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帮助中国“设计”人口政策内幕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支持创建并控制，其中基辛格扮演了关键作用。　　

深受马尔萨斯主义者影响的洛克菲勒三世在1952年就创办了人口理事会以减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　　

1961年洛克菲勒三世在联合国讲演：“在我看来，人口增长是当今社会仅次于核武器控制的头等大事。”[3] 在洛克菲勒三世等人的推动下，1969年设立了联合国人口基金。　　

1974年在洛克菲勒三世的推动下，基辛格（洛克菲勒家族培养的政治家）被授权起草美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 号》（《NSSM-200》）。　　

《NSSM-200》的中心思想：世界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供给，只有大幅度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数量，美国才能充分利用它们的原材料。《NSSM-200》认为，为了隐瞒从发展中国家获得自然资源的图谋，应利用联合国人口基金等机构来实施其计划[1,4]。　　

在洛克菲勒三世的推荐下，菲律宾人拉非尔.萨拉斯（Rafael Salas哈佛大学毕业）被任命为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首任执行主任[5]，并一直干到他1987年去世 [6]。联合国的机密报告显示萨拉斯被洛克菲勒三世选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的肤色（亚洲人）[5]，洛克菲勒三世当时迫切需要控制亚洲人口。 　　

1986年，萨拉斯说：“对于计划生育自愿性来说，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自己的看法。如果您是指中国的情况，我非常确信，中国自己会说，依照他们的文化标准，它们的方式不是强制性。也许依照西方的标准，中国的做法可能是不可接受的，但每个国家必须依照自己的标准。”[8] 　　

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第三任（2000-2010年）执行主任奥　巴伊德　女士，是首位接受政府奖学金到美国留学的沙特女性，也是首位出任联合国部门高官的沙特女性。通过她的言传身教有助于揭下中东地区穆斯林妇女的面罩（也意味着破坏了其生育文化）从而将中东地区的高生育率降下来。奥　巴伊德　女士也是洛克菲列基金资助的纽约大学研究西方与穆斯林关系的中心的顾问委员[11]。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现任（2010-）执行主任奥塞特梅因曾是尼日利亚卫生部长。他在英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曾到哈佛大学进修人口学。从他的简历可见，1981年以来他因为避孕等方面的研究多次获得洛克菲勒基金、福特基金的资助[12]。由他出任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将有助于降低非洲穆斯林国家（目前是世界上生育率最高地区）的生育率。奥塞特梅因不负众望，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呼吁“提高”非洲穆斯林地区妇女地位，进行性教育，改变传统上的性的唯生殖目的论，等于是贯切执行洛克菲勒基金的控制人口的理念[1,4]。　　

　1995年9月27日　，在美国旧金山曾召开 “费尔蒙特饭店会议”, 集结西方财富精英和政治精英参加的该会议认为：由于世界人口的过剩，世界将出现分化为20%的全球精英和80%的人口垃圾（应该加以处理）。　　

联合国人口基金帮忙建立了中国计划生育体系和人口理论体系　　

基辛格在《NSSM-200》中认为人口控制的关键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基辛格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自然不会放过控制中国人口的机会。尤其是他与1979年之后的几代中国领导人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中国政府与人口基金的合作开始于1979年，共开展了6个周期的合作，建立了120多个合作项目，接受了2亿多美元的“无偿”援助[14]。　　

要知道中国1950年-1980年平均外汇储备才1.47亿美元，比如1978年是1.67亿美元，而1980年是负值（-12.96亿美元）[15]。1979年才开始改革开放，外汇非常奇缺。但联合国人口基金在1979年就与中国签署了5000万美元的资助项目（如此慷慨、如此急迫），资助中国计划生育，赞助中国进行人口普查，帮中国建立人口学，培养了一大批人口学家（比如顾宝昌、曾毅等）和计生委官员。中国计划生育的口号，如“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优生优育”，“少生快富”，“关爱女孩”，“计划生育好，政府给养老”都可以从《NSSM-200》找到原始依据。　　

　2011年1月20日　基辛格接受了知名电视主持人Charlie Rose的采访[18]：　　

Charlie Rose：“2050年中国会崛起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吗？”　　

基辛格：“中国每年保持9%的经济增长率，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中国将由于计划生育而在2030年开始出现巨大的人口危机，这种人口危机是其他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因此，不能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简单地推测中国将成为强国。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将落后于中国。”　　

基辛格现在应该如释重负了，因为他早在三十多年前就通过“计划”中国的人口而将中国的崛起“计划”掉了。澳大利亚前总理也认为中国由于计划生育而永远赶不上美国[19]。　　

基辛格可能也预测到，由于中国的政治惰性，即便知道真相，也会出于“政策连续性、政治稳定”的考虑，不敢全盘否定计划生育。那么中国的生育文化就不可能逆转，生育率就不可能提升。　　

美国除了“帮助”控制中国人口外，还打上了中国民族结构的主意，比如　2011年1月17日　美国《外交政策》（洛克菲勒基金和福特基金支持的重要期刊）发表了一篇题为《Rise of the Hans-Why a dominant China could spark tribal warfare》（崛起的汉族-为什么中国可能爆发种族冲突）文章 [20]。　　

洛克菲勒奖获得者牛文元误导中国领导人　　

要影响中国领导人，还必须影响那些能够影响决策的学者。除了直接帮中国建立人口学外，还物色、培养其他学科的有影响力的学者。1978年宋健访问欧洲，东道主给他提供了不少用控制论控制人口的资料[21]，宋健成为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总设计师。　　

 宋健被“选中”，是因为他是“控制论”专家，西方国家迫切希望“控制”中国人口。牛文元被“选中”，是因为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第一人”，有助于说服中国领导人和民众相信：减少人口是符合中国自己的最大利益的，是有利于其可持续发展的；而这一点正是《NSSM-200》所强调的[1,4]。　　

 牛文元从1990年开始主持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国家报告》[23]。在宋健、牛文元等人的推动下，1995年，“可持续发展”写入中共十五大报告。牛文元则于1996年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　　

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两大绝招：影响领导人、制造虚假数据   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33，但联合国却坚持认为中国生育率稳定在1.8（而中国国家计生委将联合国的数据奉为圣旨），并纵容中国人口学家篡改生育率。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原始数据显示总人口只有12.4亿（其中可能还有2千万重报），但被额外修正进去1.8%人口，变成了12.658亿。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据说仍然在往上修正人口。　　

中国在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是因为宋健等人预测中国人口会达到40亿。2000年生育率只有1.22了，但主流人口学家还认为中国人口会达到16亿。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仍然预测中国人口会达到15亿。2010年牛文元仍然认为中国人口会达到14.6亿。一方面夸张地预测人口增长，一方面夸张资源、环境危机，构建一个紧急避险的世界末日理论，误导决策和民众。　　

从计划生育可以看出中国的决策机制存在巨大的风险。中国应该反省目前的决策体制，需要学术“清君侧”。（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