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强盛国家之路——兼谈“民主自由”之虚伪

通向强盛国家之路——兼谈民主自由之虚伪

                                             ——杨远东

我一直有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在近代史上屡遭欺侮、每况愈下？现在的标准答案似乎是：中国社会原本是一个封建社会，因为没有及时进入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我们落了后挨了打。但事实上中国自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就放开了对于资本投资的限制；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又建立了正宗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有大选、议会，似乎很民主，有报刊、杂志，言论也似乎很自由。按理说，中国应该从此走上康庄大道了吧，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比清政府更加无能，清朝虽然对外软弱，但至少还能够稳定内部局势。北洋军阀则经常相互内战，打得烽烟遍地、国破民贫；北洋军阀之后是国民党政府掌权。国民党政权似乎比北洋军阀还差一些，不仅内战依然连绵不绝，外患愈加深重，几乎让日本占领了半个中国。最后，直到“专制僵化”的毛泽东政府上台，才让中华民族扭转了颓势，摆脱了受奴役的地位。到了20世纪80年代，“民主自由”的风潮又开始卷土重来，美国人突然变成了活雷锋，迫不及待的把他们的成功秘诀“民主、自由”送与中国和苏联人民分享：民主吧，自由吧，民主自由之后，汽车会有的，洋房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同时还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民主自由之华已在拉丁美洲遍地开放。”苏联人民听得怦然心动，迫不及待地进入了 “民主，自由”的社会。结果工农业产值双双下降50%以上，卢布贬值上百万倍，苏联人民多年的积蓄顿时化为废纸，黑社会崛起并控制了俄罗斯50%左右的产业。与此同时，光辉的拉美榜样转而演变成了“拉美陷阱”：贫富迅速分化，基尼系数达到0.6左右；城市周围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贫民窟，约1/3的拉美国家的城市居民生活于贫民窟中；犯罪蔓延，拉美国家的谋杀率达到了13/10000，是普通国家的4倍以上；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相继陷入经济危机不能自拔，整个拉美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出现全面倒退；同时社会政治动荡不已。

很奇怪，“民主”是同样的民主，“自由”是同样的自由，却没有同样的让俄罗斯和拉美等国家走上同样发达的路。为啥会是这样的结果呢？有意思的是，历史上倒有两个带着浓厚封建性的而不那么“民主、自由”的国家反而迅速走上了发达的路，这就是德国和日本：德国统一于1870年，这时离中国的一次鸦片战争的1840年已经30年了，属于一个后发的国家。统一后的德国是一个封建军事气息浓厚的国家，其首相俾斯麦号称“铁血首相”，对于“民主自由”并不热衷，他宣称：“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都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他把德国财政收入的80%用于军费开支。但德国却在他手中迅速崛起，40多年后德国经济已从一个后发国家一举超过当时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与此同时，德国还迅速成为了世界科技的中心，当时世界的诺贝 尔获奖者1/4以上都是德国人；日本则从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开始发展，这时离中国的一次鸦片战争已经28年。日本从维新开始的那一天就把对外扩张作为了第一要务，日本天皇把国内财政收入的60%以上用于军事开支，就这样日本在27年后的1895年就打败了中国，进入了列强的行列。日本和德国都是后发国家；都没有什么民主自由，俾斯麦从不把国会放在眼里，日本国会则长期不开；都不怎么重视经济，而把几乎全部财政收入都用于军费开支，把国民经济纳入了军事化的轨道。但偏偏是这样两个国家，却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迅速从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一跃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这些铁一般的历史事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欧美国家之富强是因为他们拥有“民主自由”吗？显然不是的。那么欧美国家究竟是因为什么而富强的呢？我们不妨以中国为例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从落后国家掠夺巨额财富。比如解放前青霉素又叫做盘尼西林，当时进口价达1两黄金一支。解放后，我国自己生产的青霉素，只需2毛钱一支，前后价格相差千倍不止。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出口的产品可以从落后国家换回比原产品价值高上千倍的物资产品。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国际贸易，发达国家就不可能不富裕，落后国家也不可能不贫穷。其次，发达国家在生产和销售的国际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获取巨额利润。比如中国生产的Wanda无线鼠标是罗技公司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在这一价格中，中国仅能拿到3美元；再让我们看看苹果的例子，一个售价200美元的苹果MP3,其成本加大约100美元，而在这100美元中，90美元用于购买来自美日等国的元器件，负责加工的中国方面总共只能拿到10美元。在如上所述的产品中，作为生产者的中国方面仅仅拿到相当于售价5%-10%的报酬，中国方面的所有开支都包含在这5%-10%之内，而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往往能够拿到其售价50%的报酬，其收入比中国高5倍以上。再次，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转让费从落后国家获取超额利润。由于核心技术基本上受制于人，我国企业不得不将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中国企业卖一台DVD机，只赚1美元，支付给国外企业专利费却达20美元，95%的利润进入外国厂商的手中。通过技术专利费，国外厂商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取相当于中国企业几倍到几十倍的商业收益。

由此可见，在整个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中，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的支持，像中国一样的落后国家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我们与发达国家的整个经济交往过程，实质上都是一种非常不平等的交换过程。在这样的交换过程中，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创造的财富源源不断的流向了发达国家，从而创造了发达国家的富裕神话。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在技术上的依附地位，我们不管怎么费尽力气发展经济都依然会落后，而发达国家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遥遥领先。由此可见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并非因为他们拥有什么“民主自由”，而是因为他们在整个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并借此而盘剥其他落后国家的结果。其实发达国家倒并非因为其民主、自由而富强，相反倒是由于他们的富强而让他们显得民主和自由。

搞清楚了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我们就不难理解既不民主也不自由的德国和日本却能超速发展的原因。德国和日本都一心要进行军事扩张，而要取得军事扩张的胜利，他们就必须要具备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掌握最尖端的技术。德国和日本把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投入到军事上，无疑是集中了全国的人力和物力来发展工业制造能力和尖端技术，从而使这两个关键的部分迅速发展。而当这两项处于世界上顶尖地位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凭借其尖端技术获取大量的超额利润，让国际上的财富源源不断的流入他们的国家，这时候不管他们的国家民主自由与否，他们都会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可见，德国和日本的军事扩张行为无意中正好契合了产业发展的真谛：集中一切人力和物力来发展制造产业和尖端技术。

美国人唯恐别人掌握了他们成功的真正秘密，于是他们的御用文人们就编造出了他们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他们拥有“民主自由”的谎言。事实上在落后的国家推行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不仅无法走向发达的道路，反而会让国家在混乱的政局中更加落后。中国的北洋政府，前南斯拉夫政府，拉美国家政府等等都是前车之鉴。不仅如此，他们的御用经济学家还编造出一套“自由市场经济”的至高无上的理论，这套理论的信条就是“政府绝对不能参与国家的经济事务”。美国人试图通过这套理论，杜绝任何一个落后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可能性，从而为他们永久领先世界创造条件。　　

因为世界上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因为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而走向富强的。如果一个国家相信并实行美国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么这个国家将会永远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命运。我们知道发达国家之所以富强，是因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他们可以通过不平等的经济交换，让世界各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他们的国家。如果一个落后国家要走向富强，他必须要掌握先进的技术和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把自己从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中解脱出来。那么这样做会面临什么困难呢？智利是世界上铜储量最丰富的国家，但是丰富的铜矿产资源并没有带来国家的富裕，因为铜产品高额的附加值被国外公司拿走，智利本国只能获得一点出卖矿产的利润。现在假设有一个智利铜矿主试图改变这种依附的命运，他或许考虑先建一个先进的冶炼厂，不再出售矿石这种初等产品。但一旦他开始实施这个计划，就会发现冶炼厂的设备异常昂贵，无数的相关专利已被西方所申请，同时本国还缺乏维护和管理这个冶炼厂的人才。可更糟糕的是，它或许还会发现制造冶炼设备的公司与自己未来的竞争对手西方国家的冶炼厂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者相互控股，或者为同一家基金公司所控制。西方公司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对这家智利的冶炼厂施行打压：或者提高冶炼设备的价格、或者在冶炼设备的关键技术上有所保留、或者压低冶炼产品的价格。最后这个智利矿主要么破产，要么把企业交出去。当然这个老板还有另外一种选择，把企业向上游发展，建立自己的矿山机械厂、港口、铁路，建立自己的研究所、大学等等，但这些新建立的企业同样面临着如冶炼厂一样的重重困境，而且还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的投入。最后除非他能建立一整套的现代工业体系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教育、科研、文化体系，否则他还是没法与西方成熟的工业集团抗衡。显然这样的投资是任何一个企业家所不能胜任的，只有一个政府集合整个国家的力量才能办得到。但如果这些政府全都信奉了“自由市场经济”，对国家的经济活动不予参与，那么落后国家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因此，不可能有任何国家可以通过自由市场经济而走向富强。　　

“自由市场经济”不仅不能让一个落后的国家走向发达，而即使是一个发达的国家，如果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话也会很快走向衰落。因为让一个国家长盛不衰的原因是他们始终拥有最先进的产业和技术，但是私人资本并没有从事大规模技术投资的实力和积极性。如果一个国家不对此采取有效的措施，那么这个国家的技术迟早会走向衰落。比如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是20世纪40年代，由美国军方研制出来的。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才开始产生大规模的商业利润，这前后相隔了近40年时间。那么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需要大规模投资的项目，在40年后才可能会产生利润。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企业会进行这样的投资吗？不会。即使有这样投资的企业，也会在回报远没有到来之前就倒闭掉了。资本总是追逐利润的，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资本家有的是各种各样的投资机会。与投资技术的巨大风险相比，他们更愿意进入餐饮、娱乐、房地产等行业去获取现成的高额利润。如果政府信奉“自由市场经济”而不予干预，那么这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很快就会落后。这就是英国和法国都曾强盛一时，后来却相继衰落的原因。后来居上的美国人就吸取了英国人衰落的教训，美国政府积极从事先进技术的研发，他们把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入到军事的科研项目当中，然后再通过“军转民”的方式把技术反馈给美国社会。我们看到美国的每年的军费高达5000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军费的一半，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对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一旦美国政府认为某项技术具有前景就会予以大力支持，比如美国军方每年仅对IT技研发的投入就高达25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全部军费的总和。

为了进一步控制落后国家的走向，发达国家还在这些国家中培养了一批类似于“汉奸”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把落后国家投资军事重工业追赶发达国家的战略，贬低得一无是处，说这种政策造成了经济停滞、效率低下等等。如果要问他们究竟应该怎么做，他们就会照章传达发达国家的指示：放弃重工业的发展，回到发展轻工业的依附性道路上。不要小看了这批“汉奸”经济学家，他们抓住重工业路线的一些弱点，同时利用普通民众急于提高生活水平的心理，赢得了很多人的赞同。因为重工业行业所需的投资非常巨大，而且在短期内不会产生效益，这就形成了效率低下的假象。同时由于大量向重工业投资必然会削减轻工业方面的投资，减少生活物资的生产，造成生活物资供应紧张，又形成了经济停滞的假象。这些都为这些“汉奸”经济学家提供了口实，因此他们的说法迷惑了相当多的群众。事实上他们成功地让中国放弃了投资重工业的战略路线，重新回到了轻工业道路上。这样一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暂时的提高，代价却是中国的发展也就到此为止，没有什么前途了。这些毫无技术含量的轻工业产品价格异常低廉，最终会将中国锁定在落后国家的地位上。　钟庆　博士曾用“刷盘子和读书”来形象的比喻“轻工业和重工业”二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是非常恰当的。据说在国外留学生刷盘子的收入是相当高的，而读书的人不但没有收入还需要交纳学费。不仅如此，读书显然要比刷盘子辛苦得多。因此开始的时候读书的人清贫而辛苦，相比之下刷盘子的人倒显得富裕而轻松。但刷盘子的人永远只有刷盘子，而读书的人一旦学有所成，其收入则是刷盘子的人远远不能相比的。投资重工业也像“读书”一样，虽然在开始的时候既没有效益，而且还过得很辛苦。但是这些行业的技术含量水平是最高的，会最大限度的促进一个国家的科研和生产能力的发展。科研和生产能力最终会反馈到社会上，从而推动这个国家的经济产生质的飞跃。比如现代的波音飞机源于最初的波音707，而波音707又源于波音为军方生产的战略轰炸机。最初美国人把人力物力投入到轰炸机的研究确实在当时没有产生什么收益，但是一旦掌握了相关的技术，就造就了世界上最庞大的飞机制造公司——波音公司，赢得了巨额的收入。再比如美国军方20世纪40年代开始对计算机进行研究，表面上看也是浪费了资源，但是一旦技术成熟以后，就产生了难以想象的巨大效益，造就了如IBM，微软等一批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赢来了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新经济。像这样把资金投入到重工业或者军事工业之中，积累出成熟的技术，最后获得巨大效益的例子举不胜举：核电技术是现在人类最重要的能源之一，最初是由对原子武器的研发而发展起来的；激光产业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高技术产业之，人造激光最先是美国空军实验室制造出来的；火箭是发射卫星运载工具，最先是德国攻击英国的空袭武器；众所周知的互联网，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军方开发出来的。

由此可见，落后国家如果要想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成为发达国家，就必须要集中全力来发展自己的重工业体系。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中，落后国家的经济实际上是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这种依附性的经济关系，必然会在落后国家社会中造成一个强大的买办阶层。这个买办阶层掌握着国家的政权，因依附于发达国家而获利。因此他们必然按照发达国家的旨意行事，而不可能违背发达国家的意志，集中全力来发展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因此，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一个后发的落后国家是几乎不可能成长为一个发达国家的。这些国家发展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由底层的工人阶级推翻买办阶级，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然后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下，集中力量发展攸关国家前途的重工业体系。因此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说：“外围国家寻求独立的每一步,都指向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