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两个版本

     中国最早传说中的君主政治，带有童话一样的美丽，君主的权力意志完全是为了百姓的利益。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传说中的君主，是尧、舜、禹。禹为了治理洪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敢入。大禹治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早早的就为中国后来的统治阶级树立了崇高的榜样。中国古代德才兼备最为崇尚的圣人则是尧帝。《史记》称赞尧帝说：“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能明驯德，以亲九族”。尧手下人才济济，大臣羲氏、和氏创制了历法，教导百姓知道了四季农耕时令。尧还放置谏言鼓，让天下百姓尽其言；树立诽谤木，让天下百姓批判他的错误。尧将帝位禅让给舜更是天下为公的一大美谈。
    中国远古的政治，天下一家，没有世界其他文明早期典型的奴隶制和种姓制，这是中国文化先天形成的很重要的历史条件。由于这个条件，中国文化最初就含有人人平等的精神，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本质文化内涵，这是中国文化最初就具有的最最闪亮的人文光辉。这种光辉有如日出，始终照耀着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致后来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六亿神州尽舜尧”，无不与祖先天下一家的宽容博大的文化血脉相承。
    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家族宗法性质，这种文化是既平等又不平等的矛盾统一体。以血缘天性而论是天生平等，所以人人都能成为尧舜，以宗法关系而论是论资排辈，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文化能上能下，给人类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充分的弹性。
    《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以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就是最著名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两个版本。一个是理想的，一个是现实的。理想的政治目标永远是高高在上，对现实的政治进行审视，并提出崇高的要求；而现实的政治必须在形式上以理想的政治目标为最高的信仰，以表示自己代表上天做好天下父母官的诚意，尽管现实中的政治相去甚远，但是这种信仰状态就必须如同孔子的祭神如神在。这样，中国的文化就给中国的政治制定了一个最高道德标准的坐标。
    中国两个政治版本的理论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理想的政治在古今中外是不存在的，但是它作为一种理念不仅中国文化中具有，世界宗教文化中也都或多或少的具有，这种精神价值存在的意义是能够对现实世界统治压迫和不平等形成一种至高无上的文化制约。
    中国文化同时具有现实性和理想性，是中国文化得以绵延的重要原因。中国文化的现实精神，是中国文化尊重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人的物质文化风俗习惯，具有很强的忍耐性包容性，具有求大同存小异的和平共处的精神，特别是在碰到历史艰难挫折时能屈能伸，在处理人们和民族之间物质利益和文化习惯矛盾时，有很强的务实和灵活的能力，有认知的入乡随俗和普世精神。中国文化的理想精神，是始终给予中国的现实文化价值一种绝对的崇高的指引，一旦现实文化遭遇重大危机的时候，中国的理想文化的代表人物就会应运而生，历史就会毫不犹豫的选择他们引领中国文化走出歧途，重新步入光明大道。
    一般来说，宗教文化具有很强的穿透力，特别是一个民族社会政治衰弱时，极其容易发生社会文化信仰的改变，而中国经历了无数次的社会几经崩溃，但外来宗教文化始终不能在中国有效生根。这充分说明中国的文化有巨大的韧性，这种韧性就是中国文化现实性和理想性的相互积极的结合。当中国的现实政治黑暗无比时，根本不必用其他文化对之否定，而重新燃起人民政治希望的和对黑暗政治否定的最大精神源泉，恰恰是中国文化自身中的理想世界。比如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政治信仰，比如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他们都是知觉不知觉的与孔子走到了一起，以不同的历史表现方式，传承了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理想的优秀文化。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迈着巨人的脚步，始终高举着仁爱和大同的传统文化的大旗，跌宕起伏而又坚定不移的前进了五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