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分析思维是西方文明的逻辑起点

《现代性与人和自然的矛盾》之三

三、分析思维是西方文明的逻辑起点

西方文化先天的分析思维倾向是现代性的逻辑起点。它使人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问题，它对待事物的方法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单独的而不是全面的，微观的而不是宏观的，机械的而不是有机的，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冷酷的而不是富于人情的。从这个逻辑起点开始，从西方文明产生的现代范式呈线性发展。“物质的无限可分”和“科学的无限发展”，一直是西方的思想主流。整个世界被还原成各种基本要素，原子、电子、质子、中子、夸克、亚夸克，染色体、神经元……。分析思维带来了西方科学的繁荣，也导致了极端主义和无限发展倾向，产生出各种形式的分离、分解、分割，物质与精神的分离，人与自然的分离，人与社会的分离，人的身心的分离，灵与肉的分离。

分析思维把外部世界、人类本身、包括人的智能、心理、语言都当作分析研究的对象，将世界拆为一堆散件再重新拼合。它以自我为中心制造出一系列二元对立：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理性与非理性，逻辑推理与经验感知，人与自然，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发展与停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东方与西方，自由与专制，科学与迷信，智慧与本能，理智与情绪化，优等人种与劣等人种。分析思维强调的心与物、主观与客观、人与自然的对立，导致了西方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而理性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结合正是造成今天人类和自然一切灾难的根源。

理性主义根植于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产生于十七世纪以笛卡尔、培根、牛顿为代表的哲学和现代科学。理性主义主张用思辨和推理来考察一切事物，用知识来理解、验证和解释自然，通过发展技艺和工具来扩大知识，而这些知识又主要是关于自然和经济的知识。西方的理性是有限理性和工具理性，这种理性是就具体学科、专业和行业而言的，就人类、自然和生命的本质而言，就人和自然的终极意义而言，它违背人性和自然，是最大的非理性。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使西方的分析思维倾向和理性主义传统发扬光大，自由、民主、发展、进步、效率等现代文明的各种基本价值开始产生，科学知识体系、生产工艺、市场经济制度、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制度等各种现代基本范式开始确立，最终形成一种致命的物质发展倾向。

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观念使每个人都有权满足自己的欲望，现代资本主义正是依靠激发个人欲望得到发展的，它使每个人都卷入财富和名誉的追逐洪流之中。科技与资本的结合标志着现代化开端，资本扩张的本能，新的航海工具的出现，蒸汽机的发明，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

人类中心主义将人视为宇宙的中心和目的，认为人是所有价值的来源，自然是利用的对象，只有人才有价值，自然界是没有价值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自然界的立法者，整个世界是为人类而存在的，人有权支配自然，科技是征服自然的工具，人对自然界不存在道德责任，社会组织形式是操纵的对象。——这就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取得的全部成就的思想基础，自工业革命以来，正是这些思想导致了人类在地球上惊天动地的伟大实践。

西方文化中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恣意发展，使现代文明表现出一种放纵人类欲望、滥用人类智慧的极端主义倾向。现代危机的根源在于从西方价值发展出来的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科技与市场的结合正在取代传统宗教成为现代宗教，成为终极价值。它所产生的物质力量正在毁坏自然，它所产生的精神力量正在摧毁各种伟大的传统和人类价值，使民族国家同质化，这些倾向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正不断加强，一切追求更快、更多、更大，其势如自由落体，这种状况令西方文化本身也感到惊讶。

科技和市场的膨胀已成为人类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而以西方理性主义、物质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整个现代价值体系则是导致人类生态危机和人的全面异化的最终根源。文化学者胡纪泽在《中国人的焦虑——一次文化突围的尝试》一书中写到：“在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或知识理性以科学技术、管理制度、法律规范、经营计算等具体的形式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左右着我们的全部社会行为。”

现代化即理性化，构成现代宗教“三位一体”的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都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名目繁多的思想、见解、学说、理论，正在摧毁人类亘古以来的终极价值，而终极价值，尤其是神圣和道德是无法被现代理性的逻辑和数学证实的。哥白尼、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从不同的侧面戳穿了千年神话并将人消解为零。在现代社会，人是物质，人是工具，人是商品，人是市场。现代西方文化已将人类完全引入了歧途。西方文化并非故意要摧毁各种传统价值，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它只是顺从其内在的文化冲动而发展，按照其内在的逻辑而演化，这只能理解为人类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