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西方的人性论的要害

揭露西方的人性论的要害　　

（评判唐金鹤与叶志江、陈育延的争论）　　

周泉缨　　

2010.12.12　　

【引  子】　　

2010年12月08 日晚上，唐金鹤从香港发来“答清华校友网兼复叶志江的《走出文革》”一文。我理解唐给我发这篇文章的意思，是让我评判一下她与叶志江和陈育延关于清华文革武斗的争论。所以，我一方面直接简单明了地回复她的信，另一方面赶写出这篇提纲携领的文章在“清华校友网”发表。实际上，如果读者能够系统地阅读和研究我大量的政治著作和文章的话，那么不难发现本文中所有的论述，都是一些重复性的论述，至少对我自己而言没有任何的创新。我直接回复唐的信文内容如下：　　

唐金鹤：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人（甚至全体人类），原则上是永远不可能走出文革的影响的，这就好像法国人（甚至全体人类），永远不可能走出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一样。因此，我们只有在肯定“文革是伟大的历史试错”的大前题下，才有可能正确评判清华大学的武斗。在这里资产阶级的所谓的人性论的尺度实在是太小了，它根本不可能正确度量体现人类历史发展大跨度的文革、十月革命、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之类的大事件。　　

       正因为如此，在资产阶级眼里，文革、十月革命，当然是没有人性的浩劫；同样道理，在封建地主阶级眼里，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同样也是没有人性的浩劫；而最后在氏族社会的人类眼里，罗马和雅典等奴隶社会无疑更是没有人性的浩劫。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人类有序发展的试错历史，是不可能用资产阶级所谓的人性论来正确度量的。　　

       所以，我认为清华大学文革武斗中死去的两派人员都不是白死的，他们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试错大业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尤其是414的武斗中死去的人员，更是如此。　　

清华两派武斗死难的人员永垂不朽！　　

清华文革体现的人类历史的试错精神万岁！　　

                                     周泉缨  2010.12.11于广州　　

一、唐金鹤与叶志江、陈育延争论的实质　　

唐金鹤与叶志江、陈育延关于清华文革武斗争论的政治实质是：到底应该以西方民主思想的人性论为标准错误地评判清华文革武斗，还是以人类历史试错的有序发展规律正确评判清华文革武斗。这个问题也是叶志江《走出文革》一书在政治上的要害。我在前一些日子之所以在“清华校友网”与叶志江开“割他的小DD”的玩笑的原因，就是因为叶志江《走出文革》一书错误地以西方民主思想的人性论为标准评判清华文革武斗。　　

因此，从政治上讲，叶志江通过发表《走出文革》，实际上是不可能“走出文革”的。叶志江通过发表《走出文革》只是一方面在情感上告别“历史的文革”，另一方面又一头扎进了万润南鼓吹的西方民主思想评判的“文革历史”的怀抱中去了。这也是我对叶志江这个“团派理论家”大所失望的原因，因为我想象中的“团派理论家”不应该是既不坚守团派的“贞操”，又没有时代的“创新”，而只知道不顾一切地一头扎进西方民主思想人性论怀抱中去回味“英雄救美”的个人文革经历的所谓的“团派理论家”。　　

二、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形成过程　　

叶志江《走出文革》一书中评判清华文革武斗所坚持的西方民主思想的人性论，作为一种对付我们中国和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导战略——和平演变战略，在西方世界历史上存在一个形成过程。　　

历史证明（对于西方民主政治历史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去查找有关的大量的证据），西方鼓吹人性论、人权论等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乌托邦把戏，作为一种战略方针，实际展开于二次大战结束后的两极冷战时期。　　

为什么西方在二次大战结束前并不热衷于鼓吹人性论、人权论等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乌托邦把戏呢？其中的历史的原因和过程主要有三个方面:　　

【1】正如我于2010.12.04在“清华校友网”发表的《现代人类社会史之全景（批判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一文中论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国际资产阶级试图通过战争途径消灭国际共运的彻底失败。正因为如此，希特勒二次大战的失败不可避免地促成了国际资产阶级对抗国际共运的战略转变：从主要依托暴力和战争，转向主要依托和平演变。　　

【2】正因为国际资产阶级试图通过二次大战消灭国际共运的彻底失败，逼迫西方发达国家自发地普及了1933年美国罗斯福新政和北欧瑞典社会民主党构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从而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内部，原则上铲除了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劣根性。　　

【3】由于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实际上在现代高科技生产力条件下，让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内部的阶级关系自发地完成了由阶级对抗到阶级制衡的划时代的质变，因此正如我在《国家兴亡之道》一书中讲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在二次大战后普及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之后，实际上已经率先由资本主义社会和平演变为现代福利社会。因此，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的人权状况确实得到了划时代的质的改善，从而确实超越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状况水平；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冷战，事实上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极冷战，而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两极冷战。这也就是列宁开创的暴力共产主义事业，历史地戛然而止的根本原因，即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社会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平演变战略得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三、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成功的真实内涵　　

以苏联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列宁开创的暴力共产主义事业戛然而止，确实历史地证明了西方对列宁开创的暴力共产主义事业的和平演变战略的成功。不过，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上述成功的真实内涵，不是像世界上一般的人们所理解的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平演变的胜利，而是西方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对于东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平演变的胜利。这是正确评判现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关键。换言之，西方发达国家优越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之处，本质上是其拥有既能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能够解决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而不是其拥有民主政治制度。正如我在《国家兴亡之道》一书中讲的，1933年罗斯福新政以后的世界历史事实，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的世界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1】在已经成功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西方，由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不适应西方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因此实际上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正在将西方发达国家拉下主导现代世界的历史舞台。  　　

【2】在没有成功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发达国家，由于推广不合时宜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不是阻碍有关国家正确运用“国家控制”法宝发展本国国民经济，就是劳民伤财地为有关政客提供追逐名利的平台或直接为社会动乱和革命提供助推器。　　

四、拯救中国和世界的必由之路　　

所以，我们承认以苏联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列宁开创的暴力共产主义事业戛然而止，确实历史地证明了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成功，只是承认西方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能够拯救中国和世界，而不是等于承认西方民主思想指导下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能够拯救中国和世界。　　

相反，我们从福利社会经济制度自在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满足社会福利需求两个历史使命出发，认定只有“统一论哲学思想”或“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的全民的党的一党法治，才能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从而最终拯救中国和世界。因为，“统一论哲学思想”或“三个代表思想”实质上是现代人类历史国际资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进行到极至的体现，是人类社会对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否定之否定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民主思想进行否定之否定的必然结果。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功，但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讲，中国改革开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信仰问题放松了必要的关注，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忘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只能是继承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试图消灭资本主义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的劣根性的遗志，通过发展和控制市场经济去继续限制和消灭资本主义的劣根性。　　

    结果，在物质生活上让金钱挂帅的社会恶果在中国社会上出现泛滥的趋势，同时在思想上让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社会上也出现泛滥的趋势。　　

    事实证明，如果这两个趋势不能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及时和有效地遏制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的质变、分裂和瓦解以及因此必　　

然导致的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失败，将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近期，由澳大利亚人朱利安•阿桑奇所创办的维基揭秘揭露的所谓的“中南海惊天黑幕”，就是给我们中华民族敲响了最强的警钟。所以，我在《现代人类社会史之全景（批判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一文中强调指出：　　

在现代人类社会的时代大背景和国际大环境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只能是依托“三个代表思想”或“统一论哲学思想”，在信仰上统一和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意志，在组织上统一和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力，从而确保中国共产党手中的“国家控制”法宝的正确权威的建立和发挥（即确保“科学发展观”的权威的建立和发挥），确保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开放正确构建和运用“国家控制”主导的三位一体的法宝系统，确保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中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或“三个代表思想”的“阶级等强度原理”，及时、正确和有效地调整中国社会内在的阶级关系去适应中国社会外在时代的大背景和国际大环境，最后确保中国社会多快好省地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福利社会过渡，并为人类构建和谐世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五、揭示西方人权和人性论之要害　　

正如前面已经讲的，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前一个阶段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信仰问题放松了必要的关注，因此不但在物质生活上导致金钱挂帅的社会恶果在全社会上出现某种泛滥之势，而且在思想上导致西方民主思想在全社会也出现某种泛滥之势。具体到评判历史问题，尤其是具体到评判文革历史问题，出现了西方民主思想的人性论压倒一切的反常局面。　　

应该明确指出，以西方民主思想的人性论为标准评判文革历史的要害，是运用人类个体的乌托邦式的情感标准，错误地替代“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或社会经济制度顿悟”的正确标准，去评判文革历史；因此，其实际效果是让人类忘记人类历史发展的全局，从而完全按照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期人类社会的局部感受和逻辑去度量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　　

实际上，从宏观的全局看问题，自从人类社会告别原始的氏族社会以来，资本主义主导人类历史舞台的过程，是人类文明历史上最没有人性的历史过程，其中举世闻名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大英帝国通过炮舰政策统治整个人类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过程，都记录着资本主义罄竹难书的反人性的发家史。所以，一旦离开了资本主义罄竹难书的反人性的发家史的全局，按照西方民主思想的乌托邦式的所谓人性论评判文革历史，客观效果只能是：　　

【1】让中华民族忘记文革试图彻底铲除资本主义劣根性的初衷，从而也忘记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阻碍和环境阻碍一直是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剥削的历史事实；　　

【2】否定文革的历史合理性和列宁开创的暴力共产主义事业的历史合理性，从而否定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3】促进西方民主思想占领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从而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也实现类似苏联共产党的和平演变；　　

【4】只要中国共产党被和平演变，从而被分裂和瓦解，那么中华民族就不可避免丧失正确崛起的“国家控制”法宝，从而回复到蒋介石时代去充当西方世界的“跟屁虫”。　　

所以，唐金鹤与叶志江、陈育延关于清华文革武斗的争论，证明唐金鹤的《倒下的英才》与叶志江的《走出文革》等两本书，在评判清华文革武斗问题上，都是非常错误的两本书，它们在政治上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因为它们都在西方民主思想面前打了大败仗。如果说它们在政治上有差别的话，也只不过是它们在与西方民主思想的不自觉的失败战斗中存在“五十步笑百步”的差别而已。　　

附文：

李宪源评周泉缨《清华历史上最荣光的一页》

今天在我新浪博客转载评论《清华历史上最荣光的一页》，或许是本人所言不合时宜，竟然被“格杀勿论”了。方便的话，或可把我以下批评意见转作者一阅。/李宪源
(2010-12-12 08:05:21)

周泉缨不过是在炒“第二国际”的冷饭，却自以为高深地摆出一副“理论创新”架势，用根本经不起跟文革史实检验对照的说法，不知所云地给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与实践，扣上了一顶所谓“劣根性”的帽子。

毛泽东1968年接见蒯大富等北京学生领袖的记录，网上流传甚广。仔细阅读和思考一下这一会见的内容和历史涵义，周泉缨种种以偏概全的说法，就不攻自破。

在人类阶级社会中，阶级利益的较量和相互消长，归根到底取决与斗争各方所依据的意识形态体系是否具有最大凝聚力、感召力和战斗力，能否有效促成力量对比的有利转变。真正的毛泽东主义者，并不是天生嗜血好斗，一概排斥必要妥协和有利于社会的和平发展与稳定。但前提条件是——必须使自己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1945年毛主席真诚追求民族和解、国家和平的重庆之行，就是最好例子。

而当暴富资产阶级天天都在对劳动人民实施无情阶级斗争和施加残酷政治经济文化暴力态势下（赵东民被拘、富士康“连环跳”、“清荷一枝”被第三军医大开除、张宏良博客被封、孔庆东遭主流媒体围剿……等举不胜举），鼓吹“阶级和解合作”的陈词滥调，不管鼓吹者真实动机如何，其客观效果，就是削弱瓦解被剥削压迫阶级的斗志，确保豺狼吞噬残害羊群的资本统治格局万古长青。

而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上世纪所作的一切“社会主义色彩”改良，其根本动因就是来自社会主义阵营40年代末在世界范围取得空前成功。当90年代社会主义遭受世界性重大挫折后，西方劳动人民享受的社会福利立遭大幅度削减降低，所谓“中产阶级”数量急剧减少……等，就是驳斥周某“理论创新发明”最雄辩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