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著名作家浩然逝世三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纪念著名作家浩然逝世三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2011年2月20日）

      刘国震

　　这次来三河参加纪念浩然老师逝世三周年的座谈会，缅怀浩然老师的崇高风范和卓越成就，我真的很激动，内心有几多感慨。这是我第三次来三河。老实说，我最初知道三河这个地方，是因为浩然老师，三次踏上三河的土地，也都是因为浩然老师。刚才红孩先生说，他来三河这个地方，有一种文学寻根的感觉，我则除了“寻根”，更有一种“文学朝圣”的感觉。2001年我第一次来三河，距今整整10年。十年前我来三河拜访浩然老师时，也是在2月，而且恰恰也是2月20日，非常巧合。2009年三河市隆重举行纪念浩然逝世一周年暨浩然夫妇骨灰安葬仪式，本来我接到了邀请，是准备要来的，却因工作忙未能成行，对此我一直深为遗憾。这次来，弥补了我的遗憾，了却了一桩心事。今天一大早，吃完早餐后，我与廊坊市公安局的周东川兄，在浩然老师亲属的陪同下，利用座谈会开始之前的一点空闲，特意去灵泉灵塔公墓的浩然老师墓地。我们瞻仰了陵墓，并以三河民间的传统方式，祭奠了老人家的英灵。路上秋川兄对我说，这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去祭奠一个老共产党员。我带去了我新近出版的一本书，就是现在大家已经拿到的这本《感悟浩然》，在老人家的灵前焚化。作为浩然老师的一个多年的忠实的读者，我觉得，我与浩然老师的心是相通的。我相信，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是会看到这本书的。这本书能够在浩然老师逝世三周年之际问世，我感到欣慰。

　　浩然老师是靠自学成才的一代文学大家。他的勤奋与高产，他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执著、痴迷与热爱，以及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无怨无悔的赤子情怀、扶植新人的奉献精神，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是罕见的，今后很难再有这样的作家了。有人说，在中国的作家中，写农村，写农民，从土改，写到互助组、合作化，一直写到改革开放的，除浩然外，再无第二个，完整地再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文学作品，也只有一部《金光大道》。的确如此。不只是在中国，即使放到世界的范围，也是这样。就我本人来说，从上小学时就开始接触浩然作品。我少年时期对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的认识，就是来自一部浩然的短篇小说《春歌集》。最近我收到老作家冉淮舟寄来的三卷本《平原文学信稿》，书中披露了60年代孙犁写给冉淮舟的一封信，从中可以看出孙犁大师对《艳阳天》的高度评价与推崇。他认为《艳阳天》“有人物、有情节、有文学、有政策”，一连说了四个“有”，对这样一部横空出世的巨著，感到惊异不已。我以为，作为一名作家，就浩然的一生来讲，还体现了四个“气”，就是“才气”，“正气”，“志气”，再就是舍得花大力气，敢于拼打。他只读过三年小学，半年私塾，但即使在他还识字不多的童年、少年时期，就已经表现出很高的艺术天赋与潜能。没有这种艺术天资，单凭勤奋，怕是也难以成为一代文学宗师。这体现了他的才气。在文革那样复杂的政治形势和险恶环境中，他能够洁身自好，不为高官厚禄所动，坚守住一个作家的本分与良知，体现了他的正气。没有这股正气，他的历史可能就是另一种写法了。一个读书不多的翻身农民，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靠自学成才圆了作家梦，体现了他的志气。这种志气，更体现在他文革结束后的“东山再起”。年纪大一点的同志都知道，在1977年到1978年那两年，各地报刊批浩然很凶猛啊，坊间妖魔化浩然的各种流言蜚语也很多，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也很少有人敢于公开为他仗义执言。浩然的痛苦与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但他没有倒下，最终以卧薪尝胆的精神再次崛起，写出了轰轰烈烈的作品，还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文艺绿化工程，不惜时，不惜力，甚至不惜命。这样系统的大面积长时间的培养文学新人的工程，是空前的，甚至也可能是绝后的。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浩然是一个经常被误读的作家，他的《金光大道》则可能是被误读最多的作品。我看过一些人对这部作品的批判与指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是很荒唐可笑的。他们的批评与指责不是建立在认真地阅读文本之上的，而是主观臆断、捕风捉影、穿凿附会、胡说八道。《金光大道》全书四本，有的所谓评论家一本都没有看完，就敢写文章说三道四，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表现了很坏的文风。近年我看过一些以浩然为研究对象的博士、硕士论文，也时常发现一些驴唇不对马嘴的笑话和无中生有的谬论，这说明学术界的浮躁与淫靡之风，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有的人只把自己梦寐以求的那个高级学位、高级职称看得最重，除此以外，心中再无神圣的东西。这样的人，他怎么能够读懂浩然呢！他们的所谓研究，只不过是走向名利场的敲门砖罢了，不误读是不可能的。有人批评浩然和他的作品“极左”。这种说法，用于考量浩然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作品，也不准确，有失公正。如果把浩然跨越“17年”、“文革”、“改革”三个历史时期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极左”之说，就更显得荒唐、无知。文革结束后，浩然对历史、对文学是做过沉重的反思的，提出了“四个重新认识”。他新时期以来的作品，比如长篇《山水情》，以及那些很优秀的中篇小说，比如《浮云》、《老人和树》、《赵百万的人生片段》、《花瘸子秘史》等等，对极左思潮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给中国农民造成的苦难，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反思与批评。浩然的这些作品，与某些热闹一时的所谓“伤痕文学”所不同的是，他暴露我们党工作中的缺点与失误，是实事求是的，是客观冷静的，是心存善意的，是为了今后吸取教训、少走弯路，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而不是恶意的诅咒与灰色的宣泄，更不会像某些作品那样不负责任地蓄意夸大失误，凭空捏造灾难，甚至别有用心地篡改历史，误导读者，以售其奸。因为，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浩然始终没有背叛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没有亵渎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这一点在当今，非常难得。浩然是一个具有坚定政治信仰的革命作家，是一个有正确的、强大的人生观支撑的人民作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社会主义事业定胜利的信念，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而不是一小撮人靠损公肥私、损人利已而“致富发家”，这样的一种理想，一种理念，如一根红线，贯穿了他全部的作品，支撑了他一生的创作。

　　刚才刘树滋主席在主持词中介绍说，浩然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文艺战士。说得非常好。我不知道如今还有多少作家能够担当得起这个称号？浩然无疑是担当得起的，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在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的为人与为文，都无愧于这一称号。我曾经说过，资产阶级、剥削阶级诋毁浩然，那不是什么怪事。如果我们共产党也让浩然这样的作家受委屈，是很不明智、很不公道的，甚至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