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华严》与盛唐气象

汉武、《华严》与盛唐气象　　

余画洋

初稿写于2010年9月2日

一 滇池与北海

二 长安及邛都

三 西域之楚声

四 武周革命

五 澄观

一 滇池与北海　　

《庄子》第一篇《逍遥游》中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前后，楚将庄蹻率军由黔中至滇池，使滇属楚，后黔中被秦攻占，滇、楚交通断绝，庄蹻就“变服，从其俗”，在滇称王。（转引自《汉武帝传》，杨生民 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252页）滇国就是天池之国，因为滇、颠二字音同，而颠（头顶的意思）、天二字音近义通。南宋《会稽志》说，“庄氏，楚庄王之后，以谥为姓。六国有庄周。”《史记.西南夷列传》云：“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所以庄蹻也是这个家族的成员，当他南来云贵高原，远望天边的大湖，就用《逍遥游》里的“天池（音转而为滇池）”命名，其地就称之为滇国。又拈出“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南冥者，天池也”一段文字中的“鲲”与“冥”，将滇国附近的今大理一带称之为昆明。这应该就是昆明和滇池这两个名字的来历。

川、滇相邻，《汉书.地理志》云：“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说，在汉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时期，“君平（就是严遵）……依老子、严周（即庄周，避明帝刘庄讳）之旨，著书十余万言”。自此以后，庄子的文章开始流传。

《汉书.李广苏建传》中说，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汉武帝“遣武（苏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这便是脍炙人口的苏武牧羊的故事。匈奴人把苏武迁到北海荒无人烟的地方，叫他养公羊，只有公羊产了奶才能返回汉朝。北海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贝加尔应是北海的音变。我认为北海之名来自《逍遥游》里的“北冥”。苏武在《史记》中无传，班固写《汉书》是在公元1世纪后期，到这个时候《庄子》大概已经广为人知。班固追记苏武事迹之时，北海应该已是今贝加尔湖的习称。

二 长安及邛都　　

秦汉时期，关中沃野千里，南面是富饶的巴蜀。夜郎、僰中等在巴蜀之南，被称为“南夷”；邛、莋等在巴蜀之西，被称为“西夷”。“邛、莋、冉、駹者近蜀，道易通，异时尝通为郡县矣，至汉兴而罢”。（《汉书.司马相如传》）为了复通西夷，汉武帝“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用巴蜀的出产来作礼物，“邛、莋、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臣妾”。于是“通灵山道，桥孙水（在安宁河上架桥），以通邛、莋”。邛就是邛都，在今四川西昌。

元狩元年（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在阿富汗北部）归来。在大夏他见到了蜀地的布和邛地的竹杖，并听当地人说是从东南的身毒（印度）买来的，因此他判断从西南夷地区可通身毒，从身毒又可到大夏。（《汉武帝传》，254~256页）

圣坚所译《罗摩伽经》（此经是《华严经.入法界品》的单品别译）中说，“尔时，善财童子从东方界求善知识，渐渐游行，至南方界，转至西方，遥见善胜长者在屈头摩城。”我认为东方界即关中地区，南方界即为巴蜀，而所谓西方的“屈头摩”只不过是邛都一名的异译。撰经者在印度，邛杖作为畅销的商品运至印度，那么竹杖的产地邛都必为当时的印度人所知，并以“屈头摩”名之。　　

根据《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从福城出发参访善知识。这“福城”应是当时的世界名城长安。而善财童子身上似乎隐约有司马相如的影子。司马相如受命前往西夷，西夷得到汉朝的赏赐一定很多，此事震动一时，辗转传到印度，印度人羡慕之余，在佛教文学里出现了善财童子的形象。　　

《入法界品》提到了福城的大塔。既然“福城”是长安，那么“大塔”指的是什么呢？史载汉武帝好神仙，他听说“仙人好楼居”，就在长安修建了蜚廉桂观，在甘泉宫建了延寿观，又在甘泉宫建起通天台，以等候神人；还在建章宫旁建起了神明台，等等。（《史记.封禅书》）这些建筑物无疑是劳民伤财，可是在世人眼中，也不禁会惊叹其堂皇富丽。《入法界品》里福城的大塔是不是那高峻的通天台或神明台呢？

三 西域之楚声 　　

汉景帝不喜欢词赋，词赋名家庄忌（会稽吴人，时称庄夫子）不被看重。而武帝“早慕词赋”，爱好楚辞，曾经叫淮南王刘安为《离骚》写注解。庄忌的儿子（“或云族家子”）庄助作为文学之士，受到了武帝的赏识。（《汉文学史纲要》，鲁迅，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53、62、63页）　　

《离骚》中说，“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汉武帝就以“西极”来为乌孙国送来的良马定名。元封六年（前105年）秋，武帝以宗室女细君嫁乌孙。细君在乌孙作诗：“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这大约是西域楚声之始。《离骚》或于此时传至西域，即公元前100年前后。　　

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6~57年）以光大汉武帝的事业为职志，他的年号就叫做“建武”。刘秀的儿子明帝刘庄（公元57~75年在位）时期，佛教逐渐在贵族中间传播。《后汉书.楚王英传》里说，“英晚节……学为浮屠（佛陀），斋戒祭祀”。公元65年，明帝派人赴西域求佛经。此举不仅出于重建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是为了了解西域的军事、政治实情。　　

公元73年，班超奉明帝命，出使西域各国。班超在于阗“杀亲附匈奴的巫者与相国，于阗降汉”。（《大风起兮云飞扬：两汉人物》，戚文 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381页）班超的英雄壮举，使西域与中原复通。班超是史学家班固的弟弟，他“涉猎书传”，曾任兰台令史，在他们身处的时代，《庄子》等中原流行的文籍很可能传到了西极之地。

以下是戚本禹（即戚文）书中有关班超的几条重要历史记录：

公元90年，大月氏王求尚公主被拒，怒攻班超，为超所败。大月氏惊惧，岁奉贡献。　　

公元97年，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条支，至安息西界而还。　　

公元100年，班超上书和帝，请求返回中原。　　

公元101年，安息遣使与中国通好，赠狮子与大鸟。　　

公元102年，班超还洛阳，不久去世。　　

由此可见，当公元100年左右，汉朝在西域的声威达至极盛。《华严经.入法界品》有可能就产生于这个时候。我推测，西域的无名作者倾心于璀璨的汉文明，他喜爱中原的《庄子》和《离骚》——这两部书的文字所传达的形象有着奇丽灵变的特点，于是因《庄子》52篇（今存33篇）和《离骚》1篇，利用印度《罗摩伽经》里的素材，撰成了善财童子53参的故事。因为《庄子.逍遥游》中引用了鲲化为鹏，而大鹏南飞的传说，于是就将善财童子的行路方向一律改为南向。因为《离骚》开头祖述“帝高阳”与“伯庸（祝融）”，于是就尊奉含义为“光明普照”的“卢舍那”。从历史与地理来看，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正在西域的南边，而新疆保存至今的日月岩画告诉我们，西域早就有太阳崇拜的信仰。

因此，《华严经》的思想主要是楚文化、印度文化和西域文化交融的产物，它浸染的时代精神是两汉的雄放与通脱。《入法界品》“宣扬的平等无差别看待一切的主张”（《中国华严宗通史》，魏道儒 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37页），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庄子》里 “不遣是非，而与世俗处”的论调；它“遍历各处参访求学的号召”（同上），也使人不禁想起《离骚》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名句。所不同者，是《华严经》特有的法界观念。这个概念“是对全部世间和出世间、全部凡圣境界的总概括”。（同上，35页）　　

四 武周革命　　

两汉之末的王莽和曹操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原教旨主义者。王莽依《周礼》而设百官，曹操据《禹贡》而划九州。虽然魏武“气雄力坚”，发抒情感却袭用了《诗经》的清婉格调，如“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等等。他改编黄巾起义军，乘势而起，统一北方，推广屯田，他的功绩胜似了春秋时期管仲的“尊王攘夷”。曹操之后，思想界最灿烂的明星是正始年间（公元240~248年）的少年天才王弼（226~249年）。王弼以《老》解《易》，并认为“乾”不一定表示“天”，“坤”不一定表示“地”。这在今天，依然算是极新鲜的见解。　　

《入法界品》在王弼的时代还没有传入中原。佛驮跋陀罗（359~429年，意译觉贤）翻译《华严经》始于东晋义熙十四年（418年），刘宋永初二年（421年）译完。因为晋译华严不完备，两百多年后，武则天遣使往于阗求取梵本。证圣元年（695）始译于洛阳大遍空寺，圣历二年（699）于佛授记寺译毕。（《中国华严宗通史》，134页）洛阳这两座寺的名字“大遍空”与“佛授记”暗含了《金刚经》里须菩提（传为解空第一）在如来佛座前听讲以及燃灯佛为如来授记之事。看来武则天当日是以《金刚经》来会通《华严经》的。唐译《华严经》八十卷，若加上《金刚经》一卷，正合《老子》81章之数，说明武则天把李唐和道教作为自己的对立面。　　

天授元年（690），武则天易唐为周，定都洛阳。而在这以前，武则天早已在洛阳龙门西山兴建卢舍那佛雕像。在洛阳建都表明武则天继承了周公、孔子的“东周”理想，而龙门卢舍那佛像则表明武则天的精神支柱是华严思想。武则天政权的社会基础是地主阶级的中下层，她打击权贵，重用贤能，促进了统治阶层内部的新陈代谢。卢舍那佛像的端凝明静和周围群雕的俊迈超逸，是武周革命在文化上的形象预言。不仔细研究武周革命，就无法理解后来的开元盛世。武则天在历史上的作为可比汉武帝。汉武帝的精神是《离骚》的精神，而以《老子》观物；武则天的精神是《华严经》的精神，而以《金刚经》观心。

五 澄观　　

郭沫若说过，李白和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盛唐的诗歌，代表着时代的新气象。尤其是李白的诗，饱含了清新振拔的少年精神，所以杜甫才那样真诚地欣赏他。是不是受了《入法界品》善财童子故事的强烈暗示，李白才写出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样的诗句？　　
天宝年间（742~755），唐王朝盛极而衰。“从安史之乱到唐武宗灭佛的九十年间，……推动华严学发生实质性进展的代表人物，是澄观和宗密。”（《中国华严宗通史》，184页）澄观继承法藏的学说，而宗密发挥神会的理论。在我看来，澄观和宗密之间的差别，很有些像朱熹和王阳明这两者的关系。王阳明的心学来源于禅宗的观点，而朱熹的理学则借鉴了华严宗的见地。　　

澄观是华严宗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在澄观以后，华严宗与禅宗在义理上的融合是以禅宗为其主干的。就这样，佛教的中国化接近完成，在近世西学东渐以前，中国没有再能产生思想上的根本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