“须”字时曾指出，须的本义是巫师，也就是巫觋之觋的本字。需、须、觋，与“兄”字的本义相同。这是深刻之论。需、须、兄实际都是声部相同可以通转的同源语。在古代风俗中，长须飘拂是一种特殊的形象，显示一种特殊的身份，即长老。《国语·楚语》记有约当前515—489年间，楚昭王与观射父关于宗教问题的一段重要对话。观射父答楚昭王曰：　　

“⑴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敬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圣），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⑵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恝之服，而敬恭神明者为之祝。⑶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置，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　　

在这一篇中，观射父为楚王详细解释了“巫/觋”作为中国上古神道教的祭司和礼官的由来与功能。需要如此详细地从头解释，可知神道教及其祭主，祭典到战国时已经浇薄而鲜为人知。这种作为宗教大祭司的“须”（女巫上古本也称须，如《楚辞》中的女须）。其实也就是《周礼》中的诸“胥”（大胥、小胥、乐胥等），以及班固所言作为社宫司祭的“需/儒”，这正是先秦“儒”家的起源。我认为，所谓“巫觋”，起源于《尚书·尧典》中所说主持四季太阳神之祭祀的“羲和”之官。　　

（和字在古籍中又记作俄、娥，本义是歌舞“吟哦”，巫本义也是舞师。）　　

（日本民族自称为“大和”，实际是自命为羲和之后人。日本古称扶桑，扶桑是中国神话中的太阳之树。扶桑的衍语有扶苏、扶胥、扶摇等，扶摇也是大风暴之名，也是火山之名。实际上，扶桑就是今日日本的神山富士山。日本古文化，不折不扣是中国文化的衍生次文化。）　　

11、“儒”的功能　　

记者：您上面引用的《国语》那段话确实不好懂，您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何新：这段话中有几个难解的词（前人不能解释），先解释一下。“携贰”，就是“携偶”，也就是结偶/结婚的意思。“齐肃”，齐，戒也，戒肃就是敬肃、肃敬、诚肃的意思。这段话大意如下：　　

⑴在上古，人民与神灵不相混杂。在百姓中（“民”，即庶民，即诸民，也就是百姓），只有那种精明（“精爽”/精相/精细）而不结婚，肃敬公正（“衷正”/中正），具有智慧而能晓喻天地（“上下比义”），具有才识而能光照远方，其目光明照，其听觉微彻，这种人，太阳神（“明神”）就会降临于他/她身上，是男人就叫“觋”（羲、胥、需/儒、兄），是女人就叫“巫”（和/娥/娅）。　　

⑵他/她们的职责是：排列神灵的处置和主次，为神灵准备献牲、礼器和四时的祭服。从而使上古的英雄（“先圣”）光烈流传于后世，了解山河命名（“山川之号”）的由来，远古祖先的神主所在，以及宗庙祭祀的内容，男性祖先与女性祖先的匹配（“昭穆之世”），保持斋戒献敬的礼数、威仪、容貌、忠诚和信义，以及焚烟及沐浴的典礼。他/她们在敬奉神明时担任“颂祝”。他/她们承继大族的后裔谱牒（“名姓之后”），了解四季的生态，了解献奉神灵的百物、玉帛的作用，以及穿戴的彩服（“采服之仪”），礼器的大小，位置的主副（“次主之度”）与显隐（“屏摄之位”），祭坛的场所，天上地下的神灵及其后氏的由来，而牢记古老的典章，所以称为“宗师”。　　

记者：这是关于中国上古典章制度以及巫觋职能的一段极重要记载。　　

何新：这段话曾经在许多书中被多次地引用，但从所见到的解说看，真正读得懂这段话的人并不多。观射父在这里所说的巫觋，即主持宗教、典礼、制度、谱牒、礼乐者，其身份既是祭司，又是颂祝，又是宗人——这些功能，也就是“儒”的功能，也就是作为宗庙之守官的功能（见《汉书·艺文志》）；实际就是“儒”的起源。近代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只有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即道教。实际上，儒教是比道教更古老的本土宗教。以礼乐祭仪敬祖事天，就是这种宗教的内容。儒/颂/巫觋就是司祭的巫士。　　

12、孔子为何伟大？　　

记者：您解释了儒家的起源。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找到解答。就是孔子一生著述并不多，好像只有一部语录体的《论语》。但为什么孔子后来竟有那样大的名望呢？　　

何新：（笑）你这个问题，可以考倒很多大学者，包括胡适那种食洋、食古两不化的大人物。孔子之所以伟大，并非由于他自己的著述（他说自己只是“述而不作”）。但是，孔子生当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怀，经济、政治、社会正在发生激烈变迁，导致华夏上古以来流传有序的宗教、文物、典章、制度即文化传统，在社会动乱和战乱中，面临崩溃和毁灭。而孔子则是自觉和自为地承担起继承和挽救这一伟大文化传统的使命。所谓自觉，是因为没有人让他去担当这一使命。孔子本来是没落贵族家庭的后裔，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他本人更是好学不倦。他生活中本来可以有别的选择，例如担任公卿而身泰名遂，寻求世俗的荣显（他曾担任过鲁国的“大司寇”，位列于三公）。但是为了他所选择的文化责任，他宁肯放弃这一切。商周时代，学术本来是国家及贵族的专利。但是经历东周的变乱，春秋的战乱，官学废弛，典章毁坏，图书流散。孔子自觉地担当起挽救学术传统的工作，这就是他的“克己复礼”。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教诲弟子。对弟子的选择，他主张唯才是教，“有教无类”。所谓“类”，既是指种族、氏族、族姓，也指阶级、等级。这在当时那种贵族垄断一切社会资源（包括文化资源）的时代，是非常伟大的创举。孔子本身著述虽不多，但是他搞通了古代的礼乐制度及经典文献。因此他能够将中国上古以来的天文、地理、典章、制度以及经典著作，通过他的讲授而传承于门徒，这些门徒中的杰出者，后来以代一代地将它们流传下去，这就是“儒家”。儒家和儒教并不相同。儒家是私学，不是主流文化。是学术，不是宗教。儒教则是宗教，也是官学。既是国家宗教（以神道设教），也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儒教有两个发展阶段，在夏商周，是敬祖事天的原始儒教；在汉武帝以后，是敬祖事天尊孔的国家宗教。在这种国家宗教中，孔子由一位学者、思想家而被教主化、神圣化了。这也不是真正的孔子了。　　

13、孔子以“述”为“作”　　

记者：为什么孔子述而不作呢？　　

何新：因为孔子的“述”，就是“作”。孔子的最大功绩在于整理和保存了上古的五大经典：易经、尚书、礼乐、诗经、春秋。这五大经典代表了上古学术的五大传统：“易经”是天道阴阳之学、“尚书”是政治典章、“礼”书是礼乐制度、“诗经”是文学艺术、“春秋”是历史。这些书在孔子时代，其意义已经暗昧。孔子为了搞通它们，不羞上问（如问天道于老子），也不耻下问。他的苦学使他自我修养成为当时列国中最博学的人。孔子把中国古代礼乐典章，通过这五部典籍的讲述解说而传授于弟子，而他的弟子又一代一代地传习下去，甚至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样的政治大举动，都不能使这一学术的传承系统中断。所以太史公说：“六艺者，折衷孔子，可谓圣矣！”到汉武帝时正式立儒家为儒教，为正统，才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说，如果没有孔子与儒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不可能保持夏商周以下5000年一而贯之的伟大传统，保持一种举世无双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14、“仁”与“耻”　　

记者：那么，您如何评价儒家？许多人认为儒家是封建的集大成，否定的意义多于肯定的东西。　　

何新：说儒家是封建学术，犹如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学是奴隶主学术一样可笑。这种“阶级性”的标签是斯大林主义的遗留特征，早应该丢弃了！我认为，评价一种学术只应该考虑学问的内容，而不应该以学者的身份、出身、阶级作为是非标准。“真理的标准就是真理自身。”其他一切外在的都不是标准。一般来说，文化的最精华部分总是保存在各个时期的统治精英之中的，虽然创造者是全社会。　　

记者：您认为在儒家中，最重要的价值观点是什么？　　

何新：我认为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两点，一是“仁”，二是“耻”。前者是肯定，是追求，后者是否定，是摒斥。　　

记者：儒家的核心价值，人们都知道是“仁”。但究竟什么是“仁”呢？　　

何新：“仁”字的字形是“二”与“人”的合文。甲、金文中无此字，但简帛书中有此字。其实，“仁”也就是怀孕之“妊”的会意字，所以其字记作“二人”（孕妇古字则记作“身”，即“娠”）。理解“仁”字的字源，也就明白其语义。母子二人相连为“仁”（阮元所谓“相人偶”），母子之情亦为“仁”，所以“仁”的引申义就是爱心。　　

记者：那么，什么是耻呢？　　

何新：“耻，羞也。”“耻，辱也。”（《说文》）耻在儒家的人格主义中，也是一个极重要的价值观。所谓“知耻近乎勇”，所谓“行己有耻”。（孔子）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耻，就是负面价值，知耻则不承其辱。知耻则不食嗟来之食。耻就是是非，就是自尊。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动荡不已的变迁中，导致社会的价值观念分崩离析，是非标准晦昧不明。培养出一种无耻的文化。特别在士夫（即所谓知识精英）中，育成一种无耻的人格。没有恒定的是非观，没有尊严感，没有自尊感，没有恪守之道，只有私己的好恶，与时沉浮，及时行乐，眼前利益，取巧投机。“为机变之巧者”多，而有耻有格，敢于执着地恒守一种价值者少。例如最近听说有人在互联网上造出一个新词，叫“爱国贼”，这是小人无耻的又一标本。有人就是要搅乱一切是非标准，使无耻的文化可以登堂入室。　　

记者：您认为，儒家价值观仍具有现实意义。　　

何新：五四以后，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批儒批孔。既然孔子被当作神尊了两千年，那么五四以后被当作鬼打了一百年，这也不算不公平。但作为神的孔子和作为鬼的孔子，都不是真正的孔子。在孔子的儒学中，包涵着华夏人文传统的若干根本价值，“仁”与“耻”二义尤为具有现实性。孔子认为君子之道的核心是“仁”，这实际是一种人道主义。儒家把“仁”的概念作为其政治主张的根本，也就是主　张　君主、统治者对待百姓要有母亲那样宽厚博大的爱心。这就是所谓“仁政”。中国　古代的　君主政体，虽然也是专制政体，但除了秦始皇、隋炀帝以及元代蒙古皇帝等少数特殊的时代，中　国的　君主政体都主张以“仁政”为施政之本，绝不是魏特夫所描绘的那种“极权（暴政）制度”。　　

中　国式的　君主政体中涵摄有相当多的民主机制和色彩。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国家崇尚儒教，而在孔孟之道中，既包涵有反对专制和暴政的思想（所谓“非上无礼”，正是秦始皇灭儒的原因），也包含亲民爱民的“仁政”以及“民贵君轻”的民主思想。然而五四以来，胡适一类激进的西化派鼓吹极端的反传统主义，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中国的传统政治宗教道德文化抹成一片漆黑。这种涂抹特别得到以“庚子赔款”回输于中国的西方殖民学术的支持。所谓灭其族先诛其心。这种西化主义，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帮闲。新一辈学人，应该敢于摆脱对于传统文化那种轻薄浅妄的解说，应当有勇气寻求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自尊、自信和自豪的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