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审《钦差大臣》、《前线》，再究别的*（二） 马望野

先审《钦差大臣》、《前线》，再究别的*（二）　　

——乱读随抄之二十三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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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与戈尔洛夫 　　

朱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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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是我党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在革命战争年代，他独具胆识勇闯龙潭虎穴的传奇故事，被一代又一代人所传诵。毛主席曾戏谑地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大特务”。戈尔洛夫又为何许人也？是特务？是间谍？让我们走进延安去寻找答案。
　　李克农率枣园文工团抢排苏联话剧《前线》，说是要把戈尔洛夫当作镜子，对着他照一照，然后想一想。
　　1944年6月初的一天，中央社会部文艺科科长汪东兴通知枣园文工团的十几位骨干，去李克农副部长办公的窑洞开会，说是“有好事情”。
　　只见李克农手里拿着一叠报纸，从窑洞走出来，笑容满面地问大家：“你们最近看《解放日报》了吗？发现什么问题没有？”大家相互观望着，不解其意。
　　李克农举起报纸，指着大标题上的《前线》二字，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我看，你们就搞这出话剧！我们把戈尔洛夫这个人当作镜子，让每个看过戏的人，对着他照一照，然后想一想，我看很有教益。”
　　《前线》是苏联作家考尔纳楚克创作的三幕五场话剧，由我党著名诗人萧三译成中文，讲的是苏联卫国战争中的故事。剧中的第一主人公——红军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是一位战功卓著，但保守、刚愎、骄傲自满的老军人。他轻视军事科学，不接受现代作战方法，还看不起精通军事技术的年轻将领。统帅部始终没能把他教育过来，只好将他撤换掉。剧中的另一位主人公——年轻的军长欧格涅夫，在指挥部队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进攻和包围中，善于运用新的战略战术，接连赢得一次次战斗的胜利。剧中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前线特派记者客里空，他只知道阿谀奉承戈尔洛夫，而不敢讲一句真话，是一个说空话、讲废话、谎话连篇的废料。
　　5月19日至26日，延安《解放日报》连续8天登载《前线》剧本，6月1日，又发表了题目为《我们从考尔纳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的重要社论。
　　李克农开宗明义地对大家说：“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夕，毛主席决定将《前线》剧本在中央党报上发表，作为全党重要的学习材料。这是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如果能把报纸上的剧本搬上舞台，是不是意义更大？”
　　在座的你看我，我看你，枣园文工团是个业余团体，上演多幕外国话剧，简直是天方夜谭！李克农鼓励大家说：“我们的条件有限，困难不少，一切都要自己动手，革命重担总得有人来挑吧！”
　　由科长汪东兴总负责，枣园文工团首先组建起由黄钢、杜印、严正、石影等文艺骨干参加的集体导演组，统筹领导剧本分析、挑选演员、组织剧务等诸项工作。不久，排练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李克农领导的枣园文工团，不是一般意义的文艺团体。其中的演职员大多是在中央社会部接受审查的人员。1943年春天，遍及全党的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许多热情奔向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因为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本人经历以及各种政治问题，一时说不清楚，又得不到充分证明的，都要受到严格审查。延安中央机关的部分受审人员，被集中到西北公学“办学习班”。
　　西北公学原是中央社会部创办的一所专门培养情报和保卫干部的新型学校。李克农兼任校长。整风开始后，西北公学停止了专业课程，变成审查干部的专门“学校”。
　　当时的中央社会部部长，正是大名鼎鼎的以整人为特长的康生。他既是全党整风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又是中央审干工作的实际领导人。在审干过程中，康生主观臆断，肆意夸大敌情，未经中央集体讨论就在延安掀起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毛主席及时发现了“抢救运动”的错误，迅即发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指示。随后，党中央正式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才使审干工作健康、稳妥地进行。
　　中央社会部是政审的主管部门，李克农是副部长，直接受康生的领导，又具体负责西北公学的审干工作，难免不受错误决策的影响。但在实际工作中，他始终遵循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原则，在职权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少讲空话，多办实事，避免一些错误，减少党的损失。中央纠偏后，他又积极领导和组织甄别定案工作。
　　在甄别定案过程中，被审查人员处在紧张和消极不安的情绪中。审干工作还要进行多久？谁也不知道。看到受审查的同志大多是有知识的专业人才，长久下去，专业荒废，人才浪费，李克农感到实在太可惜了！他决定，在西北公学成立文娱科和联络科，按业务专长把这些同志组织起来，边工作，边学习，边生产，边审查。
　　西北公学集中了一批文艺人才，分别来自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青年剧院、评剧(京剧)院，其中一些人被屈打成“特务”、“内奸”。李克农亲自指派曾经从事红军宣传工作的汪东兴担任文娱科科长。按照李克农的意见，汪东兴把三四十名文艺工作者集中到文娱科，分设编写组、演员组、音乐组和剧务组，人尽其用。文娱科对外称文工团。因为中央社会部位于枣园后沟，人称枣园机关，文工团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冠以“枣园”的大名。
　　其实，李克农本人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艺人才。他酷爱文艺，喜欢摄影。在中央苏区时，他曾上台说相声，演双簧。他扮演的滑稽博士，令人捧腹绝倒。在他的领导下，枣园文工团白手起家，演出了一些很受边区军民欢迎的优秀剧目。毛主席高兴地称他们是“枣园秧歌队”，并为他们题词：拿锄头生产劳动，用文艺宣传群众，能文能武，是中国革命文艺战士的典范。李克农派人买来一丈多长的红布，做了一面横幅，上面写着“枣园秧歌队”几个大字。他把文工团的全体团员召集到窑洞前，在“枣园秧歌队”的横幅下，为大家拍摄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第一次彩排，演员们洋相百出，心灰意冷。李克农一把抓住“牛鼻子”，使大家重新燃起激情
　　话剧《前线》的排练演出并非一帆风顺。当年，陕甘宁边区物资匮乏，尽管社会部领导特批的60万元边币（约合60大洋）的总制作费，在当时已经是个不小的数目，但完成一部话剧的制作任务却很困难。文工团的同志们集思广益，提出借、代、做、省四字方针。比如，演出化妆用的油彩，就是化妆组的女同志跑遍延安各个山头，采掘到各种颜色的风化石片，经过碾碎、磨细、过滤、烘干等多道工序，再用油脂调和才制成的。
　　8月初，《前线》正式彩排。李克农请来剧本译者萧三，以及李伯钊等延安文学、戏剧界的著名专家来审查。结果，长达4个多小时的演出却不尽人意，出了不少洋相。一些专家提出了尖锐的意见，多数评审者只是含蓄地说：“同志们很努力，演到这个水平已经很不容易了。”演出“砸锅”了，大家心里都很难受，又听到这些软硬不一的批评，演员、导演和文娱科的同志们都受到很大的打击，情绪更是一落千丈。
　　第二天一早，李克农在西北公学礼堂召开文工团全体会议，总结经验，给大家鼓劲儿。看到在座的一个个无精打采，他问：“怎么，大家一夜没睡觉吧？”然后提高嗓门说：“来，大家先唱个歌，提提精神！就唱《八路军进行曲》！”
　　随着嘹亮歌声的响起，人们心中的愁云渐渐散开了。
　　李克农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就是：“有人说昨天的演出是完全失败了。这个结论我不同意！我认为昨晚的演出基本成功！”在场的人全都怔住了，几十双眼睛一齐注视着李克农。
　　他接着说：“为什么说是成功呢？因为它检阅了我们队伍的实力，为今后搞好演出找到了差距。失败的情绪没有根据，也不符合事实！当然喽，我们在艺术和技术上还达不到要求，其中有许多客观原因。”
　　李克农主动检讨了领导责任。他说：“由于上级拨给的经费很少，给大家演出带来许多困难，比如，大小道具都是凑合着代用的，舞台上连一块布景幕都没有；照明汽灯数量少不说，演出中还出了毛病；咱们的戈尔洛夫总指挥，连一把舒服的沙发椅都没的坐；再说音响效果也不像，大炮是敲鼓，机关枪是敲钢板；服装是东借西凑的，演员一出场，哪里像红军战士，我看，倒很像日本鬼子；用猪油调出的油彩怎么行？一出汗肯定成了大花脸……”说到这儿，李克农自己笑了起来，引得全场一片笑声。　　

谈到演员，李克农说：“在我们的队伍中，除了五六个人有专业演出经验外，其他都是外行。过去，我们演的是中国农民，现在要演外国人，看到下面那么多观众看着自己，就觉得不好意思，越发紧张起来，连台词都忘了，位置走错了不说，下场时，连门都找不到了。因为是‘赶着鸭子上架’嘛，平生第一次上台，谁也避免不了紧张。”
　　说到这儿，李克农把话锋一转：“但是！我们把戏演下来了，而且越到最后，越沉稳、越投入、越认真。越往后看，我心里也越有底数。我相信，只要经过重点排练，我们演出的业余水平一定会突破，这一炮准能打响！”
　　讲话结束了，在场的每一位同志都觉得茅塞顿开，对演好《前线》充满了信心。
　　为了使枣园文工团适应由广场活报剧到舞台大型话剧的转变，李克农一把牵住了“牛鼻子”——加强改善组织领导。由科长汪东兴亲自挂帅，抓第一线的工作，与剧组的导演和演员共同制订修改方案，作出全盘规划。李克农自己也四处奔走，八方求援，千方百计地寻求技术和物质上的帮助。
　　为此，社会部图书资料室积极为剧组收集资料，找来了苏联《真理报》和《红军报》刊登的话剧《前线》的剧照和评论文章；苏联驻延安联络组送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战地照片；三五九旅旅长王震派人送来部队自己纺织的毛呢料，用来制作苏联红军的军服；军委总后勤部负责人叶季壮和杨立三慷慨赠送了数十丈青蓝色的阴丹士林布，解决了幕布的难题；中央机关、总政治部、边区政府、西北局、中央警备团等单位的首长和领导同志，送来了自己的苏式皮靴、照明汽灯，以及制作道具的木材等等。
　　为了保证演出高品位的优质作品，李克农特邀苏联塔斯社驻延安工作人员葛利亚和枣园机关懂俄文的冯铉同志，对《前线》原译剧本，作了更加口语化的翻译校正。葛利亚还向剧组介绍了《前线》所反映的战争背景、苏联人民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感人故事，以及苏联红军的军风、军纪、生活细节和言谈举止特点等等，启发演员的创作激情和艺术想象力。在排练过程中，剧组还把军事操练作为必修课，塑造的角色更富有军人的品格和气质。
　　李克农还发动枣园机关内部的能工巧匠，参与设计制作工作，成立了木工制景组、美术绘制组、服装制作组、化妆设计组、战斗音响效果组。化妆组的同志们精心制作了外国人的金色假发、八字胡须和大鼻子。

　　

演出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落下帷幕。李克农刚要征求意见，毛主席一挥手，大声说：“到处演！”

　　

　　9月中旬，《前线》话剧进入复排合成。这次彩排，李克农没有请“外人”来观看评点，而是枣园机关党委、西北公学的领导和部分同学代表进行评审。按李克农的说法，叫作自家人先观赏品尝。
　　这场重新亮相的演出一气呵成，出人意料的顺利。演出后，李克农亲自主持座谈会，他说：“我们不要长篇大论，大家直截了当，肯定成绩，指出不足，提出建议。剧组的同志们也把演出中的困难提出来，咱们就地解决！”参加审查的领导和观众发言踊跃，一致肯定了这场演出。
　　听了大家的意见，李克农非常高兴，站起身来，热烈地鼓掌。他说：“我为你们叫好！这就是我观后感的全部内容。今天的演出体现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志气！”
　　这时，李克农又把脸转向导演组和演员们：“人常说‘熟能生巧’，熟就是要多操练。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多操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当着广大观众操练，让观众品头论足，给我们打分！”李克农停顿了一下，面向全场慷慨激昂地说：“为了在观众中多操练，我们的《前线》应正式跨入内部演出阶段。内部的观众批准了，将来还有‘大行动’在等待着我们！”顿时，会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话剧《前线》在枣园机关礼堂操练演出了五场，场场爆满。消息不胫而走。9月下旬，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首先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中央首长和中央机关安排了四场正式演出。
　　周恩来副主席高兴地观看了第一场演出。第二天，他就把剧组的导演和主要演员请进自己的窑洞座谈，对大家进行了热情的鼓励和指导。周副主席特别强调要深刻认识演出《前线》话剧的重要意义，他说，批判现实，追求理想，是毛主席首肯的两种积极的文学艺术精神。革命的领袖人物在历史时代发生伟大变革之前，总是高瞻远瞩，科学地预见其转变的内外因素及胜利的前景。毛主席把《前线》提到全党认真研究的地位，这是他的战略思想的体现，就是要我们的党员和干部提高思想水平和政治素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9月29日晚上，毛主席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枣园文工团演出的话剧《前线》。毛主席不时与坐在身边的刘少奇轻声议论着剧中的人物。随着剧情的发展，毛主席一会儿热烈鼓掌，一会儿频频点头。全场观众哄堂大笑，毛主席也在笑……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演出落下帷幕。毛主席转过身来，握住李克农的手，连声称赞说：“演得好！”
　　李克农还想请毛主席提意见作指示。
　　毛主席一挥右手，作了一个习惯的手势，大声说：“到处演！”
　　随后，枣园文工团又在中央党校、陕甘宁边区等处巡回演出。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彭真说，《前线》对中央党校来说更加重要，这里集中了党内各个历史时期的干部，各方面军的干部，各根据地和白区的干部，还集中了在延安学习的全体“七大”代表。毛主席向全党推荐《前线》话剧，是让我们大家都来思考一个问题：新生事物总是要代替旧的东西，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是我们革命事业、人民解放事业取得胜利的规律。中央党校六个大部的学员，加上公务人员共6000多人，全都观看了话剧《前线》，不少人还看了两遍。
　　当时，延安有两台《前线》同时排练演出，一台是鲁艺与中央党校联合演出的，被称为“联合剧团《前线》”；一台则是社会部文娱科组织首演的，被称为“枣园家《前线》”。在边区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能组织庞大的人力同时上演一出戏，的确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而枣园文工团的《前线》先声夺人，则要归功于李克农非凡的魄力和远见。
　　 李克农为大家做好事，查清了众多悬疑之案。“戈尔洛夫”也成了人们政治生活中常用的代名词
　　大幕落下，曲终人散，令人忧心忡忡的审干甄别还没有结束，走下舞台的人们从激情澎湃的剧情中，又回到各自私密的心灵世界。枣园文工团的主创人员黄钢就是其中的一位。
　　黄钢来延安之前，曾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属的中央电影场担任助理编辑和新闻电影组代理组长。更为严重的是，他进入中央电影场做见习生，是由国民党文化巨头张道藩向场长张冲介绍的。张冲是国民党中统机关的特务头子。在整风运动中，黄钢无可争议地被送到西北公学接受审查，随后又成了“抢救”对象。黄钢自以为反正是党内审查，不必硬顶，先避过风头再说，就“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还编造了一段张道藩如何派遣他来延安的离奇“过程”。
　　李克农基本了解黄钢的情况：他是革命烈士黄负生的遗孤，生在武汉，幼年时受到恽代英、陈潭秋和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的关怀。1938年，21岁的黄钢来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随后在《解放日报》当记者。这样一棵红苗苗，怎么能陷入国民党特务的泥潭呢？李克农及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1945年春节那天，两位从枣园前院参加除夕晚会归来的女团员，一清早就敲响了黄钢窑洞的木板门，大声地叫道：“黄钢，快起床！毛主席关心你啦！”她们兴冲冲地走进窑洞，告诉黄钢：“昨天晚上，毛主席问我们：‘你们那里不是有个黄钢吗？为什么他不写东西了？你们告诉他，可以继续写东西嘛！”
　　黄钢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这时，他才明白，在“抢救运动”高潮时，李克农为什么召他去谈话，为什么严厉地批评他。
　　《前线》剧组唯一的女演员、苏联红军女护士的扮演者——倪冰，也是在西北公学接受审查的“学员”。按常理，倪冰的社会关系简直太复杂了，她的母亲竟是宋美龄的嫡亲表姐妹。审干时，倪冰所在的党组织一口认定，倪冰的父亲很可能是国民党的大官。
　　这位曾经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燕京大学的学生、中共延安县委宣传科长，也被送到西北公学隔离审查。沿着通向枣园后沟弯弯曲曲的小路，倪冰仿佛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话剧《前线》开排后，倪冰得到一个令她难以置信的消息：文娱科汪东兴科长通知她去扮演苏联女护士。倪冰暗自高兴，这回可离开学习班了，最好永远不回去！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当《前线》演出全部结束的时候，倪冰的心情也愈发复杂起来。
　　一天，李克农找她谈话，开口便说：“谁叫你说了那么多瞎话呢！”转眼间，他又微笑起来：“快回原单位过组织生活吧！”
　　几天后，有人通知倪冰去杨家岭找邓颖超大姐。邓大姐热情地询问了倪冰的工作和学习情况后，告诉她说：“恩来同志在重庆了解到，你的父亲是个旧文人，没有什么政治问题，回去告诉党组织吧！”
　　倪冰被落实政策了。她仿佛突然悟出了一切，对李克农充满了感激之情。
　　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在陕甘宁边区活跃了两年的、家喻户晓的枣园文工团随之被撤销，那些受审查，经甄别，重新受到重用的干部，其中一些人回到文化、艺术界和新闻界，也有一些人留在公安、情报系统工作，成为党的骨干力量。
　　一台话剧的演出，竟然造成这样强烈的反映，这样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其中不少演职员还处于被审查的状态，令人难以想象。话剧本身引导人们去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人们常常把现实生活中那些墨守成规、不求进取、狂妄自大、摆老资格的人称为“戈尔洛夫”；把那些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说空话、讲假话的人称作“客里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戈尔洛夫”和“客里空”成了延安乃至全国许多解放区政治生活中常用的代名词。　　

（见《李克农传·排演苏联话剧〈前线〉》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