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你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但是保皇恐怖主义者，上帝和法律所宠爱的恐怖主义者，在实践上是残酷的、卑鄙的、下流的，在理论上是胆怯的、隐晦的、虚伪的，而在这两方面都是无耻的。”——马克思，《新莱茵报》“红色刊号”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出版不是抽象社会的武器，而是不可调和的、武装起来的、斗争中的双方的武器。我们正在摧毁反革命的出版业，如同摧毁它的防御工事、商店、通讯设施和情报系统一样。”——托洛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

“纯洁，这是印度的出家人和僧侣的理想。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你们这些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你们只不过是把它当作什么也不干的借口罢了。什么也不干，动也不动，两个手肘贴着身体，戴着手套。而我的手是肮脏的。我把它们伸到血污和大粪里去，所以它们一直脏到了臂肘上。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你以为你可以天真无邪地掌权吗？”——萨特，《肮脏的手》
前言
这本书的书名长一点，但能够很好地表达本书的宗旨。我使用“形成”，因为这是一个在动态过程中进行的研究，其中既有主观的因素，又有客观的条件。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

“阶级”一词使用了单数，而不用复数，其理由正是本书探讨的一个问题。单数和复数自然不同，复数可以进行描述，其含义既清楚又不清楚，它把一些不连续的现象松散地联系在一起：这里是裁缝，那里是织工，堆积在一起而形成工人阶级的复数。

但我说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

不仅如此，对阶级的看法还有赖于对历史关系的看法。如其它关系一样，历史关系是一股流，若企图让它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静止下来并分析它的结构，那它就根本不可分析。最精密的社会学之网也织不出一幅纯正的阶级图形，正如它织不出“恭敬”与“爱慕”这些概念一样。关系总要体现在真人身上，而且还要有真实的背景。我们不能有两个泾渭分明的阶级，其存在各自独立，然后再把它们拉进彼此的关系中去。我们不能有爱而没有恋爱的人，不能有恭敬而没有地主与长工。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如果说经历是可以预先确定的，阶级意识却不然。我们可以说具有相似经历的相似职业集团对问题会作出合乎逻辑的相似反应，但决不能说这里面有“规律”。阶级觉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以相同的方式出现，但决不会有完全相同的方式。

有一种说法很有诱惑力，即假定阶级是一个“东西”，但在马克思自己的历史著作中，这并不是他的本意。然而这个错误却使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受到损害。有些人说：“它”，即工人阶级，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几乎可以用数学方法来精确测定，例如有多少人对生产资料是处于某种关系之中等等。一旦这种假定确立起来，阶级觉悟也就推导出来了：如果“它”适时地了解到自己的地位和真实的利益，那么“它”就应该有阶级觉悟（但实际上却很少有）。这里有一个文化上的上层建筑，通过它，人们极缓慢地意识到这一点。这种文化上的“落后”与走形使人不能容忍，所以就很容易产生某种替代的理论，即党团派系、理论家等等，由他们揭示阶级觉悟。但这种觉悟并非现实中的觉悟，而是理论上应该如何如何的觉悟。

在意识形态的分界线上，另一边也每天都在犯同样的错误。其中一种说法是完全否定阶级的。由于把肤浅的阶级概念强加给马克思，而这种概念又很容易被击破，于是就有人说：关于阶级的任何概念都是胡思乱想出来的，是强加于证据之上，而阶级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另一种说法则靠一个奇妙的转换把阶级的动态观点变成了静态观点：“它”，即工人阶级，是存在的，而且可以多少准确地界定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部分；但阶级觉悟却不是个好东西，它是精神不正常的知识分子发明出来的，因为，在发挥着不同“社会功能”的集团间破坏其和谐共存（由此而延缓经济成长）的任何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失调现象”。[1]问题应当是：如何才能最好地“处理和疏导”它的抱怨。

如果能记住阶级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东西，那就不会这样来思考问题了。“它”之存在，既没有典型化的利益与觉悟，也不像病人躺在整形医生的手术台上那样让人随意塑造。我们不会像某位作者那样本末倒置地来看问题，他在研究阶级问题时，一头栽进了方法论的牛角尖，而不去考察真实历史背景下的真实阶级地位，于是我们听说：

阶级的基础是与地位有关的权力差异，即与其权力预期值有关的社会功能结构。……个人由于发挥了与权力有关的社会功能而成为一个阶级的成员，……他属于某个阶级是因为他在一个社会组织中占有某种地位，也就是说，阶级的身份来自对社会功能所承担的责任。[2]
问题的关键是：这个人如何才能进入某种“社会功能”？还有，那个特别的社会组织（连同其财产权和权力结构），是如何出现的？而这些，就是历史问题了。如果让历史停留在某一点上，那就不会有阶级，而只会有一堆人加上一堆经历；但如果在社会发生变化的一个适当的时间段上来观察这些人，就能看到其相互关系及思想与建制的模式。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惟一的定义。

我对某些社会学家在方法论上的见解也许理解不深，但我希望，我这本书至少对理解阶级有所贡献。我相信，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这本书可以看做是英国工人阶级从步入青春到早期成熟的一本传记，1780至1832年间，多数英国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和雇主们对立。统治阶级当然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在这些年中之所以还能抱成一团，是因为面对反叛的工人阶级，他们间的某些对立化解了（或降到相对次要的地位上）。因此，在1832年，工人阶级的存在是英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

本书的写作如下：第一部考察18世纪留传下来的人民传统，这些传统在18世纪90年代严酷的雅各宾骚动中发挥了作用。第二部从主观因素转向客观因素，即工业革命时期不同工人集团的亲身经历，而在我看来，这些经历的意义特别深远。这个部分还企图对工业中新产生的劳动纪律的特点作出评价，以及卫斯理宗与劳动纪律有什么关系。第三部谈人民激进主义的历史，从卢德运动开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那些可歌可泣的年代。最后，还对19世纪20和30年代的政治理论和阶级觉悟的某些方面进行探讨。

因此，本书不如说就是一组论题彼此相关的论文集，而不是首尾相连的叙述文。在选择这些论题时，我常常意识到我正在向流行的正统观点挑战，比如说，这里有费边社的正统观点，它把工人群众看成是自由放任政策的被动的牺牲品，只有少数一些卓有远见的组织工作者不在其例（其中最突出的是弗朗西斯·普雷斯）。经济史学家以经验为基础，他们也有他们的正统观点，他们把工人看成劳动力，看成移民，看成一系列统计数字的原始资料。此外，还有所谓的“天路历程”正统观点，它在这一整段历史时期中上下搜索，要找出各种各样的先行者——诸如福利国家的先驱、社会共和国的前辈、以及（最近流行的）理性工业关系的早期实例等等。当然，所有这些正统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它们都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面。但对第一、第二种观点我要说：它们很容易忽视工人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他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自觉作出的贡献；对第三种观点我要说：它用后人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而不顾及历史本来的面目。只有成功者（即他们的愿望预示了后来的发展的人）才被记住了；走不通的路，迷失的事业，还有那些失败了的人则统统都被忘记。

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他们的手艺与传统也许已经消失，他们对新出现的工业社会持敌对态度。这看起来很落后，他们的集体主义理想也许只是空想，他们的造反密谋也许是有勇无谋；然而，是他们生活在那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而不是我们；他们的愿望符合他们自身的经历。如果说他们是历史的牺牲品，那么他们现在还是牺牲品，他们在世时就一直受人诅咒。

我们在作判断时，就不能把这一点作为惟一的标准，即人的活动是否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不管怎么说，我们自已也不是在社会进步的最终点上，工业革命时期，人们失败了的某些事业，也许能让我们看清至今仍须整治的某些社会弊病。此外，还有两个特别的原因使这个时期尤其引人注目，就是：第一，在这个时期，人民运动特别注重平等与民主的原则，我们虽然时常夸耀我们的民主生活方式，但在那些关键的岁月里发生的事，却又常常被人们忘记或忽视；第二，今天这个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存在工业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存在着为建立民主而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在工业革命中的经历相比何其相似——那些在英国失败了的事业，说不定会在亚洲或非洲取得胜利。

最后，我要对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读者说几句道歉的话。我没有涉及他们的历史，这不是出于沙文主义，而是出于衷心的敬意。因为阶级既形成在经济中，也形成在文化中，所以我十分当心，不把英国的经验普遍化（我确实谈到了爱尔兰人，但不是在爱尔兰的爱尔兰人，而是到英格兰来的爱尔兰移民）。苏格兰的经历尤其和我们一样，它既激动人心，又充满痛苦，雅各宾派在苏格兰的宣传鼓动甚至更加激烈，更加英勇。但苏格兰的事毕竟不同，加尔文教不是卫斯理宗，虽然在19世纪初很难判断哪一个教派更不好。英格兰没有像高地移民那样的农民，群众文化也相当不同。很可能，直至19世纪20年代，都可以把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经历分得一清二楚，因为到这时为止，双方的工会和政治联系都是时断时续的，而且很不成熟。

本书写于约克郡，因此常常使用约克西区的史料。我要感谢利兹大学，感谢S.G．雷布尔德教授，是他们使我在几年以前开始研究这个项目，而最后就写成了这本书；我感谢利维霍姆基金会，是它给了我高级研究员的身份，使我能最终完成这本书。我在给学生上课时，也从学生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这本书中提出的那些问题，有许多就曾和他们讨论过。我还要感谢各部门主管，是他们准许我引用了手写的资料和有版权的资料，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将特别写在全书的最后。

我还应该感谢其他许多人，如克里斯托弗·希尔先生、阿萨·布里格斯教授和约翰·萨维尔先生，他们对本书的部分书稿作出过指正，虽说他们并不对我的观点负责。R．J．哈里斯先生在编辑本书时极有耐心，因为本书突破了一套丛书的限制，而最初这本书是写给那套丛书的。佩里·安德森先生、丹尼斯·巴特先生、理查德·科布先生、亨利·科林斯先生、德里克·克罗斯利先生、蒂姆·恩赖特先生、E．P．亨诺克博士、雷克斯·拉塞尔先生、约翰·雷克斯博士、E．西格斯沃思博士和H．O．E．斯威夫特先生都曾在不同方面给予帮助。此外，我还要感谢多萝茜·汤普森夫人，她也是历史学家，而她又是我的妻子，本书的每一章都曾和她讨论过，我们之间的关系使我能够借用她的观点，也能借用她笔记本上的资料。她的贡献不表现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而表现在看问题的整体方法上。

1963年8月，于哈里法克斯




[1] 持这种观点而又与本书所述时期相关的一个例子，可在塔尔科特·帕森斯教授的一位同事的著作里找到，即N．J．斯梅尔策的《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变化》(1959)。

[2] R.达伦多夫：《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阶级冲突》（1959），第148一149页。
第二部 受诅咒的亚当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圣经•创世纪》，第3章，第19节




第六章　剥削


约翰•瑟尔沃尔把每家“制造厂”都看成是政治反叛的潜在中心，然而，并不只是瑟尔沃尔看到了这一点。一位贵族在1792年游历约克郡河谷时就惊讶地发现，在埃斯加思那“田园般的河谷”里新建起一座棉纺厂。他说：“哎呀，现在这里有了一座火光闪闪的大工厂，它后面的那条小河夺去了桥的上流瀑布的一半水源”：


随着钟声的鸣响，厂房的喧闹声震动了整个河谷；人们的话题是叛逆和平均制度，反叛随时可能发生。
工厂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象征而诞生，这种社会力量摧毁的正是“自然进程”。它对现存秩序构成了双重威胁，第一种威胁来自工业财产的所有者。这些暴发户拥有不公平的优势，他们依赖这种优势超过了仅靠收取地租为收入的地主；


如果人们都这样开始致富，或者说，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极其容易成为富人，那么，我们这些固定收入平平的人是多么可悲呵！所有起毛工和田里的农夫们又是多么不幸呵！
第二种威胁来自产业工人大众。我们的这位访问者以不可名状的仇视态度对待他们，这种态度与今天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对待有色人种的态度相去不远：


确实，这些人得到了工作；但是，他们全都被抛进因人多而形成的罪恶之中……这些人只要不在工厂里劳动，就必定出去偷窃、挥霍和抢劫，……[1]
在1790至1850年之间，观察家们通常都把棉纺厂和新型的工业社会等同起来，他们还把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关系对应起来。然而，只有卡尔•马克思才以非凡的勇气表达了这一点。他宣称：“手工工场给予你们一个有封建领主的社会；蒸汽机工厂却给予你们一个有产业资本家的社会。”但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新”不仅新在产生了工厂主，而且还在工厂和工厂的周围诞生了劳动群众。1808年，一位地方官员写道：“我们一靠近兰开郡工厂区的边缘，就遇见了一种新的人类，他们在行为方式、就业和从属关系上，全是新的。”同样，罗伯特•欧文也在1815年指出：“工厂在全国的普及使全国居民有了新的特征……产生了民众基本特征的根本转变。”

到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观察家们仍然把“工厂制”看做新事物。1833年，彼得•加斯克尔在提及工厂劳动群众时说，他们“不过是摇篮里的赫克勒斯”,“自从开始使用蒸汽动力以来，他们才变得极端重要，‘蒸汽机’把人们高度集中地聚集起来。”加斯克尔已经在工人阶级的组织中看到了最令人憎恶的“权力中的权力。”[2]十年以后，库克•泰勒用同样的口气写道：


蒸汽机的出现没有先例，珍妮纺纱机也没有先例可循，畜力的和动力的织机之出现更是追溯不到任何渊源，就像朱庇特脑子中的密涅瓦一样，它们突然诞生了。
然而，引起这位观察家深切不安的却是这些“新事物”给人类带来的后果：


“当外地人穿过聚集在棉纺厂和印染厂周围的人群时，……他不能不以近乎绝望的忧虑和担心的情感去看待这些‘芸荟众生’。这些人和他们所从属的制度一样，都是新的，但他们的力量在一小时一小时地增长。这是一个人群的聚集，包含着他们自身在内的这个概念所表达的某种不祥的令人害怕的东西……就像海水慢慢地上升，逐渐地上涨，它包含了从社会下层升起的一切因素，在未来某个不远的时候，将浮起到上帝才知道的地方。这些人群蕴藏着可怕的能量……工厂的劳动群众，仅仅从他们的形成来看，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习惯却是崭新的，是在它的条件环境下形成的，它不接受来自外部的指导和引导。[3]
1844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做了这样的描述：在他看来，“第一批无产阶级是与工厂相联系，由工厂而产生的。工厂工人是工业革命的长子，他们从开始到今天，一直是构成劳工运动的核心。”

不论保守的、激进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观察家在价值判断上存在无论多么大的分歧，都不妨碍他们提出一个相同的等式：蒸汽动力＋棉纺织厂＝新工人阶级。他们认为生产的物质手段以直接的、多少带有强制性的方式诞生了新型的社会关系、社会建制和文化方式，而1811至1850年的群众骚动与运动的历史显然证实了这个情景。18世纪90年代，英国民族似乎被投入了一座大熔护，而在战争以后以完全不同的面貌重新出现。1811至1813年间发生了卢德运动的危机，1817年爆发彭特里奇起义，1819年发生彼得卢事件。在此后10年中，工会的活动大量和全面地展开，欧文主义者的宣传，激进的报刊运动，争取十小时工作制运动，1831至1832年的革命危机，以及此后的一系列运动最终导致宪章派的诞生。（在当时的观察家和现在的历史学家看来）也许正是这种统一的群众骚动与运动的规模和强大力量，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有力地使人感到发生了某种突变。

人们可以看到，18世纪90年代发生的每一种激进现象都以成10倍的规模在1815年以后再次发生。一小批雅各宾派的传单导致了极端激进派和欧文主义者的期刊大批地诞生。过去，丹尼尔•伊顿曾因出版潘恩的著作而被判处监禁。现在，理查德•卡莱尔及其店铺伙计们也因同样的罪名被判刑，刑期总量竟达200年上。过去，通讯会只能勉强地在约20个城镇里生存下来，战后，汉普登俱乐部和其他政治联盟却在许多小工业村庄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既然人们想起这种民众的骚动与棉纺织业中急剧的变化同时出现，它自然就使人认为其中有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看来，棉纺织工厂不仅是工业革命的推动者，也是社会革命的推动者，不仅生产了更多的产品，而且生产了“劳工运动”。工业革命最初只要求人们去描述，现在却要求人们来解释。

从阿克莱特时代到“活塞骚动”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在重现它的时候主要把它想象为“黑暗的、巨大的厂房”，这就是人们想象中的工业革命。这里的部分原因也许是急剧的变化作用于视觉而产生的想象——军营似的厂房，高大的烟囱，工厂里的童工，工人的木底鞋和妇女的披巾，分散在工厂周围的一簇簇居民点，就像工厂生出的鱼卵一样。（这些印象当然使人们首先想到工业，然后才会想到与工业有关的并为工业服务的人们。）另一个原因是棉纺织工厂和新兴的工业市镇——它成长之迅速，技术之精巧，纪律之奇或严格——这些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那么的明显和奇特。比起那些默然不知名却不断蔓延的工业区来（它们常出现在内政部的“动乱登记薄”上），这些现象为有关“英格兰状况”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更令人满意的表征。文学传统和历史传统都是从这里面产生出来的。当时的人们对工业革命的状况所做的经典描述，例如欧文、加斯克尔、尤尔、菲尔登、库克•泰勒和恩格斯等人的描述，几乎全部以棉纺织工业为基础，其中又主要以兰开郡的棉纺织工业为基础，这里列举的只是其中的一些例子。《迈克尔•阿姆斯特朗》、《玛丽•巴顿》和《艰难时世》等一些文学作品则使这种传统永世流传，人们在后来的经济史和社会史著作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的侧重。

不过，这里面依然有不少问题。棉纺织工业是工业革命的前哨工业，[4]棉纺织工厂是工厂制的突出雏型，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社会或文化生活的动力之间存在着某种自动的或过分直接的因果关系。在棉纺织工厂“崭露头角”（约1780年）的半个世纪以后，棉纺厂工人人数依然只是棉纺织业成年劳动力中的少数。19世纪30年代初，单是使用手工织机的棉织工人，在数量上仍超过棉织业、毛织业和丝织业纺纱和织造工厂中男女工人数量的总和。[5]此外，在1830年，成年的男性棉纺工人并非所谓的“一般工人”这种难以捉摸的工人形象中的典型，正如20世纪的年代考文垂的汽车工人也不是这种“一般工人”的典型一样。

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过份地强调棉纺织工厂是一种新的事物必然会导致过低地估计政治和文化传统在工人阶级整体形成过程中所保持的连续性。工厂工人远非“工业革命的长子”，他们出现得比较晚。他们的许多思想和组织形式早已存在于家庭手工业工人当中，例如在诺里季和中西部地区的呢绒工人和曼彻斯特的窄幅衣料织工当中。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期，（以及在北方和中部地区某些市镇，1832至1834年直至工厂大歇业之前），除了棉纺织业地区以外，工厂工人是否“构成了劳工运动的核心”是值得怀疑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雅各宾主义在手工工匠当中有最深厚的根基。卢德运动的主体是小作坊的技术工人。从1817年到宪章运动，北方和中西部地区的每一次激进骚动，家庭手工业工人和工厂工人一样极有声势。在许多市镇，为劳工运动提供思想、组织和领导的真正核心是由鞋匠、织工、制鞍匠、马具匠、书贩、印刷工、建筑工人和小商贩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在1815至1850年之间．伦敦广大地区激进运动的中坚不是来自于大型重工业（当时的造船业正趋于衰退，机械工人到19世纪末才发挥作用），而是来自于一批较小的行业与职业。[6]

事物经历的多样性，引起了一些作者对“工业革命”和“工人阶级”（单数）等术语产生怀疑。不过，我们的讨论没有必要停留在前一个提法上。[7]这个提法从其一般含义上来说有足够的使用价值。至于后一个提法，有许多作者倾向于使用复数来指称“工人阶级”，强调复数的“工人阶级”含有社会地位、文化程度、技术水平和生活状况等各方面的重大差异。这样做实际上是响应了弗朗西斯•普雷斯的抱怨：


如果工人的特征和行为是从期刊、杂志、宣传小册子、报纸以及议会两院和工厂委员会的报告中去认识，我们将会发现他们都被杂乱无章地凑在一起叫作下等人，技术最熟练、最谨慎的工人与最无知而最鲁莽的工人和穷人混同在一起了，尽管他们之间的差异很大，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根本无法比较。[8]
普雷斯显然是正确的。从比他们“地位更高的人”看来，森德兰的水手、爱尔兰的挖土工、犹太人水果贩子、东盎格利亚村庄作坊里的工友和《泰晤士报》的排字工人，都属于“下等阶级”（复数），而他们自己却可能相互听不懂各自说的话的意思。

尽管如此，在各种小心求证之后，我们仍可以发现，在1790至1830年之间这段时期内最明显的事实仍然是“工人阶级”（单数）的形成。它首先表现为阶级意识的成长，即各个不同群体的劳动人民之间的利益认同以及它与其他阶级利益对立的意识。其次，它表现为相应形式的政治和工业组织的成长。到1832年，已经成立了基础雄厚的、自觉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事业机构（工会、互助会、教育和宗教运动、政治组织、期刊等等），形成了工人阶级的知识传统、各种工人阶级群体社交的形式和工人阶级的感情。

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是经济史上，而且是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事实。它不是工厂制的自发产物，也不应当想象有某种外部力量（即“工业革命”）作用于某种难以形容的、混沌的人类原料，从而在另一端生产出一种“新人类”。工业革命过程中变动着的生产关系和劳动条件并非施加在这种原料上，而是施加在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身上。这些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是由潘恩传下或由卫斯理宗铸成的。工厂工人或织袜工人也继承着班扬的传统，继承着人们记忆中的村庄的权利，继承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也继承着行业的传统。他们是民众宗教信仰灌输的对象，又是新政治传统的创造者。工人阶级被别人形成，同时也在形成自己。

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在反对目前流行的经济史和社会学各流派观点，而为当时的一个“经典”看法作辩护。由马克思、阿诺德•汤因比、韦伯夫妇和哈蒙德夫妇首先提出并加以考察的工业革命研究，现在仿佛已是学术性争论的领域。现在，人们所熟悉的“灾变论”已经一点一点地受到争议。这一论调习惯于把这个时期看做是一个经济上失去平衡、大量发生悲惨的生活和剥削、政治上受压迫和英勇的民众骚动时期；现在，学者的注意力已经开始转向经济增长率（以及从经济“起飞”过渡到自我持续不断地技术再生产阶段的种种困难）。对圈地运动的研究现在受到了重视，但原因并非因圈地而驱赶穷苦农民所显示的残酷性，而是此举成功地为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了粮食。在他们看来，那个时期的苦难并不是由于剥削和你死我活的竞争造成的，而是由于战争、交通不便、银行和交易所的不成熟、市场不稳定和贸易周期打乱了正常秩序所造成的。群众骚动是由于小麦价格上升而同时又出现商业萧条这样一种难以避免的巧合而造成的，这可以用有关数据所揭示的“社会紧张”图表来表达。[9]总之，他们提出，从许多方面来衡量，1840年产业工人的状况比1790年家庭工人的状况更好。工业革命不是一个灾难性的、激烈的阶级冲突或阶级压迫的时代，而是一个不断改善的进步时代。[10]

现在，经典灾变论的正统观点，已经被一种反灾变论的新正统观点所取代。这种新观点以根据经验谨慎地对待证据而著称。它的著名倡导者（约翰•克拉潘爵士、多拉西•乔治博士和艾什顿教授）严格地批评了过去的学派中某些作者不够严谨的态度。新正统观点的著作丰富了历史学的学术性，修正了经典学派的一些重要论述。但是，新正统观点如今也变得陈旧了，并且在大多数学术中心扎下营盘，所以现在就轮到它们来面临挑战了。这些实证主义大师的继承者们表现得意满志得、孤陋寡闻，对当时工人运动的实际状况缺乏了解。他们对正统的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比较了解，但对工业革命所引起的杜会关系和文化方式的变化了解甚少。他们失去了对整体过程的认识，其中包括对那个时代整个政治和社会背景的认识。作为有价值的验证，他们绕过察觉不到的阶段到达新的普遍化（不过很难用事实来加以支持），并从普追化而取得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看法。

实证主义正统观点的发展往往是在批判哈蒙德夫妇的著作中实现的。确实，哈蒙德夫妇显然是想把历史道德化，从而过多地以“激愤的情感”来排列材料。[11]后来的研究揭示了他们的著作有不少观点是错误的，或者需要验证，而且我们打算提出其他的见解。不过，为哈蒙德夫妇作辩护也就说明了他们关于劳工研究的著作及其所广征博引的史实，仍不失为有关那个时代的不朽的最重要的史料著作。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说，他们的透彻叙述表现出他们对工业革命发生时的政治背景有充分的认识。在对某个棉纺织厂的帐簿进行过考察的学者看来，拿破仑战争只不过对国外市场及其起伏多变的需求发生了异常的影响而已。哈蒙德夫妇却从未忘记那也是一场反对雅各宾主义的战争。他们在《技术工人》的导言中一开始就指出：“书中所讨论的那个时期的英国历史读起来就像是一部内战史。”在《城市工人》的结论中，他们在评价其他无关紧要的价值观念的同时，表现了深邃的洞察力，从而使这整个时期的历史豁然开朗：


正当半个欧洲为“公民”这个词的新魅力变得如痴如狂，而另半个欧洲为此而感到无限恐慌的时候，英国却被那些认为农民的思想是对他们的宗教和文明的挑战的人们所掌握；他们有意识地试图把生活的不平等作为国家的基础，强调工人作为从属阶级的地位，并使之永远固定下来。因此，事情就是这样：法国革命在法国人民之间所造成的分裂还不如工业革命在英国人民之间造成的分裂。……
“事情就是这样：……”这个判断可能会引起怀疑。然而，正是这样的洞察力——即在英国事实上并没有发生的革命却比法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的那场革命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在某些方面显得更为分裂——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使我们可以看清那个时期真正的灾变性质。在那整个时期，同时发生的巨大影响不只是这两个，而是三个，那就是人口的巨大增长（英国人口从1801年的1050万上升到1841年的1810万。其中，1811至1821年间的增长率最大），工业革命在技术方面的巨大影响，而且，1792至1832年是政治上的反革命。

总之，同蒸汽机一起，政治环境对工人阶级意识和组织形式的形成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18世纪末争取进行政治改革的各种力量（如威尔克斯，城市商人，米德尔塞克斯的小乡绅，乡绅和“暴民”亦或是怀威尔的小乡绅和自耕农、小布商、刀具匠和其他小商贩）在18世纪9O年代正处于取得部分胜利的前夜：皮特已被人冠以改革派首相的角色。如果事情按这种“自然的”道路发展下去，我们或许可以预料，不必等到1832年就会有一个结果，以大地主、大商业集团为一方，以工业家和小乡绅，以及紧跟在中等阶级宣传鼓动运动后面的工人为另一方，最后一决雌雄。实际上，即使当1792年，工业家和自由职业者在改革运动中占主导地位之时，各种力量之间依然是平衡的。但是，在《人权论》[12]取得了成功，法国革命日益激进并造成了恐怖，皮特开始镇压以后，只有下层的通讯会挺身而出，与反革命战争对峙。这些下层团体尽管在1796年还很弱小，却构成了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的“地下活动”传统。贵族与工厂主因法国的榜样而感到惊恐，又处在好战的爱国主义狂热中，他们因此结成同盟。英国的“旧制度”不仅在国家事务方面，而且在使古老的市政团能够永久存在下去方面都取得新的生命，而这些市政团则在对膨胀的工业市镇进行错误的统治。工业家则由此获得了重要的让步;特别是废除即取消了关于学徒制、工资调节和工业劳动条件方面的“家长式”法令。贵族所关心的是镇压人民当中雅各宾派的“密谋”，而工厂主所关心的却是去挫败他们要求提高工资的“密谋”；反结社法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双重目标。

在战争期间，劳动人民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处于被冷落的地位（有时，他们还不得不加人战争）。这的确并不新鲜。新鲜的是这种状况与法国大革命同时出现；与自觉性的增强和希望的扩大（例如“自由之树”已从泰晤士河播种到泰伯恩河）发生重迭；与人口的增长发生重迭——在伦敦和其他工业地区，对人口增长的感觉一年比一年趋于明显（随着人口数字的增长，他们对主人、地方行政长官和牧师的依从趋于减弱）；而且和更深刻更明显的剥削方式发生重迭。在农业和旧式的家庭工业中，剥削加重了；在新型工厂也许还有矿山里，剥削更明显了。在农业中，1760至1820年之间出现了全面的圈地，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地丧失公共权利，无地的农民以及——南方的——赤贫劳动者沦为农场主和地主的劳工，还要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在家庭工业中，1800年以后出现了小业主让位于大雇主（无论是工厂主或中间商）的趋势，大多数纺织工、织袜工、制钉工不得不外出去寻找工作，成为依靠工资收人生活的工人。就业往往得不到保证。在棉纺厂和许多矿区，这是雇佣童工（以及女工下矿井）的时代。大规模的工矿企业、工厂制及其新的劳动纪律、工厂社区——其中工厂主不仅依靠工人的劳动致富，而且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可以眼看着致富——所有这些都使得剥削的过程明显可见，也造成了被剥削者在社会和文化上的汇合。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工业革命真正的灾变性了；同时也可以明白英国工人阶级在这些年代形成的一些原因了。人民要同时从属于两种关系的加强：这两种关系都是无法忍受的，一种是经济剥削关系的加强，另一种是政治压迫关系的加强。雇主和劳工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酷，越来越少人情味。不错，这确实使工人的潜在自由程度得到增强，因为农场里的雇工或家庭工业里的帮工（按汤因比的话来说）“被放在农奴的地位和公民的地位之间”，但这种“自由”意味着他们更多地感觉到了不自由。他们在力图抵抗剥削的斗争中前进的每一步都与雇主或国家的力量相遇，而且通常是同时遇到两者的力量。

大多数劳动人民是从剥削的性质及其强度的变化中感受工业革命的残酷经历的。这种说法决不是用今天的眼光去推导过去而强加于证据之上的。我们可以描述一下1818年（即马克思诞生的那一年）某位引人注目的棉厂工人所遭受的一部分剥削过程。这是一名“棉纺帮工”向正处在罢工风潮中的曼彻斯特公众发表的一封公开信，其叙述一开始就指出雇主和工人“是两个不同阶级的人”: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雇主：他们是这样一种人，几乎没有例外。他们都出身于棉纺织作坊，没有教养，没有风度。他们只有在同曼彻斯特交易所的商人做交易中获得的那一点点知识。但是，为了弥补那种缺陷，他们会向你摆阔气，炫耀精美的宅第，成套的家具，仆从，园圃，猎马和猎狗等等，他们特别喜欢以自负的样子向外地来的商人们夸耀。他们的房屋的确是豪华的宫殿，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你在伦敦附近看到的那些干净漂亮的别墅……但是．那些对自然和艺术相结合的美有真正认识的观察者会发现他们的嗜好有可悲的缺陷。他们把子女送到最昂贵的学校去培养，决意要把他们自己缺乏的东西双倍地给予后代。他们的头脑里几乎只有一个念头．即自己是他那个地区中道道地地的小君主、独裁者和专制者。为了维护所有的这一切，他们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如何花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量的劳动上……。总之，我最大胆地不怕有人反对地说，那里的工厂主与纺纱工人之间的差别，比伦敦的商人首富与他最低贱的仆人或最低级的工匠之间的差距还大，而且简直无法相比。我知道，绝大多数的纺纱厂主为了使纺纱工人永远贫困潦倒……为了从他们的口袋里拿走剩余物而尽可能地降低工资。这就是事实。
棉纺纱厂主是这个国家中不同于所有其他业主的阶级。他们无知、骄傲、专制。那么，作为这种工厂主的工具，或者不如说是东西的那些人，又怎么样呢？喏，多少年来，他们连同妻子儿女——都是残酷主人的男女奴隶——必须忍耐。有人说这些人是自由的，法律既保护富人也保护穷人，纺纱工人如果不欢喜这份工资可以离开他的工厂主嘛。他们就是这样来对我们共同的认识横加讥讽打击的；不过，这是徒劳的。确实，他可以走，但又走到哪里去呢？为何不到另一家工厂去呢？是的。好，他去了，于是他受到盘问，“你原来在哪儿工作？他把你开除了吗？”“不，是我们不能接受那样的工资。”“那么，我不能雇你，以那种方式离开工厂主的任何人，我都不能雇用。”因为工厂主之间有一种讨厌的联合。这种联合于1802年首先成立于斯托克波特，从此以后推广到各个地区。曼彻斯特周围方圆许多英里内的大工厂主都加入了这个联合。不过，小工厂主没有参加：他们被排除在外，对大雇主来说，他们是最讨厌的人，想象不出比谁更讨厌的了。这种联合一成立，就首先制订了一条规定：任何工厂主必须查明．如果工人是被他原来的主人解雇的，便不能再雇用。这些工人怎么办呢？如果他去一个教区，那是个独立自主的坟墓，便会得到通知：我们不能救济你，如果你是同老板吵了架，又不养活你的全家，那么，我们就送你去监狱。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不得不服从老板。他不能像鞋匠、木匠、裁缝那样外出觅工，他在任何市镇都找不到工作，他无法离开自己的地区。

一般说来．工人是不会欺侮人的，是谦逊而消息灵通的。他们怎样获得消息，对我来说几乎是个谜。假如没有被逼得太急，他们是驯服的、听话的；只要我们想到他们从6岁就开始从早晨5点到晚上8——9点学做工，这就不奇怪了。让一个主张服从老板的人每天早晨5点以前站在通往工厂的街上去看看这些小孩的可怜相吧，无论什么样的天气，他们的父母都要一大早就把他们从床上叫起来。再让他去看看他们吃的那一点点可怜的食物吧，他们的食品主要是掺了碎燕麦饼的稀粥，一摄盐，有时用一点点牛奶着着色，午餐则是几个土豆，一片腊肉或肥肉。伦敦机器工匠会吃这种东西吗？他们到了工厂（迟到几分钟便要克扣一天的1/4工资），一直到晚上9点钟被关在温度极高的房间里，比今年夏天最热的那几天的温度还高。他们得不到休息，一整天只有三刻钟的时间用来吃饭，超过了这个时间就必须一边劳动一边吃饭。西印度群岛的黑奴如果在炎热的太阳下劳动还有喘息一会儿，扇扇扇子的时间，他们还有一小块自己的土地，给他们一些时间去种地。英国的纺纱奴隶却不能享受室外的空气和吹荡的微风。他们被关在八层楼高的工厂里，直到笨重的机器停止了才能喘一口气，然后回到家里去恢复体力以便第二天再劳动。他们没有时间与家人愉快地聚会，他们一个个疲劳不堪、筋疲力尽。这里一点也没有夸张，完全是事实。我还要再问一句：英国南部的机器工匠忍受得了这个吗？当棉纺织业刚刚起步的时候，在称作蒸汽机的那些可怕的、取代了必需的人力的机器开始使用之前，有一大批当时被称作“小老板”的人；这些人有一点点资本，能采办几台机器，雇用一些劳力，包括男人和男孩子（大约20至30名），他们的劳动产品都被拿到曼彻斯特的中心市场去出售，便落到了掮客们的手中……掮客将产品卖给商人。通过这种方法，纺纱老板便可以呆在家中劳动，看管工人。原棉一般是大捆大捆地散发给各家纺织工人的妻子，由她们加热清洗，为工厂里的纺纱工做好准备。她们每周可以赚到8先令、10先令或12先令，并在家做饭，照顾孩子。但是，现在不再有这样的工作了，因为所有的原棉都用被叫作魔鬼的蒸汽机驱动的机器来拆散打松。于是，纺纱工的妻子们失去了工作，除非她们也到工厂去整天劳动，去做儿童可以做的工作，每周赚几个先令，4先令或5先令。过去，如果工人同老板发生了争吵，可以离开他，到别处去寻找工作。但是，几年的功夫一切事情都变了。开始使用蒸汽机了，为了购买蒸汽机以及建造可容纳蒸汽机和六七百个工人的厂房，需要大笔资本。蒸汽机动力可以生产比小老板能生产的更多的（虽然并不是更好的）产品，并以同样价格在市场上出售。结果，这些小老板很快就破产了。大资本家通过他们的衰落取得了胜利，因为小老板是横在大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对工人实行完全控制的惟一障碍。

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各种争吵都起因于产品质量问题。工人按照发给他们的一定量的原棉所生产出来的棉纱束数或码数来领取工资，数量要由监工来鉴定，监工的利益决定了他们必须依赖老板，因此总是谎称产品粗糙。如果工人不服，就必须把老板叫到地区长官面前去对证，而所有的地区长官，除了两名受人尊敬的教士外，全与纺纱厂主一样，出身于乡绅。纺纱厂主总是叫他们的监工去出席听证，回答询问，因为他们认为不屑于同低于他们身份的奴仆会面。地区长官的决定总是有利于工厂主的，因为他们只听监工们的陈述。工人们不敢向上级法庭申诉，因为他们花不起申诉费。

工人的这些不幸都来源于那些地区的令人诅咒的垄断，财富和权力都落在少数人手中，他们傲慢得自以为是天下的主人。[13]

这些事实读起来有相当的说服力，不过这像布鲁厄姆勋爵的“政治经济学”一样，是一面之词。所不同的是，这位“棉纺帮工”描述的事实是另一类型。我们不必管他的所有判断是否都可靠。他的公开信详细诉说了工人群众对资本主义剥削性质变化的一宗又一宗不满，比如缺乏传统权威或义务的一个雇主阶级的兴起；主人与工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利用他们的新财富和新权力进行的剥削于明朗化；工人失去了社会地位，尤其是失去了独立而完全依附于工厂主的生产工具；法律的偏袒和不公正；传统家庭经济的瓦解；劳动纪律、单调的劳动、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丧失了闲暇时间和人生的乐趣；工人沦落到“工具”的地位，等等。

不管怎么说，工人觉得不满——而且是强烈地不满——这个事实本身就足应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有力地提醒我们，那些年代一些最激烈的冲突所围绕的争端并不是由生活费用的数据引起的。引起最强烈感情的往往不是“面包和黄油”的简单问题，而是价值观念问题，例如传统习惯，“公正”、“独立”、安全保障、家庭经济等等，这些都面临危险。19世纪30年代初爆发的骚动所涉及的各种争端，工资是次要问题：对陶瓷业工人来说，是反抗实物工资制；对纺织工人来说，是争取十小时工作制议案；对建筑工人来说，是争取合作社的直接行动；对全体工人来说，是争取参加工会的权利。1831年东北部煤田的大罢工是为了争取就业保障、“煤田实物工资制”以及有关童工的问题。

剥削关系不只是不满和相互对立的总和。这种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与所有制和国家权力的形式对应的不同形式。工业革命中典型的剥削关系是非个人化的，也就是说，它不承认相互间的长远义务，如家长式的或服从的义务、“行业”利益的义务等等。不存在与自由市场力量的作用相对立的“公平”价格的余地，也不允许有受到社会和道德观念支持的工资的默契。对立被看做是这种生产关系中固有的特征，管理和监督职能要求压制除了能够从劳动中攫取最大剩余价值以外的一切特性。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解剖过的政治经济学。工人已经变成了单纯的“工具”，是各种投入成本中的一项。

实际上，任何复杂的工业企业都不可能按照这样的哲学来运行。出于对工业劳资关系和睦、对稳定的劳动力供给以及对有经验有技术的劳动者的需要，到1830年，棉纺织厂已经非提高管理技术不可，而且事实上也出现了新的家长制。在过去的分散家庭手工业制度下，劳动力供应过剩，总有足足一大批尚未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在为就业而彼此竞争，因此，上述新的想法行不通。现在，旧的习惯已经衰落，旧的家长制已被抛弃，这种剥削关系于是上升到了主导地位。

这并不意味我们可以把对工业革命的种种冷酷性的“责难”都加之于“老板”或加之于自由放任主义。工业化的过程在任何可以设想的社会条件下，必定都会带来苦难，造成可贵的旧生活方式的解体。最近的许多研究揭示了英国的这一过程存在一些特别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市场风险；战争给商业和金融带来的重重后果；战后的通货紧缩；贸易条款的变动；人口“爆炸”造成的空前压力等等。此外，20世纪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使我们对笼罩在经济增长上的问题有所了解。可以说，工业革命中的英国遇到了“起飞”的种种问题；对运河、工厂、铁路、铸造厂、矿山和其他设施大量的长期投资是以牺牲当时的消费为代价的；1790年至1840年的那几代工人为了将来而牺牲了一部分，甚至全部的消费增长的希望。[14]

有许多论点都值得密切的注意：例如关于南美市场需求的起落变动以及国家银行危机的研究向我们揭示了造成个别工业部门成长或停滞的原因。与占统治地位的正统学术观点相左并不等于反对实证研究的方法，只是反对一鳞半爪、一知半解地认识整个历史过程。首先，实证主义者把一些事件从这个过程中孤立出来进行考察。由于产生这些事件的条件是假定的，因此，不仅可以而且不可避免地要从他们自己的含义上加以解释。例如支付战费必须加重税收，战争便以这种方式加速经济增长，或以那种方式阻碍经济增长。既然这是可以证明的，也就意味着这是必然的。但当时成千上万的英国人赞同托马斯•比尤伊克所谴责的“这场最邪恶的战争”。[15]不公平的纳税负担、债券持有人从国债和纸币中渔利——这些都不是当时许多人所接受的设定的数据；相反，这些是激进派的大事谈论的主要证据。

然而，实证主义者还有第二个研究步骤，他们可以把这些支离的研究成果组合在一起，又放回去重现一个由许多个相互关联的“必然”所构成的历史过程模式，亦即用零碎拼凑起来的整体。我们仔细考察信贷机构或贸易条款，发现每一件事都可以得到解释，而且每一件事都是其他事件的充足原因，这样一来，我们就抵达了一种事后宿命论的境界：人的能动性没有了，阶级关系的背景也被遗忘了。

实证主义者所指出的那些事确曾存在，这当然是事实。1811年，枢密院令几乎使某些商业活动中断，战后木材价格的上升大幅度地提高了建筑成本，流行饰品的变化（例如丝带花边）可能使考文垂的织机无法开动，动力织机与手工织机展开竞争等等。不过，即使对这些明显的事实以及有关的证据也还应当提一些问题：谁的枢密院？为什么发布这样的命令？从木材紧缺中渔利的是哪些人？当成千上万的农村姑娘迷恋上了花边却又买不起的时候，为什么织机都无法开动？节约劳力的发明，靠什么社会炼金术才不致造成灾难的推动力？简单的事实——例如一场歉收——似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事实之所以成为事实，却要通过具体而复杂的人际关系如法律、所有权、权力而显现的。我们听到某些生动的词汇时，例如“贸易周期的潮流起落”，就应当立即提高警惕。因为在这种贸易周期背后的还有社会关系的结构，它支持着某类掠夺（地租、利息和利润）,而使其他掠夺非法（盗窃、封建税等）；使某些冲突合法化（竞争、武装的战争）；同时又禁止另一些冲突（工会、面包骚动、群众政治组织等）。从未来的眼光来看，这是一种野蛮于一时的结构。

提出这些大问题也许没有必要，因为不能总是向历史学家所研究的社会表示怀疑。但是，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当时的人们提出来的，其中不仅有上层阶级（雪莱、科贝特、皮科克、汤姆森、欧文、霍奇斯金、卡莱尔），也有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的代言人不仅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政治机构，而且对其社会的和经济结构产生了怀疑。对于正统政治经济学的事实来说，他们反对了他们自己的论据和计算。早在1817年，莱斯特的织袜工人就在一连串决议中提出了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的理论：


削减工资所造成的大批人的贫穷不幸，与由此必然造成的产品消费〔力〕的减少成正比。
如果全国的技工都能获得充足的工资，产品的家庭消费将立即增加一倍以上。结果，每个劳动力将很快获得充分就业。
我国技工的工资被削减到极低的水平，使他们无法靠劳动养活自己。他们为了赢得一名国外顾客而把出口产品低价在国外市场上出售，结果丧失了两名国内顾客……[16]
如果把就业工人的劳动时间缩短，如果禁止使用童工，便可以为手工工人提供更多的工作，失业者便可以获得工作，用他们的劳动直接交换产品——缩短难以预测的资本市场的循环周期——商品将会更便宜而劳动却获得更高的报酬。他们用“新道德秩序”的说法来反对自由市场的词藻。正是因为在1815到1850年之间两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人类秩序观——一种以互利为基础，另一种以竞争为基础——彼此发生了冲突，才使今天的历史学家感到需要做出选择。

如果我们不运用最起码的想像力去理解那位“棉纱帮工”是如何看待证据的，恐怕就很难写出当年民众骚动的历史。他所说的“雇主”并不是指个人的集合，而是一个阶级。他说，“他们”否认他的政治权利。如果营业萧条，“他们”便减他的工资。假使营业兴旺，他须同“他们”和他们的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分享经营改善带来的利益。假使粮食丰裕则“他们”得利，如果粮食短缺，“他们”盈利更多。“他们”不仅在这样和那样的个别事情上耍滑头而且在根本的剥削关系上玩弄阴谋，使所有的事实都合理化。确实存在着市场的兴旺和疲软、农业歉收以及其他，但是，尽管这些原因造成了种种困难，加紧剥削的过程却始终不断。它不是直接地给劳动群众带来负担，而是曲折地反映在极不公平地分配经济得失的所有制和权力上。

近几年来，所谓的“生活水平的大争论”在学术界开展（一切学者都必须在这个争论中表示赞同或反对），妨碍了前述思路开阔的考虑。1780至1830年之间，或1800至1850年之间，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上升了呢，还是下降了？[17]为了弄清这场争论的意义，我们必须先扼要地考察一下这场争论的发展过程。

有关价值观念的争论从工业革命以来已经开始了。而有关生活水平的大争论却是从较近的时候开始的。有关意识形态的混战更是最近的事。我们先来看看这场争论中一个比较明确的观点。在《现代英国经济史》第1版（1926）的前言中，约翰•克拉潘爵士写道：


大约从“人民宪章”的起草到大博览会之间的一些时期内（即1837至1851年——E.P．汤普逊注）关于工人生活状况恶化的传说完全破产了。实际情况是，1820至1821年的价格下降后，工资的一般购买力（当然不是每个人的工资）显然高于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以前。这个事实与人们一般的说法极不同，因此很少被人提及。社会史学家长期以来忽视了统计学家在工资和物价方面所进行的工作。
对此，J.L．哈蒙德在《经济史评论》（1930）中作出了回答。他的回答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他批评了克拉潘有关农业部门收人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是把各郡农业的平均收人数字相加后除以郡数，从而得出全国农业的平均收人。但是，实际上，南方工资收人较低郡的人口多于收人较高的那些郡的人口（后者的农业收人还因靠近工业地区而贬值），因此哈蒙德便能指明，“全国平均收人”掩盖了一些郡中60％的劳工工资低于“平均数”的事实。他的第二部分的回答则以最含混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态度一变而转到了对于价值（幸福）的讨论上。对于第一部分的回答，克拉潘在《英国现代经济史》第2版（1930）前言中表示，他接受哈蒙德的说法，但是，他认为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第二部分的回答（他说这是“用词语构成的曲线”，是“较高的问题”)，尽管他也承认：“从根本上说，我充分同意……决不能用物质福利的统计数据来衡量群众的幸福程度。”此外，他还指出，在批评“一切都恶化了”的观点时，“我并不是想说一切都改善了。我只是说近来的历史学家过分……强调恶化，看轻了或忽略了改善的事实。”对此，哈蒙德夫妇在《惨淡的时代》1947年的修订版中表示赞同：“统计学家告诉我们……他们满意地看到收人已经增长了，而当这种不满之声喊得响亮之时，大多数男人和女人的处境比他们在18世纪开始像秋天那样平静地发展时还好一点。当然，这种总的看法证据不足，解释起来也不容易，但大致是正确的。”对群众不满要做出解释“必须到严格的经济条件以外的领域中去寻找。”

到此为止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个时期历史学家们的大部分丰富的想法——但不严谨——却遭到一位最著名的实证主义者的严厉批判。结果，双方都作出了让步。尽管双方之间的争论后来导致了更激烈的争论，但双方相互争吵的学者在严酷的经济条件上并没有多大的实际分歧。如果没有哪位认真的学者提出“全盘恶化论”的观点、就不会有认真的学者坚持“全盘改善论”。霍布斯鲍姆博士（悲观派）和艾什顿教授（乐观派）一致认为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和战后的一段时期里，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霍布斯鲍姆博士不同意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的生活水平有明显的全面提高，而艾什顿教授则认为经济气候在1821年以后“转暖”——出现了“明显的向上运动，仅由于1825至1826年和1831年的萧条才有所中断”，而且从茶叶、咖啡、食糖等商品进口数量的增加来看，“很难相信工人没有分享利益”。另一方面，他自己编制的奥德姆和曼彻斯特地区的物价表证明，“1831年，穷人在日常伙食上的支出不可能明显低于1791年，”但他没有提供相应的工资表。他的结论提出，工人阶级中有两个主要群体，一个是“一大批生活水平大大高于仅能维持生存水平的阶级”，另一个是“大批的非技术工人或略有一点技术的工人——特别是季节性就业的农业工人和手工织工，他们几乎把全部收人用于支付生活必需品。”“我倾向于这样的推测，能够从经济改善中获得好处的人数大于无法从中得到好处的人数。前者的数量正在稳定地上升。”[18]

实际上，从1790至1830年期间，情况并非如此。绝大多数人的状况在1790年相当糟糕，到1830年依然很糟糕（而且应当看到40年是段很长的时间）。不过，对于各个工人阶级群体的规模究竟有多大，看法不一致，以后10年的情况如何，也不见得更清楚。1832到1834年间工会活动大为开展，加人工会组织的工人的实际工资无疑有了增加。但是，在1833至1837年的商业繁荣时期，工会因遭政府、地方官员和雇主的协同打击而瘫痪；而1837至1842年又出现了经济萧条。因此，“大致从人民宪章的起草到大博览会之间”的某一个时候，比如说，从1843年的大规模修建铁路开始，情况开始逆转。此外，即使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工人群体的境遇仍然悲惨，而铁路建设的衰退又导致了1847到1848年的经济萧条。看起来，这完全不是一个“成功的过程”。在工业主义得到最充分发展的半个世纪里，虽然并非全体工人，但绝大多数工人的生活水平仍然处在生存线上。

然而，当时出版的多数著作没有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早一代历史学家同时也是社会改革家（例如索罗尔德•罗杰斯，阿诺德•汤因比和哈蒙德夫妇等），他们对穷人寄予的同情有时将历史研究和意识形态混同起来；无独有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经济史学家对资本主义企业家所寄予的同情，使他们把对历史的研究和辩护术混同起来。[19]1954年出版的由F.A．哈耶克主编的《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的学术讨论会的汇编的出版，是一个转变点的标志。这本书汇编了一批专家的研究成果，“几年来，他们一直在定期举行会议，讨论有关维持自由社会不受专制主义威胁的问题。”这批国际专家把“自由社会”定义为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他们把经济学的理论同具体的辩护结合起来所获得的成果就很可悲；其中有一位作者，即艾什顿教授的文章就是这样，他把1949年得出的谨慎结论变形为直言不讳的陈述却又不提出进一步的证据：“总的说来，学者们一致公认，大多数人的实际工资所得是很可观的。”[20]争论到这个阶段进人混乱状态。尽管近来有人试图努力恢复其学术性，[21]但在许多方面仍是混乱的主张与各取对自己有利的论点进行诡辩的论战。

这场大争论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要根据大量的零零碎碎的证据着手建立工资序列、价格序列和统计指数，这一点极为困难。我们在后面讨论有关手工工匠的情况时，就要考查对证据进行解释的困难。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遇到一连串新的困难，因为“生活水平”这个词把我们从量化的统计数据（工资或消费品）带到了有时被统计学家描述为“不可计量”的方面去。我们从食品进入家庭，从家庭到健康状况，又从健康状况进入家庭生活方面，然后又涉及闲暇生活、劳动纪律、教育、娱乐、劳动强度等各个方面。于是，“生活水平”这个词把我们带到了“生活方式”上。但这两者有根本的不同。前者是对量的测度，后者是对生活质量的描述（有时也是估计）。统计数据的证据仅适用于第一部分，在处理第二部分时，我们必须主要依靠“文字证据”。之所以产生混乱情况，主要原因是从只适合于某一部分的证据中得出另一部分的结论。统计学家们常常说：“这些指数证明茶叶、食糖、肉、肥皂的人均消费量有所增加，因此，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比较幸福了。”但是，社会史学家却回答说：“文字史料揭示，人们是不幸福的，因此，他们的生活水平肯定恶化了。”

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但是，我们必须得出简单的观点。平均的统计数据和人们的经历完全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在用数量来说明人均生活水平有所上升的同时完全可能发生人们在生活方式、传统关系和道德约束力质的方面大大地失调。人们在消费品增加的同时，他们的生活也可能变得更不幸福，更不自由。在工业革命的整个时期内，在人数上仅次于农业工人的最大劳动人民群体是家庭雇用的仆役。他们绝大多数是同东家住在一起的仆人，从事家务劳动。他们挤在狭窄的小房子里，劳动时间很长，每周只赚几个先令。然而，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把他们列入工业革命中生活水平（指食品和衣服的消费）略有提高、处境比较幸运的群体中去。但是，那些濒于饥饿边缘的手工织工及其妻子仍然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高于这些“奴才”。我们再来看看诸如煤矿等一些行业，这些行业中的实际工资在1790到1840年之间有所提高，但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更长的劳动时间和更大的劳动强度，这些养家糊口的人不到40岁就“精疲力竭”了。但从统计数据上看，他们的生活水平呈现为一个上升的曲线；对他们的家庭来说，恰似一种实际的灾难。

因此，漫不经心地看，显得相互矛盾的两种结论完全可能同时存在。1790到1840年之间，平均的物质生活水平略有提高。在这同一时期，剥削加强了，不安全加剧了，人类的苦难也增多了。到1840年，与50年前的前辈相比，大多数人的“生活改善了”，但他们已经忍受的并将继续忍受的这一略微的改善，却似一种灾变性的历程。工人阶级的意识，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表现就是从这个经历中产生的。为了探索这个经历，我们应当做的几件事是：第一，我们要考查三类工人的生活经历的变化，即农业工人、城市手工工匠、和手工织工。[22]第二，我们将讨论有关人们生活水平中某些不那么容易“量出来”的因素。第三，我们将讨论工业生活方式的内在强制力以及卫斯理宗对他们的影响。最后，我们还要考查新出现的工人阶级整体的某些方面。






[1] C B．安德鲁斯编：《托林顿日记》（1936），第3卷，第81-82页。

[2] P．加斯克尔：《英国工人群众》（1833)，第6页；布里格斯：《英国19世纪的‘阶级’语言》，载布里格斯和萨维尔编：《劳工史论文集）(1966），第63页。

[3] W•库克•泰勒：《兰开夏工厂区游记》（l842)，第4-6页。

[4] 关于棉纺织业在工业革命中占优势的原因，E.J．霍布斯鲍姆作了令人信服的重新评述。见他所著的《革命时代》(1962)，第2章。

[5] 根据1833年英国的估计数据，各类纺织业中，工厂成年工人为191,671人，手工织机棉织工人为213000人。参见下文，第311页。

[6] 霍布斯鲍姆前引书，第11章。

[7] 有关这方面争论的综述，参见E.F．兰帕德：《工业革命》（美国历史协会，1957）。又见霍布斯鲍姆前引书，第2章。

[8] 摘自M.D．乔治：《18世纪伦敦的生活）(1930)，第210页。

[9] W.W，罗斯托：《19世纪英国经济》(1948)，第122-125页。

[10] 以下著作明确或不明确地提到了这些观点；T.S．艾什倾：《工业革命》(1948）和A.拉德福德：《英国经济史》（1960，第2版）。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的研究见N.J．斯梅尔泽：《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化》（1959)，比较通俗的小册子有约翰•瓦泽：《成功的故事）(W.E.A．版，无出版年月），第12页。

[11] 兰帕德前引书，第7页。

[12] 此处所指的人权不知是1789年8月由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还是1791年托马斯•潘恩出版的《人的权利》？——译注

[13] 《黑矮人报》，1818年9月30日。

[14] 见S．波拉德：《投资、消费与工业革命》，载《经济史评论》，第2集，第11卷(1958)，第215-226页。

[15] T．比尤伊克：《回忆录》(1961)，第151页。

[16] 内政部档案：第42.160号；又见哈蒙德夫妇：《城市工人》，第303页；奥斯特勒有关手工织工的证词，见后文，第298页。 [

[17] 使用不同的基准线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释，1780至1830年的基准线支持“悲观派”的观点，而1800至1850年的基准线却支持“乐观派”的观点。这说明这场讨论很可能是没有结果的。

[18] 着重号是作者加的。见T.A．艾什顿：《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1790--1830》，载F.A．哈耶克编：《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第127页；E.J．霍布斯鲍姆：《英国的生活水平，1790--1850》，载《经济史评论》，第10卷（l957年8月）。

[19] 为了不使读者对历史学家做出太苛刻的判断，我们可以摘录约翰•克拉潘爵士的说法来看看这种选择性原则可能如何来排列证据。他说：“这样的硫忽是很容易造成的，我在30年前曾经读过并标点了阿瑟•扬的《法国游记》，并根据标点的段落进行教学。5年前，我又通读了这本书，却发现我只标点了阿瑟•扬提到的生活悲惨的法国人，却没有注意到他在许多地方同样提到了幸福和繁荣的法国人。”人们据此可以怀疑，10至15年来，大多数经济史学家也许一直忙于在论题中补充有关幸福和繁荣方面的证据。

[20] T.S．艾什顿：《历史学家看资本主义》，载《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第41页。艾什顿教授的文章《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原载于1949年的《经济史杂志》，也收人该书。

[21] 关于这场争论的最有启发性的评述，见A.J．泰勒：《英国的进步和贫困，1780--1850》．载《历史》.1960年2月。

[22] 我之所以选择这三类工人，是因为他们的经历最能说明19世纪上半叶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矿工和冶金工人的影响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充分显示出来。另一类重要的工人——棉纺工人——已在哈蒙德夫妇的《技术工人》中作了卓越的研究。



第三部　工人阶级的存在



“革命开始了，
回家去拿枪，
瞄准威灵顿公爵，射。”

　　　　　——贝尔珀的街头歌谣

“人民不愿……为追求光辉的戏剧效果而选择叛乱。”

　　　　　——威廉·黑兹利特






第十三章 激进的威斯敏斯特
在通讯会瓦解、人身保护法中止以及所有的“雅各宾”表现形式都被宣布为非法之后，民众的激进主义并没有消失。它只不过失去了连续性而已。它在书报检查与威胁恐吓下的数年间，难于公然发表见解。它失去了宣传阵地，失去了组织机构，还失去了明确的方向。但它在整个战争期间仍然存在，仍然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要把这些不连贯的事件写成一部连续的历史是困难的，不过我们还要尽量去做。


1797年，正当皮特在全国大肆镇压之际，格雷和福克斯向下院提出了最后一个动议，为房产持有人争取选举权。随后，福克斯和他那批剩余的贵族辉格党“共和人士”退出下院，抗议人身保护法的中断和反对战争。他们退到各自的庄园上去，隐退到寻欢作乐之中，做做学问，或者在霍兰公馆和布鲁克斯俱乐部里清谈一番。他们富裕而有影响，所以不可能被完全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他们牢固地掌握着衰败的选邑，而这些选邑，恰恰是他们自己的原则所不容的。[1]1800年以后，他们又回到议院，重新坐上他们的席位。虽然这批人对于服从多数人的民主信条只是说说而已；但其中个别人——如塞缪尔·罗米利爵士、塞缪尔·惠特布雷德、H.G.贝内特等，却一次又一次地在下院挺身而出，捍卫政治自由或社会权利。1797至1502年间，福克斯大概是改革的惟一保护伞。到处都有人在一起聚会，为福克斯和格雷的健康干杯，他们要求恢复政治上的自由，为实现和平而上书请愿。在诺里季，以前的雅各宾派就这样聚会，并且从1799年起开始举行“自由之友的每月公开会”。[2]


但这类团体哪怕只要一露踪迹，马上就会引起官员的注意，并导致反雅各宾政论作家们的猛烈抨击——其中颇为尖酸刻薄的一人，就是新近从美国回来的办报人威廉·科贝特，他在美国是一个反雅各宾的雄辩家，回国后，他的爱国行径受到嘉奖，陆军大臣温德姆资助他创办了《政治纪事报）（1802年）。但即便公开的改革派被驱散或不得不转入地下，在1799年到1802年，普遍的不满仍在蔓延。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使英国的工业停滞，失业率上升，物价高涨。厂商们为和平而请愿，博得公众舆论的日益支持，这就迫使皮特摊牌。抢粮风潮席卷全国；还有证据表明，存在一个有组织的地下反抗运动。[3]


短暂的亚眠和约时期（1802年4月至1803年5月）造成一个新的阶段，皮特暂时让位给阿丁顿（即后来的西德默思勋爵），这是个软弱的首相，尽管他在反雅各宾、继承镇压传统方面是坚定的。战争打了快十年，和平的消息使人欣喜若狂，张灯结彩。拿破仑的使节在伦敦大街上被人们拉着一起凯旋游行，科贝特的办公室则被人捣毁，因为《纪事报》主张继续打下去。满心好奇的辉格党人和改革派人士，包括福克斯自己，成群涌到巴黎去，看看那新成立的共和国。（1795年曾把自己的军服丢给约克“兔崽子”的桑顿中校，这次到巴黎时带了一队猎孤犬和马，还有一箱手枪，作为礼物送给第一执政［拿破仑］）。


和平带来了一次大选，大选中，有五、六个选区推出的候选人得到雅各宾派的支持，并且取得惊人的成功。在肯特郡，通讯会曾一度在该郡中部市镇有很大的实力，一位福克斯派候选人挫败了现任议员。在考文垂，在那些严重的骚乱之后，激进派候选人仅以八票之差而落选。在诺里季，陆军大臣温德姆落选，两名福克斯派候选人在雅各宾派的积极支持下当选议员。在诺丁汉，福克斯派的市政团和兴高采烈的人民群众支持一位改革派人士当选为议员之后，出现了兴奋异常的场面。乐队在游行中奏《新纪元》和《马赛曲》，三色旗飘扬，还有（据一位反雅各宾的小册子作家说）“一个全裸的女性扮成理性女神，她是在场的显眼人物！！！”“科贝特曾说，诺丁汉民众“在任何方面都是……一群共和革命的暴徒”。但1803年，下院借口推说骚乱者威胁了选民，因此撤销了得胜者当选的资格；这件事被作为提出立法以加强乡村法官在工业城镇的权力的机会。[4]


但大选中最轰动的事件发生在米德尔塞克斯，即当年威尔克斯的选区。三年来丑闻不断，暴露了那些“受人身保护的罪犯”即伦敦通讯会和联合英格兰人被捕成员所受到的待遇，他们没有被及时送交审讯，就被关在冷泉场监狱，置于典狱官阿里斯的看管下。霍恩·图克的朋友、议员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曾收到受难者的一件上诉书（据科贝特后来说），上诉书是用小木片蘸血写在一本书的衬页上的。伯德特发现，有些犯人己经虚弱不堪，“形容枯搞”，于是就经办这些案子（尤其是德斯帕德中校的案子），并在下议院内外四方投诉。一夜间，伯德特就成了伦敦人心目中的英雄，人们高喊：“不要巴士底狱！”1802年，伯德特参加米德尔塞克斯的竞选，与一个现任议员对抗，这个人名叫梅因沃林，是政府的支持者，同时又是地方官，与阿里斯有联系。这场竞争引起全国的注意。1794年曾被上枷示众的约翰·弗洛斯特成为伯德特的助手，其他一些以前的雅各宾派和被关押过的人也都来协助伯德特竞选。当时还是托利党的科贝特慨叹说：


从皮卡迪利到设在布伦特福德的投票点，一片混乱和煽动暴乱的景象实属前所未见，除非在革命最恐怖的年代的巴黎郊区。……一路上……从圣贾尔斯教堂起到处都是衣衫槛楼的痞子，咆哮着“弗朗西斯·伯德特——不要巴士底狱”。在投票点，每天都有五、六个分配到感化院去的犯人受雇在那里用咒骂去反对梅因沃林先生当选并以此逗引乌合之众的高兴。

伯德特的胜利是张灯结彩的信号，其规模与庆祝和平时不相上下。科贝特哀叹道：“它会引起一种极可怕的效果，它会使这个畸形发展和堕落的都会里的那部分不守法的、不正直的人胆大起来和人数多起来。”[5]


就连兰开郡都出现了竞争。当时一位女士向“雅各宾式的群氓”发表演说，她说：“这是一场皮鞋与木鞋之间的竞争，是好衣服与坏衣服之间的竞争，是富裕与贫穷之间的竞争，只要人民决定伸张其权利，他们就能得到一切。”[6]看起来，一场比1792至1795年声势更浩大的运动正在形成。假如有五年的和平，英国历史的进程就有可能重写。但事态的发展把一切都搅乱了。1802年11月，德斯帕德中校因叛国罪被捕；一月份，他被处死。[7]1802至1803年之交的冬季，英法关系恶化，1803年5月，两国重新交战。


不过对许多改革派来说，这场战争的性质变了。1802年，拿破仑成为终身第一执政；1804年，他接受王冠，成为世袭皇帝。潘恩的忠实信徒是不能吞下这个苦果的。坚定的雅各宾派受此重创，正如当初较温和的改革派对罗伯斯庇尔感到沮丧一样。不管英国改革派如何企图划清界限，他们的士气却与法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第一帝国给英国共和主义沉重的一击，英国自此以后一直不能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人权宣言》在控诉国王的权力、中世纪的野蛮制度和世袭的称号时最为激愤；而当战争进行下去时，拿破仑却与梵蒂冈和解，晋封一批人为王，提拔一个新的世袭贵族，这些都使法国丧失了它最后的一点革命吸引力。“新纪元”甚至在诺丁汉人的记忆中都褪色了；如果自由之树还要生长，它就必须嫁接到英国的树干上来。


现在，在许多人眼里，法国只不过打着与英国在商业和帝国方面竞争的幌子，而对西班牙和意大利人民进行压迫而已。 1803至1806年，拿破仑大军在海峡对岸严阵以待，只等取得制海权。“雅各宾主义已经死了，一去不复返”，1802年12月谢里登这样宜布，他此时已经加入了阿丁顿内阁，“被谁杀死？被那个不再是雅各宾主义之子、雅各宾之斗士的人杀死了，被波拿巴杀死了。”温德姆这时已经从诺里季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他在下院发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呼吁，呼吁全国团结起来，以对付战争的再起：


我要向那些雅各宾派呼吁——不是以爱社会秩序、爱良好的政府、爱君主制度的人的身份呼吁，而是以精神饱满的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爱自由的人、高尚而热血沸腾的人的身份来呼吁——我要问他们，是否愿意套上枷锁，接受法国的压榨？[8]

战争重新开始后，志愿兵每个星期天都进行操练。也许他们并不像当时政论作家和爱国的传闻所说的那么得人心。“志愿兵”本来是个误称。很多军官都自告奋勇乐于操练，而那些杂凑起来的缺乏训练的兵众，却因失去他们惟一的休息日而倔强地反对操练。为了不让不满分子得到武器，也要煞费苦心。谢里登曾代表政府说：“在大城市，像伯明翰、设菲尔德、诺丁汉，我们宁愿看到较高阶层的联合，而在乡下农村则宁可是较低阶层的联合。”1804年，《泰晤士报》报道说，在诺里季的


城里……和附近，老百姓已经对志愿去当兵的制度反感了。在星期一，他们（特别是妇女）企图阻止诺里季志愿兵团的志愿兵去集合地集合。他们辱骂军官，还责备志愿军是面包变小和谷物涨价的原因。

乡绅、律师和制造商子弟欢喜骑马穿戴整齐，去参加志愿军的舞会。贵族和中等阶级达成共同谅解，形成了后来的在彼得卢（大屠杀）场上得胜的那种“团结精神”。而在化妆舞会上，他们的姐妹挑选丈夫，正是他们使商业和土地的财富相互交融，从而使英国的工业革命闻名于世。行伍的兵丁却得不到这种好处：在诺森伯兰的一个村庄里，“志愿兵”的比例很高，其中“13个愿在步兵服役，25个愿在骑兵服役，130个愿做向导，260个愿赶运货马车，300个愿赶牲口。”[9]


但不管这潜在倾向如何，谢里登是对的。雅各宾主义作为一个从法国得到启发的运动，大体上已经死了。1802至1806年间，民众中的爱国情感的确复苏了。“波尼”［即波拿巴·拿破仑］若还受到推崇，那他是被作为一个“战士”，而不是作为人民权利的化身被推祟的。爱国主义的通俗小册子、传单、印刷品在英国到处可见。如果诺里季的妇女曾经抵制，诺森伯兰的村民曾经保持沉默，那么兰开郡成千的织工却参加了志愿兵。纳尔逊是战斗英雄，其得人心的程度是自德雷克以来在英国所仅有的。人们认为他是同情人民权利的人，也还记得他曾为了救德斯帕德中校而说情调停。他在特拉法加取得的又苦又甜的胜利（1805），成为那么多民歌民遥的主题，也是每一家酒店每一个小村庄谈论不休的话题。1806年，福克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自己进入联合政府（即“全体人才内阁”）而听任战争继续进行。[10]


然而如从前一样，激进主义还是没有被消灭。但是其论调变得难以辨认了。以前的雅各宾派变成了爱国主义者，热衷于指责拿破仑背叛共和事业，其程度不亚于拥护王朝的正统派指责他篡夺波旁王朝。（1808年，伦敦通讯会的一个前书记约翰·博恩作出有意义的努力以重新唤醒过去的事业，于是出版了名叫《理性人》的杂志以支持战争和许多“雅各宾的”老要求[11]。）其他一些人，像设菲尔德的里德黑德·约克等则自感有罪，他们急于自我开脱，这种情形就像近来常在醒世言情小说中所见的那样；约克在1804年变成了“反雅各宾”的政论作家，其言词之恶毒，竟迫使科贝特厌恶之极，从而倾向于改革派一方。


正是从这意想不到的方面，传来了新的激进主义的号角，因为，那些使老一类的雅各宾主义风流云散的影响，也导致老一类的反雅各宾主义失去了一些势头。如果说，拿破仑是敌人，因为他是暴君，他把一切大权集于一己之手，那么皮特又如何呢？他（1804年起重掌政权，直至1806年初去世时为止）侵蚀英国的自由，不经审讯就监禁人民，贿赂报纸，利用每一种行政上的影响去支撑自己的权力。科贝特，这位好斗的托利党的报人，无论怎样丰富的想像力都不可能把他说成是雅各宾主义的人，竟在1804年开始转变立场，向政府发动论战性的攻击：


风向变了，从全民的热情跑回到专制主义去了：波拿巴上升到终身执政的岗位，开始了人们思想的大转变，而这转变又因他最近的篡位［即当皇帝］终于完成了。这种转变不仅预先消除了因为赞成自由的流行学说而被逮捕的危险，还能激起另一种担忧，使我们担心大臣依靠手中掌握的发行公债和纸币的机构而权势极大，并且仍在不断地扩大权势。我们虽然不叫奴隶却在事实上可能变得不比奴隶强，但又不是国王的奴隶而是当今的大臣的奴隶……

拿破仑的专制和皮特的专制有什么联系，在逻辑上丝毫也不清楚。科贝特在具体问题的辩论上头头是道，至于在主要原则上却往往大言不惭。不过在他越来越有力而频繁的高谈阔论中的要点却是清楚的：必须和国内的专制主义作斗争，也和国外专制主义作斗争。报纸被收买了，政府无能而腐败，豢养了一帮“马屁精、寄生虫、领取年金的人、受贿赂的议员、董事、承包商、股票经纪人、职业介绍所老板、国家大臣等人”。王室费用是派系的贿赂，是由超额收税之款支出的钱来支付的。那些“新富”的暴发户们靠战争发财，他们威胁着国王的权利和人民的自由。只有一个自由的英国，才能抵御外国的入侵。诸如此类。这是一个托利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奇妙结合，他在这种结合中不指责改革派，而指责政府，说它


……竭力想在［人民中］传播不和的种子，想把他们再次分成雅各宾派和反雅各宾派；想寻找一个借口来实行高压政策；想制造不满和不忠，挫败人民作战的勇气，让我们拜倒在敌人的脚下。[12]

科贝特言论之非同寻常不亚于改革派时机之不寻常。梅因沃林向下院请愿，推翻了1802年的选举结果。1804年，米德尔塞克斯举行补选，政府动用一切手段，想把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赶下台，而以梅因沃林的儿子取而代之。伯德特的能力并不足以成为全国性的改革派领袖。他是贵族激进派，有意无意地模仿威尔克斯的策略方针；[13]。因同索菲娅·库茨小姐结了婚而得到一大笔钱。尽管他在竞选时戏演得不错，但在以后的10至15年中，他在下院的表现却说明他只是一个软弱的改革派领袖。然而他到底是国内几个主张改革的代言人之一，只有他的声音能让全国听到。他不想洗清因他同霍恩·图克和亚瑟·奥康诺的友谊而给他带来的雅各宾主义的烙印。1804年，他坚持他的立场，当民众高呼“不要巴士底狱”时，他尽情地嘲笑托利和辉格之流。15天中，选票数在梅因沃林和伯德特之间来回上下起伏着。每天投票结束，伯德特总要对人数众多、情绪激动的人群发表演说，以“ 独立”为口号，呼吁米德尔塞克斯的自由持有农，一遍又一遍地敦促他们“积极起来去游说拉票。”米德尔塞克斯的选民能不能发出“自由而独立”的呼声？或者，是不是要把席位永久出卖给“有利害关系的酿酒商、卖酒商和啤酒商的联合控制，或地方官和承包商的联合控制”？每天投票结束时，梅因沃林也登上竞选讲台发表演说，但都被狂吼和哼声赶下台。支持梅因沃林的人在伦敦张贴海报诽谤中伤伯德特，说他与“雅各宾派”有联系，并向伯德特的选民挑衅，把在政府影响下的每一个选民——“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书记员、唱诗班歌手和敲钟人”，“警官、股票经纪人和巡捕”都在选民册上登记。到第15天，即最后一天，看来伯德特有一票多数，他得到2833票，梅因沃林得2832票。欣喜若狂的人群把伯德特拉着在伦敦城里胜利游行，“在游行的人马中间，好像有一片移动的树林．因为车和马都覆盖着绿色的树枝。”乐队奏《不列颠尼亚之治》，一面旗飘扬在伯德特的座车上，旗上画着赫拉克勒斯把多头蛇踏在脚下。第二天早晨．郡长根据在检票收盘时出现的技术问题更改了选举结果。不过，精神胜利是圆满之至的。[14]


科贝特说潮流变了，这话说得很准。他自己就支持了伯德特，这在两年前根本就不可想象，而这本身也就是潮流转变的标志。对此，竟有如此多的自由持有农本来要赞成伯德特，表明了有一股不常见的倔强劲头存在于小商人、自由职业者和小乡绅以及工匠师傅之中，他们有一大堆抱怨，有些与经济利益无关（如执着于古老的“自由”与“独立”的风尚），有些则与较多的利益有关；例如政府通常把马车、马鞍和军服生意包给少数几家大商号或中间人，而忽略了多数小业主和工匠师傅。1804至1806年，科贝特并没有倡导而只是追逐一股改革的新浪潮。在以后的几年里，他的《政治纪事报》一个论点一个论点地表达着一种好斗的激进主义，所指的每一种弊端都被条分缕析地张扬和论证，所以这种激进主义是更可怕的。科贝特揭发文官、军官之渎职以及挪用、侵吞公款，约克公爵的情妇出售官职，军队中残醋的鞭笞刑罚；其揭发言词之有力，竟使各种信仰不同的人们不得不注意，而对其中许多人来说，18世纪90年代形成的一套老准则失去了意义。 由于科贝特多多少少地还是一个托利党分子，他又回到了那些坚定、独立、直言不讳的人的理想之中，他们不讲财富和地位，只忠于自己的宪政，因此，他避免了反雅各宾派的偏见，而能够使改革者们重新组织起来。


但伯德特因为有一批更为激进的伦敦民众的存在，取得胜利是可能的。1806年，民众找到了一个渲泄情绪的机会，成批地涌进威斯敏斯特进行大选。米德尔塞克斯实行自由持有农选举权，威斯敏斯特则是南部英格兰少数几个“开放”选区之一，凡持有房产的人都有选举权，允许许多工匠师傅和一些帮工去投票。1780年以来，那里的两个席位之一是福克斯的。霍恩·图克曾竞争另一席，在1790和1796年的竞选中得票率可观，但是出于默契，这一席却进入一个政府提名的人之手。“皮特方面指定一个议员，福克斯方面指定另一个，两方面都不想当真地去选举。事情就由两派举行的联席会议来决定，就如小偷们瓜分赃物一样。……”[15]


福克斯死后，空缺的一席留给了辉格党，诺森伯兰公爵冒称有提名权而推荐其子珀西勋爵，于是珀西就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当选”了。弗朗西斯·普雷斯带着厌恶的心情注视着当时那些身穿制服的公爵的仆人们朝着奴颜脾膝、互相争夺的人群扔出大块的面包和奶酪，分发啤酒。[16]当一次大选临近时，科贝特给威斯敏斯特的选民们写了四封公开信，其主旨是简明的：


听人们谈起威斯敏斯特的选举情况，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以为，选民们只是少数几个大家族的奴隶，或充其量也不过是他们卑下的仆从。问题……看起来不在于选民希望选举谁，而在于那几个贵族看中了谁……

选民们应该维护自己的独立性，消除敬畏权势的心情：


你们几乎有两万人。你们的行业与职业……对雇主来说必不可少，正如他们提供的工作机会对你们来说也必不可少一样。假如有一家店号辞退你，那么总有另一家准备雇你；假如你失去一个顾客，你就会得到另一个顾客……

尤其是“在威斯敏斯特选民中为数不少的帮工们，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受诱惑的……”。雇主们想要强迫雇工投票，应该被揭露出来让“公众藐视”：“一个铺子的工匠，若听从老板的指使并让他领着去投票处，那就把自己降到了牲口的水平上”。除非一些独立的候选人自荐于大选，“否则，威斯敏斯特就把自己放到了老萨勒姆或加顿的地位上。”[17]


托利党提名胡德海军上将。辉格党则提名福克斯的老同事谢里登，当时他在联合政府中任海军大臣，每年有6000英镑的收入。科贝特与改革派和他没有来往。在最后的五分钟，有一个自告奋勇的候选人，他本身正体现着激进派阵营的内部混乱，他就是詹姆斯·波尔，拍思的一个裁缝的儿子，是自已奋斗在印度经商致富的，1804年返回英国，为的是在弹劾总督韦尔斯利的的活动中出一臂之力。他被福克斯的圈子搜罗去，当时，这个圈子有威尔士亲王的支持。他作为一个可能给皮特当局制造些麻烦的人，被指定到怀特岛的衰败选邑纽汤镇的席位上（1805）。反对韦尔斯利的行动按时发难。但当福克斯派参加了联合政府，波尔就被私下告知，把这件事放下，或至少要“堰旗息鼓”，波尔愤怒地拒绝了。但议会解散时他发现自己被排挤出纽汤镇的席位，而且他本来天真地以为把他的事业记在心中的那些人却也和他断绝了往来。他的回答就是在威斯敏斯特的竞选坛上去猛烈地攻击那些人。


在激进运动史上，波尔是过眼云烟，没有人再费事地去找有关他的什么材料。人们照例只把他看成是一个满肚子个人恩怨而好争论的小个子而忘掉。然而，他的恩怨却不仅是个人的。韦尔斯利在处理奥德问题时之傲慢、蛮不讲理和背信弃义，本是无可置辩的事实。不应该设想波尔对在印度的“放肆侵略和残暴”并不痛恨，他把这些和“我们每日指责”法国的那些所作所为做比较。假如这一类争端对威斯敏斯特的选民是遥远的，那么波尔作为辉格党和托利党都想让他沉默的一个人，就不得不令人尊敬了。科贝特后来写道：“一个人应有的才干与知识”


被波尔的勤奋和勇气来弥补了。他身材矮小，但他这个人是好的。他是好斗的鸡，浑身每一寸都是：真正的斗鸡。

他对英国的政治几乎无知，作为演说家，缺乏雄辩；作为作家，没有说服力；但他也没有政治上的禁忌与野心。三星期吵闹的竞选，一个新的改革派联盟成立了，其中包括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一位贵族激进派，他在竞选讲坛上提名波尔作候选人；科贝特，一位经验主义改革家，他指导了波尔的竞选运动；卡特莱特少校，老资格的男子选举权的提倡者，他得到波尔诺言，说他自己是一个议会的改革家。


科贝特回忆：“我们必须对选邑集团的全部力量进行斗争，他们公开地、积极地团结在一起拼命同我们作对。”头四天波尔得票数领先，于是，曾经嘲笑过波尔并说他不可能取胜的胡德和谢里登就联手共同对付波尔。一时间，伦敦城到处是大纸的宣传品、小纸的讽刺文章和歌谣：


　　瞧！腐败在自由的掩饰下昂首阔步，
　　自由人！集合你们的队伍，保护你们的收获，
　　高高挥舞你们的旗帜，为了自由的号召——
　　高喊你们的口号——独立和波尔！

　　让那些官迷心窍的家伙狂喊反对我们的政治主张
　　说着我们是雅各宾、叛徒和如此之类的无用黑话，
　　我们坚决支持国王宁肯死去——
　　我们的事业必胜——独立和波尔！

　　他是穷人的朋友，人类的自由，
　　愿意尽其所能，减轻我们的赋税……


波尔的对手则取笑他的卑微出身和外表：


　　……那边的古怪的小家伙是谁，
　　谁会像一个被拖到池塘去的扒手？


科贝特宣称：争斗的双方中，一方面“是地方官和领年薪者、收税人、治安官、警察和护从人员”，还有谢里登的私人班底“演戏的、换布景的、剪蜡烛芯的和听从……不道德的召唤而来的人们”;另一方面是工匠和帮工们中间第一次严肃地试图成立民主竞选组织的证据；是教区助选委员会以及在鞋匠、帮工、漆匠和成衣业之中的有组织的声援活动。群众一晚接一晚地把波尔拉着在街上到处张扬声势。


詹姆斯，波尔未能获得席位，但他只比谢里登少300票；[18]这次竞选打破了两派对威斯敏斯特的控制。科贝特说：“这是真正的斗争，是自由在威斯敏斯特的真正胜利。”但当第二年胜利真的到来时，波尔却与此无缘。伯德特未能赢得1806年米德尔塞克斯的大选，一些自由持有农对他的极端立场大为吃惊，尽管他仍旧博得了竞选讲坛前的欢呼声；在失败时“肯辛顿和奈茨布里奇两地多数的房屋都灯火辉煌，似乎完全是一种胜利的景象……”。但是他的失败又另有原因，一个典型的唐·吉诃德式的原因。在以前竞争时，他使用传统的拉票方法，以其财富慷慨地大批款待选民，赠酒送钱普遍地讨好，其程度也许不亚于他的那些对手。但现在，他因被指控行贿而恼怒；而作为其盟友的科贝特，在整个1806年都滔滔不绝地重申着廉洁选举的要求。1806年在霍尼顿闻名的补缺选举时科贝特要求绝对禁止行贿和请客，要求候选人庄严保证，一旦当选则既不接受公职，也不领取公款。伯德特于是采取廉洁的风度，但他对此不满，他除了每天到竞选场所露面，除要求“独立的选民”自动自愿地挺身而出之外就不肯做别的事了。他不去奔走游说，不搞请客吃饭，不为年老选民提供车马，无论什么组织行动都没有。支持他的人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他反而在竞选演说中驳回了它并敦促他们信赖“无需协助的公众原则”。如此一来，便减少了他的得票数。


1807年大选给改革派带来了机会。科贝特每个星期都在《政治纪事报》上给威斯敏斯特的选民写信，向他们发出警报。支持波尔的人做了准备并成立一个委员会，指名伯德特去争夺另一席。但伯德特已经泄气了：


我们的掠夺者手中有万能的舞弊手段，同他们进行一切斗争都是徒劳的。我们只有一直等到腐败把舞弊的手段耗尽，愈合我们的创伤和新生……但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我请求让我隐退，不为议会工作效劳……

有一个代表团去拜访他并问他，如果不需他本人同意或介入而把他选出来，他是否愿意接受席位？对此，伯德特无精打采地加以承认：“如果我在威斯敏斯特当选……我就必须服从召唤……但我不会为这次选举花一个几尼、出一份力。”事情甚至更糟，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在得到这个消极的允诺后，就打算推举伯德特和波尔作为争夺两个席位的竞选伙伴。但伯德特似乎希望摆脱他的平民竞选伙伴，于是那只“斗鸡”就勃然大怒，向伯德特提出决斗要求，而在决斗中双方都受了伤——波尔伤势严重，支持他的人只好放弃他的候选人资格。在15天的投票开始之前，改革的事业似乎就要在内讧中以闹剧收场了，[19]但在最后一分钟，一个名气不大的候选人．激进航海家科克伦勋爵带来了一点复兴的希望。不过，在投票开始那天早晨，伯德特委员会中的人却“非常消沉”:


我们没有钱，没有夸耀的手段，没有人加入我们的行列。托利党看不起我们，辉格党愚弄我们。为了这些而被嘲笑，发生了最最糟糕的影响……经得住谩骂的人却难以忍受嘲笑。

但就在两个星期后，威斯敏斯特的工匠和小店主们已经把伯德特和科克伦抬到街上去闹哄哄地游行庆祝胜利了。伯德特得票大大领先于其他人，科克伦则赢得另一个席位，票数比谢里登多10（心张。（在投票的最后一夭，科克伦为谢里登感到难过，他把他的监票员打发开，让他把投他票的选民人数重数几遍，好让他成为更体面的失败者。）从此以后，威斯敏斯特就一直掌握在激进派手里（除1819年一段奇怪的情节之外）。这是惟一的大众选区，议会就设在这里，但它被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异口同声地称作是“雅各宾派”的人夺去了。[20]


1806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听起来并非是信口胡言。有人告诉波尔，他的竞选委员会里有一个主要人物，是众所周知的雅各宾派，名叫勒梅特，是法国人。这使波尔害怕，他要勒梅特离开委员会并请科贝特去传递口信。科贝特尽可能温和地去传达这个解职意见，但不料他碰到的是个出乎他意外的意志坚强的人。勒梅特以前确是个雅各宾派，一个伦敦通讯会的积极成员，是表壳匠；1794至1795年在“汽枪阴谋”大恐慌中他曾被捕，17％年未经审讯再度入狱，1798至1801年他第三次被收监，“在18到25岁之间大部分时间里，都关在监牢里。”获释后，他曾经帮伯德特在米德尔塞克斯竞选，从中得到了相当的经验。在投票到第三天时他进波尔委员会办公室，发现该委员会“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协调竞选活动事务的制度”。在好几天内，他每天从早到晚地工作，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竞选计划。现在，他把这项计划拿给科贝特去看。科贝特看后不禁大叫：“勒梅特先生，我以名誉担保，这是我在本委员会里看到的惟一有用的东西！”于是向他道歉，而勒梅特就留了下来。


1807年的胜利，完全是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工作的结果。委员会中，有些主要人物曾是伦敦通讯会的前委员。勒梅特事先就准备好了对每一条街每一个里弄都做竞选游说工作的计划。普雷斯在“一家名叫不列颠尼亚咖啡馆的酒馆”四楼上，从天亮到夜深，整整工作了三个星期而分文不取，细心地管理帐目，核查收回的选票数，为总委员会准备报告。另外一位以前曾坐过牢的人里克特是他的副手，普雷斯写道：


“我们这些人都是无名之辈”，没有一个有名气，没有一个普遍为选民们所认识。这么一堆无名之辈竟聚在一起．反对财富、地位、名望和权势的操纵；承担了威斯敏斯特的选举这么重要的一件事……

对手嘲讽他们，说他们是“无名之辈、普通的裁缝、理发师。……笑我们愚笨，骂我们鲁莽”。原则和基金短缺都决定这是一次廉洁的选举：


　　……不能有领取报酬的顾问、领取报酬的律师、领取报酬的监票员或领取报酬的竞选宣传员，不搞贿赂，不能代付地方税．不请客，不佩戴帽徽，除了两名把守竞选委员会办公室大门的警卫以外，没有花钱雇用的警察。

花钱都要由委员会投票决定，最大宗的花费（直至胜利游行需要的旗帜、乐队和彩带之前）是印传单和海报。普雷斯是委员会天才的组织者，他只有一次离开办公室去竞选场所。[21]


现在，我们必须探究一下1807年时英国激进主义的状况。首先，“激进主义”这个词意味着一种豪放磊落而又目标不确定的运动。18世纪90年代的雅各宾派都忠于《人权宣言》，忠于某些公开的组织。随着19世纪的进展，“激进主义”内部存在许多不同的倾向。在1807年，激进主义意味着运动的勇气和论调，同激进主义致力的任何原则相一致。它意味着不妥协地反对政府；蔑视软弱的辉格党，反对限制政治自由，公开揭露腐败和“皮特体制”，以及一般地支持议会改革。但在社会、经济问题上却又并不一致，而最坚持不懈的是伦敦民众的激进主义，它广泛得足以时时把处境不稳的厂商或小乡绅接纳进来。


1806和1807年的较量是实在重要的，虽然是混乱的。改革事业再次变得清晰可见了。有两位极端激进派，他们是由一个平民选区选举到下议院的。有一个周刊，编写得颇具天才，政府很难禁止而该周刊又宣称是远离托利党或辉格党的权势的。就连“改革之父”卡特莱特少校也重新受到公众的注目与好感[22]，人们第一次听到了一个新人即一个经营农场的绅士亨利·亨特的名字，他按照威斯敏斯特的榜样，发表了一篇致威尔特郡自由持有农的呼吁书。在伦敦，有一种新型的竞选组织建立起来了，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并不曾自行解散，而是保留了许多年，成为战后改革组织的样板。伯德特、卡特莱特、科贝特、亨特、普雷斯这些人成了后来15年中激进主义信史上有名有姓的杰出人物。伯德特许多年一直是伦敦民众心爱的人物。卡特莱特则长期矢志不移地经历过各种磨难，促成了第一批汉普登俱乐部的成立。科贝特一步一步从维护“独立”发展到完全彻底地指责“腐败的旧制度”，还确实指责了萎靡不振的激进派人士，如伯德特和普雷斯。亨特一时期作为科贝特的盟友，一时期作为他的对手，用他高超的群众演说技巧与科贝特高超的论战技巧相抗衡。普雷斯推广改革派的渗透政策和工匠与中等阶级联盟的政策，并成为边沁改革派与工会、与民众辩论团体之间的联络人。


1807年的胜利是威尔克斯的贵族的高超策略和较为进步的民主组织形式之间的一种妥协，收获是重要的，“独立”获得了新的含义。迄今为止“独立”一词成了富裕和地产利益的同义语：辉格党和托利党候选人之所以被推举到竞选坛上是因为他们富有，应该说，这就能使他们保持“独立”，而不必巴结大臣或国王以得到恩宠与官职。科贝特的“独立”则力主选民的义务，不管这些选民是自由持有农、是商人、还是工匠，都运用自己的权力摆脱庇护人、贿赂与依附。威斯敏斯特委员会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即他们的胜利是独立于他们自己的候选人之外的，威斯敏斯特的“小老百姓”是用他们自己的权力作为一股力量而崛起的；此外，他们做出了一种效率高的新的竞选组织的鲜明的榜样，不靠候选人的财富或权势，而靠选民自愿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正因如此，威斯敏斯特人觉得这次胜利是他们自己的。


然而，若说威斯敏斯特委员会领导了一个独立的“民众”运动，那就错了，当然更谈不上领导一个工人阶级运动。选民（1818年大约有18000名房产持有人）[23]中包括许多独立的手艺人和一些工匠。但其基调则越来越多地由小业主和小商人决定。这些集团的激进程度是战后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并曾影响到英国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证明这个部分始终使政府当局难堪。最重要的政治和报刊审判都在伦敦举行，而陪审团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被挑选出来的。小店主和小商人在18世纪90年代曾组成难以对付的陪审团，财政部法务官的记录中保留着能胜任的陪审团成员的名单，在德斯帕德案子和奥科伊格里案子上可以看得出，王国的司法官们是如何小心翼冀地把同情雅各宾的人清除出陪审团。[24]尽管他们如此防范，当局仍在1817至1819年间在伦敦那些陪审团手中丢了丑。[25]嗣后，陪审团变得比较听话了，一方面是因为当局精心策划了新的特别陪审团制度和其他“辞退”的手段，一方面是因为伦敦老城的激进主义（及其代表人物如韦特曼参事和伍德参事）变得越来越脱离平民运动。


所以，威斯敏斯特的胜利很难说是工匠的胜利，而不管他们为这个胜利尽了多少力。而且，这个胜利也有一部分是虚幻的。除了所需的资格限制把挑选候选人的范围局限在有产者之外，即便不谈这个事实，普雷斯的总委员会中也居然没有一个人（至少是普雷斯）想到要把本委员会中的某个人推荐为候选人。这席位是伯德特的，委员会的职能是争取支持他。在以后的岁月里，委员会表明它自己作为一个民主组织具有重大的局限性。1807年，它是在一次新的民主精神的冲动中成立的，随后几年中，它却本质上成了一个自封的团体——或者，如科贝特抱怨的，一个“秘密会议”——一部分在伯德特的控制下，一部分则是小生意人工匠师傅的代表，如普雷斯。战争结束时，普雷斯成了边沁和詹姆士·穆勒的信徒，他对亨特和科贝特变得越来越有敌意，也越来越讨厌对“成员无数”的宣传方法。威斯敏斯特委员会是个有用的地方，可以借此运用谨慎的幕后操纵来维护稳重勤勉的工匠的利益。1818年，科克伦的席位空出来了，科贝特提名的卡特莱特少校却被边沁激进派霍布豪斯的票数超过而没有获胜。当普雷斯变得越来越“自鸣得意”和越来越讨厌游行和竞选活动时，委员会也相应地越来越脱离伦敦的劳动人民了。[26]


这多多少少是1807年激进派所处地位的必然结果。反雅各宾主义根本没有消失。科贝特冲破报刊检查几乎是偶然的，此外就很少有定期的激进报纸了。（1810年，科贝持本人被监禁两年，因为他攻击军中滥用鞭刑。）威斯敏斯特委员会作为一个竞选组织而保留了下来，但政府当局并无意准许民众俱乐部有新的发展。曾经是伦敦通讯会领导人的约翰·盖尔·琼斯在伦敦大菜市附近组织过一次“英国论坛”的辩论跨过了谨慎的界线，下院就判处他进新门监狱（1810年）。而当伯德特谴责下院的这一行动是非法时，下院就判处他监禁于伦敦塔。确实，这几乎使所有的伦敦人都站到了伯德特一边。而伯德特最初采取威尔克斯的对抗策略，据守在皮卡迪利自己的家中，不向下院屈服。科克伦勋爵乘坐出租马车赶到伯德特家门口，向门厅里滚进一桶火药，准备炸掉所有的入口处而用武力保卫伯德特。人民成群在几条街上兜来转去，一场1780年规模的暴乱似乎在所难免。普雷斯自己则认为，军队中存在不满情绪，因此有一些阵发性的暴动可能发生。但这次事件的性质及其对威尔克斯的戏剧性的模仿，加上激进领袖中间的混乱，突出了改革派的弱点，即若由他们来驾驭一场造反潮流，他们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团结一致的政策。法律取缔通讯会社及公开的政治集会已经分散了运动的力量，所以，运动领导人的个人主义的和争执不休的行为，不过起着一种“喉舌”作用而不是站在运动组织者的地位上。


激进主义仍旧是一个由对当局不满的广泛的群众支持的防御性的抗议运动，却不是一个进攻性力量。如果要理解伯德特和科克伦在1810年的极端观点，只要读读拜伦的作品就知道了。那些人不屑于争权夺利，鄙视他们自己阶级的伪善和新富们的摆阔炫耀。在失望之中，他们也许会时时梦想来一阵子革命以推翻“旧腐败制度”的全部结构。如要理解科贝特的愤怒，只要想想那些引起他愤怒的事情，那就是油水大的承包合同、王室公爵的肮脏丑事、猛涨的租金和税款、农业工人的贫困和枯竭、政府给报纸的津贴以及道德监督会的告密者们对大众娱乐的摧残破坏。有一百个理由在助长不满的情绪。反抗强征入伍、伤残士兵的痛苦、工匠们被那些靠军火合同迅速发展的公司企业排挤而纷纷抱怨，以及在特拉法加战役后，反对那看似无休止又无目的战争的一股地下逆流正在不断地壮大。


1808年，设菲尔德一个非国教牧师这样写道：”情况很可能是”


每当人类想组织成社会，建立化剑为犁的王国时，……大人物将是这荣耀功德的反对者；反对的行为尤其可料定来自那些将军、海军将领、承包商、代理人诸如此类；说不定那些倡导“基督太平盛世”的人在等待来自他们那邪恶之手的凶猛的虐待。

“基督的王国”，只有经过“许多反对和许多流血”后才能降临人间，因为“魔鬼和他的代理人”不会原谅它用任何别的方式到来：


我无时不听说穷人的妻子和母亲当押掉仅有的衣服以便从卑鄙狠心的兵贩子们的手中赎回丈夫或儿子，啊，苍天！穷人们该受何等苦难……

“悲乎，贫穷！尔乃不赦之罪恶！……尔无权利，尔无特许，尔无豁免，尔无自由！”


撒旦老儿，老杀人者，尔若来，吾欲待尔如尔之待比我更好之人也。吾将依次携尔登临“无比巍峨高山之巅，示尔以基督世界众王国，及众王国固享之荣耀……撒旦，尔其俯身眺望基督教界，审视红尘滚滚陆离苍生；如许圣经，如许刀剑——教派不少，兵营纷逞——教堂林立，堡垒甚多——衣黑者和平之牧师，衣红与蓝者战争之人——夫沐猴而冠俨然救世主者几希，千百万之众独以分门别类毁灭人类为己任……真正和平之子横受轻视，遭埋没，遭怠慢而受侮弄——对杀人之英雄及掠夺者，竟可敬之、颂之、誉之、赏之而垂名乎千古……[27]

这呼声发自温斯坦莱和班扬的古英格兰，但这个古英格兰已开始读科贝特的文章了。它提醒我们，在设菲尔德、纽卡斯尔或拉夫巴勒这些地方，威斯敏斯特的选举又何其遥远！在伦敦城，激进派可以在酒店咖啡馆里聚会讨论，也可以感觉到自己在数量上的优势。在那些雅各宾的宣传曾深人人心的外省中心区，只有诺里季和诺丁汉具有广泛的选举权，足以让激进派利用选举的手段。伯明翰、曼彻斯特、利兹和多数正在发展的工业中心，在未经改革的下院里都没有代表。在这些地方，以及在更小的城镇和工业村庄，教会与地方官监视着任何“煽动”的迹象，就连订阅科贝特的《纪事报》的人，都能发现自己已被盯上了。改革派感到孤立无援——“被埋没，怠慢和侮弄”。威斯敏斯特的胜利把外省抛进了遭受更大压制的黑暗之中。


正因为如此，激进运动在中西部地区和北部工业区具有相当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不同将在半个世纪中影响事态的发展。在伦敦，中等阶级改革派和工人阶级改革派保持着沟通渠道，典型的组织形式是委员会。在委员会中，少数几个自由职业者和自学有成的工匠们并肩工作，而这些工匠总有些看不起政治落后的工人和伤风败俗及犯罪的穷人。当压制放松时，论坛、辩论会和讨论小组也就恢复起来了。威斯敏斯特定期的选举至少提供了一个安全阀，对喧闹骚乱起到了关阀作用。但在中西部和北部地区，激进主义被打入地下，进入了非法工会的世界而和工业中的疾苦、秘密集会和誓约等等交结在一起。所以，直到1815年，伯德特和科贝特在工业革命的心脏地区仍旧无关紧要。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对卢德活动没有什么启示作用，而在特伦特河以北我们找到了非法活动的传统。




[1] 当时最妙的一个讽刺就是1800年霍恩•图克作为最衰败的选邑老萨勒姆的议员当选，但他因有关的规定的原因而丧失资格，因为他以前担任过教会牧师。

[2] 人民一分子：《致在天使酒店聚会……庆祝C.F.福克斯生日的该协会的第三十六封信》（诺里季，1799）。

[3] 见下文。第472-484页。

[4] J.鲍尔斯：《上次大选之感想，表明雅各宾主义在进展》（1802），第3-4页；《魄力的好效率》，第141页。改革派愤怒驳斥鲍尔斯的裸休女士的说法，斥其为谎言，见《关于诺丁汉上次竞选的十封信》（诺丁汉，1803），第24-25页；萨顿：《诺丁汉纪实》，第244页。真实情况或许是关于游行队伍中有一个妇女“穿着肉色的衣服”，见《致约翰•鲍尔斯》（诺丁汉，1803），第9页。

[5] 当选者宾（辉格党），3843票，伯德特（徽进派），3207票，未当选者梅因沃林（托利党），2936票。见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02年7月10、17、24日；J.G.阿尔杰：《拿破仑的英国客人和俘虏》（1904）；J.德尚；《法国大革命时的英国下旗部》（布鲁塞尔，1949），第5章；M.W.帕特森：《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1931)，第4、7，章。

[6] J.鲍尔斯：《上次大选之感想》，第63页。

[7] 见后文，第478-484页。

[8] 《科贝特议会辩论录》，卷2，增补第1667、1752条。

[9] 《科贝特议会辫论录》，卷4，1191，1362条；《泰晤士报》，1804年11月5日。时人对志愿军中土地与商业利益妥协一致的记载，可见T.A.沃德的设菲尔德日记：《回顾过去》，散见各处，并见简•奥斯汀书。

[10] 关于民众的爱国心情，见F.克林伯格和S.赫斯维特：《警鼓咚咚……1803年的传单》（加利福尼亚大学，1944）。就连约翰•瑟尔沃尔也撰写《关于纳尔逊勋爵之死的诗和演说》（1805）。

[11] 这份刊名令人起敬的刊物．因缺乏支持而停办了。见《理性人》，1808年4月16日。

[12] 《政治纪事报》，1804年9月1日。

[13] 1804年他在竞选演说中说：“我将……竭尽全力，使‘第45号和自由’与我们这一代人联系在一起。”

[14] 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04年8月25日。

[15] 见科贝特12年后对1806年竞选所作的有倾向性的描述，见1818年1月17日的《政治纪事报》。

[16] 见前文，第77页。

[17] 《政治纪事报》，1806年8月9日、9月20、27日。

[18] 胡德5478票，谢里登4758票，波尔4481票。

[19] 这次事件见《年度纪事》，l807年，第425-428、632-639页；M.D.乔治：《政治讽刺和个人讽刺编目》（1947）第8卷，第528-529页。

[20] 科克伦把他的席位保持到1818年，然后辞退以便去援助南美国家。伯德特作为威斯教斯特的议员一直延续到1837年，然后，他作最后一次唐•吉诃德式戏剧化表演，辞掉了席位并从这一党派的议员转到另一派的议员以保守党的身份竞选，勉强取得了胜利。波尔并不幸运，他在决斗后只活了一年多一点时间，1808年自杀。

[21] 关于1806和1807年的选举，主要据科贝特《政治纪事报》的记叙，见1806和1807年各期；同上，1818年1月17日；弗劳尔：《政治评论》，l807年5月；《普雷斯回忆录》，见沃拉斯，前引书，第41-47页；及科尔和菲尔森：《英国工人运动》，第79-81页；无名氏：《威斯敏斯特和米德尔塞克斯大选史》（1807），第15、36-37、145、157、345、379、437页；威斯敏斯特委员会散发的《导致F.伯德特准男爵竞选发迹的一些情况介绍……》（1807）。亦见M.W.帕特森：《F．伯德特爵士》（1931），第1卷，第10章；G.D.H.科尔：《科贝特生平》，第9、10章；C.劳埃德：《科克伦勋爵》（1947），第2部分，第1章；S.麦科比：《英国激进主义，1786-1832》，第207-208页。科贝特的记叙虽不完全可信，却纠正了普雷斯的一些说法，这些说法不加批评地被人接受．但忽视了1802和1804年米德尔塞克斯大选的重要性，嘲笑波尔且把1807年成功的原因完全归结于普雷斯自己的组织天才。

[22] 卡恃莱特除支持波尔和伯德特以外，在1806年还在自己的波士倾竞选，得59票，获胜的候选人得了237票。

[23] 《女怪》，1818年7月4日。

[24] 其中一份名单在有可能参加陪审团的人的名字上打了记号：G表示“好”（good），B表示“坏”（bad），D表示“靠不住”（doubtful）。打“B”的人中有许多是小生意人，如其中有一个制秤的，一个卖玻璃的，几个卖杂货的，一个造帆的，一些酿酒商（索思沃克一个酿酒商的名字上标着“极坏”字样）。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33号。

[25] 把参加矿泉地暴乱（1817）的沃森医生无罪开释的那个陪审团，团长是卖彩票的，成员中有制扣工、打锚铁匠、毛料商、刺果制造工、铁器商、银匠、布商、鞋匠、搬运业者和药剂师。《人民报》，1817年6月21日。

[26] 要了解委员会的工作情况，见A.阿斯皮诺尔：《1814年的威斯敏斯特选举》，载于《英国历史评论》，第40卷（1925）

[27] 和平福音长老G.博萦特：《武人镜》（设菲尔德，1808），作者可能是洗礼派教士。用类似口气表达激进的基督教反战立场的，还可见《剑桥通信》，及《太因河信使报》上刊载的信件，如1808年1月5日的那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