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愤的象征

和氏璧的故事是很著名的，二千多年前，韩非子拿这个故事来比喻了怀才不遇的悲剧。和氏璧是自然之宝，但玉藏于璞之中，“法术之士”或“智法之士”怀国家所需之宝，当他们的理论主张（所谓“帝王之术”）藏而未露之时，也只是璞而已，是“帝王之璞”。

和氏抱璞怀璧不遇，以至被断了两足，与当时“智法之士”很难受到重视，并且会受到迫害，有某种相似之处，可以用来作比喻。　　

“智法之士”的典型人物是吴起与商鞅，他们用他们的一套理论主张对治理国家作出了杰出贡献，结果却遭到了最悲惨的结局。　　

如果说，和氏抱璞怀璧不遇，是含着悲剧意味的种子，那么这粒种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竟然长成了吴起与商鞅的悲剧的大树。　　

韩非子发现了和氏璧故事的文化价值就是它的悲剧性，并且正好可以对应于吴起商鞅的故事，就写成了《和氏》这篇不长的文章。　　

和氏璧故事涉及三代楚王（武王，文王，成王），而不仅是一代楚王。前两代楚王都信了“玉人”（能鉴别玉石加工玉石的专业人士），认为和氏献来的是石而不是玉，于是“以为诳”，即犯了欺骗的罪，于是将和氏断足，献了两次，断了二足，第一次被断左足，第二次被断右足。失去两足的和氏的悲愤可想而知，他“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血。”　　

断足就是“刖”，是一种刑法，当时的刑法还有“肢解”、“车裂”之类，用于吴起商鞅者即是。这些，岂不也是“法治”？看来，是国家总得要使用一定刑法来治理，把刑法像青铜器一样放进博物馆的时代，距离人类还十分遥远，但人类应当一步一步地接近这个目标。在还不可能“刑措不用”的年代，问题只在于，刑法用于哪一方面？为哪一方面所用？　　

韩非子所说的“法术之士”或“智法之士”，并不是狭隘指懂刑法用刑法的人，而是指吴起商鞅这些用他们的一套来治朝廷、治社会、治经济、治军队、治文化，让国家走上耕战强国之路以立足或争霸于天下的人士，他们的一套名之曰“以法治国”，是指一条政治路线，与“礼治”正好相反，他们认为“礼治”那一套不管用，而且是误国、害国的。与“礼治”不同而对立的一套是“法治”。“礼治”、“法治”是较大概念，在关系上，它们是对立对应的。所以，韩非子笔下所称的“法治”，不可等同于我们今天的“依法治国”。　　

主用术，则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官行法，则浮萌趋于耕农，而游士危于战阵。则法术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祸也。　　

就是说，如果君主采用了“智法之士”的主张，就会得罪到上上下下这些自私恶劣而有一定能量的人。韩非子看到了这种尖锐严重的对立，他主张的以“法治”为标帜的“帝王之术”的实行，必然唯有在这种对立之中开辟自己的前进之路，障碍很大，困难重重，须得披荆斩棘，而不可能是直情遂意的。一旦“人主”向往往以“礼治”为标帜的那一方倾斜，那么这一边就其道不行了：　　

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议，越民萌之诽，独周乎道言也。则法术之士虽至死亡，道必不论矣。　　

情况有时确实就是这样，于是举出了吴起商鞅的事例：　　

昔者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裁绝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　　

吴起可真惨。商鞅也是这样，其法让秦国“主以尊安，国以富强”，结果秦孝公一死，商鞅被秦国“车裂”。韩非子总结说：　　

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之言也已当矣，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　　

韩非子举出这样的历史经验，是为了说明他的国家当前的情况：　　

当今之世，大臣贪重，细民安乱。甚于秦楚之俗，而人主无悼王、孝公之听，则法术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而明己之法术哉？　　

韩非子对他当时现实情况的估计一点也不乐观，历史的结局证明，韩非子的忧虑没有夸大，战国七雄之中，唯有“秦王扫六合”，一统天下，而其它六国，都被风卷残叶一样灭亡了。　　

正如贾谊《过秦论》所说，秦始皇是“奋六世之余烈”，秦国经过了六代君主的“法治”，才给秦始皇打下了“振长策而驭宇内”的基础。而这基础，最初是秦孝公时代打下来的，“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内政外交是贯彻了商鞅制定的这一套。虽然商鞅惨遭不幸，但他奠定的基础仍在，秦国总的来说也并没有丢掉商鞅所制的国策。　　

后人，包括司马迁，在评说到商鞅时，认为他之遭不幸，有他自身性格行为过于苛刻寡恩的一面，而如果在行其“法”的同时，能宽厚一些（意即兼顾到“礼”），就不至于有那种悲惨的结局，而如果秦惠文王不那样残酷绝决地对待商鞅（也兼顾到“礼”），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他，才是最为恰当的处理。这些，都是后人所说的“礼”的空话，如果对立双方都能这样冷静、理智、有“礼”，当然很好，但历史却往往不是这样的。所以，“礼”一方面被视为虚伪无用，没有人会真正采用它，它只成了伪饰而已，另一方面确实又成为挥之不去的一种理想境界，孔子成了这一理想的思想家而为人尊崇景仰，另一方面又为人垢病。一切怎不令后人感慨系之。　　

历史总是既作为经验，也作为教训，而存在着，真正人道的路曲折而漫长。　　

韩非子把吴起商鞅视为自己的主张的英勇而不幸的前辈，把和氏抱璞怀玉而遭刖双足引以为譬喻，他的悲愤可想而知。《和氏》篇实为《孤愤》篇的一个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