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永不到来的盛世，永不过时的危言”——且看腾讯如何反毛

“1893——永不到来的盛世，永不过时的危言”　　
——腾讯网又在编造反毛污毛的谎言　　
今天在腾讯网无意之间看到一篇标题怪怪的文章——“1893——永不到来的盛世，永不过时的危言”，1893？不是毛主席出生的年份吗。心想，这不会又是一篇污蔑毛主席的文章吧。于是乎，便打开来看一下，这一看，果然如此。　　
 文章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说道：埃德加·斯诺在其《毛泽东自传》一书中曾记载了这样一段毛泽东的自述：　　
“我在十三岁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我经记账。……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　　
尽管这一自述常被引用——作为《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例证——但是，如果斯诺记载无误的话，那么，13岁的毛泽东其实并未读懂《盛世危言》。与少年毛泽东的理解恰恰相反，作者郑观应对晚清改革专注于引进西方的“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其实持批判态度。郑氏急于要引进中国的，不是技术，而是制度，具体而言，是议会民主制度。　　
接着把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着实地吹捧了一番，无非是说“13岁的毛泽东其实并未读懂《盛世危言》，与少年毛泽东的理解恰恰相反，作者郑观应对晚清改革专注于引进西方的“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其实持批判态度。郑氏急于要引进中国的，不是技术，而是制度，具体而言，是议会民主制度。”　　
该文的结束语：《盛世危言》对中国近代史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光绪二十一年，江苏布政使臣邓华熙曾将《盛世危言》五卷本推荐给光绪，光绪批示印制2000部，分发给各省高级干部，国内各书坊立即盗版翻刻，达十余万部之多，并成为科举士子的必读参考书籍。毛泽东虽然误读了本书主旨，但其在韶山冲如此僻远之地尚能读到《盛世危言》，从侧面也证明了此书流播范围之广。　　
但这种误读实在是至为可惜的。郑观应所谈到的“没有议院民主，如何凝聚亿万百姓之心为一心”，其实即民众的国家认同感问题。郑氏在1890年代希望以一种新制度文明给国民铸就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感，但结局是可悲的，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军阀、政党、伟大领袖迭次登场，唯制度文明如镜花水月梦幻空花。所以，盛世永不到来，危言永不过时。　　
从该文的结束语看出，作者编造这一所谓的埃德加·斯诺在其《毛泽东自传》一书中关于毛泽东这段自述的目的何在？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用心何其毒也——无非是说如果不是1893年出了个毛泽东，按照郑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走西方的政治体制路线，中国晚清盛世早就实现了。　　
那么，埃德加·斯诺在其《毛泽东自传》一书中是如何说的呢？经查证，埃德加·斯诺在其《毛泽东自传》一书中有一段描述是这样的：“我交给毛泽东一大串有关他个人的问题要他回答，我为我的爱追根究底感到很不好意思，几乎就像一个日本移民官员应该——然而却没有——为他的无礼唐突感到不好意思一样。对于我在不同事情上提出的五六组问题，毛泽东一谈就是十几个晚上，但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个人在谈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我开始以为，要想他给我谈谈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是不可能的了：他显然认为个人是不关重要的。他也像我所遇见过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啦、组织啦、军队啦、决议案啦、战役啦、战术啦、措施啦等等等等，而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谈他们同志们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我有所顾忌或怀疑，或者是考虑到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与其说是出于上述的原因，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那些个人琐事了。当我开始收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一再发现，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参加红军以后，他就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问他，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这些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役的日期和经过，他们进进出出别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无数地方的情况；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只有集体的意义，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是因为红军曾经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的是他们为之战斗的那个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却造成了报道的困难。　　一天晚上，当我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泽东便开始回答我列为“个人历史”的问题表。他看到“你结过几次婚”这个问题的时候微笑起来。后来传出谣言说我问毛泽东有几个老婆，但是他毕竟是主张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不管怎样，他是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传的。但我力争说，在一定程度上，这比其他问题上所提供的情况更为重要。我说：“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传的谣言。” 　　我提请他注意关于他的死亡的各种传说，有些人认为他能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则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有一条消息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病患者，有的消息则强调他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他好像稍微感到意外，人们竟然会花费时间对他进行种种猜测。他同意应该纠正这类传说。于是他再一次审阅我写下的那些问题。　　最后他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我要的就是这个！”我叫道。　　在以后接着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奋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吴亮平(即吴黎平)坐在我身旁，把毛泽东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在这种方言中，“鸡”不是说成实实在在的北方话的“扩，而是说成有浪漫色彩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还有许多更奇怪的变音。毛泽东是凭记忆叙述一切的；他边说我边记。我在上文已经说过，我记下的笔记又重译成中文，加以改正。除了对耐心的吴先生的句法做了必要的修改以外，我并没有把它做文学上的加工。下面就是这样做的结果:　　我于一八九三年一生于湖南湘潭县的韶山冲。我的父亲是一个贫农，当他年轻的时候，因负债累累，便去投军，他当了一年多的兵。后来他回到我生长的村上，由于拼命地节省，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钱，设法赎回了他的田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成为中农了。在这些田中，每年可以收获六十担谷。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费三十五担——这就是说，每人约七担——这样，每年可以多余二十五担。靠了这个剩余，父亲积聚了一点资本，不久又买了七亩田，使我家达到“富”农的状态。这时，我们可以每年在田里收获八十四担谷。　　当我十岁，我家只有十五亩田的时候，一家五口是：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自己。在我们增加了七亩田之后，祖父逝世，但又添了一个小弟弟和两个妹妹。不过我们每年仍有三十五担谷的剩余，因此，我家一步步兴旺起来了。　　这时，父亲还是一个中农，他开始做贩卖粮食的生意，并赚了一点钱。在他成为“富”农之后，他大部分时间多半花在这个生意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把自己的儿子们都放在田里做工。我在六岁时便开始耕种的工作了。父亲的生意并不是开店营业的。他不过把贫农的谷购买过来，运到城市商人那里，以较高的价格出卖。在冬天磨米的时候，他另雇一个短工在家里工作，所以在那时他要养活七口。我家吃得很节省，但总是够饱的。　　我七岁起，就在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十三岁。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白天就读《四书》。我的塾师管教甚严。他很严厉，时常责打学生。因此，我在十三岁时，便从校中逃出。逃出以后，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于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为那个城是在某处一个山谷里面的。我漂流了三天之后，家里才找到我。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过绕来绕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过距家约八里。　　但，回家之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点。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我这次反抗行为的结果，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我第一次胜利的“罢工”。　　我刚认识几个字的时候，父亲就开始要我记家账了。他要我学习打算盘，因为父亲一定要我这样做，我开始在晚间计算账目。他是一个很凶的监工。他最恨我懒惰，如果没有账记，他便要我到田间做工；他的脾气很坏，时常责打我和我的弟弟们。他一个钱不给我们，给我们吃最粗粝的东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总给雇工吃鸡蛋和咸鱼片，但很少给过肉。对于我，则既没有蛋也没有肉。　　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合。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他不赞成做好事。家中因了这个问题时常吵闹。”　　
    可见，反毛污毛者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穷途末路了，再也找不到还有什么可以能够打到毛主席的了，连一个外国人写的采访传记中对毛主席少年时期的叙述都可以加以篡改，以达到污蔑毛主席的目的。我可以代表千千万万的毛粉丝们告诉那些妄想打到毛主席的跳梁小丑们，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吧，30多年了，你们竭尽全力地反毛污毛，结果究竟怎样的呢？你们反毛污毛越是厉害，广大的劳动人民越是热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后，我要振臂高呼毛主席永远活在亿万劳动大众的心中！

　　
附1：腾讯历史频道：年1893——永不到来的盛世，永不过时的危言　　
辛亥百年，腾讯历史频道推出《转型中国1864-1949》系列原创策划，我们希望尝试着去追寻这样一个命题：“辛亥年，她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并希望此策划，能够成为解读另一命题——“现代中国，她从何处来，向何处”——的一个注脚。策划以年份为单位，逐一梳理近代史关键命题。敬请关注。　　
1893年度事件：郑观应撰成《盛世危言》一书　　
埃德加·斯诺在其《毛泽东自传》一书中曾记载了这样一段毛泽东的自述：　　
“我在十三岁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　　
 尽管这一自述常被引用——作为《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例证——但是，如果斯诺记载无误的话，那么，13岁的毛泽东其实并未读懂《盛世危言》。与少年毛泽东的理解恰恰相反，作者郑观应对晚清改革专注于引进西方的“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其实持批判态度。郑氏急于要引进中国的，不是技术，而是制度，具体而言，是议会民主制度。　　
从这个角度出发，郑观应激烈批判了轮船招商局。　　
 招商局是晚清最典型的官办洋务企业。其国有性质及其与外国轮船公司竞争，被当时的主流舆论誉为维护国家权益的典范。郑观应则认为朝廷竭力发展国有轮船招商局乃是误入歧途，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对本国民间商船业的政策保护。　　
 郑观应说：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船只，只能前往西方各国指定港口贸易，其余沿海、沿江地区仍是西方国家本国商船利润独享之所在，被政策保护起来不让外国船只染指。反观中国，外国轮船无处不到，政府不但不保护本国商船业，还遍地关卡，处处苛捐杂税。郑的民营企业曾屡次遭遇本国政府歧视性待遇，此番言论，当有痛心疾首之感。　　
 继而郑氏批判了洋务大佬们单腿前进，仅仅关注于引进“铁路、电话、电报、轮船”这一类西方技术。　　
 在郑氏看来，把国家的经济实力搞上去，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王道。西方国家因为是工商业国家，所以富强；中国因为是传统农业国家，所以贫弱。故而，要把经济实力搞上去，就需要国家从意识形态层面公开放弃传统的“轻商”意识。　　
 郑氏甚至认为，在这场救亡图存的危局里，与西方国家的“商战”要远比“兵战”更为重要……虽然商、兵缺一不可，“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但是，军事吞并容易被人察觉而遭遇抵抗，商战则能使敌国凋敝于无形之中。故而，郑氏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政治体制改革】　　
郑观应开出的第二剂药方是仿效英、德设立议院。　　
早在1884年，郑观应就曾上书清廷 ，请求开设国会，结果被朝廷斥责为“狂妄之言”。但郑氏的呼吁一直没有停止。在郑氏看来，议院的好处在于：“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西方富强之国均行议院制，日本也在维新设立议院之后悄然兴起，中国若要富强，也必须得走议院制这条道路。　　
郑氏考察了西方国家议院制的不同种类，总结出三种政治体制，即：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郑氏力主采用君民共主制：“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　　
郑氏的这种选择，有其现实政治的考量。他曾如此评价美国和法国的议会民主：“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法国议院不免叫嚣之风，其人习气使然。”美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过君主制，天然是民主国家，几千年君主制传统的中国无法与其相比；郑氏对法国大革命也有所了解，对这种“叫嚣”式的民主似乎心有余悸。所以，郑氏的选择是：“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之制。”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君权与民权的平衡，其实一直是晚清改良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　　 　 　
　　　　　　驳斥质疑：国情论民智论滋事论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所提供的改革路径，其实和薛福成给朝廷的建议异曲同工，薛氏同样主张同时进行议会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工商立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详见《转型中国第27期：薛福成谈晚清的政改与经改》）。与薛氏有所不同的是，郑观应在文字表述上更为激进，招致了更多的责难。可悲的是，时至今日，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还在不断重复着当年针对郑氏的相同的责难。郑氏在《盛世危言》里记录下了这些质疑和自己的回应，兹举几例如下：　　
【质疑一：议院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　　
 质疑原文：“议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　　
郑观应的回应是：　　
  “此乃不识大局，对中外利病缺乏深刻认知者的言辞。我曾遍阅各国历史，探究思考它们得失盛衰的缘故。（于是发现）世界五大洲政体分为三类：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君主之国权力偏于上，民主之国权力偏于下，君民共主之国者权力平衡不上不下。凡事虽有上、下院商议敲定，但仍需上奏给君主请求裁夺：君主认可签名后才能实施；否则，则需要发回重新讨论。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实在无过于此。这一制度，实可合亿万人之心为一心。英国弹丸之地，采用君民共主体制，每年纳入囊中的土地相当于其本国面积的二十倍。议院制的政治效应如此之大，所以世界上君民共主之国占了十分之六，君主之国只有十分之一，民主之国占了十分之二、三。如今日本也因为采用议会制而勃然兴起，迅速赶上西方，还敢在中国面前耀武扬威。面对如此局势，还说什么中国国情下议院不可行？脑子有病吧？（作者注：为阅读便利，对原文做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质疑二：民智未开暂时不能搞议院】　　
 质疑原文：“学校未兴，民智未开，不宜即设。”并举例说明：昔日法国维新之时，民智未开，先设议院。当时法国绅士即有创设学校来教育议员的讥讽，可谓富强未闻，徒受议院之害。　　
郑观应的回应是：　　
 此乃寻常之见。当年齐桓公问管仲：“王者应当以何为贵?”管仲对曰：“民。”周武王说过：“纣王有亿万人，但有亿万颗心；朕只有三干人，但都是一条心。”孟子对齐宣王说过：“左右都称赞其贤明，还不能相信。诸大夫都称赞其贤明，还不能相信。国人都称赞其贤明，然后才能考察启用此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议院制度乃是中国上古之遗意，不是什么西法，也不是什么新东西。没有议院民主，如何凝聚亿万百姓之心为一心？现在不搞，等到西方列强把沿海全给瓜分完了，再搞就迟了。　　
 　　
但其实郑观应本人似乎是赞成先开民智再搞民主的——如果是在和平环境下。郑说：事有经、权，兵有奇、正。先广开学校，十余年后人材充盈，而后再立议院，这是经，是兵出于正。先设议院，同时开学校，使官绅们知道议绅身份的显贵，促使官绅们一道勇于维新，急于扶持国势，这是权，是兵出于奇。现在时势急迫！而苦于力量不足，不能不用奇兵以致胜。若知正而不知奇，守经而不达权，何异因噎废食乎?总之，无论议院设与不设，急宜仿西法，广开大小学校以育人材。　　
 【质疑三：开议院容易滋事，引发聚讼】　　
 质疑原文：“学校未兴，人材难得，先开议院，聚讼盈廷，恐易滋事。”　　
郑观应的回应是：　　
这不是议院的错，而是章程不完备，公举议员的方式不正确的缘故。西方国家如何公举议员，我已经在《议院论》、《国会论》等篇章中有详细介绍。但创办之初，也不必完全模仿西方旧例，因地制宜，随时可以商改。惟有入选的议绅必须是深通中外政治利弊、品学兼优之士，不合格者不准选。若能遵守议规，何虑滋事?　　
 客观而言，面对上述责难，郑观应的回应算不得非常雄辩。这或许跟他对议会民主的精髓把握还不到位的缘故有关，也可能跟他始终致力于将西方议会制与中国上古三代之治嫁接到一起有关。类似的责难，此后，还将继续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流播，降临在梁启超们头上，降临在胡适们头上……　　

　　　 　

　　
　 　

　 　
结语：从未到来的盛世 永不过时的危言　　

　　
　 　
　 　
《盛世危言》对中国近代史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光绪二十一年，江苏布政使臣邓华熙曾将《盛世危言》五卷本推荐给光绪，光绪批示印制2000部，分发给各省高级干部，国内各书坊立即盗版翻刻，达十余万部之多，并成为科举士子的必读参考书籍。毛泽东虽然误读了本书主旨，但其在韶山冲如此僻远之地尚能读到《盛世危言》，从侧面也证明了此书流播范围之广。　　
但这种误读实在是至为可惜的。郑观应所谈到的“没有议院民主，如何凝聚亿万百姓之心为一心”，其实即民众的国家认同感问题。郑氏在1890年代希望以一种新制度文明给国民铸就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感，但结局是可悲的，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军阀、政党、伟大领袖迭次登场，唯制度文明如镜花水月梦幻空花。所以，盛世永不到来，危言永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