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抵制资本主义腐朽

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抵制资本主义腐朽
   

    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脱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末期，而是脱胎于资本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所以社会生产力落后，商品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很低，科技、文化的总水平都较低，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理论中没有表述资本主义之外制度转化到社会主义过程期间的一段时间内，所发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象，邓小平同志根据国情予以了理论发展，在我国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运用了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成分的市场经济，生产关系有了深刻变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在农村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个体经济，运用市场经济规律使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成绩是主要的。但却贫富差距问题凸显，腐败问题甚重。对于腐败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就创立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理论观点和指示，我们也深入运用了这个理论进行反腐倡廉和维护经济建设。廉政建设的成绩是有的，可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形势，又使得我们经济发展在时代催赶下的跨度比较大，一些必要的廉政制度体系还没有及时建立健全。在这种客观情况下，加上一些党政干部特别是廉政部门系统的干部，摆不正党与人民利益的关系、党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摆不正国家与人民利益的关系，使官僚主义盛行，主观主义严重，群众监督作用不能顺利发挥，群众监督地位降低，各级基层放纵腐败现象严重，甚至发生纪检书记腐败这种终极腐败现象，导致腐败不能得到有效遏制，腐败现象仍然不断蔓延和升级，给国家经济和政治造成很大损害。并在农村集体经济分散之后，使得农村村委会干部基本脱离了群众监督机制，利用职权进行营私舞弊就没有了约束，就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得不到广泛和实际的推广应用，造成农村腐败现象极为严重，对此，网民们在网上反腐呼声连绵不断。
    在此情况下，我们继续坚持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在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立场下，继续进行市场经济的同时，为了防御资本主义不良因素继续损害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可否用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经济成果的现实说服力，继续创新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在总结肯定我国三十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可否看作是从“初级阶段”推进到了“初级阶段中的‘高级阶段’”或者是进入了又一个“较高阶段的门槛”？或者可否认为我们已经迈入了“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台阶”？是否可以用社会主义“阶段性的任务理论”，遏制由于全球化经济带来的一切政治思想意识上的负面因素？
    党的十三大比较系统和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江泽民所作的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又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由于国内因素和国际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地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而继党的十四大年以来，我国又经过了改革开放整整十八年的市场经济经济建设的运行实践。这期间，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重组改组过程中，很多国有企业被个人控股经营，私有经济发展迅速，占据了社会大部分财富。在此情况下，行政体制比如劳动人事部门的改革，也失去了对企业工资的调控权力，工会组织实质上也不起维护职工权益的作用。在长期不断地通货膨胀下，工人工资长期得不到相应提升。而且连续的企业改革使得下岗工人增多，在岗的工人工资是相对地越来越低。社会生产收入除了国家国有企业那部分外，其它的绝大部分被私有企业主和企业控股主获得，也就是被资本家获得。由此而引发的社会贫富差距矛盾不断加大加深。直到今年国家宏观调控要求增加打工最低收入，以及企业提高工龄工资标准，这样工人们才好不容易见到了一次增加工资。但是，GDP的高速增长，又驱使物价提升，本来刚长了那点工资与物价涨速很不对应，就只能凑合维持基本生活。而此时此刻房价在国家打压的调控政策下，房价仍是居高不下，所以贫富差距也没能在国家政策下得到太多缓解。房地产商得到了丰厚的利润，而购房者的大部分人是为了今后的倒房卖房或出租房屋取得利润。社会保障房还未适时建设起来，即使建设好了，那么也只是能够解决有“符合居住条件”的很少一部分困难人群。而有了房子可住时，可是日常消费能力还是得不到提升，物价总是跑在工资前面。其实物价和通货膨胀的不断提高，虽然与GDP的快速增长有关系，也的确与少部分人占据了大部分人的财富，而将物价比如把房价炒作抬高等行为，有极大的关系。特别是腐败者的巨大腐败利益收获，也是非正常经济发展下的物价抬高的始作俑者，是造成贫富差距和社会分配不公矛盾的重大原因。这也就是证明十四大报告中“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一观点是十分正确的。
    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贫富差距的人民的和阶级的双重矛盾，以及不可忽视的人民群众与腐败者之间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矛盾。官员腐败往往混杂在经济与政治工作之中，使得人们不容易理清官员腐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但是官员腐败的恶劣影响已经纵容了黑社会组织，常常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他们在窃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共同点上是一致的。这就证明官员腐败在窃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同时，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扩大。所以党和人民，与腐败官员之间，就是一种阶级矛盾。而且江泽民同志在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论述中也特别指出，“对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腐败现象等，我们必须依法坚决予以防范和打击，用人民民主专政来维护人民政权，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说明，腐败者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一种敌我对立的关系，就是一种阶级矛盾。所以官僚腐败不仅是一种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问题。
    当今全球科学技术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自然基础科学的发展推动了一级又一级的计算机革命，电子网络信息化革命，不断推动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推陈出新的速度是前人难以想象的。在我国融入了全球化信息经济的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就更加快捷，成果积累就更快更多。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具体市场经济政策的实践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就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用一二百年时间才能发展到的水平，现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三，真是“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理论发展创新方面，非常欣喜的是，党中央不仅新创立了“科学发展观”理论，而且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又提出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新理论。胡锦涛在“实现包容性增长”阐释中说：“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而且，温家宝总理在国际会议讲话中说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文明程度大幅提升，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中国已经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些理论和总结都表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进步的过程，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也正在发展创新。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用“社会主义中级阶段中的‘高级阶段’的任务”，进一步调整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是否能在继续坚持现行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混合经济结构的市场经济下，对农村稍微扩大计划经济策略？对农村经济进行一次整合，尽量将其它所有制经济形式，主要是农业生产性的，统一在村级集体经济领导之下运作？可以保留所有个体经济体成分，将个体归入集体的统一领导，让群众自己选出自己的经济带头人。在思想政治领域工作上，加大对集体经济思想的宣传，在这个思想的带动下，唤醒集体主义思想，合乎社会主义性质下的市场经济要求。以集体经济经营运作，运用各种经营手段，带动个体经营致富。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和法律道德规范，武装群众的头脑，在使群众享用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使人民的精神生活全面优质提升，使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更上一层楼，达到社会主义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