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9-5）

网络时政文摘（　2010-9-5　） 　　

揭黑幕作家被抓　文字狱愈演愈烈　　

自备桌椅上学　中国特色教育　　

刑法修改中的政治博弈　　

从京藏高速大堵车看中国经济“梗阻”　　

　 ...........................　

揭黑幕作家被抓　文字狱愈演愈烈　　

东方日报　　

内地一名作家因採写、出版了一部揭露三门峡移民内幕的纪实文学，日前在北京被陝西公安跨省抓捕。这又是一宗公民因言获罪的事件，性质极为恶劣，证明一些地方政府对揭露社会矛盾及官场黑幕、替民伸冤的作品及其作者不能容忍，为了地方利益，不惜倒行逆施，大兴文字狱。　　

据内地媒体报道，作家谢朝平　八月十九日　被陝西渭南警员从北京家中带走，目前已被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谢所着并自费出版的《大迁徙》，记录了三门峡移民的历史遗留问题，渭南地区移民是作品主角。　　

公民着书立说，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和自由，怎么成了「非法经营」？事实上，谢朝平是受百姓之託撰写渭南移民史，并自掏腰包在正规出版社出版，一万册书中近五千册用来赠送移民，何利可图？即使谢某真的涉嫌非法经营，公安也应该找负责经营的出版社理论，凭甚么抓作家？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渭南警方找来的蹩脚理由，不值一驳。　　

触犯禁忌 跨省追捕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大迁徙》触犯了当局禁忌。谢朝平经过三年深入调查採访，真实记录了始于一九五七年的三门峡移民史，该书不仅见证了血泪斑斑的历史，而且还揭露了当地官员藉移民贪污渎职、欺压无辜、用野蛮的暴力手段逼迫农民搬迁的种种劣迹。此书的出版，无疑令渭南当局蒙羞难堪，火冒三丈，于是不但禁止查抄，还以莫须有的罪名刑拘作者。　　

这些年来，内地警察进京抓记者、跨省捕网民的事时有发生，背景大同小异，不外乎当地官场贪腐横行，民不聊生，记者、作家前去採访或写书出版，让地方利益集团之丑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官员恼羞成怒，大发官威，跨省抓人。两年前，辽宁西丰警员千里进京抓记者，罪名就是涉嫌诽谤县委书记；去年，河南青年王帅在网上发帖，揭露当局违法徵用土地，损害农民利益，当地警方也是以涉嫌诽谤罪，不远千里赴上海将其抓获并拘留八天。　　

从苏东坡的「乌台诗桉」到雍正王朝的「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再到十年文革时遍及神州的冤假错桉，中国经历了太多的文字狱，历史教训还不够沉痛吗？时至今日，地方利益集团为一己之利，竟然还在频频製造文字狱，是可忍，孰不可忍！　　

「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粱谋」，如果神州大地每一个记者写完一篇批评报道、每一个作家揭穿某个谎言、每一个在网志上发表不同意见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安全回家，也不知道是否会有牢狱之灾，中国人民还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吗？中华民族还有希望吗？　　

自备桌椅上学　中国特色教育　　

太阳报　　

本文重点　　

    * 教育为本 沦为空谈　　

河南省孟津县是省级经济百强县，去年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双双突破百亿元大关，财政收入也非常可观。然而，一个如此富裕的县，不少中小学竟要学生自带桌椅上学，而且这种状况已存在十多年，简直是咄咄怪事。　　

在前年的全国两会上，国家领导人宣布在全国城乡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并严禁巧立名目向学生收取各种杂费。孟津当局要求学生自备上课用的桌椅，显然违反义务教育法规，给贫困学生家庭增加负担。　　

讽刺的是，孟津县还是河南的教育先进县，因「教育工作成绩斐然，吸引众多媒体前来採访」。县教育局负责人去年宣称，早在○三至○五年期间，全县中小学就投入资金五千多万元，用于新建、改建、扩建学校，○五、○六年又吸引社会资金近二千万元用于学校配套设施建设。既然如此，为何直到今天，仍有那么多学校连课室桌椅也不足呢？巨额投资究竟用到哪里去了？　　

事实上，早在○八年，河南当局就安排六亿元专用资金，为全省农村中小学学生解决桌椅短缺问题，其后省教育厅宣布，已在全省范围内解决课室桌椅短缺问题。为何唯独孟津县的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教育为本 沦为空谈　　

据内地传媒揭露，原来省当局的拨款并没有直接发到课室桌椅短缺的学校，而是交给各镇政府掌管，由镇政府统一订购桌椅，再分发给学校。但部分镇政府把专款挪作他用，迟迟不订购桌椅，学校只好要求学生自带桌椅来上课。　　

很明显，这是一宗肆意挪用教育经费的严重事件，本应严加查处，但孟津县当局不但迟迟不处理，反而为涉桉人员辩解，甚至连全县自带桌椅上学的学生数字也不愿公布。这不能不令人质疑，当局在事件中究竟充当了甚么角色？　　

其实，孟津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偶然的，儘管中央三令五申严禁地方当局挪用教育经费，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管理漏洞百出，被挤佔现象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国家审计署去年审计了五十四个县的教育经费使用情况，其中四十六个县存在挤佔挪用问题，涉及金额高达一亿一千多万元。　　

广东省纪检部门也曾通报，该省化州市教育局在四年中截留教育经费一千六百多万元，用于给各级教育官员发放奖金；另佔用学校书杂费二千三百多万元，用于兴建教育局综合楼。如此明目张胆，无法无天，令人触目惊心。　　

内地官员口口声声「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然而对教育经费却雁过拔毛，层层剋扣，甚至连购置学生桌椅的钱也不放过，这大概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吧！　　

刑法修改中的政治博弈　　

太阳报  冯海闻　　

中国刑法将进行自颁布以来最大一次修改，这实际上是一场利益较量。中国法律的修改，成为各阶层进行政治博弈的平台，也是检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法律原则的公平性。今次刑法修改主要做了一道「加法」和一道「减法」：恶意欠薪被正式列罪，醉驾、飙车，情节恶劣的，也将被判刑，同时在刑法中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加大打击力度；另外，取消近年来较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过的十三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这也是社会争议最大的部分，舆论表示，这相当于给贪官发了一面免死金牌。　　

当局提出取消对贪官的死刑，主要是为了方便引渡逃窜国外的贪官，与国际接轨，并能够体现少杀慎杀的人权原则。这个说法对内地百姓而言，显然难以有说服力。贪官逃窜之所以屡屡成功，主要是内地对贪官的监督太宽鬆，边防控制如儿戏。如今却是倒果为因，因为为了引渡而取消死刑，真是欲免贪官死罪，何患无词。　　

保护人权亲疏有别　　

中国真要杜绝贪官外逃，就应针对这类贪官出台专门的法律，对那些贪官进行缺席审判，无论他逃到天涯海角，一律追捕归桉，对他转移的所有不法财产，一律全部追索，而且「祸延子孙」。只有让贪官们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子孙惶然，方能让他们断绝外逃的念头。　　

至于与国际接轨、保护人权的说法，也是极其荒谬。世界各国最行之有效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在中国讨论了二十多年却一直被官员反对，为何取消死刑要讲国际接轨，财产申报公示要讲中国特色呢？保护人权是保护所有公民的人权，而不是保护一部分贪官的人权，这种亲疏有别的保护人权，实际上是给贪官特权。　　

贪官虽然没有直接杀人，但他们手上照样沾满了百姓的鲜血。贪官不择手段地残民以逞，为逞一时私欲，包庇纵容开发商强制拆迁，使百姓家破人亡；开办黑煤窰，让童工早夭……中国贪官吸的是民脂民膏，但害的却是人命。对这些敲骨吸髓的贪官，不处以极刑，又怎能让百姓心服口服。　　

纵容贪官苛待百姓　　

只见对贪官仁慈，何曾对百姓开恩，中国法律对贪官愈来愈纵容，对百姓却愈来愈严苛。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官僚集团操纵了立法大权。拥有实质性立法权力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成员，大多数是退休的各省书记、省长和各部部长，一些根本就是尚未浮出水面的贪官，这些人怎么会制订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呢？老百姓反对的声音虽然很强烈，但他们在议事堂上没有代表，再大的民怨也无法形成强而有力的法律。　　

中国的政治博弈已经愈来愈激烈，各阶层如果在议事堂上有公开辩论，都有自己的代表，这种政治博弈还能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进行，否则只能以街头斗争和暴力抗争的方式出现，社会将付出巨大的成本。　　

从京藏高速大堵车看中国经济“梗阻”　　

     来源：侨报    作者： 侨报评论员 

    中国当局不仅要继续加力修建道路，合理布局道路资源，提高交通管理能力，更需要打破各机构、各地方的利益壁垒，提升为全国统一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侨报9月4日社论】8月中以来，中国的京藏高速公路上演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堵车大戏，绵延上百公里的车龙，一晚上只能挪动几公里的局面，把高速公路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停车场。无奈而焦虑的司机们在夜以继日的等待中身心俱疲，周边居民则趁机兜售食品、饮水甚至“代驾”，赚了个盆满钵满。　　

10天？20天？到底堵了多少天？每天都有新答桉。目前，这场旷世奇“堵”已经引起了全球舆论的广泛关注，他们认定中国正经历世界史上最长的交通拥堵，其间不乏调侃与揶揄，CNN甚至劝告为早晨炼狱般堵车烦恼的美国人“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出生在中国”。　　

华人读者在读到这样的新闻、听到这样的调侃时，内心难免五味杂陈。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汽车业亦迅勐发展。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300万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汽车第一生产和消费大国。最新公布的数字更显示，8月份，中国车市结束连续三个月下降态势，强劲反弹55.72％，远超预期。而雄心勃勃的中国并不仅满足于“世界汽车大国”的称号，他们正努力实现“汽车强国”的梦想。　　

但是中国的很多普通百姓在圆了“汽车梦”之后，却享受不到真正的“汽车速度”。在全球此起彼伏的交通拥挤游戏中，中国的几个大城市时常成为主角，首都北京更以“首堵”闻名。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近日表示，按照现在的汽车增长速率，到2015年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可达700万辆，届时京城的行车速度将会降到每小时15公里，重新变回“自行车王国”。　　

可以说，交通拥堵正成为制约中国实现“汽车强国”梦想的瓶颈。而造成交通拥堵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汽车拥有量的暴增，但其实背后有着深层次原因。　　

以这次发生“暴堵”的京藏高速为例：长期以来，这条高速公路是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地区大型货车进京、过京最为便利的通道。去年经济复苏后，电煤运输量骤增，特别是内蒙古境内运煤车流量迅勐增长，有人形容“半个中国的车都到内蒙古拉煤”。暴增的运煤车使本来就已经饱和的交通大动脉变得异常脆弱，拥堵自是必然。　　

但是，仅仅将拥堵归因于路网建设滞后显然过于简单。事实上，中国应该算是高速公路发展迅速的国家，从1988年首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建成通车，中国只用了20多年就跃居全球高速公路总里程数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即使现在，中国当局也正斥资数十亿美元扩大铁路和公路建设，但似乎仍难以跟上拥堵的步伐。　　

关于这次“完美风暴”的解释还有很多：有人说是因为超载——每一个进口都设称重站，导致车流减速；有人说是因为修路——进京的另一条重要道路110国道大修；还有人归咎于居高不下的道路通行费—— 因为京藏高速收费低廉，让很多控制运输成本的司机宁可堵着，也不愿绕道其他公路……　　

可以说，这次大拥堵虽是突发病症，却暴露出长久顽疾，它不仅仅暴露出中国路网设计不合理、官方交通管理不到位、资源分配不平衡等问题，更是各地方、各机构利益协调不畅、地方经济异军突起与政府公共服务之间脱节等深层次问题的集中显露。　　

当有关方面津津乐道于内蒙古经济连年实现20%左右的高速增长时，却忽视了为支持这种经济增长提供铁路、高速公路等公共服务。当各地方政府、各机构在为各自的利益争夺时，却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壁垒，割裂和阻碍着中国整体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次大堵车，不仅暴露出中国汽车业发展的瓶颈，甚至让一些海外媒体与学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打上了问号。　　

今年二季度，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随之而来的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等问题日益凸显，《亚洲华尔街日报》把这次大堵车看作一个临界点或象征性事件，让人们忽然怀疑中国现今的增长速度能否无限期维持下去。　　

此种情况下，中国当局不仅要继续加力修建道路，合理布局道路资源，提高交通管理能力，更需要打破各机构、各地方的利益壁垒，提升为全国统一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这样才能打通“梗阻”，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条通路，亦让百姓在经济发展之下享受到生活的便捷，在圆了汽车梦后享受汽车应有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