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富与外强不是鱼与熊掌

     近年来，历史小说迎来了久违的春天，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走红后，中国历史上其它朝代的历史小说，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高天流云的宋朝历史，目前已出版了四卷，单从篇幅来看，太祖赵匡胤开国占一卷，太宗赵匡义、真宗赵恒合占一卷，而知名度并不如他的爷爷辈的宋仁宗赵祯一人却独占两卷，莫非其功绩超越他的爷爷和父亲？这个问题还真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看，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宋仁宗贵在“不折腾”，对外用千方百计的谋求和平来代替征伐，对内宽容仁慈，与民休息，对己，他放下皇帝的架子，默默忍受着那些扎堆牛人们在自己面前不停地的死磕。所以在他主政时期，大宋帝国成为文人的天堂，也成为市井商贩的天堂，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包拯、司马光这些顶级文臣虽然彼此之间不断的折腾，但却都名流千古；老百姓虽然要对外交纳比较耻辱的“岁币”，但是却能丰衣足食；仁宗自己虽然无母无子，在他死后却得到整个子民的恸哭吊唁。从这个角度看，仁宗确实是实至名归的“仁”宗，板着手指头算算，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皇帝确实也不多。

      中国历史，除去夏商周外，大约两千年左右，此前的汉唐，奠定了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宋朝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但弱枝强干，以文接武的国策却为后来周边少数民族崛起直至最终南下取代汉族政权埋下了隐患。宋王朝之所以能延续300年之久，不是因为他小富即安的守土思想而得以苟延残喘，而是因为他在这种环境下经济上的富足和文化、科技上的发达，给以货币换和平提供了物质基础。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对内的富足和对外的强势真像鱼与熊掌一样不可兼得吗？我看未必。作者对宋仁宗的褒奖虽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具体分析一下，仁宗时期，对内的富足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内政外交上的不折腾，对外的积弱局面也不是不可以改观，而且，他所秉承的“以和平求发展”、“强文弱武”的国策，短时间内换来了和平和富足，还有中华民族文化上的巅峰，但这并不是不是彻底解决民族矛盾的办法，他摒弃了范仲淹等改革派的“庆历新政”，此后，仅仅几十年，北宋便社会矛盾激化，中央政府对内积贫，对外积弱，以至于不得不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

     当然，不能苛刻的要求一个皇帝去改变一个历经三世的王朝近百年积累下来的问题，但我们既然说历史，就应该赵祯。他的过人历史的评判每个人，包括宋仁宗之处不是他治国的能力，而是他知道自己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的超人，更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能改变宋朝先祖的既定国策和王朝最终命运，他的过人之处更在于他是一个好人，他没有把皇帝当做一种权力，而是作为一份社会大分工下的工作来干。所以每当出现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时，他明智的选择了和平，每当出现改革与守旧的争论时，在经过反复权衡后，他理智的放弃了改革，每当出现文与武的斗争时，他理智的选择了抑武。与其失败的折腾，不如顺其自然的不折腾，与其勇敢地吃螃蟹，不如安全的吃五谷杂粮。

     先说对外。太祖赵匡胤时期，灭南唐，伐北汉，却败于契丹；太宗赵匡义时，灭北汉，却惨败于契丹，同时，西北的党项族开始崛起；真宗时期，北与契丹结“澶渊之盟”用“岁币”换和平，西北屡屡受制于李继迁，但至此，宋朝的国家战略也成了定局，到了仁宗朝，北辽与西夏结盟，宋朝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局，这种情况下，历史上三国鼎立的局面再次形成，所以，富弼出使辽国换来的外交成果，给北宋赢得了难得的调整时间。如果说，北宋能够抓紧时间，哪怕三年养军备战，能够重用范仲淹、韩琦、种世衡、狄青这些会打仗的人，能够不犯把西北战事这样重要的国事交给葛怀敏这样一个白痴手上的低级错误的话，或者说，在非常时期，对武将的警惕或压制哪怕改变一点点，宋朝何至于积弱百年后而丧命于异族之手？虽然说，范仲淹、韩琦等人在国防战略上有分歧，但他们毕竟都是钢，为什么舍钢而用木？遗憾的是，自从西北战事失利后，北宋的国防彻底崩溃了，特别是边防和地方，真是一片刀枪生锈，马放南山的架势，以至于出现侬智高这样的乌合之众竟然能在南方宋境内不费吹灰之力的攻城掠地？军阀拥兵，藩镇割据固然可怕，金人铁骑，蒙古铁骑的滋味难道好受？历史有一个悖论，那就是没有一把能根本解决中央与地方、固边与强干问题的钥匙，哪怕是解决一个问题的一把钥匙。在这个问题上，或许平衡是最不坏的办法，因为，世易时移，只有因势利导，才能把损害减到最小，请注意，我说的是最小，而不是避免。

    再说对内，仁宗一朝最为时人和后人津津乐道的是这是“文人的天堂”，这是百姓安居乐业，商业繁荣发达的好时代。问题是文人一旦生活在天堂，对历史文化来说或许是盛事，但对国家来说未必是什么好事情，至少国防好不到哪里去，能保家卫国的武将们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宋朝三百年间，先后面临辽、西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和侵略，并且最终也亡国于斯。在这样的环境下，本应保家卫国的武将却被排斥在外，甚至象狄青、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只能惨死与“莫须有”的罪名之下，相反的是，那些文人骚客们，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谦谦君子们，当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他们要么向武将摇尾乞怜，要么给主子出一个割地赔款的馊主意，而一旦战事褪去，他们便疯狂的欺负曾经保家卫国的英雄。吕夷简、夏竦、文彦博、欧阳修的确生活在天堂，他们入世则位居人臣，出世同样可以翻云覆雨，而像范仲淹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实干家，却只能一贬再贬。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韩琦，韩相公此前曾是西北战场上和范仲淹齐名的明星，可初期偏偏不谙世事人情，总是一个劲的和范仲淹对着干，是位不折不扣的能把朋友气哭，能把对手乐坏的主，到后来，韩琦变了，变得精通为官之道，他不再是哪个力主革新的君子了，而是一名资深的文人政客，正是这惊艳一变，韩相公混的如鱼得水。所以，准确的说，北宋或者仁宗朝也只是那些会整人，爱掐架，嘴皮子和笔杆子功夫高，但不干实事，也干不了实事的文人政客们的天堂。

    最后，来回答一下本文开始提出的关于鱼与熊掌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历史上道儒法墨四大家，如果用来治理国家，从实用性和长期效果上来看，治国的话，道家治本，法家治标，而儒墨两家，根本无法承担治国的大任，其主要价值在于修身养性和思想教化上，而两者的地位差不多半斤八两，这是另一个话题，此处不表。因此，宋仁宗的确是一个好皇帝，因为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兢兢业业的把皇帝这一份并不好干的工作低调的干了几十年，而中间，他很少用这一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在战与和、变与守等大事上，也没有血气方刚或感情用事一把，这正是不变即变，顺其自然的道家思想。但是仁宗朝并不是一段值得今人称颂的历史时期，因为它违背了一个简单的哲学道理。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万事万物都是阴阳相克相成的，只有双方在不断地博弈和强弱相易中才能长久存在，只有双方达到平衡的状态才能实现内部和谐。具体到战争与和平，内政与外交，或者是文臣和武将，中央和地方，甚至是老人与小孩、男人与女人的比例，双方都是相互依存而存在的，理想的状态是双方平衡协调，正常的情况是双方势力处于此消彼长的运动之中而不是人为地抑制甚至扼杀某一方。虽然，绝对的平衡与和谐是不可能存在的，但确实应该追求或者维护这一状态，否则，只能是解决一个问题，制造了另一个问题，而两个问题的危害不分伯仲，区别只在于形式而已。唐朝节度使拥兵自重，挡住了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却架空了中央政权，于是有了“安史之乱”。宋朝则完全相反的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再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年历史，也是“三十年河南，三十年河北”的两个极端。简单地说，前三十年，是折腾的三十年，对外封闭，对内高压，在这样的情况下硬是打了几场胜仗，硬是搞出了原子弹，总的来说是国家穷，百姓苦，腰杆硬，思想纯；后三十年，是倒腾的三十年，对外开放，对内放开，在这样情况下，对外不放一枪一炮，全国上下一心一意的钻研GDP，总的来说是国家富，百姓活，但……，后面的话请读者自己总结吧。内富与外强，文明与尚武，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如何选择与取舍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平衡的问题，不是一个究竟选择鱼或者熊掌的问题，而是如何兼得的问题。

    历史，是那么的鲜活，因为他可以使我们憧憬想象自己心目中的英雄，自己心仪的时代；但它又时那么的沉重，以至于每读一次历史，甚至是某一个历史故事后，我的心情便会无比沉重。就中国历史而言，两千年了，但前朝的错误后朝还是继续再犯，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悲观的说，人类是不能做到以史为鉴的，但我相信是可以在循序渐进的纠错中，不断减少错误的危害。或许，我们会继续犯错误，但如果能做到两次错误之间的周期能不断延长，下一个错误的危害能不断减小，这才是研究历史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