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太阳升——日神精神光照下的文革

东方红，太阳升——日神精神光照下的文革

辛若水

（一）日神精神

所谓的日神精神，实际上来源于希腊文化。日神精神代表着光明，而日神就是阿波罗。与日神阿波罗相对的则是酒神狄俄尼索斯。酒神精神代表着醉狂，或者说狂欢。希腊文化就是典型的酒神文化。实际上，希腊悲剧就是酒神文化的产物。尼采说，悲剧诞生于音乐，这也许和历史事实不怎么符合，但是从哲学精神上讲，却是大致不谬的。有人说，中国文化是非酒型的文化，这大抵是对的；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是没有什么醉狂的。西方有狂欢节，但我们却没有。大抵我们也狂欢不起来，因为我们毕竟是崇尚温柔敦厚的君子，即便内心深处有什么欢喜，也要隐藏起来，而不会喜形于色。东晋的宰相谢安，在得知淝水之战胜利的消息后，并没有手舞足蹈，而只是和朋友正常的下棋；当朋友问及，他也只淡淡地说：“小儿辈大破贼。”胜利了，内心的欢喜自是有的，只是把这种欢喜变成一种沉静，而不是用狂欢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若在古希腊，打了大胜仗之后，自然是要狂欢的。而所以狂欢，说明希腊的民族性格是非常张扬的，也可以说是外向型的性格；而我们呢，把胜利的欢喜，用理性平复下来，则说明我们民族的性格是内敛的，也可以说是内向型的性格。我们的文化是非酒神型的，而这恰恰说明了另一点，即我们的文化是日神型的。我们所谓的日神精神，当然和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并不相干；因为我们的日神不在奥林匹克山上，而是心中的红太阳。在文革时代，心中的红太阳，当然是指毛泽东。我们说日神精神光照下的文革，实际上就是说毛泽东光照下的文革。我觉得，毛泽东光照下的文革，是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的。如果我们意识不到文革是毛泽东光照下的，那就永远无法接近文革的真实。诚然，文革的真实，是多方面的：有官僚、知识分子的苦难，也有全国人民的激情燃烧；有“全面内战”，“打倒一切”，也有人们精神的无比纯洁。无论试图去掩盖哪方面的真实都是徒劳无益的。但是，文革各方面的真实，也会汇集成一个大真实；对这个大真实，我们应该有自己清醒的判断。其实，日神精神或者说毛泽东所以能够光照文革，靠的不仅仅是权力，更在于他的思想。我们知道，那个时代，有很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不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更在那里活学活用。毛泽东讲过的，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毛泽东固然重视思想的作用，但更重视思想所指导的实践。思想要去掌握群众，才能够发挥出思想的作用。当然，那个时候，把思想抬到了非常高的地位，讲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生命线。但是，我们现在就想了，思想真能够发挥改天换地的作用么？毛泽东思想固然是战无不胜的，但是，背一遍《毛主席语录》就可以无往而不胜么？《毛主席语录》应该说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据说，这红宝书比西方《圣经》的发行量都要大。而《毛主席语录》也获得了类似《圣经》的神圣地位。可以说，文革是把神圣日常化；但是神圣的日常化，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神圣的庸俗化。实际上，神圣的庸俗化是对神圣的最大亵渎，当然，这是就内在的精神来讲的。其实，毛泽东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那几本小书，像吹嘘的那样神乎其神。毛泽东自己是很清醒的，只不过他在有意识地利用个人崇拜罢了。最伟大的思想，到最后，都不免凝聚成一尊神的。毛泽东思想也凝聚成了一尊神。毛泽东思想光照下的文革，究竟是一番怎样的图景呢？全国山河一片红，这不是诗人的想象，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但是，这活生生的现实，又凝聚了多少人的美好想象呢？我觉得，只有把文革放到共运史中，才可以得到真正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所光照下的文革，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中国。当然，我们可以说，共产主义中国，不过一个神话；但是，创造共产主义中国这个神话的人们，难道不是真正伟大的么？真正让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是共产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毛泽东思想光照下的文革，才是文革最大的真实。至于官僚、知识分子的苦难，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感天动地的窦娥冤，甚至比窦娥还要冤，但在文革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切毕竟是微不足道的。

（二）日神崇拜

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崇拜过太阳吧。太阳给我们以温暖、光明；没有太阳，生命大抵是不会存在的，正所谓“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大和民族，是最崇拜太阳的，所以他们的国旗都是太阳旗。而我们中华民族，也是追逐太阳的民族。虽然夸父逐日，并不可能，但却体现了坚韧不拔的精神。至于后羿射日，对太阳似乎有点不敬，但那种战天斗地的精神，现在想来，依然让人心潮澎湃。太阳是最伟大的，它可以驱散黑暗，带来光明；它普照大地，滋养万物。也正因为太阳的伟大，所以那些帝王们总爱把自己比做太阳。而对于帝王这样的太阳，臣民们自然要山呼万岁，忠心耿耿；臣民们必须去维护帝王的权威，这一方面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另一方面则因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但是，既然帝王们把自己比做太阳，那就说明帝王们并不就是太阳。太阳就在天上悬着，亘古如一，且又光景常新，这和帝王又有什么相干呢？原古的人们把太阳神化了，而帝王们又把自己神化了。帝王们把自己比做太阳，实际上也是神道设教的意思。而神道设教。只是用来愚民，就是帝王自己也不信的。不是帝王们把自己比做太阳吗？于是，人们便喊出了：“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诅咒。所以，这日神崇拜，终究是靠不住的。因为只要惹急了眼，人们才不管你太阳不太阳呢；即便你真的就是太阳，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反正是“见魔杀魔，见佛杀佛。”除了狂妄自大的，少有人把自己比做太阳的；尼采曾把自己比做太阳，然而终于疯掉了；其实，疯掉是所有狂人最好的结局。但最为可怕的却是，在疯狂这里，有人们思想的全部秘密。我觉得，文革时代太抵即是日神崇拜的时代。当然，文革时代的日神崇拜，和以往人们对封建帝王的崇拜全然不同。对封建帝王的崇拜是不得已，崇拜也得崇拜，不崇拜也得崇拜；就是整天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最后也不免身首异处。但是，文革的日神崇拜，一则出于自愿，二则发自真诚。我们虽然把毛泽东当做红太阳，但毛泽东自己却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太阳。太阳，只是比喻，只是象征；如果有谁把比喻，把象征当真，那也只能说明他自己是傻子。可以说，文革中的日神崇拜，就是对毛泽东的崇拜。然而，毛泽东既不是太阳，也不是日神；他对自己的定位，虽然有时不免矛盾，但大致还是准确的。毛泽东本身就是无数矛盾的统一体，从他对个人崇拜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的崇拜的，在漫长的革命年月里，毛泽东对这一点，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态度。但是，在文革中，毛泽东对个人崇拜有了一些让步；他觉得个人崇拜，还是有一些好处的。一个班就应该崇拜班长，否则事情不好办；一个厂就应该崇拜厂长，否则事情也不好办。如果以历史的态度来对待个人崇拜，会发现，它确实有许多积极的作用，甚至有一种魔力。其实，在革命战争的年月里，人们也形成了一种迷信；那就是只要跟着毛主席，就会取得胜利。不过，与其说这是一种迷信，毋宁说这是一种信念。正是这种信念，让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革命的胜利，也必然伴随着毛泽东的神化。“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取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为什么毛泽东能够被神化呢？我想，这决不是因为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毛泽东为人民谋幸福，这才是他能够被神化的根源。蒋介石不也在搞个人崇拜吗？可为什么没有人买帐呢？也只是因为他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文革中，对毛泽东的崇拜，纵然出现了许多荒唐的怪现象，但这种崇拜本身，并不荒唐。毛泽东这个名字，会与劳苦大众永远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也只有劳苦大众，才能够真正理解毛泽东崇拜的深刻内涵。从文革时代走过来的人们，并没有因为后来对文革的否定，对毛泽东的“三七”开，而失掉他们神圣的情感。在他们的心中，毛泽东，是永远的神圣；如果有谁说他们心中的神圣不好，他们就会痛骂现在的贪官污吏。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鲁迅小说《风波》中的那句话：“若是赵子龙在世，天下断不会是这个样子。”那些坚定的毛派们，也只能想象着，若是毛主席还在……，但那只能是想象，并没有谁能够起死人于地下。

（三）纯洁年代

在文革时代，人们的精神是非常纯洁的，而这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日神精神的光照。也许，现在的人们会觉得不可思议；在浩劫与灾难中，人们的精神又怎么纯洁呢？那时候，人们的政治欲望膨胀到了何种程度，你能说他们是纯洁的吗？其实，政治欲望的膨胀，并不妨碍人们精神的纯洁。并且，那时候政治欲望的膨胀，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如此高尚的动机，不是纯洁，又是什么呢？那个时候，人们追求的就是纯而又纯的东西。这种纯而又纯的东西，是简单的、朴素的，也正是在这简单、朴素中体现了人们高尚的精神。再也没有哪个时代，像文革那样重视人的精神。精神当然不是万能的，但人总要有一种精神才好。干事业，没有精神，大抵是不成的；尤其在艰难的事业中，精神会发挥人们难以想象的作用。我们现在所以不再相信文革时代人们精神的纯洁，主要的在于我们对文革的构想中，已经是群魔乱舞了。在群魔乱舞的时代，又怎么会有精神的纯洁可言呢？然而，历史从来就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群魔乱舞，那是群魔的事，并且群魔在人民的汪洋大海里，又算什么呢？文革时代的精神纯洁，是一个大的社会氛围，也可以说是人们总体的精神状态。纯洁是与真诚联系在一起的。文革时代，有人们的真诚存在吗？不了解那段真实历史的人，当然会大摇其头。如果那个时候，人们那么真诚，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难道制造冤假错案也需要真诚吗？真诚地制造冤假错案，这是多么的荒唐可笑啊。但是，制造冤假错案的，只是一少部分人；而大部分的革命群众，也只是为时代的大潮所裹挟，并不知道真相的。其实，愈是不知道真相，愈显出真诚与纯洁。真诚与纯洁是不必为历史的灾难负责的。那谁为历史的灾难负责呢？其实，历史的灾难是太大的重负，没有任何人担得起来的。谁也不必为历史的灾难负责，因为对待历史的最好态度，就是让历史真正成为历史。辛辛苦苦地去追求谁之罪，大抵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我们即便把幕后的主谋找出来，又能怎么办呢？历史的灾难发生了，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既然如此，那就让历史本身为历史负责吧。但我们发现，制造历史灾难的，竟是最真诚、最纯洁的人们，又情何以堪呢？我们现在知道过分地真诚，过分的纯洁，都是不好的。真诚与纯洁，也会带来灾难。难道真诚与纯洁本身就是罪恶的吗？我可不敢这么说。那么，为什么最为美好的东西，能够带来灾难呢？也许，最为根本的东西，也还在人身上。其实，灾难并不可怕，关键的是要走出灾难。如果我们走出了灾难，那会不会去否定真诚与纯洁呢？我想，是不会的；因为真诚与纯洁，毕竟是美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却会对真纯与纯洁，保持警惕；因为我们毕竟不希望美好的东西带来灾难。无论什么东西，即便是天底下顶顶好的东西，都不能过度的；一过度就会走向好的反面。文革时代人们精神的纯洁并没有错，但是太过纯洁，并且用这种纯洁制造了灾难，就不好了；文革时代的真诚，也没有错，但是太过真诚，并且用这种真诚去践踏生命的尊严，就有大错了。在历史的灾难面前，谁不说自己是真诚的呢？谁不说自己是纯洁的呢？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真诚与纯洁，大抵只能永远埋在心里，而不能拿出来标榜，更不能用这为自己的罪恶辩护。在历史上，真诚与纯洁的命运往往是非常可悲的；真诚会为虚假取代，而纯洁呢，则会为污秽沾染。“假做真时真亦假”，所以还是不那么真诚的好；“皎皎者易污”，所以还是和光同尘的好。文革时代，人们精神的纯洁，是显而易见的；可是这样的纯洁又有什么用呢？不仅这种纯洁没有用，就是它本身也跳进黄河，永远洗不清了。我觉得，历史的真实，也应该包括精神的真实。当然，文革时代，人们精神的真实，已经面目全非了。在灾难与浩劫面前，讲发自内心的真诚，讲人们精神状态的纯洁，实际上，很无力的。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希望能够葆有自己的真诚与纯洁。真诚与纯洁不应该背负起历史灾难的恶名。是与真诚、纯洁截然相反的东西，酿成了历史的灾难。

（四）分明的爱憎

其实，纯洁的精神是与分明的爱憎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精神过于纯洁，所以这分明的爱憎又有点过于简单。那么简单在哪里呢？也即是，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对于好人当然倍加爱护；对于坏人呢，则是无比憎恨。纯洁的精神，就是容易导致这种简单化的爱憎。这种简单化的爱憎好不好呢？我们不能说它不好，因为人就是要有所爱有所憎；但我们同样不能说它就好，因为这种简单的爱憎往往背离了真实。因为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善恶分明。好人与坏人实在很难区分的。如果说好人全好，那为什么还有伪君子；如果说坏人全坏，那为什么坏人又可以弃恶从善。把人看的太过简单，这是精神纯洁最大的不好。而由精神纯洁，所导致的分明的爱憎，也有许多强权的因素。纯洁的精神会造就许多幼稚的理想，譬如把天下变成好人的天下，把坏人赶尽杀绝。说实在的，只要有人在，这天下就有好人、坏人的区分。好人，难道因为好，就应该高高在上吗？坏人，难道因为坏，就应该当牛做马吗？世界上并没有这样的规矩。当然，在许多历史情境下，是好人当牛做马，而坏人高高在上。但是，如果区分人的好坏，只是为了造就新的等级程度，那这种区分就是不恰当的。我们很早以前就讲平等的观念了。平等，对于人来说，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人；在做人的基点上，是平等的。好人，是人；坏人，也是人。朋友，是人；敌人，也是人。当然，只有在和谐的社会才可以这样做；如果大动荡中这样说，那是既无原则也无立场的。超越道德的善恶，把坏人当做人来对待，这是人类的进步；超越政治的分歧，把敌人当做人来对待，这是政治的进步。只有在道德上，把坏人当做人看，才可以使他们弃恶从善，成为好人；只有在政治上，把敌人当做人看，才可以把他们从敌人转化成朋友。我们总的目的，就是把坏人变成好人，把敌人变成朋友。如果天底下的坏人全都变成了好人，那这个世界上还有坏人么？如果天底下的敌人全都变成了朋友，那这个世界上还有敌人么？我们知道有个说法，叫做“仁者无敌”。只有推行仁义，才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变刀剑为犁锄。其实，细想想“仁者无敌”，也是中了精神纯洁的毒。“仁者无敌”，大抵也只是一种理想罢了；在现实的世界中，恐怕都想和仁者较量一下呢。甘地应该算仁者吧，他所推行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可以说为印度人的解放点亮了一盏明灯，可他自己却被杀害了。不是说“仁者无敌”么？一颗子弹，就结束了这个神话。当然，这颗子弹会犯众怒的，但是，众人再愤怒，又有什么用呢？一个神话已经破产了。大抵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它就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甚至导致理论本身的破产。其实，“仁者无敌”，这个神话，早就应该破产了；不过，它即便破产了，我们也还会信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美好的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精神都有纯洁的一面。分明的爱憎，可以说是文革那一代人共有的特点。爱，要爱到骨子里，甚至匍匐在地，山呼万岁；恨，也要恨到骨子里，甚至要食其肉，寝其皮。这样的爱，让我们热泪盈眶；这样的恨，又让我们毛骨悚然。我虽然喜欢被爱感动，但并不希望恨像毒蛇一样噬啮自己的心。说实在的，我们这一代人，就没有那么分明的爱憎。对我们来说，大爱无言，就仿佛蜻蜓点水；而恨呢，离我们更加地遥远。让我们去恨谁呢？恨坏人么？可谁是坏人呢？我们发现牛鬼蛇神比正人君子还可爱呢？恨敌人么？我们是要广交天下朋友的，又哪有那么多恨呢。可以说，分明的爱憎，是大革命、大动荡时代的产物；在和谐的社会里，恐怕爱憎就不那么分明了。我说过的，分明地爱憎是与精神的纯洁联系在一起的。既然我们现在不再有分明的爱憎，那只能说明我们的精神不再那么纯洁。其实，精神过于纯洁，也不是什么好事。我们说，文革是日神精神光照下的；即便是太阳，也有阴影，也有黑子。精神不那么纯洁，大抵看事情就不再那么幼稚。二元对立模式，可能是深刻的，但也有很多幼稚。这个世界是很复杂的，精神的纯洁，分明的爱憎，都把这个世界简单化了。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化，有时候是灾难性的。

（五）永远的怀念

文革虽然已经远去了，人们再也不会为文革唱颂歌，相反，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在进行血泪控诉。在血泪控诉面前，文革似于也成为了罪恶滔天的；既然罪恶滔天，那被漫画化、妖魔化，似乎也就理所应当了。然而，文革只存在于这此血泪控诉中么？难道灾难与浩劫，就是文革的全部吗？实际上，并没有人去细细地思索这些问题。但是，在大多人心中，文革毕竟留下了永远的怀念。其实，怀念文革的人，不只包括那些坚定的毛派们。你若问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群众，他们依然对毛泽东，甚至对文革怀着深厚的感情。所谓的灾难与浩劫，并不能够消解这种深厚甚至神圣的感情。不过他们也不承认，知识分子在文革中被整得太惨了。但是，他们并不想用知识分子的血泪去否定亿万群众参加的文革，因为他们就是群众的一员。经历过文革的革命群众，他们不只会怀念那激情燃烧的岁月，而且会讲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美好的时代。日神的精神光照大地，人们真诚地崇拜着心中的红太阳，人们的精神多么地纯洁，人们的思想多么地高尚，人们的爱憎多么分明。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盛世。人们会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自豪，因为毛泽东时代是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人们，就是有一种精神，就是有一种骨气。难道这些东西，是灾难与浩劫两个词，能够掩去的么？如果灾难与浩劫不能掩去这些东西，那灾难与浩劫又在怎样的范围内具有意义呢？我觉得，文革的灾难与浩劫，只是对着文化界，对着知识分子的。说心里话，我并不喜欢文革；如果让我生活在文革时代，我也是十万分的不愿意。但是，我却不能因为自己的好恶，把历史的真实掩去。研究文革，我当然会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因为我就是他们的一员。他们的痛苦、眼泪、鲜血、生命，不应该被漠视。个体的生命不应被卷入历史的绞肉机；因为个体的生命本身就是神圣的。我也很愿意加入知识分子血泪控诉的大合唱；但是，在这大合唱中，我突然对所谓的血泪控诉有了一种警惕。虽然文革中有灾难与浩劫，但灾难与浩劫决不是文革的全部。灾难与浩劫本身掩盖了文革的另一种真实，并且这种真实可能是更大意义的真实。难道文革中就没有一点美好的东西可言么？执拗地把文革的全部污蔑为灾难与浩劫的人，如果敢说文革一点儿美好也没有的话，那就是把千秋万代的人们都当做低能儿或者傻瓜。如果文革没有一丁点的儿美好可言，那又怎么可能动员起成千上万的人参加这场运动呢？文革并不是没有一丁点的美好可言，而是文革太过美好。文革有着美好的诺言，但是，为实现这诺言，文革并没有许诺田园牧歌式的诗意，它告诉人们，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最终进入理想的社会。它的目的决不是培养娇生惯养的温室里的花朵，而是要他们经风雨，见世面，锻炼成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文革的逻辑是强捍的。也许，正是这种强捍的逻辑，造就了知识分子的灾难。我们知道，知识分子也是追求美好的；而文革也把知识分子卷了进来。但是，知识分子却是文革的靶子，从挨批到自相残杀，这似乎都是自然的。对于文革，我们似乎不好说谁是有罪的，谁是无辜的。如果要追究罪责，似乎也只有推给林彪、“四人帮”。但是，古人就知道，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更何况我们呢？那也只好归罪于时代了。可是在许多人的心中，文革毕竟是中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如果最美好的时代都有罪恶的话，那什么时代没有罪恶呢？我终于觉得，人们对于文革，是永远也说不清楚的。人们会不停地争论它，但在争论中，文革的真实更加扑朔迷离了。历史会在这里沉思，我们也会沉思。但是，这种沉思，并不影响许多人怀念文革，怀念中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毛泽东时代。有个词叫做“强奸民意”，知识分子的声音，大抵并不就是民意。真正的民意在哪里？也许，就在对毛泽东的怀念里吧。有人写过一本书，叫做《为毛泽东辩护》，然而，他却不知道毛泽东是不需要辩护的。毛泽东曾经像太阳一些光照过大地，是他重新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性格。作为信仰的毛泽东，会为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怀念，这难道还值得怀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