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一：为“市场化”卸妆

朱伟一：为“市场化”卸妆

原载：新民周刊

　
7月17日，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股票交易所发生骚乱———在此之前，股价连续下跌15天，投资者恳求交易所暂停交易，但被管理层拒绝。可能是刚看过《功夫熊猫》，投资者们一声喊打，数百人刹那间便成了功夫熊猫，直拳飞腿，将交易所的门窗打得粉碎，很有“拳打三山五岳，脚踢五湖四海”的气势。

卡拉奇的股市骚乱并不是孤立的，以股市为核心的美国式资本市场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受到了严峻挑战。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学者自己就公开提出，这次金融危机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敲响了警钟。

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致命弱点之一就是过度市场化———美国那边叫“放松或取消监管”(deregulation)，结果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反观国内，有些朋友仍对市场化寄望甚殷，他们在批评过度监管。现在，也许要考虑的是，这是不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项？

股市好在哪里？在一些朋友看来，股市好就好在市场化，股市的核心就是市场化。美国前总统里根一贯主张行政让位于市场，他的一句名言是:“政府本身就是问题”。里根说得很对，政府本身经常就是问题。但美国先哲麦迪逊也有一句名言:“倘若我们都是天使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政府。”很明显，我们并不是天使，所以我们自己制造了政府以毒攻毒。“市场化”可以是很坏的东西。今年到现在美国已有20家私人银行倒闭，其中总部在加州的IndyMac还是家大银行。这些银行是市场化的，其倒闭并不是行政干预的结果。

相反，政府的行政行为并非百无一是。经济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总统靠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来拉动经济。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后，中国也靠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来拉动经济。现在又轮到美国了。美国的民意调查表明，70%以上的人支持政府投资基础设施以拉动经济。另外，市场化形成的垄断也只能靠政府的行政行为来打破。

从历史经验看，资本市场的活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市场行为。利率高低是资本市场的头等大事，而利率的制定首先是一种行政行为。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加10.4%，CPI涨7.9%，而我们的银行存款利率不到5%。负利率是资本市场最头疼的大事。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与市场化无关。

到去年年底的时候，亚洲国家中除韩国之外，其他国家都是负利率。亚洲开发银行已经发出呼吁，敦促各国加息(如果是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敦促我们这样做，我们可以怀疑其动机，因为这两个国际组织是欧美控制的。但亚行出来这么说，我们就不太好怀疑了，因为中国在亚行内的地位很高，算得上是一位大哥)。

美国券商也并不是一味地要求市场化。股价高的时候他们就让政府走开———不，是让政府滚开。股市不好的时候他们就要求政府干预，用纳税人的钱救市，而且一点也不含糊。这就是官商一家、兵匪一家，市场与行政联手，一同鱼肉股民，一同鱼肉美国人民，一同鱼肉世界人民———美元贬值就是鱼肉世界人民，世界人民手里有不少美元。

展开讨论需要假设前提，但假定只能是一种假定，并非惟一正确的前提。有错误的假定前提，就必然形成错误的逻辑链。股市也一样:我们要聚精会神地发展资本市场，我们就有一个假定，那就是资本市场好得很。假定并盲目坚持一个前提是危险的。假定市场化是惟一正确的方向也是危险的。

对于假定的前提，我们完全可以提出疑问。同一件事情，可以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有些朋友认为，只要社会保险到位，人们就无后顾之忧，人们就不用为生老病死担忧，大家就可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无数新老股民可以到资本市场这个江河湖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也可以说是要大家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在全球化的运动、在市场化的运动中，必须接受资本市场的战斗洗礼(当然，我们现在不用“运动”一词，而用“浪潮”一词。但运动就是运动，不管用什么名词，也改变不了其属性)。但同样是完善社保制度，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比如，德国的社保处于世界先进行列，但德国人民并不因为有社保而忘情地投身于股市之中，他们对股市仍然是敬而远之，德国的政府和经济学家们也没有号召广大德国人民参加股市的“致富”运动。答案不取决于市场，也不取决于行政许多时候，公司的好坏与市场化无关，与行政也无关。比如，丰田汽车公司上下团结一心，做强做大，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制造商。丰田一线工人薪酬与高管人员的薪酬仅有三四倍的差别，远比美国和中国的企业要小。中、美两国公司高管薪酬失控，经常与业绩无关。但这个问题不是“成熟”市场和“完善”监管系统所能解决的，更不是市场化所能解决的。

再比如太监文化。深入我们骨髓的太监文化不会因为市场化而消失。什么是太监文化？遇到坏人、恶人忍气吞声，但转过身来又去欺负别人，这就是太监文化；指鹿为马、口是心非，这就是太监文化。不讲规则也是太监文化的一个特点———别人不守规则无可奈何，不敢怒也不敢言，但自己一有机会也不守规则。伏尸两人，流血五步，唐雎这样的义士、壮士、猛士，我们已经很少见到了，即便见到了也很少有人表示崇敬。自西汉引入太监制度并大力推行以来，多的是流寇、群氓和暴民，少有据理力争的个人———如有据理力争的个人，要在第一时间将其消灭。古人真是大智慧啊!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以阉割来制造奴隶，一下子就抓住了主要矛盾。

太监文化势必影响到我们的股市和资本市场，影响到我们的市场化和行政行为。但市场化和行政行为并不能消除太监文化。这里的因果关系不能倒置，也不能互为因果———太监文化因封建专制而产生，市场化与行政行为对其并无特殊疗效。

我们还应该问:资本市场本身是不是有其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如果有，那么不管我们如何市场化，也不可能打造出一个清凉世界。“三陪”就是“三陪”，“三陪”再好，也还是“三陪”。

我们可以看一看香港的例子。香港的监管是否比内地的好，我不敢妄加评论。香港是全球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可是直到2003年，香港才将内幕交易定为刑事犯罪。又过了五年，直到今年7月，香港关于内幕交易的起诉总共只有三起，只有一人被定罪，而且量刑非常之轻，只判了六个月缓期执行的刑期，罚款20万港币，完全是草草了事。

如此之低的违法成本，内幕交易者当然多如过江之鲫。对于打击内幕交易，香港监管当局如此裹足不前，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内幕交易取证比较困难，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监管当局并不想真正打击内幕交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许多人来证券市场就是来浑水摸鱼的，人气和打假不能两全。以股市为首的资本市场本身就有其不可克服的弱点。

我们所说的资本市场，实质上是以股市为主导的美国式资本市场。不错，资本市场并非只有美国一家，别无分店。德国的资本市场与美国的就很不一样。德国股民人数仅占本国人口总数的7.1%，而这一比例在英国为23%，美国为25%。德国人投资风险较小的金融产品，储蓄也占了其投资的一大部分。德国就没有火爆的股市———但不能说德国没有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本身就有，没有股市也存在，没有股民的参与也存在。股市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广泛的群众基础，需要股民跟着大起大落。而从德国和美国的经验看，股市运动弊大于利。从各国经验看，不管是成熟市场还是新兴市场国家，股市这个东西是小搞小乱，中搞中乱，大搞大乱。

在我们这里，“股市”和“资本市场”这两个名词是通用的。这不只是简单的文字游戏，其中大有玄机。股市在我们这里早已名声很坏，所以有人就隆重推出资本市场，将资本市场等同于股票市场。不能单兵突进

行政干预有负面也有正面，市场化有正面也有负面。单纯的行政干预有可能把我们推入困境，单纯市场化也有可能把我们推入困境。市场化与行政干预的结合可以互相牵制，互为补充，但同时两者的结合也可能是狼狈为奸，发扬光大各自的缺陷———美国的次级债危机便是狼狈为奸的一个典型例子。

假设我们的市场化和行政干预可以完美结合———这一假设是完全可能的，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如果市场与行政在我们这里不能完美结合，那么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也很难有完美结合。就假设的完美结合而言，中国股市的市场化还不够，那么我们的股市或资本市场是不是应该进一步市场化呢？我以为还是不够，资本市场不能单兵突进。

单兵突进很危险。股市是一个注意力聚焦的地方。但中国的其他领域，如教育和医疗领域，也都是问题很多的地方，其问题甚至不亚于股市的问题。我们的司法系统在受理股市诉讼方面经常也是力不从心。我们的法官并不能凭借自己的一纸判词解决争端———他们没有这个威望，没有平息怨恨的威望。一有风吹草动，行政部门还是要冲到前台。在这种情况之下，股市的市场化单兵突进，将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动作。

还有，一些戴着市场面具的行政单位也在高唱市场化，并且愤怒声讨其他行政部门。这就奇怪了:一个行政部门为什么要声讨另一个行政部门？其实，这些所谓的“市场派”是要将权力从一个行政部门划到另一个行政部门。他们打着“还我市场”的旗号，其实是在争抢地盘。

当然，还有人是打着市场化的旗帜，为美国券商和美国式券商老大说话，要为他们开山辟路。偷梁换柱、移花接木是我们的长项，挂羊头卖狗肉是很普遍的现象。

“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静默三分种，各自想拳经。”市场化的讨论是不是有点像这种谒灵？各怀鬼胎，各自想拳经。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