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农民人均纯收入12年翻一番的指标高不高

农民人均纯收入12年翻一番的指标高不高　　

十七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了新形势下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提出了到2020年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目标内容很多，其中比较硬的指标是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这个指标是一大段话中最实际，最能说明问题的指标。这个目标高不高，能否实现，实现后意味着什么，贫道做一些评价。　　

我们可以从历史数据上看一看12年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情况。2007年，外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4140元。1997年为2090元。也就是说此前10年农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因此，此后用12年翻一番是正常的，完全可能实现的。那么是否这个数字低了呢？也不低，因为增长速度总是在水平低的时候增长速度快，高的时候增长速度慢。比如1997年前翻一番的起点大约是1993年（922元），用了4年。再前翻一番起点是1988年（545元，因为1989-1990年为经济低谷年份），用了5年；再前的两个起点是1983年和1978年，也都用了5年。也就是说，改革开始到1997年前，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都是大约5年翻一番，到1997年后开始明显放慢，变成了10年。因此，提出再花12年让农民人均收入翻一番，既不“冒进”，又不“保守”。虽然12年翻一番的指标是改革开放后最低指标，但考虑到世界金融危机波及中国后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是比较恰当的。　　

接着分析一下12年翻一番的指标所标志的“消费水平大幅提升”会是什么样子。纯收入翻一番，消费水平肯定大幅提升。但是消费提升要与别人比，不能只与自己比。　　

要比肯定是与城镇居民比，因为全会提出的就是消除二元结构，城乡统筹发展。那么看一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怎么翻番的。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6元。此前翻一番的起点是2001年（9860元），用了6年。再前翻一番起点是1994年（3447元），用了7年；再前起点是1991年（1701元。这个阶段高增长与物价上涨过快和相应工资增长也过快有关），用了3年。再前起点是1986年（900元），用了5年。再前为1980年，用了6年。　　

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情况看，翻番速度基本大的变化，除了90年代初物价和工资上涨过快外，大多是用了5-6年。而且进入新世纪后，年均增长率没有丝毫放慢趋势，甚至是在加快（2001——2007年分别为：9.2%； 12.3%； 10.0%； 11.2%； 10.5%； 12.1%； 17.2%）。　　

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是一种持续增长，年均增长率比较接近，大约在5-6年。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是一个放慢趋势，虽然在1997年前翻番速度为5年左右，大约比城镇居民快10%，但最近10年则不同了，大约只有城镇速度的一半。从历史数据的趋势看，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不会放慢，还会保持在5-6年翻一番（按最近3年平均值，会在5年多实现），而设计出农村居民收入用12年翻一番，那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会在今后12年中继续扩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标就很难有所体现，虽然可以说翻一番会“消费水平上升”，但“大幅”肯定不是，因为这不仅会是改革以来增长最慢的，而且比城镇差距拉大更多。如果缩小差距，只能指望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降下来，而且是大幅下降才行。　　

农村改革前的198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00比40。1985年达到差距最小的100比53。去年扩大到最大差距：100比30。如果城镇保持最后一次翻番速度（年均12.2%），农村按照规划速度（年均5.9%），到2020年城乡收入差距将达到100比15。只有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低于年增长5.9%以下，才可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让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比现在放慢一倍，恐怕事情比解决三农问题事情还大得多。　　

接着一个问题，农民纯收入12年翻一番，对内需影响大吗？会不会像80年代一样，由于农民需求大幅度上升形成国内市场内需旺盛呢？　　

我们大致可以把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看作农民消费，把市级零售总额看作城镇消费，分析一下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消费结构的变化。　　

1980年，城乡消费比大约为34比66。乡村消费大约为城镇的两倍。到1985年，比例为44比56。而2000年，这个数字为63比37，基本颠倒了过来。到2006年，这个数字为67比33。也就是说，如果扩大内需，关键在于提高农民消费量才有效。如果让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持续低于城镇，则很难对刺激内需有帮助。　　

因为收入越低，消费率越高，收入越高，消费率越低。2006年，农民现金支出占现金收入的91.4%，储蓄率只有8.6%。而城镇居民总支出占总收入比重为68.4%，储蓄率达到31.6%。也就是说，农民每增加100元收入，91.4元将用于消费，而城镇居民只会花其中的68.4元，比农民少花23元。而且，农村居民中，越穷的农民消费率越高。最低收入组（20%）的现金支出占现金收入的134%（借贷消费）；再上20%居民为102.3%；再上20%为94%，再上20%为86.7%。综合算下来，扣除最高收入20%的农村居民，80%农民现金支出等于现金收入的98%，储蓄率只有2%。也就是80%的农民基本是有点现金全花光了。如果这次改革不能让80%的低收入农民收入有所提高，而是最高收入的农民（消费率76%）收入提高了，内需提高幅度一样不会大。城镇一样，2006年城镇最高收入消费率为65.9%（最高收入组的黑色和灰色收入比例很高，用自填表方式的调查手段取得的“收入栏”真实数据。按照王小鲁的调查和分析，最高收入组的收入应该是公布数的4倍，因此他们的消费率只能达到20%左右）最低收入组为96.0%，与农民接近。　　

也就是说，中国要提高内需，不在于收入平均数提高多少，而在于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提高多少。平均数再高，都是富裕群体拿走了，贫困群体提高速度低，则一样不会提高内需。近年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明显上升，其中要原因在于取消农业税和种粮补贴的落实，使低收入农民收入提高了，2003年到2006年，最低收入组农民收入提高36.5%，最高收入组提高33.5%，乡村收入差距稍微缩小了点（当然也不排除高收入组的收入统计不真实）。那么，这次农村改革的新政策中，还有哪些措施是能够提高低收入组农民收入的措施呢？目前还看不出来。　　

总的来说，贫道认为这次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不算高，是比较容易完成的目标。不过目标完成后，实际效果不知道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