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国家与宗教、财富以及国际金融集团

为何会有国家？当原始人类在协作生产、生活过程中可以产生剩余产品时，预示着产生国家的基础形成了。国家的实质就是一架“搬运机器”--将产品进而财富从一部分人手里“搬运”到另一部分人手里，而为了更有效率地“搬运”就一步步地衍生出复杂的各种社会结构例如军队、与多样现象例如宗教，但这一切改变不了为其核心--为财富分配服务的使命。所以，任何分析、探讨问题时必须厘清核心在哪里？其他都属于为这一核心提供延伸服务。同样，在分析国际经济关系时所要抓住的核心就是全球财富如何分配到各国或则某些集团，其他都为这一核心服务的。　　

    人类最早建立的不平等社会--奴隶社会或以后的农奴社会(注：例1959年前西藏地区实施的政教合一社会)，其财富分配结构如同金子塔安置在一个宽大的基座上，越朝陡峭的尖顶部分所分配到的财富就越多，即把大部分人应得财富“搬运”到小部分、甚至极小部分人那里。其后的封建社会、资本社会在一国范围内宽大基座逐渐合并到金子塔内，财富分配的均匀性趋于改善，但这并没有根本性改变将大部分人应得财富“搬运”到小部分人的结构与体系。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不就在记录着这一部历史。在奴隶社会，奴隶只不过是“会说话的牲口”而已，奴隶所拥有的全部财富就是维持生命、维持生存的物质而已。这种社会，通过大屠杀来获取财富是一种最为流行的方法。例如，成吉思汗的蒙古，往往通过大屠杀甚至屠国(例如西夏)来获取财富，这是人类历史记录中一部可耻的历史。成吉思汗的蒙古除了屠杀来掠夺财富以外，这些至今西方社会“顶礼膜拜”的行为并未给人类文明带来有用的价值。无可否认，蒙古人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更不应忘记元朝的广大汉人只是奴隶而已。人们切不要以为“大屠杀”只是层封的历史，或者希特勒的“大屠杀”也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一段小插曲、一个变态人所为而已。历史上，随着所谓“地理大发现”(事实上早在之前中国人已经或多或少地发现了)，随之而来的西班牙人对财富“兽欲般”的欲求，拉美国家的原住民被“大屠杀”了，这种“大屠杀”完全不亚于希特勒的德国对吉普赛人(现称为罗姆人，对吉普赛人的屠杀完全不亚于对犹太人，只是吉普赛人属于“大篷车”上的人，难以得到历史公正的记录而已)与犹太人的大屠杀。但是如果认为西班牙人或者希特勒德国的大屠杀是近代史上的登峰造极之作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所有这一切与“盎格鲁-撒克逊怪兽”的大屠杀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在北美、在澳大利亚，原住民已经被屠杀到生物上“濒临绝种”的程度，只是在近几十年的国际政治思潮变化过程中，才得以“休养生息”脱离绝种的困境。当然，这还不是近现代史上最坏的例子，在日本的殖民地北海道，原住民阿伊努族已经“绝种”了。这里，哪有“政治”之席，有的只剩有国家利益或则利益集团的博弈。　　

冷战的前中期，一些西方国家在其国内财富分配上更加注意了财富分配的均匀性，有将小部分人所得财富“搬运”到大部分人的趋势与倾向，但是更多的是将别国的财富分配到自国内部。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里根经济”为标志一些国家所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仅加剧将别国财富分配到自国内部的进程，而且在国内的财富分配上趋向倒退，财富分配的均匀性日趋恶化；同时也加速了这一进程：财富越来越从一个“自然生成”过程演变成一个“刻意制造”过程。　　

    那么，何谓国民经济中的“财富”？作者也颇感是个困惑的概念，财富在中文中有着广泛形式、具有丰富含义的一个名词，但在本书中财富这一词越来越和价值以及货币相联系的名词。财富也拥有或则部分拥有了货币的一些功能：如交易的中价，延期支付的标准，价值的储存工具。　　

    可以说，自从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财富“搬运”史。从公开、直接地掠夺有形、物质化的财富转向隐蔽、间接地但却是有系统、有效率地“转移”财富。不仅是有形、物质化的财富，还有无形、“虚拟”化的财富，而且创造出更具有依赖性、破坏性的体系与结构，从一个有形、公开的国家往往通过暴力实施财富的“搬运”转向无形、网络化的利益集团借助其架构的国际政治体系从而设计出财富“搬运”的途径与路线图。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或则一国范围内实施财富分配的均匀性这是历史发展规律，虽然这一历程将是漫长的，但是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人类毕竟在追求社会的稳定与正义。　　

[故事]  作者在国外生活期间，经常受到基督信徒的劝诱。当时作者回答：我不信神，这是因为各种宗教都有各自“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而地球只有一个、人类也只是人类自己，所以我不信宗教的“真实性”。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需要宗教，因为当人们无力时需要一种解脱形式，当人们软弱时也需要寻找精神的安抚者和寄托者。如果自己哪一天也遇到了这种时候，我也会寻找某个“上帝”。　　

    前面涉及到“国家”将其内部的部分财富从一部分人“搬运”到另一部分人那里、或则从一个国家“搬运”到另一国家，那么有否国际金融集团来代替“国家”起着主导作用呢？虽然“国际金融集团”在操纵世界经济，在有限地解体国家的观点很难印证，但是作为国人拉起这个“弦”实属必要。　　

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所推行全球化的核心是国际金融集团依附于某个强有力国家载体上，以武力威胁为后盾通过各种形式的战争对各国作有限解体。即对国家一些元素进行标价化，在“虚增与推低”、“自由与规制”中实现“利润”最大化。据说这股全球化浪潮理论核心缔造者的伯特兰·罗素认为：科学和技术的无限进步造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只要主权国家能自由地发展其科学研究和工业能力，所有的国家都能造出核武器。因此，要想世界保持安全就必须限制不发达国家获取工业技术，消除科技进步并将其置于严格控制之下，消灭国家主权、建立一个“专制”的世界政府。　　

如何实现上记“世界政府”？对于国际金融集团来说，尽可能多的将各种元素引入到“市场竞争”中，通过业已形成或“指导”形成的各种有力条件，在最小化考虑社会成本与管理成本的条件下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进而控制政权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社会成本与管理成本是由国家，最终有利益集团的操纵对象自己承担。　　

作者一直认为二战结束后的世界还是处于后殖民时代经济结构之中，这种结构的特征是：占全球人口小部分的发达国家占据财富、资源分配的顶部；而拥有大部分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仅占有少量财富、资源，构筑国际分配中业已存在金子塔型经济体系的宽大底部。这一经济体系是在西方国家完成对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与对印度的殖民地化后就始终贯穿着近、现代世界发展史，它是西方一些国家通过不断的战争与殖民统治所建立起来的。　　

同时必须指出：国家有限“解体”与维系金字塔型国际经济体系是国际金融集团的目标与赢利所在，而不受限于国际金融集团的大经济体是进行操作的致命威胁。因此，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将成为国际金融集团攻击的标的国，影响着中国经济的运行，即中国经济运行的风险与难度将日趋严峻。　　

    现在就以对冷战的新观点为例进行说明。苏联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死敌，至今为止西方主流的解释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作者并不认同，作者的观点：国际政治是国家利益的博弈，与传统政治无关。尤其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这是国家的生存权、获取更大国家利益的博弈。分析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二次世界大战不难做出这一结论。首先以一战为例，1914年开战时苏联(1917年)还未出生。这是一个后起的德国对已经分割完毕的殖民体系要求重新分配的强烈诉求与为更稳固地保持中欧霸主地位的奥匈帝国为主的同盟国，与最大殖民宗主国的英法俄为主的协约国，以及一个蠢蠢欲动欲摘取胜利果实的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间的战争。所有主角在政治、经济上都属于同一属性的国家，所有的国家都经历过至今也被“美誉之极”所谓亚当斯密“市场无形的手”搅动得国内政治关系日趋紧张而不得不启动一系列“反托拉斯法”，从而部分地截断“市场无形的手”这一严峻的历史时期(注：其实在国内也不乏其例，例如国美的“黄光裕”现象，如果完全放任“市场无形的手”，则千万的人欲哭无泪，血本无归)。日趋紧张而与政治全然无关的国家利益博弈，才导致了这场世界大战。而二战则是对战后处理日趋不满的日意两国与战后处理“受害国”的德国为主的国家结盟在一起，为了诉求自称的“生存空间”而与英法两国在国家利益的博弈上日趋紧张，而美国又在扮演一个欲摘取胜利果实的全球最大经济体这一角色，所有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上都属于同一属性的国家。所有上述这些国家并未以意识形态为缘而站在一起联手对付苏联，而作为战后处理“受害国”的苏联也并未同有同一遭遇的国家站在一起。德国首先发动的是对法、对低地国家的战争，而日本也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美国才“姗姗来迟”地加入二战。两场战争都无所标称的“政治”诱因，有的只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再反思与回顾二战结束后所有的军事战争行为，在作者的《美国：战争狂人在二战后的战争记录》博文中对西方国家所自诩“民主国家爱好和平”的历史真相已有详论了。所有这些军事战争行为中，两大政治集团间的战争或者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只占有微不足道的小数点部分，而且其中占绝大多数的两大政治集团间战争中绝大多数战争挑起国是西方国家。这些占有绝对多数的战争行为，无论用任何的政治术语进行解释都无法洗清属于类似政治、经济属性国家间的战争，而且其中占绝对多数的战争中参与国或者更确切地说主导国是美国。无可否认，其中有些战争不是为了美国的经济利益，但更多的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即属于美国国家利益博弈中的使然，绝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作怪”。　　

    反观冷战期间两大政治集团的对决，所谓的“意识形态”上的争斗其实属于表面上的“遮羞布”，掩盖着国家利益博弈这一核心。一个鲜有“虚增与推低”即去杠杆化的计划经济体，一个难易被国际金融集团甚至美国所操控的国家，更何况是一个大国而且还有一个集团，其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个致命的威胁，极大压缩了操控的空间。就如同股市中的一个庄家，后面站立着一位虎视眈眈的大主儿，透心骨地凉。这里有的只是“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当然，还有一个绝佳的佐证：上世纪70年代起的中美战略结合共同对苏这一史上一绝。从历史资料中不难发现中美交涉中，只有赤裸裸的国家利益，毫无意识形态交锋的空间。　　

    这里，前述陆克文的“美国何时与中国开战”论，这绝不是一国一人之论。在美国，在经济学家中间不乏其人其事。经济学家似乎应该远离政治的，但恰恰涉涉水了国际政治之中，因为这不是传统的政治，是国家利益。尽管会有各种各样的说辞，但掩盖不住一个核心：窃贼，窃取财富。　　

[实例1-4]    中国新闻网在2009年02月17日刊载了《停滞的帝国：清朝GDP占世界总额1/3》一文中指出：直到乾隆辞世的l8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所占的份额仍超过整个欧洲5个百分点，大约相当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刚刚建国的美国不存在比较的基础。中国GDP在世界总份额中占到将近1/3。　　

    通过军事战争来达到调整多国或者全球各国的财富分配地位，这是最直接也是极为有效的途径，这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过太多的历史记录。所以在次贷危机进行过程中的今天，一些美国、西方国家的政客、甚至华尔街的大佬们针对中国军事战争的叫嚣不绝于耳就不足为奇了。对中国而言，一场甚至几场军事战争并不是遥远之事，但是在今天的世界政治格局，在次贷危机进行中的今天，中国应慎言战争，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标的国了。同时如果有信心中国可以成为次贷危机后的赢家，那么不远的将来中国可以更容易获取利益，因为时间在中国这里。　　

[实例1-5]    1978年保罗·沃尔克在英国沃维克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世界经济中某种程度的“有控制地解体”是80年代的一项合理的目标。该氏就是在1979-87年期间时任美联储主席，不久之前为奥巴马总统的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的主席。　　

[实例1-6]    据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在其回忆录《火线上》记载：“9.11”事件的次日，美国国务卿柯林·鲍威尔将军在电话中直截了当地说：“你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边，要么成为我们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