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源与流：辛亥革命时期的党争

文化大革命的源与流：辛亥革命时期的党争　　

作者 壶公评论　　

说明：　　

关于党争，发生于中国仕阶层，也就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一类庸俗性的论争。党争有两种基本属性：　　

其一、它是中国社会的皇权、仕权和民权三位一体构成的产物，所以中国的党争与西方社会的政党之争并不相同，后者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其二、它的目标低下，例如明朝党争主要围绕的主题是皇位传续的正统化，虽然源于宋代的这种争论其内涵是在世袭制的前提下寻求社会的稳定，但是明代的争论却大多停留在朋党的争权夺利，表现于一朝天子一朝臣。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皇权已经不存在，但是仕权即官僚、精英的权力意识仍然存在，而民权也逐渐彰显。完成仕权向民权的大转移，是文革的本质，也就是说在中国实现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取代精英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即当代南方报系所主张的普世价值观。吴晗作为中共的追随者，后来却被迫返回国民党的行列，就是这种权力意识大转移的产物，或者说吴晗是被突然加速的列车抛下车的一个糊里糊涂的乘客。　　

辛亥革命中，章太炎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 章太炎于宪政情有独钟，中华民国成立前有一个关于国旗的讨论，章太炎力挺五色旗。他认为，红、黄、蓝、白、黑5色，代表汉、满、蒙、回、藏5个主要民族，表示民族大团结和共和主义，以及走向世界大同的国家性质，并申明这是同志们奋斗多年的革命宗旨。现在中国的五星红旗，无论形式或含义延续应该于此。　　

民国国旗于是定为五色旗。但是国民党政府成立，蒋介石宣布废除五色旗，以青天白日旗代之。蒋介石的国民党即不“自由”，也不“共和”，推行的是“以党治国”的方针。章太炎怒斥：“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在太炎先生看来，民国死了，自己也成了“中华民国的遗民”。　　

应该说章太炎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书生意气，他没有孙中山的政治阅历，不知道当其时的自由民主只是一种幻想。孙中山是一个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者，尽管残酷的经历和中国的现实于他有种种告诫，他向严复和梁启超们回归了，把“天下为公”作为自己的信条，但是他没有回到“君主立宪”，或者是“虚君共和”，而是追求党治的强化，企图避免党争。孙中山的“统一号令、服从党魁”的主张本质上与“君主立宪”、“虚君共和”本质上是相同的，即克服社会的混乱，克服精英阶层的党争，就专制言，孙中山的的主张比“君主立宪”、“虚君共和”走得更远，这一点后来在蒋介石的“党天下”中有了充分的表现。　　

毛泽东与吴晗之争，事实上就是民权与仕权之争。但是，即使是民权述求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大革命，民权对仕权的复盖也是非理性的，这一点从当其时对【海瑞罢官】批判仍然停留于党争的低俗化的特征中可以读出。　　

前途是光明的，但是道路是曲折的，一切都是社会自然属性的显现。笔者以工农史观—马克思主义史观来讨论文化大革命，但是笔者没有能力改变现实的过程，如果真的有人企图改变历史进程，其结果只能如同马克思的评论：　　

这样的社会主义如同近代科学世界一样，都是外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的东西，是从外面强加于社会的。因此，它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空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我们所能做的是什么？马克思说：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同上）　　

壶公评论写于　2011-5-1　当日　　

文化大革命的源与流（2）　　

二、辛亥革命时期：　　

对于明亡的反思是汉仕子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数目繁多的文章出现在明末清初，据说为了纂修《四库全书》，由乾隆操纵销毁的对满清不利的书籍就达到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达15万册。学者王彬主编的《清代禁书总述》收录3236种被满清统治者禁毁的书籍。被满清分子吹捧为明主的乾隆是一个篡改中国史的无耻之徒，他后来对汉仕子杀机大发，例如关于诗人沈德符的仆碑案和关于钱谦益的贰臣案。龚自珍叹息：“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咏史》）

这种反思的痛苦更表现在仕子思想的大转折，那种耽于党争空谈的风气一改为实学和经世致用之学。而实际上，这种偏重于实际的风气却又导致近代中国思维的进一步庸俗化，当现代的人们讨论辩证的时候，不能不对思维的庸俗化感慨，它即是唯心主义的空谈，却又是唯物主义的滞涩。

如果说晚明的党争纷乱而残忍，但是还是在体制之内，至多是文人之间的苟且，但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党争形成的是血与火的战争，也同时导引外寇的入侵。知识精英的四分五裂和社会的一盘散沙，是近代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根本原因。

为了避免党争和社会的混乱，当其时的精英人物分别提出“君主立宪”、“虚君共和”和“革命军兴，革命党消”三种主张。君主立宪是把握权力的立宪派、士绅派的主张，他们接受了袁世凯的称帝，企图以帝制结束纷争，其代表人物如严复和杨度；保守派的康有为是反对共和的，他并不认同满清，却认为用孔子后代做皇帝实现“虚君共和”，也是希望社会思想有一个一致的指向；而章太炎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先在治乱再求新文化的认同。

章太炎提出的口号与“君主立宪”、“虚君共和”共同之处在于及早结束社会混乱，建立治世模式；而章太炎的口号更主要的是在文化上，即放弃党争续之强化社会的认同。在文化上倡导一种大认同是总结500年中国史而提出的首要任务，这一点甚至在现代也仍然十分重要，例如CCTV的一些栏目以娱乐为名不断推出一些难以为社会接受的金庸武打说、阎崇年满清论或者是赵本山的满清文化，即趣味低下，又歪曲中国文化与历史，为未来的党争培植了厚土，名“中央”者行分裂中国文化之实，愚人者自愚，大谬不然。

章太炎的提出与制度无关。在辛亥革命中起作用的是三股势力，即革命党、立宪派和难民，立宪派和流民是其中的主导，主张武装起义的革命党力量薄弱，在革命成功后主张土地革命的革命党都被掌权的立宪派清除出政权。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成功后建立的政权是并不牢固的，在立宪派、绅商等主导下的各省独立――全国23个省中有15省独立，整个形势才开始稳定下来。显然，章太炎不能不正视这些事实，制度以文化为本，章太炎着眼于文化建设是从根本处着想。

如果说康有为承认旧文化的合理性进而承认旧制度的合法性，并不符合大变革的时代潮流；孙中山则并不顾及社会现实而以建立共和制度为能，终于昙花一现；而章太炎则希望在共和文化之上建立共和制度，于是疾呼熄灭党争。

章太炎口号的提出与中国社会现实有关。辛亥革后，民主思潮高涨，政党政治成风，一时间百个政党成立。因宋教仁的倡导，同盟会从秘密的“革命党”变为公开的“政党”，企图成为西方议会中参与选举和执政的政党。宋教仁的主张并非章太炎的“党消”，而是“消”中有“兴”，但是仍然无法避免外部的党争与内部的派斗，孙中山评论：国民党“徒以组织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虽然“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分歧”，终究“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耳”，因此“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

章太炎的提出着眼于革命文化，在推翻满清的过程中，他在《苏报》推荐邹容的《革命军》，同康有为打笔仗，大骂清政府，以至于入狱三年。章太炎并不赞同孙中山，是把他看成党争中争权夺利的党人，他的文章《革命的道德》提出革命党应该牺牲小我的，拒绝争权夺利，这才是革命的道德，企图以此在革命党与党争中的党人之间划出界限。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内部却因权利乱成一团，于是在他参加张謇的统一党后喊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所谓“革命党消”论也就是希望遏制党争，　鲁迅　先生以“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关　于太炎　先生二三事》)赞扬乃师，不能不说，章太炎是真正读懂了历史，这里有辛亥百年之后应该读懂的深一层的道理。

文化是一类大认同，并不是依靠制度就能达到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强调“首以服从命令为惟一之要件”，党员必须绝对服从他一个人，入党时还要按手印。这一传统在后来的蒋介石身上得到发扬光大，但是正如当其时黄兴的反对，誓言规定只服从领袖，如果领袖抱有个人野心岂不导致独裁？而这一点正好在蒋介石身上印验。尤其是出身党争文化泛滥的江浙之地的蒋介石，个人胸怀狭隘，识见庸俗，一生以争权夺利为务，以排除异己为能，国民党的失败固不足惜，置中国社会于大灾难则难逃历史谴责。

《桃花扇》曰：“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即入政治，以籍公心；党争有私，兴衰瞬间，自古难成。

后续：

文化大革命的源流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

壶公评论写于2011－04　于麒麟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