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员先富是最大的失德

论官员先富是最大的失德　　

文言论“失”系列之三　　

失德，就是失去道德，或者说是好的品行给丟掉了，变成无德。为什么说官员先富是最大的失德呢？下面我们来作些分析：　　

一，历代共产党官员囊中辨　　

我们先来翻一翻历代共产党官员的衣袋，看看他们的兜子里有多少钱。这个钱的多少，在正常情况下，一般地能够成为辨别官员们德行的重要指标。我们还是分三个时期来说吧。就是从1921年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作为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共28年；建国后到1978年作为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也称“毛泽东时代”，也是28年；改革开放后又作为一个时期，共三个时期。　　

1、第一个时期。　　

从共产党成立到夺取政权的28年。这一时期，共产党处于“非法”地位，被执政当局的国民党称为“共匪”。这一时期的共产党无时无刻地防着如何才能不被当局剿灭，连安身立命都得不到保障。只能过一天算一天，明天天亮时，脑袋还在不在脖子上都不知道。那时候的共产党官员谁都没有钱。而且那时候提倡官兵平等，吃饭穿衣都没有什么差别。打仗打土豪有缴获什么的，都全部归公，从官到兵都不能私下留一个子儿，否则就是犯错误。所以那时候，共产党从上到下，从官到兵，个个都没有钱。原来的小学课本上有一篇课文是写方志敏的。当方志敏被俘时，两名白军士兵要他把钱交出来，认定红军中这么大的官，身上一定有不少金饰、大洋之类值钱的东西，也和他们的长官们一样。谁知一搜身，分文没有，只有一块怀表。让这两名白军士兵大失所望。中共的五大常委：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也没听说过谁有钱。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在抗大作演讲时有一张照片，两个漆盖上还打着两个补丁。　　

总之，建国前的28年，共产党的官员，无论大官小官，一律的官兵平等，一律的艰苦奋斗，一律的衣兜里没有钱。这是基本上没有人质疑的。　　

2，第二个时期。　　

即建国后到1978年，第二个28年。这时的共产党夺得了政权，成了执政党。从“非法”变成合法，从“在野”变成“在朝”。这一时期，可以说基本上是沿袭了第一时期的状况。这一时期的共产党官员包括非共的政府官员，他们的衣兜里有了一点工资钱，但不是很多，而且是人人都看得见，数得着的。　　

尽管这一时期党的官员和政府官员，执掌了全国的党、政、军、文化、经济等各种大权，他们经手的金银钱财也以千千万万计。但是由于中央管得特别的严，把官员的衣袋看得特别的紧。发现有哪一个官员往自己的衣兜里哪怕是多装了一个铜板，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大大小小的运动，例如“三反”、“五反”啦，“四清”啦，甚至包括“文革”啦等等运动，相隔不久就会来那么一次。而且每一次都是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来，每一次都是冲着当官的来。　　

当时最高领袖毛泽东的理念是“治国就是治吏”。毛泽东本人又是最相信人民群众的一位人民领袖。在运动中，人民群众人人都可以起来检举你、揭发你。看看你有没有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的情况，有没有不下基层、不接触群众、不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等官僚主义作风的问题，以及生活作风上的诸如多吃多占、不劳而获、男女之间不检点等等问题。　　

当然，少不了还要翻翻你的口袋，看看是否多装了不该属于你的那几个子儿。如果有，轻一点的，数额很少的，自觉拿出来，然后写个检讨，来个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判，这是免不了要过的关；重一点的，数额大一点的，可能要受到降职降薪之类的处分；比较严重的恐怕得进牢房；特别严重的连性命都保不住，如刘青山，张子善等。而且你的官越大，功劳越大，要求就越严，处理就越重。　　

为什么把当官的管得如此之严？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害怕共产党取得胜利后，当官的会变质，会变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害怕到手的政权会在自己的手上跨掉。　　

所以，从西柏坡进北京的当天，毛泽东就对周恩来说：我们今天进京是去赶考的！又说：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毛泽东拿李自成当镜子，是因为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农民起义300周年，写了《甲申三百祭》这么一篇文章。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印发延安和各解放区，作为全党的整风学习文件。毛泽东还给郭沫若写了信，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从当时保存下来的各解放区整风学习笔记可以看出，一些党员干部拿李自成这面历史镜子对照检查，收到很好的效果。一位宣传大队分队长在笔记中写道：“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城，但是已经被城里的花花世界迷了眼，总想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还要打扮打扮，怕人家说自己土气。要是进了城，还能不被金钱，美女俘虏了去吗？李自成起义军的悲惨下场，真值得我们警惕啊！”　　

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警告：“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毛泽东接着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严格管教和有效监督之下，在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二个28年，也就是毛泽东时代。99%以上的官员不敢越雷池半步。个别官员不检点，由于有广大干部和群众帮着看，帮着管。他们一露尾巴，很快就被揪了出来。　　

虽然如此，除了普通小官吏的收入比不上很多工人之外，中层以上的政府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还是大大超过普通工人的，更不用说那些有轿车，有保姆的高级干部了。对于这一点，毛泽东都还看不惯，多次批评“八级工资制”，还两次带头削减了部分高官的工资。　　

总的说来，在毛泽东时代，党和政府的官员，从上到下，都是靠工资吃饭，都没有大富的。这一点，基本上也没有人质疑。　　

3，第三个时期。　　

就是改革开放时期了。这个时期，在批判旧体制，开放搞活的理念指导下，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管理，包括对官员监管的政策措施都大大放宽了。这个时期，是一切为着发展经济、为着金钱增多、为着蛋糕做大的时期；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理念大行其道的时期；是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发展才是硬道理”等标语口号铺天盖地进行宣传的时期。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又提出了“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治国方针。由于没有限制说官员不能先富。那些大权在手，经验、能力、信息来源都优于一般百姓的各级官员，不可避免地、迫不及待地要抢先加入这先富的行列中来。　　

特别是那些掌握人、财、物大权的官员，更是如鱼得水。他们利用双轨制，价格差，大搞投机倒把，大发横财。80年代出现频率最高的那个词“官倒”，即是对官员致富的一种诟语。当时什么物资紧俏，官倒就倒腾什么。当时物资的计划内调拨价和市场价相差很大。比如钢材，计划内调拨价每吨只是1000元，而市场价则高达3000元，相差两倍，给官倒留下了巨大的利润空间。　　

后来那些“官商们”，通过大规模地倒卖土地、倒卖矿产资源、倒卖国有资产、倒卖股票、倒卖房产等手段而暴富的越来越多。这一时期近乎无官不贪、无官不腐、无官不贿的社会现实。还有不断上调的官员工资。所以，整体上的官员先富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　　

二，官员是怎样先富起来的　　

（一）官员先富起来大致有如下四条路径：　　

1、“官倒”之路。　　

即利用双轨制吃价格差，倒腾紧俏商品物资，从中牟取暴利。一部分官员因此而成为第一批先富者。　　

2、“官商”之路。　　

随着双轨制的逐步取消，吃价格差轻而易举的“官倒”致富路不好走了。于是有些官员便走上了“官商”之路。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亲自参股或由子女亲属操刀，办起了各类各样的公司或企业，从建材建筑到房地产，从矿产资源到物流运输，从通讯电子再到金融证券，总之，哪个行业容易赚钱就把公司开到哪个行业。　　

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政策法律的空隙横冲直撞，甚至能够推动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法律的出台，从而大发横财。通过“官商”之路所积攒起来的庞大财富以数万亿计。而且他们自己认为这些都是属于合法经营所得。例如那位所谓著名的股份制学家，又是全国人大什么委的副主任，其老婆子女儿媳等就办了好几家公司，听说其总资产早就过亿。当然他这规模还算是小的了。　　

3、“贪贿”之路。　　

这条路是最危险的，也是官员中最多人走的路。为什么最危险的路，反而走的人最多？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大多数官员都不具备“官倒”和“官商”的条件，除了权力够不着之外，许多官员夫妇双方都是官员，而子女又未成年，也没有适合操办公司的其他亲属；二是由于“一切向钱看”的金钱观念和“个人私欲”弥漫着整个社会，使得贪污受贿不但不同于毛泽东时代那样，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而臭不可闻。反而变成了“香饽饽”，变成了人们不得不接受的行事规则，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也来为之开脱，把行贿受贿等一些腐败行为说成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　　

所以，多数官员对于行贿送来的钱往往是心安理得，多少不拒，一律笑纳。甚至有与行贿者签订协议，约定事情办成之后支付多少金额的。当然，这条路也只有那些手握人、财、物大权（包括审判权、司法权）的官员才能走得通。那些无权无势的小官小吏只有送钱送礼的份，而没有受贿的权。权钱大小也是成正比的，权越大，越值钱。成克杰不是一个批条就2000多万吗！　　

4、调资之路。　　

本来，正常的工资增长并不能算是先富之路，最多只能做到生活逐步地宽裕一些，更何况那些经济落后地区的小官小吏。他们诉苦说：我们也只是刚刚解决了吃穿问题，也买不起房，我们也是“弱势群体”！但考虑到官员整体的工资福利待遇比起普通的工人农民要优厚得多，加上少数官员的工资待遇又确实太高，如那些大型国有企业、金融保险等部门的老总，年薪动辄过百万，更有6666万之天价年薪在那里摆着。所以，工资增长也就成为一条官员先富之路了。　　

（二）、官员先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92年南方谈话发表前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官员先富的路径基本上局限于倒腾紧俏物资，利用双轨制吃价格差的“官倒”之路，以及一部分靠承包工厂企业而发财的厂长经理，这些人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是给后来的官员树起了先富的榜样，第二阶段排山倒海般的官员捞钱大潮因此顺势滚滚而来！　　

第二阶段：　　

92年南方谈话发表后为第二阶段。南方谈话中，提出了“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发展经济的主张。许多官员比邓小平的思想还要解放得多，胆子也大得多，步子更快得多。但他们很多不是用在发展经济上，而是用在捞钱上。前一阶段那些“官倒”们发了财，厂长经理因承包发了财，因而过上了金满箱、银满箱的优裕生活。在他们的示范之下，其他官员发财的欲望，在如此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下，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他们不再局限于某种单一的发财手段了，而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手中哪怕只有那么一点小小的权力，也要把它用到极致。什么贪污受贿、卖官、卖批文、吃回扣、吃拿卡要、骗贷款、包工程、开公司、办企业，总之是一切为了捞钱。盖个章要钱，批个条要钱，说句话要钱，题个词要钱，剪个彩要钱。当时有人形容官员捞钱的手段，只有一项还没有发现：那就是官员们跑到银行的柜台，伸手往保险箱里直接抓钱就往自己的兜里装。就只差这一项还没发现。其余的手段，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官员做不到。　　

再后来大规模的卖厂、卖矿、卖地、卖资源、卖国家资产、卖楼、卖股等等，愈演愈烈，规模越来越大，赚钱越来越多。一大批先富、暴富的官员像雨后春笋般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涌现在中华大地上。中国官员致富的速度为世界所惊叹！有人说，西方资产阶级花了一二百年的时间才基本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而中国人只花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如此惊人的速度，的确当惊世界殊！　　

以至到了现在，中国70%的财富掌握在只有0.4%的人手里。　　

三、官员先富是最大的失德　　

1、官员先富违背党的宗旨。　　

官员先富违背党的宗旨。据说，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可以带动其它大部分后富者，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初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其实是不现实的！世界上的财富是有限的，富人和穷人之间从来就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祈盼先富者带动其它后富者而达到共同富裕，无异于痴人说梦。历史上曾有些富人施舍过一些残羹剩饭给穷人，也有一些富人给社会办了一些公益事业，如办学校、修路架桥、建庙宇等。但是这一类富人本来就不多。人们从几千年的社会历史中，看到富人玩的都是人吃人的游戏，世上反复上演的也是一出又一出人吃人的人间悲剧。　　

想要整体上让富人帮助穷人共同富裕，这就如同要让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一样困难！现在的那些亿万富翁是怎样带动大家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呢？有谁看见了？人们看到的不但不是共富，而是与其相反，是贫富不断在扩大。此外，我们还看到了那部叫做《物权法》的法律，在一片质疑声和反对声中，迫不及待的得到通过。以便用这部法律来把先富们的洋房别墅、百万名表、千万豪车、亿万资产和穷人的打狗棒、茅草房同时一起“神圣”地保护起来！以免被共同地“富”了去。　　

《共产党宣言》指出：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一部分人拥有很多财产（富起来），毫无疑问就是私有制。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几十年之后，不但没有同传统的观念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反而大力弘扬传统的私有观念，大力推行传统的私有制关系。难道《共产党宣言》错了或者过时了？　　

所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背道而驰的。而党政官员先富起来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2、官员先富的手段恶劣。　　

在大富的人群中，如果说还有少数是靠合法经营致富的民间企业家的话。那么，在暴富的官员群体中，要寻找合法致富者，恐怕难于上青天！权越大，胆越大，心越狠，手越辣者，攫取的财富就越多。　　

以90年代海南炒卖房地产为例。当时海口市的房价包括地价在内，毛坯房每平米成本约1000元，精装房成本约2000元，而市价毛坯房为3000元，精装房为5000元，还非常地抢手，而且都是整栋的转手买卖。每平米的利润为2000元——3000元。每栋20层20000平米左右的楼房，其利润可达到4000万——6000万元。以当时的物价，这是相当的暴利了！那些凭借父辈握有重权的高官子弟，自然是不失时机地挺进海南。他们白天开着豪车到处转悠，发现哪个项目还没出手就立即盯紧把它要过来，而且只按成本价，能多给你一点就算是发慈悲了！等他们转手之后才慢悠悠地付你这边的款。这样，他们就可以不需一分一文的本钱，只要倒腾两栋以上楼房即可稳赚过亿。　　

八十年代，前边讲过的利用双轨制吃价格差的“官倒”，自然也是心狠手辣者，权大胆大者赚钱多。我老家县城一个国营单位的小经理曾经和我谈过，他说那时他手里有1000吨计划内钢材，不知怎样被中央五大公司中的一个下属子公司知道了，硬是把他1000吨钢材给要了去。不但要去，而且每吨只按计划调拨价1000元给付，多一分都不给。这位经理说：“你哪怕多给我一两百元咧！市场上可是3000元啊！没办法，硬不过他，人家是中央！”　　

后来，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实际上是大规模地贱卖国家资产。值一个亿，能卖一千几百万就算不错了，据说还有一元钱卖掉一个厂的！总之，怎么卖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因为连腐败都可以成为经济的润滑剂了，那还有什么不能够做的？你看那股市、楼市，为什么能把它推高到天上去？道理很简单，你只要了解一下官员们有多少股票，有多少房产就明白了。北京西城区法院那位“青天老爷”郭生贵，在京城来说，官不算什么？但他名下的房产就有十几套之多！再看看那几千家上市公司中，那些有头有脸的官员们手上有多少原始股份就知道了。他们不把股市、楼市推到天上去那才是怪事！不如此他们怎么能赚大钱。他们的能量之大，大到都可以使法律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来制定，还有什么他们做不到的？南京那位抽天价烟的规划局长周久耕，不是在会上放言要严查那些降价售房的开发商吗，因为其弟就是一位房地产商。　　

对于一个厂长来说，你把工厂搞亏了，不但不受追究责任，反而可以便宜地买下这个厂。这种连最基本的是非标准都没有了的丑陋之事，居然能够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可见官员致富行为恶劣之甚！　　

还是西城区法院那位院长大人，受贿都敢跟对方签订协议，写明事成后给多少钱。你看官员们致富的心态和手段都到了什么样的境界了！　　

最近我们看到的如中石化老总陈同海，还是中央候补委员。受贿多少？1.9亿！公款吃喝平均每天也要4万元以上。　　

中国核工业集团那位书记兼老总康日新，从他的别墅三楼搜出来的，据说光是现金就有70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竞达7亿元之多！　　

3、官员先富的流毒深远。　　

官员是社会的顶梁柱，是社会行为的标杆。作为社会行为标杆的各级党政官员，这样疯狂的，不顾一切地往自己兜子里捞银子，在社会上树立了极坏的榜样。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毛泽东时代对官员干部实施严格地管理，当时流行的顺口溜是：“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后来又加了一句：“干部看头儿”。那时的干部，只能做好的榜样，像焦裕禄那样可以，像陈良宇那样绝对不行。　　

为什么现在社会上各种腐败和丑恶的现象能够泛滥成灾？除了根子在于人的“私欲”这个恶魔已经被无限调动起来的根本原因之外，作为社会行为标杆的各级官员非法攫取钱财的“模范带头作用”是最主要的原因。你当官的有权，可以卖官帽、卖公章、卖批条，、可以卖厂卖矿、卖股卖楼。我无权百姓一个，想发财也是当然的，可是又没这些东西可卖。咋办？思来想去，只好卖假货、卖毒品、卖妇女、卖儿童，甚至卖血、卖淫了。或者干脆就偷、骗、抢了。可以说，当今社会的一切丑恶现象和腐败行为都源于“私欲泛滥”加“官员示范”！　　

道德和经济是社会天平的两头。两头齐发展，共并进，那么这个社会是平衡的、和谐的。如果只是经济发展，道德这头不发展，甚至倒退，天平那头的经济越发展，社会就越不平衡，动荡的几率就越增加。因此，衡量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准，主要地不是看其经济水准如何，而是看其道德水准如何。在道德水准如此低下今天，香港学者郎咸平批评我国社会“5000年没这么坏过”，不是没有道理的。　　

古人做官都知道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长官，在其任职期间，也是严禁发财致富的，否则就要受到弹劾或者审判。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官员又是先锋队的排头兵。即使退一步说，可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话，作为党的官员，也只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富而富”，像华西村的吴仁宝或者南街村的王宏斌那样。而绝对不能够不管自己治下的百姓是穷是富、是死是活，反正自己先富起来再说！　　

所以，无论是按照古代好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还是按照当今西方社会为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为官者都是不能先于老百姓发财致富的。更不用说按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来要求了。　　

总之一句话：官员先富是最大的失德！　　

201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