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能不读的一部书-读《深翻》述评之三

中国人不能不读的一部书（三）　　

——读韩丁《深翻》述评之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韩丁在《深翻》第四部“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中，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期，刘少奇搞形“左”而实右的那条路线，作了纪实性的尖锐地揭露和批评。　　

他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毛泽东不愿放弃1956年为发起生产运动第一次提出来的，后来在‘大跃进‘中为鼓舞人心又被重新强凋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他也不愿说动员全国兴起一个大的群众性共产运动是错误的，他把这些错误看成支流，是朝正确方向发展洪流中一个倒转的旋涡。在他看来，‘大跃进’的中心问题不是犯了那么多错误，而是数千万人民以巨大的热情投身于改造中国的伟大事业，只有他们，只有中国，才会有这样伟大的事业；中心问题不是那么多社会的和科学的试验都遭到了失败，强迫可能发展的新领域倒退了一步，毛泽东认为‘大跃进’运动中社会的混乱，劳动力的使用不当，物资的浪费，希望的破灭等令人震惊的失败也有“反冒险主义”、资产阶级的悲观失望主义的原因。不愿尝试，不愿反复，不愿积极去干，不敢试验一下中国人民在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经验改造的条件下的能力，今后我们还要为这些市侩作风付出多少代价。”（毛泽东的反攻，P287）　　

“紧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共产风’造成的破坏，暂时稳定了局势，使国民经济再次有了起色，但毛泽东又站出来阻止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很大范围内采取的紧急措施，他出来阻止已经在许多地方实行的‘单干’。　　

 “他选择的办法是发动新的党的整风运动，动员所有党员和群众开门提意见。在这场整风运动中，大多数干部要‘洗手洗澡’，抛弃一切资本主义的错误倾向，团结一致走社会主义道路，按毛泽东的话说这是一场团结大多数，反对极少数的运动，是一场治病救人的运动，在运动中教育党员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进行选择。　　

 “然而，不幸的是，山西的领导们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形式上，都或多或少地违背了毛泽东的政策。他们的动力不是来自下面，来自贫下中农的群众组织，而是来自上面，来自由上级干部带队的庞大的工作队组织。”（同上，P292）　　

接着，这位美国作家以“大寨抗争”为题专设一章，通过陈永贵的口述，对根据桃园经验在大寨进行的所谓“四清”而大整基层干部的做法，作了翔实而有力的揭露。以下便是其原文（大寨抗争，p292—298）照录，对于那些不了解这段情况的青年读者来说，一定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触。　　

“‘可了不得。’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对我说：‘一下子来了几千人，他们嚣张着哩!’　　

 “昔阳县的工作队员总共有5000人，派到大寨的就有300，这个大队的总人口不足400，因此，几乎是一对一。　　

“工作队的干部们来不及放下铺盖卷就接到通知去找旗杆上的虫虫(大队掌权的坏人)。他们答应团结给大队干部提意见的人，谁反对工作队谁就被定成反革命，并说这次运动的果实(从贪污的干部那里收回来的财物)应该比1946年土改运动的果实(从地主富农手里没收的财产)还要多。　　

 “听到这个计划，特别是要团结所有给干部提意见的人这一条，陈永贵惊觉起来。　　

 “他对自己说，这里有问题。这些人不作阶级分析是不对的，他想，你可以依靠任何喜欢你的人，可我要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如果你揪斗资产阶级势力，那咱们就干一场。　　

 “他对他的同志们说：‘提醒全村人，准备战斗。’　　

 “第一天，工作队队长张子义(地委组织部的一个科长)就把群众叫在一起让他们学习一本叫‘桃园经验’的小册子。这是一份总结材料，是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写的。在社教运动中，她到了河北的一个村子搞了个试验，她的行为严重偏离了毛泽东的指示。　　

 “‘你们为什么这样努力地学<挑园>?为什么不学毛泽东思想?’陈永贵问。　　

 “张子义说：’老陈，你是个聪明人，你该知道为什么。’然后，他转向其他人笑着说：’看你们，你们怎么不说话?老陈刚看过这个材料，很清楚，我们必须做出一些成绩来，如果没有成绩，我们怎么向上面交待?’　　

 “ ‘你们哪也别想去，啥也找不出来!’陈说。　　

 “可过了一段时间，张子义和工作队用他们自己的办法搜集到了所谓他们想要的材料。　　

 “陈永贵作为山西代表团的代表到北京去参加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这次会共开了40天。老陈不在家的这段时间，工作队撇开大队干部，安排工作队员接替他们的工作，对干部和大多数干部家庭的人员提出了指控。首先，他们攻击陈永贵，说他和他所有的亲戚都‘红’得发紫，他们停了陈永贵儿子陈明柱的大寨共青团领导的职务，说陈永贵在公社供销社当会计的女婿侵占公款，因此关了供销社的门，说陈永贵的妻子在她工作的大队猪场偷过猪饲料。他们还用同样的办法对待其它大队干部，说他们都是‘陈派集团’的成员，并派人去证实他们是怎样利用手中的权力搞贪污腐化的。　　

 “工作队的干部们还试图通过官僚主义的分裂和统治手段建立具有违害性的个人档案。他们叫来了贾承让，告诉他宋立英已经揭发了他所有的罪行，然后又叫来宋立英，告诉她说贾已经揭发了她许多违法行为。　　

“他们还去找贾的二弟，要他提供党支部七名党员的违法证据。　　

“他说：‘我不能干任何违背我意志的事儿。’　　

“‘如果你不按我们说的去做就会被划成反革命。’他们威胁说。　　

“‘我不能接受。’他反驳道：‘就像一个从没偷过东西的人要反对别人叫他小偷一样，我要反对你们叫我反革命。’　　

 “作为最后一招，他们告诉大寨的干部：‘你们谁也不能跟陈永贵比，他已经在北京作了彻底的交待。’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在桌子上摞了大堆文件，说这就是陈永贵在北京交待的所有材料。　　

 “可这一招也不顶事儿。　　

“陈永贵说：‘在其他地方，工作队可以把党支书搁在一边，告诉支书说他们已经从其他同志那儿听到了所有的罪行证据，那么支书反映常常是‘这狗娘养的，在背后捅刀子。我也要指控他。’可他们在大寨使用这个花招，党员们却不会上当，他们说‘没有人会这样说我。’所以他们拒绝在人家背后捅刀子。在我们当中，让一个人在背后反对另一个人是不可能的。　　

 “因此，他们传播谣言，我们反而感到自慰，为我们没有被攻破而自豪。其他人向我们学习，而工作队却忙于传播我们的谣言来攻击我们，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顶住了压力，没有屈服，他们便怒气冲天，‘他妈的’他们说‘我们从没见过这样顽固的党支部。’　　

 “张子义领导的工作队向大寨干部们发起个人攻击，试图让他们相互乱咬，同时，他们还攻击大寨大队，试图搞坏它的先进声誉。开始他们盯住了粮食产量问题。那年大寨的粮食高产是600多斤，在河北平原没有一个村子收那么多粮食，工作队的队长们对产量问题提出了疑问并开始找毛病。他们首先认为大寨隐瞒了土地面积，说大寨人种的地一定比报的面积多，因为报的亩数少了，所以亩产量就高。‘800亩?’他们嘲笑道：‘你们这儿的地两个800亩也不止。’工作队员们不相信大寨农民的话，他们到周围——金石堡、高家岭、吴家坪等村去问那儿的农民大寨的村界在哪儿，然后又逐块逐块的进行测量，从与邻村的交界处量到虎头山顶，最后他们得出的数字远不足800亩。这个数字被县委驳回，说如果加上新开垦的土地肯定会超过800亩。　　

“于是，他们又进行了测量，这次连在最高的山脊上的最小的地块也没落下，结果总数也只有796亩，比大寨人告诉他们的802亩少6亩。　　

 “这下大寨人真的生气了。工作队给他们丢了6亩地，他们要工作队还他们这六亩地。实际上，沟里新地的建设，占用了一些岭上的薄地，在那儿种上了树，结果实际上他们的总耕地面积是800亩。　　

“找不出多余的地，工作队又以为粮食数被夸大了。他们把各家各户、大队仓库里的粮食都称了一遍，然后又检查了所有卖给国家的粮食单据，检查得非常仔细，没有落下一斤粮食，结果发现大寨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上账。　　

 “后来又有人想起了粮食含水量的问题。因为未完全干的玉米含有15．5％以上的水份，所以称重时扣去一些斤数，这是一项大寨人从来未听说过的国家规定。告诉他们这个规定以后大寨人拒绝接受，因为大寨的粮食是在春节以后才称重分配，到这时，玉米是干透了，肯定不含15．5％以上的水份，再说国家粮食局已检验过大寨卖给国家的粮食，并没有说含水量高。　　

“但工作队却以含水量压大寨，他们把这个规定告诉了群众，‘你们的干部有他们自己的‘中央’，他们对含水量制定自己的政策，你们认为自己分的粮食是公平的，可实际上你们分得的粮食必须扣除20%、30％甚至40％的重量，因为粮食里含有水份。他们在欺骗你们。’　　

“有些干部害怕了，但大多数干部仍一点也不动摇，‘我们不用扣除水份，因为我们的粮食干透了。光说我们干部比以前分的粮食多了。大伙都比以前分得多了。他们一方面告诉大家说我们的粮食产量太少，另一方面又告诉大家我们干部多占了粮食，说如果把我们多占的粮食分给大伙就比在土改时还分得多，大家想想，能有这么多吗?　　

 “双方的战斗在土地测量、总产量和含水量的问题上暂停了，  工作队的干部们不得不向后撤。但不久他们又拿干部的工分问题进行反攻，‘你们干部没有劳动就挣工分。’　　

 “大寨所有的干部都断然否认了重一点，‘我们从来没有挣过不劳动的工分。’但一个工作队员向他们发起了进攻。很久以前，他和省农业厅的一位干部在大寨待过，这个人要求各方面工作的汇报，所以大寨的干部们中午、晚上都得向他汇报，在他离开的那一天，他们的工作还没有汇报完，所以他们就利用比一个中午还多的时间进行汇报，争取不落下任何一个问题。所有汇报的东西他们都记在了本子里——年、月、日、时，但他发现那一天所有的大队干部都记的是满分。这样，大寨大队的干部们不得不作自我批评了，确实有一次因为汇报工作他们劳动迟到了一小时，却记了满分。但大队的老百姓们不同意工作队的说法，说这是欺骗。他们说：‘我上工迟到了是因为我们为大队工作，又不是为自己。’他们问工作队的干部们：‘你们吃着人民的饭，坐在办公室工作，你们就没有迟到过l小时?就没有请过一天假？没有生过一次病?你们说你们一年也不误一个小时?真是胡说。100小时也不够你们误!’　　

 “工作队继续找工分制的毛病，大寨规定给冬天扫雪的人记工分。因为大队冬天的工作是改造沟沟岭岭，不管天气怎样，人们都出工，拉石头、运士，如果路上的雪不扫，这些活就干不成，人们认为扫雪和其他工作一样重要，所以他们就给扫雪的人记工分，如果家里有弟兄两个，一个去修梯田，另一个去扫雪，他们挣的工分是一样多的。工作队说不应该这样，说他们从未听说过还有‘扫雪’工分，他们认为扫雪是一件轻省活，人们应该抽空去干。在工作队的压力下，大寨大队把扫雪排出了工作计划，扫雪的工分也取消了。　　

 “袭击了工分问题后，工作队又向大寨的粮食分配办法发起了进攻。农业‘六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每个大队社员不论年龄和劳动情况每人每年要分配300斤的口粮，在这个规定范围内，大寨大队又作出了一条新的规定：6岁以下的儿童每人分180斤，6～10岁的每人240斤，成年人300斤，根据劳动情况还可以多分。分配粮食的总量按全村的人口算是平均每人300斤，但由于小孩不可能吃300斤，所以分的要少一些，这样多出来的粮食就分给了那些干活最卖力的、最需要粮食的人，这样，大寨没有一户有多余的粮食，因此，也就没有一户到黑市去卖粮。　　

 “工作队的干部们说这是无根据地歪曲政策，因而又责骂大寨为了欺骗群众，自己建立了一个‘中央’。　　

 “事实上，大寨没有任何使张子义和他的工作队感到高兴的地方。工作队批评大寨，大洪水冲走了他们的黄土窑之后修建起来的一批新石窑是不切实际的，他们说，这样‘没有地方喂猪，没有地方种烟叶，’　　

他们还批评大寨没有自由市场，‘没有自由市场?你们的生活这么苦不鼓励做买卖。这不是压制人民吗?’　　

 “有些批评是有根据的，大寨是不允许在房前屋后喂猪、种菜。但有一些批评是要引起争论的，即使中央对农村自由市场搞多大、多长时间，可以自由到什么程度也没有具体的规定。还有一些批评显然是荒唐的。从太原来的一位作家，要搜集骡子下崽后，把卖了崽的收入派了什么用场的材料，他构思着一桩贪污案件，到后来才非常吃惊地知道骡子不会生产。还有一个在城市长大的队员不知道为什么大寨的玉米杆与他在其他地方见到的不一样，那么细，那么高，后来才知道那是高梁杆，根本不是玉米杆。他们用这些来攻击大寨。　　

“‘为什么工作队要这样攻击大寨呢?’陈永贵说：‘因为大寨比其他大队富。了解了大寨你就可能作比较，可能开展学习运动，他们不开展学习运动是因为大寨有个陈永贵，他总找麻烦，因此大寨也不好了。他们尽可能反对大寨，压制爱找麻烦的陈永贵，每天他们都会想出新方法、新计划来压制陈永贵。　　

“有一个干部就认为陈永贵是个死找麻烦的人，他叫薄宏忠，是昔阳县5000人工作队的总队长。出身在昔阳县河东的一个山村。他的父亲是昔阳县最大的地主，1945年土改时农民们没收了他父亲的全部财产。当时，薄宏忠已加入共产党好些年了，他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入的党，提拔得很快，到1964年他已不仅能代表晋中地委而且能代表省委了。　　

 “受省里的委派到他的家乡来领导这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他开始怀疑每一个人，谴责每一个人，强迫每一个人坦白交待，他对所有的基层干部都进行强烈的报复。这些基层干部大部分是贫农，曾领导过打碎昔阳县封建士地旧制度的斗争，所以他们开始认为他是在伺机为地主阶级报仇，在极其不公平的环境中，农民们开始叫薄宏忠‘还乡团’，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比当年的‘还乡团’还坏。　　

“薄很了解陈永贵。尽管是在几个月前他俩才见过一面，但陈永贵一点也不怕他，这使他很懊恼。他俩见面是在‘十月事件’中，这是新县长上任后发生的一起诬陷事件。老县长张怀英工作领导得很好，在他的领导下，干部们经常参加生产劳动，作家、演员常有新的剧本和节目出台，农民们努力增加产量为新兴工业作贡献。尽管工作做得很好，但1961年张怀英还是不得不把位置让给了一个叫张俊环的人，他俩的名字虽然相近，但政治立场却截然不同。　　

 “新上任的县长逐步推翻了他的前任制定的一切基本政策，他否定集体生产，表扬个人开荒是‘开荒先锋队’，鼓励个人买卖、个人企业、自己赚钱，甚至提议拆毁大坝，重新分配大坝所占的土地，当群众否决了这个提议后，他把大坝卖给了阳泉市，结果造成了昔阳县多数的大队干部都不拥护他的领导。　　

 “1964年10月，就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夕，张俊环宣布他挖出了一个皆阳县里的‘反党集团’。他说80名县级干部、400名大队部都是反党集团的成员。因而，有的被他定为‘反革命分子’，被关进监狱；有的被他定为‘反党分子’送到新的岗位上去改造赎罪，他还把二十多名三级干部作为特殊案例送到了地委。负责调查这些特殊案例的人就是‘还乡团’的薄某，他大骂这二十几名干部，并下令对他们采取刑讯，审问他们直到他们认罪服输，他们一旦承认了一些罪行，他就下令继续刑讯逼供，直到承认全部罪行，最后，在没有任何别的办法的情况下，这些干部们只好编瞎话、痛哭。　　

 “然而，有一个人，无论薄如何努力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他就是陈永贵。薄说陈永贵是反党积极分子，把他叫了去让他指挥其他人。眼看着那么多的老同志被打，陈永贵非常气愤，他卷起袖子准备战斗。　　

 “薄说：‘我叫你来是让你揭发他们。如果你坚持要保护他们，那我就要指控你。’　　

  “这更激怒了陈永贵，他准备把整个地委翻个底朝天。　　

 “‘为什么我要那样反击?’后来陈永贵说：‘因为他们不执行毛　　

席的政策，于部们犯了错误应该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治病救人’，可他们却进行残酷无情的打击，有些人甚至被打死!他们是在打击大多数，保护一小撮。我谋算着，即使他们把我关进了监狱，也会有人来放我出去的。　　

 “薄不愿明目张胆地打击像陈永贵这样的出名人物，他让步了、机会一合适他就把陈送回了家。　　

 “1964年l0月，薄把陈永贵送回了家，但他并没有忘记这位农民干部对他的反抗。几周以后，作为工作队的领导回到昔阳时，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大寨，并在这里安插了许多满怀敌意的调查者。　　

“然而，出于个人成见以这种方式安排工作队的工作是错误的，派到其他县里的工作队都是这样干的。遵照刘少奇和安了文的指示，他们集中火力解决村级农民干部的经济问题，并采取各种策略强迫他们交待。”　　

在“打老虎”一章里，作者继续描述了张子义工作队在大寨整陈永贵的细节。他继续引用陈永贵的话说：　　

“昔阳县的工作队正认真追查贪污和腐化的问题。查出非法占用的钱、粮越多，他们的成绩就越大，因此功劳也就越大。这就是他们关心的事儿，他们从来不提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所以他们没有教育人民任何东西。　　

“在贫污问题上，工作队不是从事实出发，对存在的问题作现场的调查，而是看谁当了多少年干部，他的亲戚有谁与钱财打交道。大队的总收入还不到1．2万元，他们却毫无根据地指控大寨的8名干部贪了 1．2万元。他们指控候庄大队的优秀党支书王华洲贪污了4000元，还把他和他大队里被怀疑有问题的人都隔离了起来，27名干部就隔离了24名，昼夜进行监视，白天让他们在工作队的监视下出去劳动，晚上又把他们关起来严加看守。　　

“工作队搜查了他们的家，并对他们的家属进行严厉的审问。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传唤王华洲的妻子，告诉她和孩子们说，王华洲是‘四不清’干部，要他们揭发他参与的一切犯罪活动。　　

“王华洲的三女儿只有8岁，才开始读小学，工作队把她叫去了，让她说出证据，然后几个人把她推过来推过去，致使她摔倒在石头上并磕破了头。他们还诱使王华洲在离家较远住校的二女儿，写信劝她爸爸坦白交待。　　

“工作队还到那些反对侯庄干部、说侯庄干部坏话的人家里去，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开揭发会，这些人大多数是在土改中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他们当然反对村上的革命干部。王华洲承认向他们瞪过眼甚至骂过他们，他为什么不能骂阶级敌人?但他坚决否认他们强加在他头上的贪污罪行。”（同上，P299）　　

此外，工作队他们还搞伪证，捏造王华洲贪污的所谓事实，此事败露后便指控他反党，把他弄到县里会上以特殊案例批判，晚上睡觉还派两人监视他，七天七夜，连上厕所也是这两人跟着他，等等。而且，全县各村都这么搞，在这种恐怖气氛下，极少数干部因为承受不了这份压力而自杀，还有许多干部也在考虑自杀。陈永贵开会期间也遇到麻烦，因为工作队收集各方面、包括地富分子对他的不满，写成材料汇报给省委的陶鲁茄和卫恒，据说转给了刘少奇，刘指示要加大压力查大寨，“把所有的贪污及违法乱纪行为全部揭露出来，把‘四清’运动进行到底”。后来因为周总理在大会上表扬了陈永贵，毛主席又在自己生日晚会上接见了他，这事才平息下来，但陈永贵回家时还有许多人不敢接近他，如此等等。限于篇幅，我们就不再转述了。韩丁一桩桩、一件件力述了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传真传情。在共产党的天下，竟有这样暗无天日的事情，读来感到心背寒气袭人，呼吸急促，一片恐怖，气愤填膺！　　

现在让我们再来读读韩丁在“私访桃园”一章中有关“桃园经验”的补充记述。作者是这样开始他的本章文字的：　　

“从陈永贵对昔阳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运动没有打击、分裂和挖出任何真正的政治错误或真正的敌人，也没能真正地重新教育人民，重新组织农村的革命阶级的力量，也没能把干部改造成新人。　　

“这场运动没有帮助犯错误的干部‘洗手、洗澡’，放下背在他们身上的包袱，相反地．背在干部们身上的包袱被绑得更紧，更牢了。不分清红皂白地把所有的错误和缺点看成犯罪，因为这些‘罪行’把干部们搁在一边，即使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也不让他们站出来，不恢复他们的工作。这场运动不是一场闭结95％干部和群众的运动，而是一场分裂干部和群众，打击干部，使干部相互对立的运动。‘四清’工作队打击了所有的公社及大队干部．因为他们都曾经或多或少的有过一点越轨行为，吃过一顿半顿公家的饭，从集体的地里往家拿过一穗玉米或一截绳子，吃过集体树上的一只苹果，工作队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微小足道的‘越轨’行为上，而对这些干部们所做出的积极贡献视而不见。”（私访桃园，P306）　　

接着，作者这样写道：“1971年，人们指责刘少奇和邓小平以中央的名义制定了一套农村工作的补充条例，歪曲了毛泽东本来的意思，使运动偏离了方向。”　　

“不是起来清除大的经济犯罪．使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与那些腐败势力作斗争，而是把不正当的行为当成了主要靶子。他们认为农村的主要矛盾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是发展方向的问题。而是‘四清’、‘四不清’干部之间的矛盾，是贪污干部和不贪污于部之间的矛盾，他们还把党内和党外的矛盾混为一谈，说党员、非党员干部都不清，党内党外都有贪污分子，都应该清理，对掌握主要权力的党员干部和掌握次要权力和根本不掌权的非党干部一样对待，这样就解脱了党和党员。这样，一场解决当时‘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这个主要问题的运动变成了一挺打击各地经济犯罪和贪污分子的机关枪，如果工作队找不到大的贪污犯他们不仅会认为那个地方不清，而且会认为这场运动失败了。”（同上，p306）　　

韩丁说：“工作队的战略都来源于‘桃园经验’。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曾隐匿姓名、身份和一个‘四清’工作队一起到过河北东部的一个村子——桃园。她认为毛泽东1927年使用的民主调查办法已经过时了，所以她绕开村里的党支部和群众进行了秘密的一对一的调查。山西的消息灵通人士说，她在村里找到一个特别爱发表不同意见的人，相信他，依靠他，并让他掌权，撤了其他党员干部的职。然后，为帮助桃园在生产上超过大寨，她要求上面给予大量的资金、物资和技术帮助。被她扶持为大队主任的人是个机会主义分子，他在自己的周围发展起一个与他志趣相投、好拍马屁的人组成的小集团，他不搞‘先　　

公后私’，不搞以农业作为基础，以粮食为纲，也不能团结全村人大规模地改造自然条件。他不是依靠桃园的广大群众，发挥他们极大的热情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是依靠国家帮助，依靠贷款、补助和外地的专家，结果，国家提供的物资帮助没有得到很好的充分的利用，群众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不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去获得多快好省的经济效益，而是躺着等别人来解决问题。群众说，这就是所谓的‘桃园经验’，然而，王光美却为她在桃园的‘经验’感到骄傲，为她和她的工作作队在桃园发现的大小‘罪犯’感到了不起，写了一份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成了全国‘四清’运动的指导纲领，当时她的报告作为学习材料分发给了各地的工作队，各村的党支部和老百姓。　　

韩丁断然说：“在我看来．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和1948年驻张庄的土改检查工作队执行的政策是非常相似的。当时，由于张庄许多贫农并没有真正翻身，所以就说土改失败了。他们认为土改没有成功就应该责备村里的共产党员，他们中的大多数肯定是坏人，不是阶级敌人、贪污、腐化分子，就是和这些坏分子一气的‘老好人’。土改失败了，大多数干部是坏人，那村里的情况就是一片漆黑，农村的形势就很危急，所以党必须展开一场决战。工作队员们被告知，要么像老黄牛一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么被送进屠宰场，这可不是说说而已，是要动真的。　　

“工作队一进村，就把党员和非党干部搁在一边，他们只相信与干部持不同意见的人，也不管这些意见的来源和倾向，所以认为村干部都很坏。结果，许多机会主义分子和不正直的人趁机捞了一把，而正直的群众、党员和干部却摔了跟头。至少有一段时间，运动在调查、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圈子内徘徊不前，迷失了前进的方向。确实，如果撤换所有的干部，那换上来的干部当权时就更缺乏奉献精神、更没有经验，更不正直。　　

“在土改和‘四清’两个运动中，从上面传下来的指示可以被认为是形‘左’实右的。形‘左’是说，他们对对抗性矛盾实行严厉打击，由于他们认为形势一片漆黑，到处都是坏干部，所以就发动了一场大的运动，审查干部，撤掉所有的干部，一次性彻底解决问题；实右是因为他们不做判断、不寻根问底，把一般的矛盾视为对抗性矛盾，但实际上情况并非他们说的那样。　　

“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打击所有的干部，人为地造成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他们不是坏人却硬说他们是坏人，这样打击了干部，分裂了群众，却鼓舞了机会主义分子，使真正的敌人抬起了头。不管‘左’还是右，都是革命的逆流，如果不加以纠正，就会导致革命的失败。”（同上，P308——309）　　

 那么，应该如何评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呢？韩丁在这一部专用“曲折的路”一章，谈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这一章的一开始这样写道：“试图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大量的假设、推测、问题及回忆进行总结，我要求每个人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场运动是否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是否贯彻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方式方法？是否收到预期的效果？”（曲折的路，P332）　　

于是，他在这一章里，分别记述了几个人的不同看法，可以看出这位老朋友的良苦用心，不能不令人感动。　　

他写的第一个人：“晋东南军分区的副司令员李英奎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如果在今天，他的这些观点肯定会被认为是‘四人帮’的观点。他彻彻底底地谴责运动的初期所执行的政策，照他的观点，实际上是‘坏人’——反革命分子领导了这场运动。”（同上，P333）　　

第二个：“1971年已经当了昔阳县县长、山西省副省长的陈永贵，虽然从来没说过是国民党分子领导了‘四清’运动，但他却也像李英奎一样强烈谴责工作队的工作方法和政策。”（同上，334）　　

第三个：“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曹中南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指责刘少奇错误的同时，也强调了积极的一面。　　

“毛主席的‘二十条条’发表后，他说：‘运动有了正确的方向，但仍有一些流毒存在。比如工作队仍然庞大，虽然他们放弃了王光美‘扎根串联’的办法，但仍使用着一些非常复杂的工作方法，他们经常用刘少奇的观点来歪曲毛主席的路线，仍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问题上。　　

“我们认为，运动的主要方向是对的。刘少奇企图阻止、破坏这场运动，但每次毛主席都及时地指出了问题，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觉悟，每次路线斗争，毛主席的路线总获得胜利，文化大革命中，有人企图完全抹杀‘四清’运动的成绩，为被打倒的人翻案，但中央基本肯定了‘四清’运动。必须看到当时农村的具体情况，那些犯错误的干部和群众主要是不清楚毛主席的路线，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犯了错误的好人，只要认识了错误，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就可以继续工作。　　

“但不管下面的问题解决得多好，他们也不能挖掉上面刘少奇的根子，就是说，在下面的县里也还有没有被揪出来的人，因为上面高级干部保护着。你在村上干你的，可上面有人操纵着一切。因此，问题还是得不到真正的解决。这就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同上，P334）　　

第四个人：“这一点与周恩来的看法大致相同。周恩来1971年总结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场党内两个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激烈斗争。那一年党中央是这个看法，后来也一直是，直到1980年邓小平才对这个看法提出了异议。　　

“周恩来说，1963年，毛主席提出了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十条‘，刘少奇就提出了另一个‘十条’来进行反攻，全是些毫无意义的复杂的东西，是繁琐哲学。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抓党内走资派，他坚持要划清‘四清’、‘四不清’的界限。所有的干部，不管你掌大权还是小权，党员还是非党员．只要你有一个不清，就要被撤职。　　

“有了这样的政策，不仅要扩大打击面。在农村干部中，自私自利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常有拿一点公家的东西据为已有的现象。如果为这点小事就被说成是坏分子，那几乎所有的农村干部(极少数除外)都得被撤职。假设一个干部把掉在地里的东西，一只筐、一条麻袋、一根绳子拿回了自已家，他算不算贪污犯?如果把这个也叫做严重的贪污，那贪污犯究竟有多少就很难估计了，那数字可不得了。　　

“刘少奇把所有的党员和干部都看成坏人、腐化分子，他打击了许多人，他和他的小组到农村蹲点时搞秘密调查，他们说这是‘扎根串连’。共和国成立都15年了，他们仍在搞秘密工作．这有什么好处?　　

“‘扎根、串连、搞秘密调查’都是违背群众路线的。刘少奇从不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看成两条路线的斗争，他把这场运动看成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好人和坏人的斗争，他根本不提阶级路线，这样刘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全背离了阶级斗争、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　　

“用刘少奇的这种办法撤掉了大批干部，提拔了大批的新干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了一场谁来掌权的毫无原则的斗争，还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了道路，是很危险的。　　

“周恩来最后就应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给我提出了一些劝告：‘如果你能到桃园去搞调查，就应该在那儿呆上一段时间，把所有的问题都搞清楚。大寨、张庄、桃园这三个村是值得注意的三个点，大寨走的是毛泽东指出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桃园走的是刘少奇、王光美的资本主义道路，我不知道张庄现在的情况怎样，张庄走一条曲折的道路。’”　　

写到这里，韩丁将话锋一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这些观点没有一点抓住了今天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最严重的分歧。　　

“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发动下面的群众，他要求人民判断、批评、监督党和国家机构，因此要求恢复贫下中农协会，而刘少奇则好像把这一场群众性的运动看成了对政府和资产阶级权威的威胁，他竭力从上到下整顿基层干部的办法取代动员乡村一级的群众，正像莫里斯.迈斯纳(美国作家)指出的‘毛泽东强调第一步是发动群众，让群众发动起来，而刘少奇则坚持开展社教运动要从上面派工作队，整个运动应该由工作队领导’。　　

“主要依靠工作队开展起来的运动就不会以高级领导阶层的‘走资派’为靶子，而这个正是毛泽东认为的最重要的靶子。这两种态度说明了观点上的根本分歧——毛泽东总是把人民看成聪明智慧的贮藏所，是胜利的主宰者，总是依靠人民去克服党内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不纯，相反地，刘少奇把党的领导看成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他认为通过整风就可以克服所有的缺点和错误。在刘看来，党，至少党中央的形象是绝对完美的，而在毛看来，唯一绝对的是人民和人民的利益，当然是按他的理解，他认为党走错了，就越过共产党的领导人直接面向人民，这样，他越过了所有的革命机构，直接发动起了人民。　　

“所有的评论家都同意一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叫‘四清’运动），根本没有结束，1966年它又被一场最古怪、最复杂的史无前例的运动，‘无产阶级文化火革命’吞没了”。（同上，P335——336）　　

        2008-07-18于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