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阅文章：全球贫困的威胁

参阅文章：全球贫困的威胁

苏珊•E•瑞斯 　

    当美国人看到电视中那些肚子鼓鼓却瘦得皮包骨头的孩子时，他们的人道主义本能就油然而生。然而全球贫困并不仅仅是一种人道主义的顾虑。事实上，从长远来看，这种贫困将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贫困正在侵蚀美国不牢靠的国力，这种国力原本可以用来防治疾病的扩散，保护世界上的森林和分水岭。贫困不仅使那些亡命之徒更容易被恐怖犯罪组织招募，更重要也更明显的是侵蚀国家防止和反抗这种暴力威胁的能力，从而为跨国犯罪行动、恐怖活动创造有利条件。贫困也会提升紧张局势，导致国内冲突，进而迫使国家多征税，使那些跨国歹徒有更大的行动自由。
    美国人再也不能那样不切实际地希望，他们能在自己的国土上建造寓言式的玻璃圆顶，安全地在里面生活，远离那些自然的或者人为的、在世界上其他地区肆虐的杀手。基地组织在身陷纷争的苏丹和阿富汗建立了训练营，从塞拉里昂和利比里亚购买钻石，现在又瞄上了在伊拉克的美国士兵。一场全球流感极有可能发生，为此而鸣的丧钟已经响起。一种变异的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染，即使不能将数以百万的美国人置于死地，也起码使成百上千的美国人难逃此劫。
    今天，世界上将近有一半的人口每天靠两美元，甚至更少的钱来维持生计。将近11亿人口处于极度贫困中，每天靠1美元甚至更少的钱度日。贫困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损失，贫困使落后国家不能提供足够的资源来发现和控制致命疾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中低收入国家用11%的健康支出承担着治疗世界上90%的疾病的负担。贫困也会使国内冲突的发生风险大幅提高。英国国际开发部的最近新研究表明，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50美元的国家在5年内发生国内冲突的风险是15%，而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500美元的国家，风险小于1%。战区为国际犯罪提供了理想的实现场所。
    如果在过去，极度贫困的后果会被笼统地归结为世界的长远顾虑，那么现在这样的观点已经过时了。美苏对峙的瓦解，继发的国内及地区冲突和快速的全球化进程带来了新一代的危险。这些危险是跨国安全威胁的复杂组合：传染病、环境退化、国际犯罪和毒品组织、大规模破坏性武器、小型装备扩散及恐怖主义。通常，这些威胁在世界上贫瘠和相对边远的地区产生。在充满冲突、无法无天的地区，在腐败遍生的国家，在那些对自己的国土或者资源缺乏控制的贫穷落后的国家，这种威胁特别容易产生。脆弱的区域遍布全球——包括加勒比海地区、拉丁美洲、中东、非洲、高加索、非洲的中部、南部和东部。53个国家的每天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2美元。每一个区域都是世界上的潜在薄弱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有效行动都是减少和应对国际威胁的必要行动。

                             贫困、犯罪和恐怖主义

    低收入国家通常也是落后的国家，对自己相当一部分的国土及资源缺乏有效控制。装备不精、缺乏训练的移民官员和关税官员，资源不足的警力、军力、法官和落后的金融系统，使跨国歹徒有机可趁，轻易进入。冲突、险要的地形以及腐败都使落后的国家变得更加脆弱。在索马里海岸和中亚到南非的某些无法无天的地区上，恐怖集团通过与跨国犯罪组织、非法走私者结成策略联盟，从中募集基金。不足为奇，那些人类的败类——毒品贩子、人口贩子和卑鄙的小偷——加入了国际犯罪组织的人，通常来自无业、极度贫困的阶层，跨国犯罪组织通常每年可以从非法毒品买卖、有害废品、人、有害物种和武器买卖中获得亿万利润，而这些在美国都有。
    贫困加剧了国家的落后，国家的落后虽然是非直接地但却又是明显地促发跨国的反美恐怖主义，这种恐怖主义往往是非国家的行动者作恶的结果，如基地组织。对于贫困会不会促使个人成为恐怖主义者，现在仍然是争论激烈。有些分析家，正如丹尼尔•派普在这些论文中提到“9•11”的劫机者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的沙特阿拉伯人。所以，他认为贫困和恐怖主义之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关联。他持有这样观点的其他理由是极度贫困的人挣扎着只是为了能够生存下来，他们没有能力策划和执行恐怖活动。
    由艾伦•库鲁根和叶提加•马尔科瓦在《经济展望》上发表的常常被其他人引用的一项研究认为，“贫困或者教育和参与恐怖活动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联系。” 他们对中东地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中的新成员进行了观察，发现他们既不是文盲，也不是赤贫者，并发现世界上极度贫穷的人和其他地区的人相比，并没更容易成为恐怖分子。但是他们自己也承认，研究是不完全的。
    这个结论在几个方面是令人难以信服的。首先，这个结论是用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的数据和几个国家的犯罪率推算出来的。而推算的结果却是一个与之毫不相关的现象——跨国反美主义。其次，这项研究认为，如果招募的不是恐怖组织的头目，而是下层士兵，那么社会经济条件是与之不相关的，其他的事实也对这个结论提出质疑。比如，马里兰大学的国际发展及冲突管理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收入低，生产效率低，期望寿命低和青壮年男性激增的国家更易遭受政治暴力，包括恐怖主义。
    在大中东地区，70年代出生的青年人的激增，紧随着的是政治伊斯兰教人数的上升。在这个地区，许多国家失业率高，劳动力快速膨胀，工资停滞不升，国家深受其害。沙特阿拉伯是好几个“ 9•11” 劫机者的故乡。好多年，它的GDP直线下降。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出现了，紧跟着出现了GDP的快速下降和高失业率。而这种社会瘫痪都是由1986年的世界油价暴跌造成的。前苏联的解体直接导致了中亚地区的经济巨降，比如在福尔加纳山谷，乌兹别克斯坦的激进伊斯兰运动源于失业率从60%上窜到90%。很多分析家认为，基地组织能够获得追随者，获得世界范围的势力，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能吸引那些地区中对人生失去希望、在水深火热中的绝望的穆斯林。贫困、收入悬殊、失业、绝望可能会真正激发那些人的宿命论（特别是那些受过教育却失业的年轻人）。这些使他们很难抵挡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激进组织的招募。
    然而，通常认为贫困和恐怖主义无关，最重要的错误是它没能抓住贫困加速跨国恐怖主义威胁的方式——贫困不是通过个体来加剧跨国恐怖主义威胁，而是通过威胁国家或地区来实现的。贫困和恐怖主义之间有着间接的联系。贫困引发冲突，削弱国家实力，这些都为恐怖活动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冲突的地区不仅会有很多人丧命，它们也是各种跨国安全威胁产生的温床。他们为国外侵略者创造了极佳的无政府环境。人均收人低下增加了国内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而反过来恐怖主义者又会寻找冲突地区，像波斯尼亚、菲律宾和中亚，在这些地区吸引底层士兵，训练他们。
    也有极端例子，冲突会导致国家瓦解，这种情况在索马里和阿富汗出现过。当这些国家崩溃的时候，这种适宜跨国掠夺行动的社会气候指数就会呈指数倍上涨，经济崩溃是国家瓦解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央情报局“失败国项目”发现，那些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国家（这通常用婴儿天折率来衡量）和其他国家相比，国家崩溃的危险性要高出2.3倍，国家的瓦解也确实和社会收入分配不均、贸易闭塞相关。虽然贫困的经济状况不是国家衰亡的唯一主要危险因素，它和不完全民主、政府腐败、地区不稳定、种族局势紧张，一起被认为是威胁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即使没有冲突，国家的贫困，特别是那些穆斯林人口占绝对大多数的国家的贫困，可能会使跨国恐怖主义更易于得逞。那些贫穷的国家又没办法提供足够的公共机构去控制它们的疆土、边境和海岸线，往往为恐怖主义的组织提供安全的乐土，培训和招募的场所。据估计，基地组织招募的外国恐怖分了25%来自于北非和亚撒哈拉非洲。为了支持他们的行动，像基地组织这样的组织，已经对低收入的国家，如马里和也门，也进行了探查，探查它们的地形、经济作物、自然资源及金融机构。激进人土利用移民上的疏漏、安全和金融控制上的漏洞，在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印度尼西亚计划为恐怖活动融资，并执行行动。现在，基地组织已经将其势力范围伸向世界上60多个国家。
    国家的贫困也会削弱国力，使国家不能提供人们所必需的服务，使国家更易受到恐怖主义的拓展。在低收入国家，社会福利服务通常是不充足的，那些激进的非政府组织或免费提供食宿的伊斯兰学校可能会填补教育医疗卫生上的空白。举例来说，在印度尼西亚，撒哈拉沙漠南缘的萨赫勒地带（Sahel，撒哈拉沙漠与南方肥沃平原间的带状半干燥地区）和孟加拉国，这种国际伊斯兰慈善组织正在填补社会福利的空白。在巴基斯坦、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激进组织提供了政府无法提供的社会福利服务。全球恐怖组织可能会利用合法或不合法的慈善组织作为他们获得人们支持的前线。

                                贫困、疾病和环境

    尽管美国的高级官员现在已经承认贫困会削弱落后国家控制“非管辖空间”，打击恐怖主义、国际犯罪和毒品犯罪的国力，但是他们仍然倾向于认为疾病、环境退化主要是科学事件，而不会威胁国家安全。但是，疾病和环境退化会使大量的美国人丧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它们都有可能对美国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
    当今，人和货物都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地球上穿梭，这大大增加了传染病在全球传播的风险。每天超过200万的人穿越国际边境，与1984年2000万美国人出境相比，1994年4000万美国人出境，其中一半的美国人去那些疾病肆虐的热带地区，这样大大增加了他们携带传染病回美国的风险。
    在最近的30年里，至少有30种新传染病在全球出现，同时，20种已经被发现的疾病又重新在药物已经控制住的地区出现，禽流感、艾滋病、非典、丙肝、西罗尼病毒只是那些新发现的、从发展中国家传到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病毒中的冰山一角。在美国，从1980年到2000年，死于传染病的人数已经成倍增长到 17万人。
    贫困对传染病的爆发确实负有责任。为了寻找干净的水源和可以取火的木头，一贫如洗的人向森林深处走去，这大大增加了与动物接触，与新病毒接触的风险。人口激增，导致了免疫力缺乏性营养不良，加剧了居住的拥挤程度，使居住条件恶化，所以贫困也加剧了疾病的传播。比如说，通过水传播的霍乱，通常是由恶劣的卫生条件造成的，现在它占了发展中国家传染病的90%，类似地，2006年大约200万人会死于肺结核，而将近400万人将死于下呼吸道感染，而这其中，大部分人生活在拥挤、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这些传染病正在发生极其危险的变异，并传播到其他区域。举例来说，抗生素无法治愈的肺结核在美国又重新出现了，特别是在那些移民人群中。
    健康专家最耸人听闻的预言是禽流感H5N1病毒，这种在亚洲家禽饲养场肆虐的病毒将很快变异成一种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病毒。最近，人们目睹了中等收入的土耳其在控制禽流感爆发中所面临的困难。在尼日利亚南部发现了这种病毒，这使人们不得不重视这种病毒在非洲和亚洲贫穷地区进一步扩散所带来的危险。在非洲和亚洲，贫困的村民住得离动物很近，而且靠动物为生。在这种地方，农民很难有动力去屠杀它们的动物，而很可能将感染的家禽带到市场上去倾销。当这些疾病蔓延开来时，病毒变异的风险也在增加。
    世界卫生组织最保守估计，如果禽流感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它将使200万到740万人丧命。另外，12亿人将得病，2500万人将需要住院治疗。一个最糟糕的估计是大约6000万人会丧命，比1918—1919年之间丧命于流感大流行时期的人还多4000万。而且美国也将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在非典中，仅有813人丧命，已经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达300亿美元。
    贫穷落后的国家缺少足够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监控能力。这使他们不能及早发现疾病，采取及时的治疗措施。这也减弱了国家防止疾病向国外传播的能力。这种落后的相关措施对全球公共卫生链上健康、经济、安全所造成的后果，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可能是极其糟糕的，因为它们在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后果是致命的。
    就像疾病一样，环境退化在发展中国家与贫困密切相关，长期会对美国造成不利的后果。这种后果对美国来说包括全球变暖，这会使美国低纬度的沿海城市遭到缺水的威胁，丧失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并且可能在那些重要敏感的战略区域造成用水之战。
    世界上许多环境压力是由人口压力造成的。从1950年到1998年，世界人口成倍增长，在最近的10年里，世界人口又增长了14%，达到了64亿。世界人口按照这种速度增长，到2050年将达到90亿，这种增长在发展中国家不相称地出现。贫困确实能推动人口的增长，因为贫困会促使家庭多生孩子，以减少较高婴儿夭折率所带来的影响，并以此来提高增加收入的可能性。
    反过来，人口使污染增长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并且会减少已经显得稀缺的水供给。20世纪90年代中期，占了世界人口 40%的80多个国家面临严重缺水问题，18%的人口甚至没有干净安全的饮用水。联合国估计到2025年，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一的国家将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紧缺问题。对水资源的争夺将在美国的重要伙伴国家甚至美国激起冲突。可能的战争爆发点包括以色列及其邻国、印度、土耳其、叙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以及南部非洲的一些国家。
    森林退化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正在加剧。因为要使急剧增长的人口在贫瘠的地区能够生存下来，对木柴和可耕作的耕地的需求不断增长。森林的流失加剧了沙漠化，200万公顷的土地或者说地球上15%的土地已经退化。亚洲和非洲硬木原木的贸易需求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从1990年到现在约有24%的森林消失。后果之一就是生物多样性减少，这改变了敏感的生态系统，使一些珍贵的动植物从地球上消失，而这些动植物对于人类来说曾是治病保健的良药。
    另一个环境危害是全球变暖。富裕和快速发展的国家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是环境的主要危害因素。沙漠化和森林退化降低了树木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进而加速全球气候改变。而且，森林退化造成木柴的焚烧，现在这种焚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占个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5%。全球变暖已经造成冰山开始融化、海平面上升，可能造成季风风暴增强。
    随着温带的气温上升，传播蚊子携带的病毒和其他热带疾病的生物也会改变。世界上新的地区，包括我们自己都将可能面临曾经一度是热带的疾病，如登隔热的大肆蔓延，可能危及大量从未对这种疾病有免疫力的美国人。

                                打破厄运的螺旋

    总之，贫困在跨国安全威胁出现和传播中发挥了复杂的双重作用。首先，贫困确确实实增加了冲突发生的风险，这种冲突反过来成为跨国安全威胁滋生的温床。其次，贫困更间接地为每一种跨国威胁的发生创造了当地或国家范围的条件。除了使人类的安全保障退化，贫困可以严重地损害国家防止、控制这种威胁的能力，而这类威胁可以在国内外创造不利的情况，加剧贫穷，因此，一种厄运螺旋出现了，贫困促成威胁，威胁又造成更深层的贫困，更深层的贫困又加剧威胁。
    识别并分散这种危险的循环是掌握国家安全基本原理的关键。这样，庞大的美国才能采取行动，减少全球贫困。这种投资和政策上的改变，需要美国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对一些人来说，看上去是不能承受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不能令他们满意的。美国大肆宣扬其收入总值的0.7%都将用于跨国合作发展。每年将使美国花费800亿美元，这看上去是 笔巨款——大约相当于2000年“农场法案”的花费，相当于最近一次对伊拉克的拨款，或者差不多相当于国防支出的五分之一。而且，对于来自最不发达地区的货品开放美国市场将使美国那些敏感行业在短时间内出现失业，考虑到冲突，腐败和脆弱的国家，难道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就仅限于将钱不断地砸进去？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国外的援助能使受助国发生根本的变化。特别是那些缺少资源并开始飞速增长的国家。国外的援助已经成功地帮助中国台湾、博茨瓦纳、乌干达、莫桑比克建立了发展的基础。从1955年到1972年，韩国每年收到接近于现在市值100美元／人的援助，这使韩国具有提供上千万就业岗位的能力。博茨瓦纳是世界上从1965年到1995年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在这段时间里，它每年收到平均每人127美元的援助，并成功开拓了钻石出口业务。全球发展研究中心发现，不管国家的机构实力如何，政策的质量如何，一定量的援助即使在短时间内也会有很强的促进发展的效应。英国国际开发部的另外一个研究表明，从1980年以来，不仅仅是援助的总体数量，它的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根据最近的捐赠情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到2O1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合作发展将会增长500亿美元。世界主要的22个捐赠国中有16个已经表示将会把它们国家收入总值的0.7%捐给跨国合作发展，主要的国家是美国。总统布什已经决定将美国对跨国合作发展的数额从现在收入总值的0.16%（排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倒数第二名）提高到蒙特雷目标的0.7%，或者投入另一个集中的援助目标中。
    在八国峰会的当晚，布什表示，到2010年，对非洲的援助将增长一倍，但是这额外新增的40亿美元相对来说仍然是很少的。但是，总统只要能全额完成他尚未完成的世纪挑战账户和抗艾滋行动，就能兑现自己的诺言。总体来说，美国对八国集团目标的贡献是很小的。与欧洲的贡献相比，与美国在多边资金工具至少25%的投入相比，这也显得很少，只有60亿美元。部分债务的减免和对亚撒哈拉非洲援助的相对较小的增加，都显示出布什政府在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上的局限。如果能达到这些目标，就能使5亿人到 2015年摆脱极度贫困，3亿人到2015年不再挨饿，能在全球普及初级教育，使5岁以下儿童的夭折率降低三分之二。
    然而事实上，要让“贫困成为历史”要花费的不仅仅是大量目标明确的援助。最重要的是要让发展中国家改变经济政策，使政府更负责。然而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发达国家要放弃扭曲的贸易补贴，进一步开放它们的市场，鼓励能增加工作机会的国内外投资，减免更多的债务，与传染病作战，防止并解决冲突，帮助冲突后的社会恢复秩序。
    美国要迎接这种挑战，就需要对国家的安全政策有一个结构上的改变。政策和法制的制定者必须把跨国安全威胁看成是潜在的首要敌人。他们必须与其他发达国家合作，制定出一种长期战略来消除这种威胁。根据紧要性，帮助落后国家加强法律和控制它们领土的能力，保证满足该国人民的基本需要。这种战略必须能够促使持续的民主和发展。最后，总统和国会必须投入资源，支持这种战略，使其能够完成。如果这种战略显得极其昂贵，并且可能显得不合时宜去这样做时，如果领导人不能认识到持续的全球贫困会给美国带来风险和损失时，美国人应该毫无疑问更重视长远的发展。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6月《国外社会科学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