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陈毅与张闻天

周恩来、陈毅与张闻天 
近读何方的两篇文字《张闻天与周恩来》和《张闻天与陈毅》，颇耐玩味。 
张闻天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中坚人物，也是著名的王明“教条主义宗派”的中坚人物。苏区时期，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可估量的巨大损失。长征前被博古等“三人团”排斥，因而长征出发的头天晚上，找到自己长期批判、排斥、架空的毛泽东，倾诉心中的苦闷，以示同博古三人团的“决裂”，并从此跟着毛泽东革命。遵义会议后，由于教条宗派在中央的势力十分强大，更由于张闻天与博古等所奉行的政治路线并无区别，常委分工时，被毛泽东推举替代博古担任党的总负责，以平衡教条主义宗派因博古下台而产生的某些情绪，防止高层分裂。周恩来在毛泽东的说服下，放弃自己坚持由毛泽东担任总负责的做法，转而理解和支持毛泽东的这个提议。 
担任总负责名义的张闻天，除了从苏联“背回一麻袋教条主义”外，既无正确的理论认知，又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政策策略，更不懂军事，但却还要“总负责”，便不可避免的表现出一些现象来。由于自己对长征的军事插不上嘴而无法总负责，便想脱离部队去苏联。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批评后，虽然未能出走，但心思更重了。首先对周恩来不信任，提议毛泽东和朱德组成前敌指挥部指挥军事。同时，又提议军事行动方针由经过政治局会议掌握，实行“民主决策”。这一做法可谓“一箭双雕”：既取消了周恩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职责，又不给毛泽东实际的军事决策权，所有事情都掌握在张闻天自己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其次，即使如此，张闻天也依然心存颟顸，很快利用打不打“打鼓新场”的分歧，顺势利用政治局会议撤消了毛泽东、朱德的军事指挥权，而决定由彭德怀替代。 
在事实面前不得不后退的张闻天，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后，表现的更为突出。明知毛泽东的军事意图，始终信奉“军队么，下命令就可以了”的信条的张闻天，面对部队一些指战员所表现的某些情绪，不但不做丝毫的政治工作（说服解释教育工作），反而比彭德怀、林彪等的情绪更激烈。而且，多次找彭德怀、林彪谈话，非难毛泽东“四渡赤水”的军事方略。而且，还找原“三人团”成员、中共中央的“太上皇”李德寻求支持。 
从各种人等（包括李德）的回忆看，张闻天当时的活动是频繁的。李德回忆，林彪的那封信，就是在张闻天谈话后所写。当然，这跟后来张闻天自己所要澄清的“宗派”活动也许不是一回事。会理会议的召开，毛泽东忍无可忍，痛斥担着党的总负责名义又是下属的张闻天。张闻天也在众中央领导的批评下，不着痕迹的批评起彭德怀、林彪等，表示自己始终是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方略的。并从此在表面上“安分”遵循遵义会议决议的实质：以毛泽东为核心。也即骨子里依然奉行王明的政治路线（张闻天直到1943年，才承认自己在“六大以来”的文件出来后，才意识到以往奉行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对毛泽东所倡导的路线，在背地里进行诽谤。张国焘回忆：到延安后，张国焘问张闻天为什么“老毛”当家？张闻天对张国焘言道，“老毛”懂得旧社会那一套，让他干去吧。 
“狭、高、空、怯、私”，是毛泽东等老一辈对张闻天的共识。“狭”即心胸狭隘，名位权利受到半点损害，就发泄个人怨愤。对博古、周恩来“三人团”成员如此，对毛泽东也是如此。“高”和“空”即不切实际、高估自己，除了“背回来”的教条唬人外，严重缺乏实际精神。就连伍修权等这些人，也多次回忆：除了“理论”上请教张闻天外，实际事物的解决，没有人去找张闻天。“怯”即怯懦，在革命受到挫折时，表现出动摇。遵义会议后不久要离队，被众人认为是怯懦。1933年从上海到苏区，实质也是怯懦的表现：上海还要有中央局，危难之时，相对有着中央工作经验和白区工作经历的博古、张闻天等，没有一个留在上海巩固新的中央局。“私”即私心严重，也即既没有主持工作的能力，还要争名位。一旦失去名位，就痛苦得要命。博古“三人团”里没有张闻天，也即把张闻天排斥出核心，就表现出极度得痛苦。遵义会议常委分工后要离开，也是内心痛苦的表现。延安时期地位的必然没落，其痛苦就更为突出。建国后，由陈毅接替周恩来当外交部长，自己没当上，也痛苦得很。但是，这些“痛苦”没有一点从自身寻找原因的，统统归结为他人的“排斥”或者不被“信任”。 
 
张闻天与陈毅 
陈毅接替周恩来担任外交部长，很显然是中央和周恩来的统筹考虑，尤其是周恩来。做为国务院总理，长期兼任外交部长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国务院总理的工作就已经非常繁重了。因此，周恩来很早就让没有丝毫外事职责的陈毅经常参加外事活动。而且，陈毅还公开说自己喜欢外交工作。“我回到外交部就听说陈毅一再提出想做外交工作，后来也确实看到他参加的外事活动特别多，超过所有其他国务院副总理，显得非常突出。但在他的分工中除常务外有政法、文教、科学院和部分国防，却没有外交”。①所以，陈毅接替周恩来当外交部长，也就顺理成章了。尽管何方一如既往的“桀犬吠尧”，想在此中做文章，但也只好说“陈毅来外交部，究竟对周恩来意味着什么，现在仍然猜不透”。 
但是，张闻天想当外交部长的事，却被何方证实了。记得某著名网站的某些了解内幕的人士，曾叙述中央决定安排接替周恩来外交部长人选之时，正在苏联做大使的张闻天，悄然回国争当外交部长，让苏联方面找不到大使而诧异。网络上披露的这些“内幕”，本来将信将疑，但是，何方却证实了张闻天当时确乎非常想当外交部长。“对于陈毅来外交部，张闻天早就料到了，估计他的心情会是复杂的……明显地得不到信任，恐怕总会感到不那么愉快”②。——没有当上外交部长，就“心情复杂”，就感到“明显地得不到信任”，显而易见，只有在觉得自己是外交部长的不二人选时，才会这样。 
“心情复杂”的张闻天，在何方的笔下变味了：心有戚戚、多方猜测、打探消息、采取措施。“对于和陈毅相处，我看他也是矛盾的……大胆抓工作吧，他可能顾虑被怀疑为擅权，是不是目无领导；缩手缩脚、摸领导意图或遇事退后，这又完全违背他的精神和性格……为了确定今后走向，在陈毅上任前他先去摸了一下底，主动找陈恳谈……面对这种情况，张闻天认为自己应该在工作上‘尽量后退一些，请他抓起来’。张还向办公厅作了布置，为部长每天来上班作好准备。于是办公厅就给新部长收拾了一个全部最大的办公室，并根据他的爱好，买了一些古色古香的书柜和一批线装书。至于张闻天自己，为了让陈毅更多和更放手地抓工作，减少可能的干扰（大约也流露出一定的个人情绪），在陈毅来后采取了几项他所说的‘尽量后退一些’的措施”③。 
何方确乎十分了解张闻天，其对张闻天的描绘，可谓“入木三分”：活生生的“狭、高、空、怯、私”俱全，这才是真实的张闻天！想当而没当上外交部长便心有戚戚、多方怀疑，是谓狭隘；觉得自己才是外交部长的不二人选，是谓“高”；既没有外交方针的认知，又不愿“应酬”外事，不是空是什么？对新来的外交部长陈毅所采取的种种“思考”和“措施”，正是“怯”和“私”的突出表现。所以，陈毅在1958年3月的外交部会议上，直批张闻天“狭、高、空、怯、私”。而由何方的描述看，不做工作的陈毅，显然是听到干部群众的反映，才在会议上撇开主题，直批张闻天“狭、高、空、怯、私”的。 
当了外交部长的陈毅，具有“将军（元帅）加诗人”（这“诗人”显然是何方在影射，跟前面的“陈毅来外交部，究竟对周恩来意味着什么，现在仍然猜不透”影射目的一样）的“气质”。“他当部长，并不像跟张闻天说的那样，‘部里什么事情都要管，每天要到部里办公’，而是部里的日常工作基本不管，更不用说深入部里各单位检查和指导工作了”。“根据陈毅的性格和作风看，他的‘意图’很清楚，就是只进行些大面上的活动，外交部的一切工作仍照以前那样由张闻天等几个副部长和各单位去办，他主要是承上启下，对重要文件向上照转，再大一点的事情自有周总理以至毛主席抓”④。 
这陈毅，在何方的笔下，连“官僚”都不如。外交部的干部群众后来斗争陈毅，看来算不上什么“迫害”。 

何方的笔下，周恩来跟张闻天有些“同病相怜”：即周恩来和张闻天在延安整风中都曾受到批评，而这批评自然都是“莫须有”的“迫害”。“周总理和张闻天都是见过大世面、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观念的人，外交思想比较接近是很自然的。再加上不知是否出于历史的原因（张闻天做过党的总书记，两人同为延安整风中挨批的主要对象），他们一直都是互相尊重和互相照顾的”⑤。 
这“同病相怜”，事实上是张闻天的一相情愿。周恩来在苏区时期，对发生的许多错误，确乎有着严重责任，因而，周恩来也一直反省这些错误并痛悔，不存在觉得被“冤枉”的冤屈心理。同时，延安整风后，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比原来更加高尚和巩固了。从这一点讲，周恩来也不会心存什么颟顸。何方这些人，总是从“个人恩怨”的角度来描述和揣测第一代人，所以，所写的东西，除了对张闻天顾头不顾尾的用些“好词”外，其他人都没什么好话。对陈毅如此，对周恩来同样如此。他始终不会理解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这些伟人与张闻天的区别在哪儿。只能利用从张闻天身上嗅到的东西，来加在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人的身上。 
周恩来对同志的谦和和对错误者所犯错误的不留情面，是相互融合的。对王明教条宗派的主要成员，也是没有什么好感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在回顾苏区的历史时，说那时博古、张闻天很坏，周恩来插嘴补充“还有王稼祥”。毛泽东并不把王稼祥与博古张闻天等同等看待，而是区别开来，周恩来则把王稼祥看作与博古张闻天一样。 
事实上，张闻天对周恩来同样有着看法。何方在他的另一篇文字中，叙述遵义会议常委分工后，张闻天不信任周恩来。即使在这篇文字中，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和张闻天两个人之间还是有些矛盾和相互看不惯的地方”⑥。这种“相互看不惯”，何方笔下，责任自然在周恩来。“张闻天就一直认为总理有事务主义的毛病，事情管得太具体，对下面不放手。特别是他认为，总理对形势政策研究不够，也不太重视基本业务如规章制度等的建设；可以花很长时间接见个别记者或中外人士，却没时间及时审批一些重要文件如年度总结和规划等；有时参加使节会议或外事会议的代表等候总理接见，得等上一两个月，一次等了两个多月，最后宣布总理没时间，不见了，让大家回去”⑦。 
“总理有事务主义的毛病”，看来是一个共识。彭德怀曾就周恩来的“事务主义”向毛泽东告过状，毛泽东也多次批评过周恩来的“事务主义”。周恩来“不太重视基本业务如规章制度等的建设”，看来也是一个共识。周恩来“反冒进”后来遭到毛泽东的批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只有会议上大张旗鼓的政治批评，却不做规章制度方面的工作。毛泽东后来批评道：业务方面要用业务手段，制订几条措施就行了。周恩来对“反冒进”错误的认识，在毛泽东批评前。尤其是，周恩来对自己的错误，从来都是反省很深刻的。因此，被批评后，主要是从自己的角度反思，而从来不胡乱猜测，更不从个人角度为自己找理由安慰自己或者痛苦。痛苦都是来自于对错误的反省，而不是猜测是不是被信任之类的狭隘。 
这些都是何方甚至张闻天理解不了的，因此，张闻天才一相情愿的觉得跟周恩来“同病相怜”。张闻天确乎是个为了个人名位不顾原则不顾工作的人，这一点，何方描述的很清楚，而且是当作“优点”来描述。 
在外事接待方面，“周总理和陈老总又喜欢讲排场、图好看，弄得接待外宾的工作，不仅是对外交部，也使一些地方和部门感到不胜负担，怕接待不周，受到上面批评”⑧。“不胜负担”因而造成的浪费，是严重的。“对这些，几位副部长和礼宾司部分同志都有意见，地方上也有些反映。尤其是张闻天，他认为在外宾接待上规格太高，造成过分的铺张浪费，也违背国际惯例（如群众夹道欢迎、请客送礼太滥太丰盛等），并且公开批评，说这和援助外国、支持世界革命不自量力一样，都是打肿脸充胖子，因此一再提倡进行礼宾改革”⑨。 
但是，当姬鹏飞把这些问题反映到中央内部刊物《内部参考》后，张闻天却又紧张的要求收回已经发表在〈内部参考〉上的文件。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对张闻天而言，却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张闻天不是从工作和原则的方面考虑，而是从个人方面考虑。其秘书何方，也就很自然的具有了张闻天的这种作风：“对这件事，从内容到做法，我都同意，但意识到这是针对总理的，因此多了点心眼，除事后报告张闻天外，还特意保留了姬鹏飞的四个批条”⑩。张闻天在何方汇报后，紧张得要收回，也就顺理成章了。 
姬鹏飞是从工作出发，根本没有针对周恩来的意思。发表的东西里有一些能跟周恩来“对上号”，也是正常的。公开的批评里，所反映的问题方方面面，根本就不足为奇。也只有这样，才能搞好工作。但是，张闻天偕同秘书何方却不这样考虑，而是猜测这是针对周恩来。毫无疑问，这种专门从个人角度看待事情的恶习，其破坏性是很大的，足以挑起领导人之间的严重矛盾。好在周恩来等并不这样看，不然的话，听到张闻天和何方这种“针对总理”的挑唆，那后果就严重了。 
感觉问题严重，只在私下牢骚或非正式批评，当别人公开批评这些问题时，又怀疑别人“针对总理”，还“多了点心眼”，还留证据，这是些什么人呢？！如果周恩来的确有错误，就该直接向周恩来提出来，而不是心存颟顸，别人提时，又怀疑别人的动机。不要说党性，即使“人性”，也是让人唏嘘的。 
因此，谁都无法跟张闻天“合作”，也就是必然了。博古跟张闻天合作不下去，毛泽东跟张闻天也合作不下去，周恩来、陈毅也跟张闻天合作不下去。从何方这些连篇累牍的“歌颂”文章里可以看到：乘坐王明快车直升上去的张闻天，后来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都不合适，去经济研究所专门搞“研究”，才算真正人尽其才了。 
 
何方笔下的周恩来、陈毅以及张闻天 
周恩来除了“事务主义”和“不太重视基本业务如规章制度等的建设”外，还不讲道理。出国访问回来的周恩来，听说〈内部参考〉的事后，在一次酒会结束时，忽然发开了脾气，而且是“耍弄手腕”。“周总理一行于1957年二月六日回国，三月七日在国际俱乐部一次酒会结束后，当着外交部领导的面（张闻天没参加），没指名批评分工管礼宾又在场的姬鹏飞，却故意指名并不相干的乔冠华，发了一顿脾气，说以后请客没钱了就用我的工资。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没人吭气，只有贺龙和乔冠华跟着敲边鼓，说他们的工资也可以拿出来”⑾。 
陈毅就更不堪了。当上外交部长的陈毅，上任三个月后，召开“务虚会”，要求大家对以往的工作发表意见，并说是受总理的委托。“不料陈毅话锋一转，批起了张闻天，并且从延安整风讲起，第一次公开讲出了毛泽东对张闻天‘狭、高、空、怯、私’五个字的指责”，“接着大家对张闻天提了一些意见（因他长期主持常务，人们意见多点也是自然的）” ⑿。 
当然，张闻天又是“被迫检讨”。何方笔下，张闻天自延安整风受到批评开始，都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检讨”。苏区时期，张闻天那么大的“功劳”，毛泽东让其“被迫检讨”；建国后，周恩来、陈毅等也是在张闻天只有“功劳”没有错误的情况下让其“被迫检讨”；外交部的干部群众，也纷纷提意见对张闻天“迫害”。屡屡“被迫检讨”的张闻天，自然高尚得“不放在心上”，而是埋在心底。从不认为自己犯过错误，至少没有犯过这些人批评的那些错误，因此，张闻天自然也一如既往的不反思自己，而是对批评者进行“诛心”定性，尽管只能私下里进行。 
对陈毅的批评，张闻天的看法，直到八十年代后，才由其遗孀披露出来：“这是陈老总在钓鱼”。 
 
①②③④⑿：何方：《张闻天与陈毅》 
⑤⑥⑦⑧⑨⑩⑾：何方：《张闻天与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