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契约与财富分配通论

序  言　　

在思考这篇文章要表达的思想时，各种思绪像针一样刺痛着我的神经，很多想法时不时如流星般划过。可每当回头搜寻它的踪迹，又感觉并非自己想要表达的，或不是自己现在想要表达的，那种快要触及却又触摸不到的感觉一直如影随行，不断的引诱着我。

这种思索虽痛苦，但也充满诱惑，如飞蛾扑火般就算明知结局是悲凉，也无法抗拒死亡前那一刻所看到的。如偶有所得，则寄予表达自己来获得燃烧般的自我满足和欣快，便留驻成文字，渴望与人分享。

世间很多事，因为对问题的核心缺乏认识，走了很多弯路，导致各种悲剧。而世界充满如此多的未知因数，事情又总是在不断变化，唯有抓住核心，才能真正掌握其规律。

人类社会的核心是权力，周围围绕着契约和财富，即以此为本文题目，以另一种途径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之路。

　 　

引子　　

鲁迅读完24史就只感到“吃人”二字。吃人只是表象，权力才是其核心。　　

24史充满了血腥与杀戮，人命在帝王霸业中，通常只是作为一种争斗的成本来进行计算。只要收益大于成本，性命就只是一个数字。无论历史怎么演义，王朝怎么轮回，杀人都是其中的主旋律，难怪24史让人感到的就只是“吃人”。　　

我们再细细读这些历史，进行堆砌，发现不仅仅是吃人这么简单，那些残酷的争斗更多时候是围绕家族成员之间展开，父母子女之间互相残杀，兄弟姐妹之间不共戴天。我们来看几个历史片段：　　

秦始皇出游南方病死， 秘不发丧，在赵高与李斯的帮助下，胡亥杀死兄弟姐妹二十余人，赐死大哥扶苏后当上秦朝的二世皇帝。　　

北魏时期五胡乱华中的鲜卑族，先是清河王拓跋绍举兵造反，将其老爹拓跋珪杀死。远在外面的拓跋嗣听说了于是带兵打入宫中，杀死了哥哥拓跋绍。在北魏壮大后，为了避免汉初吕雉外戚家族当权、汉末王政君外戚家族王莽篡汉的事件发生，便定下了凡是儿子被册立为储君的都要将其生母杀死。惟独胡太后产下元诩后，侥幸逃过被杀的命运。但历史却以黑色的幽默来最终证明先辈定下杀储君之母是何其正确。 当上皇帝不久的孝明帝元诩，在十九岁时，即在权力争斗中被其生母胡太后毒死。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为了权力，亲手扼死长女陷害王皇后，使其被贬为庶人；武则天在跟儿子李贤争权获胜后，把儿子贬到边关，仍怕其卷土重来，又找人传令逼其自杀。　　

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被自己的儿子所杀。

世界各国也不例外：

俄罗斯在未完全统一前，他的最高权力大公一旦去世，对于新的大公权位的争夺，几乎无一例外都会导致一场家族内部惨烈的自相残杀。

……　　

类似的事件散落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看似与文明冲突，却又显得理所当然为大家所接受。他们不断的发生，却也共同赤裸裸的展现着一样东西。我们进入大历史观后才能更好的看清它，把它变成钥匙。　　

苹果从树上脱落，不只是会掉在地上这么简单，首先关系到一个苹果树所在的位置，眼中只有一个地球，苹果掉在地上也就变成理所当然。如果能心怀宇宙，苹果就能掉在宇宙中任何一个地方，也能漂浮在太空，原因是引力。　　

以同样的心态来看整个历史，就能超脱苹果树和地球，明白这把钥匙就是权力，它就是我们理解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核心。皇室成员之间的杀戮源于对权力的争夺，对其地位最具有替代性的家人，首先是权力的竞争者，有亲情的皇家成员骤然之间流血五步也就成为必然。　　

对家人尚且如此残忍，何况天下其他人；但当权力不受威胁时，也能虚怀若谷容其天下，类似于李世民这样的君王也很多。　　

人性和权性如此复杂的集于最高统治者身上。跟普通人相比，这些位居高位者的不同更多在于拥有的巨大权力，权力越强者权性越明显。　　

如果我们把人性和权性分开来看，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那就能剥去历史色彩斑斓的层层外衣，看到一个一直在出现、一直如同苹果落地般理所当然，却没有被真正认知的世界。

 以权力为钥匙，大国的兴衰、历史的轮回就能更加直白的呈现在我们眼前。

　 　

权力的初解释　　

那么权力是什么？权性是什么？个人定义不同。只对其特征进行对比和描述，反而更有助于理解。

人是有生命的，人性表现于所在的人，生命的消失，此人对应的人性也就消亡；权力也是有生命的，如同寄生虫一般寄生于人，它的特征表现为权性，人生命的消失，此人拥有的权力却能被新的宿主所吸附。

作为生命需要食物，人就是依靠各种食物来生长、壮大和维持生命的；在权力的生存竞争游戏中，权力作为生命，同样也需要食物，来生长、壮大和维持现状。

权力的主要食物有两种：其它个体的权力和财富。

其他个体的权力是权力的食物这样来理解：两个平等的人在一起不存在谁的权力为食物，当其中一个人能够命令另一个人做什么，不让他做什么，那么前者就有了更大的权力，后者也就失去了部分权力。后者失去的这部分权力，也就成为前者的食物，前者的权力因获得食物也就变得更强大。

当一个人能够命令他人做更多什么，禁止做更多什么，他的食物也就越大，他的权力也就越大；当一个人能够命令或禁止更多的人做什么，他的食物同样更多，他的权力同样变得更大。

财富作为权力的食物有其独特性，后面我们再做详细解释。　　

　 　

线形权力食物链　　

权力有生命，就有生命体的特征。生存是第一要义，就需要追求使自己变得更强大，才能减少敌人，获得更多的食物。　　

那么谁来提供食物，谁获得食物；那么权力食物是如何在主体之间传导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自然界的食物链。　　

A—》B—》C—》D—》E—》F　　

符号—》表示被吃或是食物的传导方向，各级生物以下级生物为食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食物链。　　

对人而言，如果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家庭便构成了社会的细胞；如果要让整个社会成一个有机体，能够有条不紊的运行，就需要血缘关系以外的东西把各个不相关的主体关联在一起，这个东西就是权力。权力就是这个社会的链条，把全社会的主体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　　

如果这个链条的最大权力由最强暴力产生，再由它产生如金字塔般权力逐级变小的权力结构，那么这个链条就是线形权力链条。在这个链条上，权力按照大吃小的捕食规则形成的就是线形权力食物链。线形权力链条形成的社会关系就是线形权力社会。　　

线形权力食物链在捕食关系上跟自然界的食物链类似，也用上图表示。　　

A处在最底端，只提供权力食物，不获得权力食物。BCDE在获得权力食物的同时，向上级提供权力食物。F只获得权力食物，不提供权力食物。　　

A的数量最为庞大，称之为权力底层。该阶层最少要求保留的权力叫“底层最低权力边界”。其特征为当保留的权力一旦低于这个标准，便不再愿意提供权力食物。这个“边界”当然不是固定的，因人而已，同一个人也会因为外界的条件而发生改变。但所有A的边界差别不明显，随外界的改变也相当缓慢。　　

BCDE获取权力食物的同时，也向上传导食物，我们统称为权力阶层。该阶层每一级的数量越往上走越少。他们的权力边界标准非常模糊，因人而已，因环境而不同，因时间而变化，变化的速度随着级别的提高逐渐加快。越在上的阶层，主体拥有的权力越大，获得的权力食物越多。　　

F处于权力食物链条的顶端，是这个食物链条的最大权力，它是这个具体权力链的缔造者，也是该链条的最大受益者。他的职责不只是获取权力食物，更重要的是保持整个权力链条的存在，因此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防止底层权力边界被打破，不愿再提供权力食物；二是防止权力阶级的过度膨胀，超出自己的控制，尤其是部分高层权力拥有超过自己的强力。　　

这个权力食物链条中，权力的捕食方式为，权力小的主体不断向权力较大的主体提供食物，损失自己的部分权力。权力食物就是这样从底层的主体开始向上传导，但是食物在传输的过程中，大部分被中间层的权力阶层所占有。　　

底层权力依靠“底层最低权力边界”而生存，并想方设法摆脱底层权力变成权力阶层；权力阶层的目标是不断获得更多的权力，不断向高级进化；最高权力不断获取最多权力食物的同时，尽力维持整个食物链的稳定。　　

这就是权力食物链条的最基本生存规则。　　

　 　

权力的高级生存法则　　

主体的权力再大，其作用范围都有限。要把一个主体的权力尽量扩张就需要对权力进行传导。权力传导的过程就是权力作用域扩大的过程，这个域中的主体就是权力链条的各个环节。　　

我们以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最高权力直接控制10个二级权力， 10个二级权力每人又去控制10个三级权力……，这样一直向下派生，直到权力的底层阶级。　　

在这个例子中，一个控制着10个权力的主体，它的权力来源于它控制的10个下级权力个体，这10个被控制的权力主体提供的权力食物组成了上一级权力。如果这10个权力大小均等，那么其中的6个结合成一个团体，这6人团体在权力总和上也就超过了上一级权力。下级权力要跟上级权力抗衡的最有效方式之一是联合。　　

人是社会动物，要在社会中生存，就必然处于权力链条中的某一个环节，任何人都是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独立于社会，拥有一定权力是在社会中生存必要的前提，权力低到一定程度就成为奴隶，虽有生命却与工具无异，不再具有主导自己命运的能力。对于社会链条而言，人与人最大的区别在于权力，主体的权力大小区别构成了社会的阶级。　　

主体如果没有足够的权力，又想获得权力食物，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上“依附”，依附于更高的权力。依附的权力越大，自己所处的权力层级也就越高，权力食物自发向权力高层流动如同水流向下一样是其固有特性。　　

如果把这个权力的金字塔结构放之于社会，它就是政府；他们之间的生存竞争游戏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　　

　 　

人性和权性　　

人性很复杂，但其核心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各种各样的欲望组成的，生存的欲望，繁衍的欲望，满足的欲望，占有的欲望，成功的欲望……　　

权性很简单，为了生存而变得更强大。如同自然界中最简单的、最低端的微不足道的原始生物。　　

如此复杂的人性和如此简单的权性共同存在于一个主体，以至于我们没有考虑过权性的单独存在，或是把它当成人性中很小的一部分。　　

人性和权性在同一主体身上又结合得如此完美，这也是他们能长期使用同一宿主，而不被我们单独察觉的原因。　　

权性在满足自身膨胀壮大需求的同时很好的满足了人性的欲望。权力越大，满足的欲望越多，满足的欲望越彻底，欲望也越正当。权力上瘾就在于欲望能不断得到满足。　　

同样权力所恐惧的，往往也是人性所恐惧的。权力斗争失败后，财富的失去，自由的失去，甚至是生命的失去，这些也是理性的人性所不能承受的。　　

权性和人性就被这些共同的利害绑在了一起。　　

当一些行为选择要么违反主体的人性，要么违反权性时，冲突诞生了，冲突的产生在于行为选择的结果只能符合人性和权性中的一方，并且损害另一方。　　

这就需要主体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判断，人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人性更是复杂。单以人性来看，对各种行为选择的原因很多：获得利益，符合道德，符合规范，符合习惯，满足情感，心情愉悦，成就他人，有利社会……。如果单以权性来看，简单明了：为了强大获得更多的食物。　　

这种选择，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解释更好理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在冲突中，有利于权性的行为选择，主体获得食物，权力更强，在权力结构中获得提升；而有利于人性的行为选择，主体失去食物，权力缩小，在权力结构中被迫下降。　　

在无数充满冲突的行为选择后，选择符合权性行为的主体不断向上提升，获得更多的权力；选择符合人性行为的主体不断失去权力，在权力结构组织中不断沦落。这种想象让我们把政治家是谎言的代名词，就在于他们的话是为权力服务而不是为人性服务。　　

有幸爬上权力金字塔结构顶层的群体中，人性和权性冲突的行为选择更激烈。这些冲突牵连到的权力更庞大，权力食物更多，爆发的冲突不断挑战人性的极限。权力结构金字塔顶端的王，拥有无上的权力并且唯一。这使得一些行为选择的冲突最终突破人性的极限，如果父母兄弟姐妹子女在权力争夺之列，也皆为可杀之对象；对权力争夺失败的一方，为防止卷土重来，诛九族，是必须的手段；对挑战王权的主体，其处决的方式充分发挥了人类想象力，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凌迟，五马分尸，腰斩，铁刷子刮皮，抽肠，剐皮……是常用手段。　　

这一切只是极大的权力以极端的方式向天下昭示：我——最高权力，神圣不可侵犯。这些最高权力大多是经过“千锤百炼”才能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早已具有“政治”上的成熟，不是人性能够控制的。当然，权力主体愿意展现给世人看到的，仍然是其人性的一面，这更有利于主体权力的生存和膨胀。　　

这就是达尔文物竞天择的结果：适应权力规则的主体，能获得更多食物，爬到权力结构的上层；不适应权力斗争的个体，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逐渐沦落权力结构的下层。　　

　 　

权力的第二食物——财富　　

在社会中的个体，生存是一切的底线。人从诞生的那一刻起，获取食物是人的本能；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对食物的追逐逐渐演化成对财富的获取。　　

对多数常人来说，财富即人性的第一目标，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也。用司马迁的话讲就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人性和权性共同依附于同一主体，主体的存在是人性和权性存在的前提。对财富的获取也就从人性的第一目标转变成权性的第二食物，这既保证了所依附的主体的存在，又因为与人性有共同的目标，使两者结合更紧密，在行为选择上产生方向一致的动力。　　

权力组织之所以对整个社会的捕食无孔不入，就在于其庞大，在于它由很多的主体组成。而这些主体要形成一个权力整体是需要黏合剂的，就如同无数的砖块要变成一堵结实的墙壁石灰水泥必不可少，否则一推就倒。　　

财富就是所有权力结构组织中最好的黏合剂。　　

权力结构组织是以线形方向金字塔的结构形式存在，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底层最大，越往上主体数量越少，那么这就使得每一级中，能获得向上提升的个体是少数，大多数主体一辈子可能都处在同一个权力等级。这与以不断膨胀获得更大权力向上提升的权性是冲突的。　　

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之一是，在底层能够承受的前提下，让权力组织变得更加庞大，创造更多的权力岗位。就现代社会来说，因为有更多的社会组织，更容易做到，于是除了政府部门是官外，企业的是官，学校的是官，慈善组织的是官，银行的是官，医院的是官，各个体育协会的是官，各种行业协会组织的是官，连作家协会的都是官，……。　　

官多了，就如同插入底层权力的管道，无孔不入，有利于吸收更多的食物。这对权力组织来说是有利的。有利的事情就愿意去做，也容易实现。于是官越来越多。　　

但这只是治标的方法，无论权力结构组织怎么膨胀，都有一个限度，不会无限制的膨胀来满足主体的需要。超过了底层的承受能力游戏也就结束了。　　

对于那些无法继续在结构组织中向上提升的主体来说，他们的权性在一定限度内不能再获得更多的权力食物，于是权性在饥饿的时候，最大的可能就是转向权力的第二食物：财富。经济学家说的权力寻租，在实际社会中，只不过是权力为了生存和发展追逐的第二食物而已。　　

既然权力和财富同样是食物，在某些时候就具有一定的共同价值，不同主体对这两种食物的不同需求程度就自然而然的促使这两种食物产生交易，也就是我们说所的钱权交易。如果交易能让参与方获得各自更大的价值，从理性的角度来讲，主体双方就会积极主动的去寻求这种交易。　　

这种交易跟普通的商品间的交易又完全的不同，提供权力的一方并不会因为完成交易而损失权力，反而凭空获得了财富；而提供财富的一方获得更有价值权力，这个权力将来又能产生更多的财富，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遗憾的是，交易之外的其他主体必然是这种交易的受害者，这类似与经济学上的外部相关性。如果交易之外的受害者无法阻止这种交易，那么这种交易必然会无限蔓延。要阻止这种交易唯有靠更大的权力，但在线形权力社会中，受害的是下级权力，不可能比参与交易的权力大，把希望寄托于更高级权力就形成了线形权力社会特有的上访文化。　　

权力获得更多的财富跟许多因素相关，但主要的因素还是权力的大小。权力越大，就越有能力获得更多的第二食物：财富。　　

财富是我们看得见的，就如同漂浮在海面上的浮标；权力是肉眼看不见的，就如同沉在海底的锚。他们当中：权力以财富为食物；锚牵引着浮标。无论风怎么吹，浮标总是围绕着锚的四周在运动。　　

如果以海岸为权力和财富的起点，离海岸越远权力越大、财富越多，那么财富的多少几乎完全取决于锚所在的位置。锚处在离海岸近的地方，所得的财富也不会多；如果锚处在很远的地方，要想不占有太多的财富也难。　　

权力在一定时期，一定环境下其财富的捕食能力也有一个标准的，虽然这个标准不为我们大多数人所接受和理解，既然不接受，那就依据公平公正的愿望，制定各级权力名义上应该取得的收入标准。为了保证这个标准，开展各种运动，对着浮标吹各样的风，风的方向都朝着海岸线，因为浮标和锚之间的绳子有弹性，风确实能把浮标吹动。　　

但开展运动，是有成本的，有时成本还大到无法承受；风刮大了，引起的惊涛骇浪，是会造成灾难的。并且运动不能一直开，风不能一直刮。需要一段时间的风平浪静来修养生息，万物才能正常生长。风平浪静之后，浮标会回到锚所在的位置，当初被吹得越远的浮标，反弹也越猛烈。　　

朱元璋治理腐败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时期，对贪污金额超过一定数额，立杀。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杀到后来，都无人愿做官，做官反而是被逼的，出门前抱着老婆孩子边哭边道别，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来。

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该年同批发榜派官三百六十四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六人，余下三百五十八人待杀，真是无一纰漏。　　

杀到后来，连朱元璋也崩溃了，怎么也想不明白人性的贪婪，这些人怎么一个个都不怕死，好不容易早上才做官，晚上就开始贪，第二天杀掉一批，马上又来一批，杀也杀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一切也跟当时的环境有一定关系，首先是明朝的正式工资极低，基本无法保证正常的生活。一个绝对不贪的海瑞，当了县令多年，连肉也吃不起，有一天母亲过生日，在肉摊前徘徊很久，终于买了点猪肉回家，成为当时轰动全县的新闻。　　

如果穷得连肉都吃不起，财富成为绝对的稀缺品后就有极强的诱惑力。为官者既然手中拥有向下获取财富食物的权力，权性因过度饥饿对食物的贪婪也就有可能战胜人性对贪污后被杀的恐惧。老鼠看见捕鼠夹上的肉，明知有危险，也忍不住去偷食，何况是那么聪明的人呢，总会忍不住去琢磨那些又能吃肉又不被发现的好方法。　　

一旦浮标偏离锚的位置太远，浮标被牵引着朝锚的方向移动的力就很强。这种财富的多少与权力大小严重背离的设计，使权力愿意为了一点点财富都愿意背负杀头的危险去获取也就可以理解了。　　

人是社会动物，要在社会中生存，就需要消耗一定的成本，这个成本就是主体拥有的财富，拥有一定财富也是在社会中生存必要的前提。当拥有的财富低到一定程度就容易成为食物的奴隶，为了维持生命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无数权力。对于社会而言，人与人最大的区别在于权力，而一定财富是权力的必要保障，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永远不会有政治上的独立。　　

财富和权力的游戏，财富只是表象，权力才是实质。解决财富分配严重不均光盯着浮标是不会有多大作用的。　　

　 　

权力高层的治理　　

在线形权力食物链中最高权力来源于掌握的最强军事实力，最强军事实力决定了最高权力的产生，也是这个链条一直存在的保证。如果以权力来完成食物在整个链条中的分配，最高权力主体却不是决定因素。因为就个体而言，最高权力主体的权力最大，底层主体权力最小；就总体社会而言，权力食物绝大部分都是由底层提供，底层的总体权力是最大；但就形成的结构而言官僚阶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强大权力组织。　　

如果只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单靠最高权力主体是否能完成财富比较平均的分配呢？我们来看，历史上两个财富分配差距较小和权力分配比较特殊的时期：明朝的万历时期，新中国的毛泽东时期。　　

万历是以放任不管来缩小官僚数量和其权力，减少对底层权力的捕食；毛泽东是把底层百姓的权力增加到一个极限来对付官僚阶级。

万历时期的宰相张居正是整个明朝最杰出的官僚了，具有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是那种能凭一己之力就能挽大厦于将倾的人物，他死后只一句评语已足够：世间已无张居正。

作为万历皇帝的老师兼偶像，一直像神一样存在着，　张　老师也以身作则教育万历要节俭和正直，连给随从一点赏钱都要写欠条。在张居正死后不到两年，不断遭人弹劾，直至被抄家，结果抄出大量的金银玉器古玩书画，　张　老师身前的奢华也逐渐被世人所知。明朝最出色的官员（没有之一），万历最信任的人就这样坍塌了，可想而知皇帝的心情：世间本无可信任的官僚。此后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这跟　张　先生应该有莫大的关系。想想　连张　先生都不可信，其他人也就那样了。　　

但万历做得更绝的是，几乎不任命新的官吏。以往制度，六部给事中五十余人，都察院一百余人的名额，可到了万历三十五年，分别只有四人和五人。都察院考勤都没人管，上班干活，全都靠自觉。中央六部，部长副部长加起来，一共只有四个。许多地方衙门里压根就没官，也没人收苛捐杂税，贪污受贿。

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因这个偶然的原因唯一次在中国得以实施，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出现了，这个时期不仅是政府管制最少老百姓最自由思想最开放的时期，而且是明代经济最好的时期，手工业、商业、文化、出版、教育、娱乐、色情业也全都欣欣向荣，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一次出现。

老子真是一个拥有大智慧的人物，能看穿大多数问题的根源在于权力，不治理虽有诸多缺陷，但治理需要更大的权力，拥有权力，如同身怀利器，杀心必起，带来的危害更大，两害相权取其轻，估计这是无为而治的由来。万历还在1587年，以“无为而治”为殿试的考题，希望找到懂得的人，可惜官僚都是奔权力而去的，哪可能无为呢。

万历的无为而治一方面使中上层的权力组织自然收缩，整体权力减小；另一方面，底层被吸收的权力减小，保留的权力自然增大。这一缩小和扩大之间，使各级权力差距大大缩小，整个权力组织能从底层吸收到的食物当然随着减少。财富的获得随之变成以创造为主，权力攫取为辅，财富更多的流入生产者手中，缩小了各个阶层的贫富差距，底层也因为有一定财富而变得相对稳定，虽然缺少政府的管制，但是此时的政府管制确实变得不必要。

无需GDP来证明，这个时期的经济也是极其繁荣的。这是张居正同志几十年呕心沥血想实现而未能实现的目标，被他的学生万历不经意间办到了。但是权力结构的特点决定它的消亡也是必然，这种权力对自我的压缩，违反权力的本性，只能是孤例，权力组织的膨胀是常态，收缩是偶然。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主要缔造者，在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官僚和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几乎没有间歇过。还顺带发明了一个“土互联网”——“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让中国老百姓获得最大的信息优势。针对刘少奇的 “以官制官”的原则，发动了“以民制官”。赋予老百姓极大的权力：游行、集会、串联、组织武装部……。          

这个时期，底层老百姓以出身的无权无钱无势为最大资本，来获得身份。这种身份被最高权力主体赋予的权力大到不需要中上层，自己组织一下就能轻松搞定各种官僚和地主富农。权力大小的巨大变化，使食物链的中间层和底层突然出现倒转：权力食物和财富食物反方向流动，中间层沦落为底层的新底层。

原先底层百姓的行为选择不再是遵守既定的次序，为上级提供权力食物；转而打倒上级权力组织，获得权力食物。同时从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财富食物的主要提供者，变成打倒原先有权有钱的中间阶级来获得食物。

这种权力食物和财富食物倒流的时间一久，其结果必然是：

一，因为被打倒的官僚数量少，形成的新底层数量就少，无法为新出现的庞大中间层提供足够的权力食物；于是各种新创造的罪名：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右倾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陆续登台，异类名单越拉越长，并自动延伸至罪犯家人，被新罪名打倒的人不断加入底层。但当这些还是无法填补底层应该有的数量和削减足够中间层的数量时，百姓之间又会分裂成立各种集团或武装部，人民之间“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武斗就出现了。

二，原本该创造财富的底层百姓不愿意也无法再创造更多财富，更多的精力是投入到权力食物的争夺中，造成的情形就是缺少足够的食物，大量的人饿死。

这是历史上所有阶层贫富差距最小、穷人权力最大的时期，却是经济发展严重倒退，社会财富急剧减少的时期，也是很多人因为饥饿而丧命的时期。

这两个最高权力的治理方式有些特殊，但他们仍然和其它大多线形权力结构组织的治理方式一样：最高权力起着很大的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各个主体的权力，各个权力阶级所拥有的权力大小对比关系。如果以财富分配来看这个社会各个阶层的命运，财富分配最终必是按照权力食物链上权力的大小关系来决定的，这一点不受最高权力主体的改变而改变，线形权力社会的命运，更多的是掌握在权力结构最大的官僚阶级手中，官僚阶级获得财富既可以通过对财富的捕食来获得，又可以直接与财富进行无损耗的交易。　　

一个帝国体系的繁荣于否，带有很强的最高权力者烙印。海纳百川的李世民、无谓而治的万历皇帝是底层的幸运；昏晕残暴的胡亥、征讨四方的汉武帝同样是底层不可抗拒的命。盼青天、盼明君是底层在这个食物链中无力掌控自身命运的现实选择。　　

　 　

权力底层的宿命　　

先介绍一下近代新出现的一种商业模式：传销。传销中个体获益的关键就在于其下线数量的多少，通过下线不断上缴的费用来获得收益。　　

传销游戏的规则就是不断发展下线，下线再发展下线，如此不断重复。如果不能发展出自己的下线，那么就只是为别人提供财富的对象。　　

这个游戏的特点是不能停止，长时间没有新的下线加入，整个链条就没有收入，于是整个链条崩溃，游戏结束。但其不断发展下线的数量也终有到头的一天，这个游戏的最终结局也必然是噶然而止。　　

传销的链条最终会灭亡是因为在这个链条中，财富一直是由下向上传输，而提供食物的下线不能无限增加。　　

那么方向上也是由下向上流动的线形权力食物链条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在世界各国的帝国基本是这种线形权力食物链，有的能存在一年，有的两年，有的十年，有的上百年，有的几百年，……影响他们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　　

线形权力食物链跟传销最大区别在于权力阶级掌握的军队，可以通过最强暴力来保证其最大权力的存在，这个权力食物链条要想存在得更长久，还必须保证底层的“最低权力边界”。在权力结构中主体对食物的争夺表现为：中上层不断捕食底层的权力和掠夺底层的财富。但这种掠夺和捕食都有一个边界，只要大家遵守这个边界，那么底层就能永远在这个位置向上提供食物，中上层就能获得到这个位置的食物，在理论上这个线形的权力食物链就能永远存在。　　

上层主体以权力来捕食，中下层同样会用权力来进行捕食，当上层权力以十一而税（古代的税率一般都是以收入的十分之一为标准），到了中层权力可能就是隐蔽的十二为税，到了最接近底层的下层权力就变成能十四绝不十三，直到这种捕食有破坏整个链条的危险。遗憾的是，食物链的信息传递的方式也是线形传递，越是权力的上层获得的信息越是滞后。尾大难掉，对于包括很多环节的线形权力食物链条，当上层感觉到边界破坏的危险时，整个局势很可能已经超出了自身的控制范畴。　　

中下层原本就是上层权力攫取食物的重要管道，同时中下层拥有的权力本身也能对最上层形成强大的对抗。再加上数量和信息上的优势，就算上层权力有心也是无力，政令不出中南海从古至今。　　

从明末到清初的苏州府常熟县，因为官府借收漕粮的机会大势勒索百姓，多次被人上京告状（这个地方上访风气很重），很多次都成功找到领导了，领导也明确表态要严肃处理，为此还专门立石碑刻上“禁止收漕粮过程中勒索老百姓”等字样。数一数，现在保存下来的石碑都还有六块。如果问题解决了，又何需刻石碑；如果刻石碑真能管用，何至于重复立上六座！ 　　

我想石碑更多的意义是在向底层表明：勒索百姓的是地方政府，跟高层无关。　　

事实上，是权力就有攫取食物的能力，是权力就有他攫取食物的一个合理数量，并非说只能是权力值达到100的权力能够拥有100的食物，而权力值到达60的权力就得按规定只能拥有10的食物，这缺少的50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获取，不然就不是60的权力而是10的权力。　　

可遗憾的是，这个边界是整个底层的权力边界，而在实际的食物传输过程中，发生关系的却是主体之间或是小规模群体之间。这样就必然会出现一种非常可怕的情形，这种情形也是整个权力食物链条最致命但也永远无法克服的弱点。　　

在主体单独的对抗过程中，尤其是下层权力对抗底层权力的时候，按照大吃小原则，大的权力最合适的收益必然是能吃多少就吃多少，绝不少吃。而这个程度必然是会超过边界的。　　

实际社会中这种对抗很复杂，并不是简单的加减，为了方便理解，我们还是以数字举例简单说明一下。假如边界是8，一个下层权力的数值是10，另一个底层权力的数值是3，这个底层权力能够对抗的数值是3，那么下层权力就能攫取到7的食物。如果再加上官官相护，几个10的下层权力来对抗一个3的个体，权力3即使反抗还是注定了倾家荡产的命运。　　

在如此庞大的底层权力层中，一个单独权力被侵犯突破边界，并不会导致整个底层突破边界，也不会影响整个权力食物链。但对权力10的好处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不遵守规则并没有影响整个食物链和自己，带来的收益却全部是自己的。这种事情，直白的说：不做白不做。　　

从数值上来看，越是权力小的个体越是容易遭到侵犯，侵犯他的人遭到的对抗就越小，获得的收益就越大。　　

那么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就是监狱和拘留所，发生的对象是犯人和管理人员之间。犯人是几乎所有权力都被剥夺了的个体，管理人员的绝对权力很小，相对犯人来说却很大。例如，管理人员可以让新进来的犯人关进数间牢房中的任何一间：一些房间是空的，一些房间人很和气，一些房间人变态，一些房间有所谓的牢头狱霸。这个人的结局可能是独自睡，跟和气的人同住一屋，被变态的鸡奸，被牢头狱霸打残废。管理人员这个权力虽小，但对犯人来说却是天大，管理人员这个小小的权力在合理使用范围内就能对犯人带来天壤之别的影响，能在犯人身上获得巨大的捕食能力，只因为捕食对象的权力接近零。为了获得这种简单权力的巨大价值，这种权力在世界各国都是标价出售的，法学名词叫：保释金。　　

晚清时的李伯元在他的《活地狱》里有详细的描写，对缺少背景的囚房而言，为了在监狱离生存，提供大量的财富食物必不可少，以此来换得房间、铺位、桌子、正常的饮食、甚至是鸦片，只是价格比外面高得离谱。如果没有财富食物去交换最低的权力，那监狱就是真正的活地狱，各种离奇的待遇让人生不如死。          　　　　

在权力发生对抗的关系中，权力差别越大，需要支付的财富食物就越多，但也只能换来一丁点权力；如果无法支付财富食物，连生命权都没法保障。很可惜进到拘留所的多半是保释金都交不起的人，那么躲猫猫死，鞋带自缢死，喝开水死，洗脸死，冲凉死，做噩梦，激动死……，就是另一种“无权为力”下的正常。以数值几乎为零的权力对抗更大权力，又没有财富食物能提供，生命就成为支付的代价。

这种个别超过边界的掠夺行为在整个食物链中不可避免。被侵害的个体能够采取的策略如下：坚决抵抗，甚至不惜以命相搏；诉诸更高级权力。　　

坚决抵抗是无效的，因为这种抵抗意味着同整个权力规则相抗争，是一种打乱权力食物链游戏规则的行为，对手自然从个别权力变成整个权力组织，结果必败无疑。只不过让权力在获取食物的同时付出更多的成本,但自己付出的代价将更加巨大。同时不遵守规则的个体很容易被整个食物链抛弃，失去一切，或死或沦为囚徒。以个体来对抗对整个食物链造成的破坏有限，上层权力组织需要做的只是防止发生群体事件影响到整个食物链。　　

诉诸更高级权力（或曰上访），理论上用更高权力确实能制衡下级权力，但大多时候绝对是最无用的方法。一、权力食物链中，食物的传导由下向上，上层权力没有动机去阻止这种传导，反而更大可能是参与这种按权力实际大小的食物分配。二、上层权力要去阻止这种依据实际权力大小的捕食规则，就是对抗整个链条，不可能能获得食物链的支撑，最多的结果是孤军作战，最后被整个链条抛弃。三、下层权力阶层本身拥有很大权力，有一定的对抗能力，这种捕食行为往往是一个群体的联合行为，对抗需要成本，就算上层个别权力有心往往也是无力的。　　

这些因数客观决定了上访的基本无效。　　

底层个体选择上访是相对较轻的对抗行为，这种选择是因为还相信明规则和上层权力，这种信任不止减少捕食成本还是维持食物链条存在的原因之一。面对这种上访尴尬的是既不能做什么，又不能不做什么。什么都不做，可能导致底层的行为选择变成暴力抵抗；做得太多了，底层都来上访，各阶层的权力都没有食物了。　　

明朝的清官海瑞处理上访是出了名的，在任应天巡抚的时候，每天巡抚衙门被挤得像菜市场一样，人潮汹涌，人声鼎沸。司法史上的一个奇迹也在这个时候发生的，最多一天竟收到各地来的三千多张诉状。最后海瑞也被整个链条抛弃，连张居正都不再使用他，孤独的死于家中。　　

在现实中，底层不断上访得来的结局多是批示，从上往下的层层批示，批示的内容以“落实、查清”等内容为主。　　

这种批示是上层权力的最优选择，既可以安抚底层，又能避免跟下级权力对抗，无需承担对抗的成本。既不给底层过多的期望，也不至于让上访者绝望；既能威慑下级权力不要做得过了头，又能让其知道上级权力需要打点，使食物产生向上流动的压力。简单的说就是完全遵守了食物链的规则，符合规则的东西就容易推广。　　

底层从选择上访开始，就是选择的一条不归路。这个过程需要投入的财富成本和时间成本是巨大的，有的大到了超过个体的承受能力，倾家荡产再所不惜，只因还相信着什么，这种行人却使得底层的命运更加悲惨。　　

除了以上两种行为选择以外，超过边界的被侵害者还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放弃抵抗，放弃上访，完全按照权力的大小比例接受数量为7或是更多的食物掠夺。这样的选择不会产生额外的成本，是底层的相对最优选择。可是一旦这样的选择成为常态，潜规则也就逐渐取代明规则，为大家所接受，成为各个阶层行为选择的真正依据，线形权力结构组织中的“底层最低权力边界”也开始向下移动，权力差距拉大，财富差距加大，这是线形权力链条中权力不断捕食后必然的结果。　　

就现代社会来说，工业和农业收益之间的巨大差额，让土地从农用变成商用会产生更大的价值，世界各国的房地产拆迁和土地征用是这种权力捕食边界冲突的高发地带。平等的谈判交易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以权力做工具能把时间和成本都压至最低，还能掠夺更多的财富，这是上层权力无法抗拒的诱惑。　　

上层权力担心的只是个别冲突演变群体事件增加征用成本，幸好地方政府对司法、行政和媒体的控制让这一切发生的几率几乎为零，因此拆迁和征用很容易在线形权力社会流行开来。权力弱小的农民阶层和市民阶层在这场博弈中损失惨重，但无能为力，除了自焚以外更多的只能是接受，等待一个上层权力安排的征用价格。　　

缺少必要的权力，拿什么保卫自己呢？只能祈祷自己运气好，不遇到掠夺。如同徒手走夜路，只能祈祷不碰到强盗，碰到了最低成本的选择还是不抵抗交出财物。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古今通用。“匹夫”指没有权力的底层，“怀璧”指拥有的财物，“其罪”指获罪，原因在于权力大小的巨大失衡，这个句子还省略了一个主语：想获得财富的权力拥有者。拥有财富但又缺少保护财富的权力，对想获取这些财富的权力拥有者来说，前者就是有罪的。

放弃财富才是匹夫的生存之道，也是真实的写照。从春秋时期范蠡的“三聚三散”，到上世纪90年前后各地民营企业家纷纷向地方政府捐出自己的企业，再到征地、房屋拆迁，历史不断的重复，只因同样的原因。

从动物的本性来更好理解，一只土狗守着一大堆肉（此肉为土狗辛勤捕猎所得，法理上为它所有），旁边是一群狼，狼群后面是狮子。如果狼和狮子都饱得跑不动还好说，估计这种情况也不存在，一旦狼和狮子都有了以这堆肉为食物的欲望。土狗最好的选择是立刻放弃这堆肉，跑得越远越好；狼群最好的策略是大家各自叼起一块就跑，离狮子越远越好，当然不能叼得太多（捞过头了），得给狮子留下大头，否则狮子直接冲它而来；只有狮子才能坐下来慢慢享用，虽然狮子不曾劳动过，但它才是这堆肉的真正拥有者。

底层手中的土地本来只是用来解决自己温饱的农耕地，变成商用就超出自己权力能够拥有的范围了，如果手中的土地还是商业地段、旅游开发区，那就是更大权力体的目标了。这就需要底层懂得放弃，否则“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就是现实版。

经济学上资源的有限性同人欲望的无限性的矛盾，通过线形链条主体权力的差异性得到解决：税收、政策、潜规则分别来完成财富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分配；如果还不能达到权力大小比例关系，再通过拆迁和征地等暴力来完成财富的终极分配。马太效应的现象在线形权力食物链中反映更明显。不仅权力主体如此，权力聚集的城市也从大城市发展到超大城市，从超大城市发展到超大豪华城市，吸附整个链条的资源建成最好的医院、学校、娱乐设施、体育设施、交通设施、生活设施。

线形权力食物链中的底层，在这个财富多次分配的过程中,无论再怎么辛勤劳动，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必定永远待在“底层最低权力边界处”。超过这个边界的一切很容易就失去，普通市民从城市中心迁移到边缘；农民世代居住的美丽家园，也会因为权力的各种需要被征用。

线形权力食物链条中的一些底层，如果拥有大量财富，对权力阶层是种诱惑，必然会嗅着食物的香味而来，分而食之。这些底层最好的途径是以其部分财富食物为依附条件，选择上层权力为专供对象，直接为权力主体提供的企业的股份，这是他们的最优选择。警察、军官、政府官员以其权力为资本来拥有煤矿、娱乐场所、企业、作坊的股份就是最正常的事情，不是道德和政令能够控制的。

在线形权力食物链条中，随着权力不断的捕食，逐渐形成：以大小不等的权力为中心构成的多少不等的财富聚集圈。一个大家族中，有以权力为主要食物的强大个体，其他个体在其权力的辐射范围之内，以各种方式获取的财富才更多，更稳固。

　 　

官僚阶级的扩张　　

线形权力食物链自产生之日起，最高权力就在为其选择稳定又安全的食物传输管道而努力，东西方都曾把世袭的分封诸侯贵族制度作为最初选择。由这些诸侯形成的王权也确实足够强大，能够作为有效的支撑，为皇权提供稳定的食物。但权力食物单向逐级向上流动的特点，决定了皇权是依靠这些分封的诸侯（或藩王）来获得食物，食物之所以向上流动是因为上层权力的强力更大，这种强力是由谁是更强者决定的，更强者又是由掌握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决定，下层选择服从不是义务，只是一种强力比较后必要的行为，它最多也不过是一种明智的行为而已。

强力作为一种物理的力量，有自身的生命周期，不可能永远最强，那么强力产生的权力就随原因而改变。于是，凡是凌驾于前一种强力之上的强力，也就接替了它的权力。只要人们不服从而能不受惩罚，人们就可以合法地不再服从。诸侯有自己独立的属地、军队，实力膨胀不受限制。由强力产生的服从，必然随着自身强力超过皇权而消失，是否继续对皇权效忠就只是一种的想法而已，随时可以改变。此时，藩王属下的权力链也必然会为自身的权力扩张而进行劝进，取代皇权就不只是藩王一个人的战斗，而是其下整个权力链合理行为选择，是否对取代皇权就是时间问题了。

皇权来源于最强强力，一旦有其他强力超过它，皇权的合理性也就不存在了，其他个体必然更愿意转而依附于更强的强力。消灭强力将要超过它的藩王就是皇权继续存在的合理选择，而藩王要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就是加速生长对皇权取而代之。　　

殷商时期的众多方国，是后世诸侯、藩王的前身。强大的“方伯”之国，能辅助王室镇抚一方，加强王室的统治力量；如果王室的统治力量有所削弱，首先就是由它们开始，成为地方性的对抗力量。商纣就是在牧野一战被方国的周武王打败而亡国的。　　

周武王建周后，大封族人功臣谋士，总计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到东周后期，经过大量的兼并战争，出现春秋五霸后，周天子缺少必要的强力也就成为只是名义上的天子了。到战国七雄出现后，周天子不仅经济上有求于诸侯，政治上也受诸侯的摆布。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接受李斯的建议，彻底废除了分封制，实行中央集权。　　

汉灭秦后，为了安抚诸侯，则先分封功臣韩信、陈豨、彭越、英布等为王，等到政权稳固，为了防止反叛和巩固皇权稳定则又以种种罪名取消他们的王爵，或贬或杀，改封刘氏宗亲为王，订立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誓言。但这些皇室诸侯王实力的膨胀也让皇权日益不安，刘景帝接受了晁错的建议，实行削藩，引发“七国之乱”，后以杀晁错和不再削藩结束其他诸侯的反叛。直到汉武帝时，采纳了主父偃的《推恩令》才以疏的方式结束各诸侯王的威胁。　　

在中华帝国几千年多如牛毛的律条里，《推恩令》的政治智慧排名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看其主要内容便知：老诸侯王死后，将其封地分割成若干块，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分别赏赐给他的子侄后辈们，这样一方面可以让诸侯王的子孙后代放心，知道如果自己忠于朝廷，受册封的权利便能够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可以使封国的领地随着诸侯数量的不断增加而逐渐缩小，其对抗中央政府的力量也越来越弱，将这种方法一直延续下去，不遇到任何权力对抗就达到削藩的目的。从三国里面知道，到了汉朝末期，刘备这个王室之后只能靠卖草鞋度日了，这就是《推恩令》的功效。　　

西晋立国时，晋武帝根据当时形式分封诸王。统一后，为避免东汉末期诸州割据再度发生，武帝裁撤州郡兵，解除天下武备，引发“八王之乱”。

明朝时，朱元璋为加强边防，抵抗北方部族的入侵，分封诸子为边疆藩王。朱元璋死后，建文帝密谋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岷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杀。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靖难之役，最终占领了南京。 　　

清廷入关后需要对付李自成和南明政府的反抗，便将降将有功者分封管理一些南方省份：吴三桂封平西王，镇守云南，兼辖贵州；尚可喜封平南王，镇守广东；耿仲明封靖南王，镇守福建。但20年后，藩王已经形成很大的势力，与清廷分庭抗礼。康熙历时8年平定三藩之乱。

这些藩王因为拥有可能超过皇权的强力，本质上就决定了不可能与皇权长期共存，一旦等其坐大，以强力最大获得权力的皇权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不只藩王如此，帝国最强实力，兵权的掌管者将军命运也类似，帝国稳定后，越是功高的武将越是威胁，诛杀开国大将是帝王必备之术。南宋岳飞再向前跨出一步，就能收复沦陷十多年的中原之时，却被十二道金牌招回，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被杀。岳飞虽无谋反之心，但有谋反的实力，这才是皇权真正所不能容许的。如果整个中原再被岳飞收复，登高一呼，云者更重。功高震主，主必杀之。黄袍加身不只是传说，协天子以令诸侯也真实的发生过。虽然皇权直接来源于军权，但军权的直接掌管者又容易对皇权形成威胁，以文制武就成了皇权安全保障的必须。这又直接导致了帝国后期军事实力的衰落，为外族的入侵提供了机会，元清两朝的建立得益于此。

分封诸侯对最高权力获取食物来说相对便利，但诸侯独立的政治军事却是养虎为患，政治精　明的　君主是不会养老虎来捕食的。对已有的诸侯，必然的策略就是在其羽翼未丰时，将其除之。诸侯政治与中央集权的天生矛盾，使得它即使出生也必短命。

近代西方宪政制度的第一基石就是私有产权，“农夫茅舍再破旧，风可进雨可进，国王的士兵不能进！”由此而来，对任何人私有权的保护决定了其权力捕食方式。而东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家天下的思想一直影响至今，决定了最高权力的唯一性和上级权力的不可挑战性。其他一切权力需来源　于　君权，依附　于　君权，不能自由生长，甚至要根据君权的需要随时灭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最精确的描述。

于是在战国之末，一种全新的权力方式出现了，并在秦王朝统一之时得到确认。在随后的帝国发展中，日趋巩固，成为整个中华帝国的基本制度，这就是职业官僚代理人。这些代理人与今天企业公司职业经理人性质相类似，两者的区别之处在于，后者管理的是社会的经济财富，前者管理的则是国家的政治权力；而相同之处在于，他们所凭借的都是分工协作带来的专业化技能优势。　　

职业官僚代理人的产生制度各个朝代不同，汉朝开始设置的察举制，历时千年，察举的对象，可以是现任官吏，也可以是平民，经人推荐，由官方认定；到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成为帝国选拔人才的主流方法，其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 而实际结果是中央权力几乎全部被巨家大姓所把持垄断，西晋时便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到了隋代, 科举制登上历史舞台, 至宋代实现了标准化和规范化，使底层的百姓有了条向上上升的通道。　　

职业官僚代理人解决分封诸侯带来的权力不受控制自由膨胀的威胁，他们的支配和操控能力比起分封的王侯们要弱的多，更加没有能力与中央集权政府对抗，因为他们都只是最高权力的代理人，最高权力还可以随时收回权力或是替换之。中央政府的风险因此变小了，但是民众的风险却变大了。更因为职业官僚只是代理人，他们管理民众，就好比受雇佣的牧人放养别人的羊群，比封建领主更加不关心百姓的死活。职业官僚代理人因其权力来源的特性，使他们更注重及时收益。　　

职业官僚的权力来自最高权力，是其上级为了获得更多的食物而任命的，为上级权力提供食物是他们存在的前提。对高层权力来说，更多的是希望中间阶级的职业官僚仅仅扮演食物传输的管道的角色，把底层的食物更多的传输到上层。　　

最高权力能不受限制的获得食物，是因为它的权力比所有权力大。权力获取食物也都是以此为逻辑，按照大吃小的原则形成的权力食物链。无论是诸侯还是权力代理的职业官僚，他们都拥有实实在在的权力，也都拥有向下获取食物的能力，获取食物能力的大小来至于同获取对象权力的大小对比，权力相差越大，获取食物能力越强。虽然各级官僚都有规定的薪酬，但这只是权力代理的费用，不代表权力的捕食能力。　　

如果下级权力的捕食能力够强，在薪酬之外是还需要更多食物来满足。诸侯的权力足够大，捕食不受限，不仅不需要薪酬，在向皇权上交后还能余下足够的食物供自己壮大；职业官僚不同，其权力是代理的，随时有被收回的可能，那么他人的东西归自己用时，在使用期限内充分发挥作用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收益就是最优选择，代理的权力的捕食也必然是更加不计后果的贪婪。　　

在这样的代理权力捕食面前，下级权力只能步步后退，并通过向更下级获取更多的食物来弥补，而底层百姓则退无可退，只能不断压缩自己的边界。为了制约这些权力的过度捕食行为，只能创造平行的或是更大的权力来对其进行制约。新产生的权力本质并没有变，同样会因为自己权力的强大而进行捕食。那么又需要再创造更大的权力去制约：钦差，尚方宝剑的概念也就诞生了。　　

光是制造新的更大的权力不行，权力再大也不能超过皇权。要对下面进行制约，更多时候是采用的分权，缩小个体官僚的权力，把一份权力分成几部分。唐朝时候的三省六部制是帝国历史上分权的最好代表。虽然权力缩小让捕食能力自然变小，但是再怎么缩小，它也必然比下级官僚和底层百姓的权力大，权力捕食的行为不可避免。　　

这两种方式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权力捕食行为的严重程度，但都是导致官吏数量的急剧增加。站在皇帝的角度看，一方面数量庞大的公务员对于帝国财政乃是一笔极大的开支，这笔新增的开支同样需要底层来买单；另一方面这些人严重制约了君主的自主行动权，西汉的最　后几任　君主，以及新朝的王莽都曾经深受其害。　　

随着官僚数量的增大，权力的分散，单个的权力要进行捕食，独享食物变得更加困难。对职业官僚来说，在捕食方向上向下的一直性，使他们为了获得食物，必然从以前的单独行动走向联合，出现权力的群体捕食行为，然后按照权力的大小来分配食物，这对整个官僚集团都有利，权力越大，获利越多。更大权力就更有理由去推动，下级权力也必会纷纷响应。官僚集团整体的堕落腐化趋势无可避免。　　

就整个线形的权力食物链而言，最上层权力只是一个个体或几个个体组成的集团，吸收的食物再多，也有一定限度。而低层的个体数量庞大，权力边界即使压缩一点点，上缴的食物也非常巨大，随着底层边界的不断压缩，上缴的食物更是惊人。这些食物更多的是留在了中间层，中间层的主体就在这些充足的食物面前尽快的成长，尽量的繁衍，短时间内就能长成一个庞然大物，不用举行仪式加冕就直接拥有自己正式的名称“官僚阶级”，并拥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官本位文化”。

成熟后的官僚阶级如同一个成熟的生物，有独立性格、独立意志。这个庞然大物向底层捕食更加得心应手，因为他实在太强大了，单个的底层权力主体显得更加弱小；这个庞然大物不再惧怕最高层，因为最高层的食物来源必须通过各级官僚，而各级官僚已经浑然一体。此时，任何进入这个阶级的个体，哪怕以前再有为民的思想、善良的品行、远大的志向，也将很快被同化，否则将因为利益冲突被官场文化排斥出局。　　

每个帝国的末期，是官僚阶级最成熟的时期，此时靠更换少数不合适的官员已经于事无补。我们从明朝最后几十年，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个彻底成熟官僚阶级的可怕之处。

这是明朝最黑暗的时候，此时正是魏忠贤当权，整个帝国稍微有点良心的官吏，要么被杀，要么被贬，要么退隐。整个大堂之上、甚至帝国，全是魏忠贤的党羽。崇祯登基的当晚，一个人在大殿里面吓得直发抖，握着宝剑一夜不敢入睡，身边没有一个可以相信的人。可以说，崇祯此时除了皇帝这个称号以外，一无所有，而且还随时可能因为这个称号被杀掉。

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崇祯除掉了魏忠贤集团，为冤死的忠臣平反，重新召回一些有能力的重臣，但这些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成熟的阶级。崇祯每天工作要到半夜；生活上简朴得不能再简朴，黄袍里面穿的是妻子给打补丁的破衣服。这样一位皇帝可以说是百姓之幸，帝国之幸。

但大明王朝却在崇祯手里终结，他死后留下的最后遗言：“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尸，勿伤百姓一人。”我相信，他的内疚是真的，历代帝王都给自己建造皇陵，唯他愿意“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尸”，不是心痛到了极点的人不会如此，更何况是一代帝王；我也相信他心有百姓是真的，不然不会如此简朴，如此工作；我更相信“诸臣误朕”是真的，明帝国更多是亡在这个成熟腐化的官僚集团手中，帝国最后的命运并非靠一个英明、勤恳、爱民的帝王和几个能臣就能改变的。

可以说，官僚集团完全成熟之时，就是一个线形权力结构的帝国坍塌的时候。此时的官僚集团就是一头完全成熟的怪兽，没有谁能够控制，而底层在无法继续为这头怪兽提供食物的时候，整个帝国也就只有崩溃的命运了。

　 　

线形权力组织下的契约

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人大都有一个疑问，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没有过一部真正的《宪法》，是怎么维护其统治的。简单的来说，中华帝国历代的王朝是靠权力加上道德来统治的；如果再复杂一点说，就牵涉到对契约的解释了。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狼群和羊群共同生活在一片草原上，他们之间达成了狼不再捕食羊的契约。这个契约的是否有效完全掌握在狼一方，只要狼想要吃羊的想法诞生一瞬间，这个契约就无效了。狼吃羊是狼的天性和生存基础，不会因为契约而改变。

契约的内容增加一个条款，“如果狼不再捕食羊群，羊群将每日给狼群提供部分小羊”。这个条款如同权力阶级凭权力获得的工资，如果这些羊能喂饱狼，狼有可能不再额外捕食羊；如果不能吃饱那就一定会再捕食。但可悲的是就算把狼喂饱了，随着实物的充足，狼群会大量繁殖，需要的羊越来越多，直至羊群无法提供。

契约的主体增加狮子、豹子等更多更凶猛的野兽，狼群同大家达成不捕食羊的契约，否则被其他野兽杀死。狼群饥饿的时候，契约同样无效。狮子的强力确实超过单个的狼，但是对于强大的狼群，对抗的成本太大，狮子不会与之为敌。最后这些猛兽的捕食方向会逐渐趋向一致，以羊群为食。新出现的猛兽对羊群而言，只是多了更多的捕食者，将提供更多的食物。　　

契约规定的内容要发挥效力，首先是全体缔约者自愿参与的真实意愿的表达，并且在违反契约内容的时候，能够受到第三方力量的约束，而这个第三方力量要以公正的执行契约的处罚条款为存在目的。类似于草原捕食结构这样一个权力大小失衡的生存环境里，显然不满足这些条件的，因此这类契约只能是对羊群有效，对于猛兽的各种约束条款只是一种摆设。契约的规定需要权力来保障，当契约环境中最大权力有破坏契约的能力而无法受到制约时，这种契约的失效时必然的。　　

法律作为契约的一部分，同样继承了契约的这个特性，需要全社会主体真实意愿的表达，有客观公正的第三方。而由最强暴力产生的线形权力社会里，法律不存在全体主体真实意愿的表达，也不存在保证法律效力的客观第三方力量。由此推导一个结论，线形社会里的法律能规范行为的主体只能是权力最小的底层，而对拥有强力的官僚阶层是否遵守这个法只在于自己的意愿，如同狼是否吃养一样。　　

权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不可能产生的问题，再平衡的法也需要权力来产生，需要权力来维持，需要权力来执行。从这个角度来讲，权就是法它爹，不存在爹大还是儿子大的争论。契约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权力问题。　　

那么契约在社会中究竟起什么作用，我们先看一下权力和契约的关系。　　

权力主体首先存在，他们大小有别，权力较大主体从其他主体那里获得食物，为了明确这种获取，也就产生了规定，这应该是契约的原形。随着社会的庞大，最高权力需要更多的主体来帮助获取食物。无论是诸侯，还是职业官僚，也因此从最高权力那里代理了权力。为了防止这些主体滥用权力，损害最高权力的利益，契约也就延伸到对官僚阶级行为的约束。　　

这种不涉及权力大小，只对下级权力行为起规范约束的契约，称之为框架契约。　　

这种契约由上级权力创造，作用方向是上对下，由强力得以保证，创造该契约主体的最强暴力是其存在的前提。契约的出发点是以创造者的目的为目的，也就是以最高权力的利益为根本目的，反映在契约中就是主体的权力越大，契约的规定越对其有利，契约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权力的大小差异程度。　　

这种由权力阶级创造的契约更像是一个虚拟框架，告诉人们框的位置，仅此而已；权力是否在框中，更多是由权力大小而定：框太小，权力太大，已然超出这个框，这并不是契约能够左右的；框再大，权力太小，也会被其他强力压迫来龟缩到框的一角。　　

在帝国社会中，正常情况下的最高权力是皇权的拥有者，它天然的成为这种框架契约的缔造者。朱元璋同志是这方面的楷模，亲自制定并颁布了无数的法律法规，认为自己辛苦一下没有关系，自己的子孙照此执行就能永享万年江山，百姓也能永远幸福。但官僚阶级们并未能按照朱元璋的法规在这些框架中生存。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很多级的权力主体共同组成，各级权力也是大小有别的。最高权力制定的法规是要其下的所有主体遵守，这就出现了一个逻辑上的问题：这些最高权力设定的框架很难准确的反映各级权力的大小，用这些框架去嵌套这些权力，必然出现大小不适的情况，各级权力在实际的行为选择中，必然会根据自己实际权力大小，衍生出另外一套行为规则来，称之为潜规则。　　

潜规则的产生，源于权力的大小差别没有在明规则中合理反映。　　

契约本身只是一些规定，更准确的说，只是描述，自身是不存在强力的。这类契约规定你是主人，不要真把自己当主人；规定他人是公仆，不要真认为对方是仆人。描述不能准确的反映现实，就只是一个错误的描述。真正准确的描述，应该是这个社会的潜规则。　　

当契约规定了一个框不住权力的框，主体要适应这个框，就需要对他的权力进行瘦身，但这种框型契约本身不具有改变权力大小的功能，再加上权力不断自我膨胀的需求更加不可能自我压缩去适应这个框。　　

要使大的权力去适应这个小的框，唯一的可能就是通过外部更大的权力来对这个权力进行捕食，改变其大小；对大的权力进行捕食，容易获得更多的食物，必然会造就一个更大的权力。这个更大的权力更有可能突破这个最高权力规定的权力框。　　

不断对更大权力的捕食，最终的可能就是更多的权力归于最高权力，要么造成一个空前强大的皇权，相对弱小的官僚阶级；要么是成熟的官僚阶级集体反抗，架空最高权力制定的契约，发展出完全按照权力实际大小来做行为选择的潜规则。　　

以权力对财富的捕食来说，中国历来都以严刑峻法为主，甚至很少的贪污都以杀头论处，但效果却非常有限。　　

关于贪污受死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夏商周时期的《夏书》，里面提出三种罪要判处死刑：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墨”就是贪墨之罪。　　

在后来的各朝各代，对贪污的处罚大部分都是以死刑为主，却仍然不能改变官僚阶级集体腐化的现象。　　

明代对贪腐的处罚到了及至，但是到后期仍然完全失控，到了不是贪不贪的问题，而是贪污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因政治斗争失败被处理，最后查出身家几千万两银子的官吏比比皆是。反贪立刻亡国，不反将来亡国，难啊！　　

清代更是重写了明代的历史。顺治三年和雍正三年分别颁布了两个《大清律集解附例》，严肃官吏，中期以后，跟其他朝代一样，框型契约失效，严重的腐败成为官僚阶级的集体选择。　　

“三年清知府 十万雪花银”是帝国后期的真实写照 ，人人不管框型契约，只顾凭权力获得财富食物的时候，这些法规更多是成为官僚阶级在斗争中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反贪就成为肥缺，反贪的权力是个更大的权力。历史上，以此发财的官僚更不在少数。　　

权力差异过大，导致的权力捕食行为，不是通过框型契约就能解决的。我们用一下　朱熹老　先生的格物思想，能更好的理解这个框型契约。　　

世间宇宙最大，宇宙中充满无数的星体，星体都具有万有引力；宇宙为我们这个社会，星体为权力的主体，万有引力为权力主体的捕食能力。　　

我们平时所描述的：月亮围绕地球转，地球围绕太阳转，九大行星围绕太阳转。这种描述就类似于我们的框型契约，这个契约的主要作用是对已经存在现象的描述。如果我们把这个契约修改成所有星球都围绕地球转，只是官僚阶级为了统治不尊重客观事实的地球中心说。很可惜描述是没有改变现象的能力的，框型契约类似于描述，对社会的权力主体也是没有改变其行为选择的能力。　　

描述要准确，必须根据星球大小产生的引力为依据；框型契约的准确也只能是反应权力实际大小的规定。星体之间运行的关键在于万有引力的大小；契约的核心在于其规定中的权力大小。在框型契约下，权力才是行为选择的核心，这时的法只是一种描述，不存在力。　　

对于参与框型契约的主体，数量越少，达成的这种框型契约越能准确反映主体权力的大小，契约往往更有效，如两个主体之间的合同；涉及的主体越多，并且主体权力差别越大，契约往往反应的就只是权力最大主体的要求，如帝国统治下的最高权力产生的法律。就算这种法律的产生是经过讨论，往往也是流于形式，它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各级主体按照权力大小形成的利益表达。　　

框型契约要有效，就必须是权力实际大小的准确反映。如果把改变权力主体的行为选择完全寄托在框型契约身上，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差之毫厘，谬之以千，只会离正确的方向越来越远。帝国统治下的反贪和法制多是以这种框型契约为手段，最后腐败只会是越来越严重，直至灭亡。　　

另外一种契约牵涉到改变主体权力大小，我们命名为权力契约。主体的权力大小改变，行为选择自然改变。如同星体的大小改变，它产生的万有引力随着改变，运行轨迹自然就改变了。　　

朱元璋通过严刑峻法依然无法抑制贪腐，绝望之余把这个权力顺带赋予底层百姓，允许其直接抓贪官送京城，还为这个权力加保障：有阻拦者，灭家灭族。光这一条比以前的所有严刑峻法都管用，只可惜不久后被官僚阶级废除。　　

毛泽东历史读得比较多，天然的对官僚不信任，想以大乱而大治来对付官僚阶级不断膨胀的问题，便直接赋予底层百姓造反有理的权力。虽抑制了官僚的膨胀，减少了腐败，但整个权力流转出现混乱，引发社会动荡。　　

改变权力大小的契约产生的影响巨大，常常引发社会巨大的变动，在古代我们称为变法，在现代我们称之为改革。　　

　 　

线形权力结构下的改革　　

改革，顾名思义，改变和革新。用更通俗一点的说法是：对权力分配和利益分配的调整。　　

线形权力组织最理想的结构模式为，两头大，中间小，底层创造食物，中间传输，上层获取；最糟糕的模式为，两头小，中间大，但是线形权力组织食物单向流动性的特点，决定了权力和财富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在中间阶层聚集，这种聚集越到后面越呈加速化的趋势，中间的权力阶层将不断膨胀，变得过于庞大。当庞大到一定程度，到底层无法支撑的时候，整个组织就崩溃了。　　

自然界的食物链具有天然的自我调节功能，比如老鹰、蛇、青蛙、害虫的食物链，当蛇的增多，将捕食更多数量的青蛙，青蛙减少，蛇能获得食物减少，蛇的数量随之减少。　　

但权力的捕食 跟生物的捕食又不完全一样，这是一种不断累加的过程，已获得的权力并不会消失，而是作为主体的一个权力存量，新捕获的权力是增量并转化为存量；同时权力作为食物的特点是它的总量一定，权力阶层因获得的底层权力食物，变得强大；而底层则因此而变弱。权力阶层并不会因为底层变弱而跟着变弱，反而会因为双方权力差距的拉大而变得更容易捕食，最终的结果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权力的差距拉大，又造成权力阶层对财富的捕食更容易，财富的占有最终也跟权力的大小成正比。　　

线形权力组织因其自身这种缺陷，就需要周期性的调整，这种调整需要比中间权力阶层更大的权力，只能来自上层。上层权力足够大，才能压缩中间的权力阶级，扩大底层的权力以做更好的支撑；重新形成两头大，中间小的格局。这就是线形权力结构组织改革的方向。如果缺少这种必须的调整，权力和财富分配的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整个社会链条必然崩溃，财富和权力从新做一次较为平均的分配。　　

线形权力组织的缺陷反映在帝国中，主要是官僚阶级对各种财富资源的占有：土地为封建帝国的主要财富，土地兼并首当其冲，造成大量的无地流民；对金属货币的占有，很多朝代也都发行过纸币，但都很快变为废纸，而金属货币以其任何权力不可操控性一直保值流通，最终绝大部分被权力阶层占有，成为收藏品，引发通货紧缩；对生活资料的囤积，主要是粮食布匹等，造成粮食危机和物资短缺。同时官僚阶级的数量也会因为食物的增多，繁衍出大量其他不劳而获的食利阶层，创造财富的群体减少，社会财富总量减少。　　

越到帝国后期，底层百姓的权力越弱，拥有的财富也越来越少，社会上无地无房无财产的流民越来越多，很多人为了生存，只能卖身为奴。　　

权力食物链在发展过程中，最终将逐渐绷到最紧，底层的百姓被压缩到边界处，退无可退，进又无可能。此时任何一点额外因素都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这根稻草可能是天灾，也可能是政府的某项巨大工程，还可能是其他。　　

据统计帝国有长达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有各种各样的灾难记录，东汉末年张角黄巾之乱的是瘟疫，唐朝的王仙芝、黄巢起义是因为饥荒，明末高迎祥、李自成的叛乱是粮食歉收。帝国最高权力也喜欢新建各种庞大工程，秦朝的长城、阿房宫与骊山陵墓；隋朝的大运河；元朝的黄河治理等等。不管这些工程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后果都是导致底层整体边界被打破而引发起义。　　

为了防止这种底层边界被打破，引发帝国危机，最高权力必须审时度势发起必要的改革。改革的方向是最高权力做的上对下的调整，并不是去改变权力结构的大小对比关系，改变的只是多少。通过压缩中层的权力阶级，增加底层的权力，使权力边界不容易被突破。　　

如果改革只是单单让下层获得更多的财富，这种改革很快会失效。因为财富只是水面的浮标，权力才是水下起作用的锚；没有权力的财富是不牢靠的，很快会成为权力阶层的猎物。中国历史上赋税改革历朝历代都有进行，虽然赋税改革目的很多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国家财政，每次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在短时间内确实有下降，但随后又增长到比改革进行前更高的水平，国家财政最后也得不到改善，这部分财富更多的是成为了权力阶层的食物。换句话说就是不管怎么减，最后都增加。这一定律后被学者秦晖总结命名为“黄宗羲定律”，类似于今天的“机构在精简中膨胀，动物在保护中灭绝”。　　

改革的方向不会是下对上的行为，否则就变了成造反。权力的捕食行为是按照大吃小的逻辑关系自动获得的，这是整个链条存在的前提，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线形权力结构下，底层权力的增加只能是来自上层的改革。　　

权力食物链的最高权力是这个链条的缔造者，并通过这个链条获得最大收益，所以最高权力的改革首先是维持这个链条的存在，并在链条存在的基础上获取自身的更大收益。这是理性的最高权力的改革目标。　　

通过这个目标就决定了最高权力改革的两种主要原因，一是为了自身获取更多利益而做的政策调整；二是为了维护权力食物链的稳定而做的结构性调整。　　

底层百姓的利益并不直接表现在改革的目的中，也不太可能出现单纯以底层的权力扩大或财富增加为目的的改革，如果出现，更多是改革主要目的实现后产生的一个副产品。例如，为了链条的稳定，高层压缩官僚阶级对底层释放部分权力。既然改革牵涉到利益的调整，必然会引发对抗，官僚阶级越到帝国后期，对抗的能力越强，改革的成本越大。改革并不一定能按照最高权力的预期发展，因改革失败导致身亡的政治家不在少数，高层不可能仅仅以底层的利益为目标就去付出巨大成本进行改革，这也不符合权力的理性。　　

改革要成功必须遵循权力食物链优化的基本逻辑，往两头大、中间小的权力结构模型方向用力。这就需要最高权力有足够大的强力去压缩中间层，然后扩大底层权力。　　

帝国后期的一个主要危机是物资的匮乏，当然更多是底层百姓物资的匮乏，即所谓的民不聊生。要解决物资的匮乏，更需要扩大底层的权力；物资的生产同百姓权力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要了解这点，我首先了解人力资源。　　

人是一种特殊的资源，跟其他资源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人这种资源首先属于一个独立的意志主体，这个独立的意志并不随人被谁拥有而转移；并且人力资源不管有没有发生作用，都需要成本才能维持。　　

例如李四，一天能干10块地的活，但需要每天2块地的产出才能养活他。被卖为奴隶后，他的劳动成果全部为奴隶主所有。但此时的李四仍然有独立的意志，并不因为归奴隶主所有就完全听命于他。李四的独立意志可以关闭自己的劳动资源，每天只干5块地的活，并且干得非常糟糕，还不如以前2块地的产出。李四作为奴隶，并不会因为多干活而赚更多，却能因为少干活而减少体力支出。而奴隶主却因为拥有奴隶李四而亏本，因为每天还要花两块地的成本来养活他。这就是人力资源的独特性。　　

由此，假设一个人的生存成本是2的财富，全力生产能创造10的财富，我们把一个完全的奴隶的权力看成是1，也就是他所有的劳动成果都不属于自己，但奴隶也是有生存成本的，至少2的财富才能生存，这是他的主人必须提供的；把一个完全自由的人的权力看成是10，他的劳动成功全部归他所有，也就是10的财富。最后主体占有财富多少同他拥有的权力大小成正比。　　

如果权力低于2，即使再怎么生产，能支配的财富也是少于2的，为了生存自然要起义了，我们就可以把这里的权力2看成是底层最低权力边界了。此时主体离2越高，越愿意去生产，创造的财富越多；离2越近越不愿意生产，创造的财富越少。所以要解决社会财富物资匮乏的一个主要途径是扩大财富制造者的权力。　　

我们把权力捕食的结果用 权力食物 × 财富食物 的积来表示，更能看清楚权力分配的厉害关系。如果把底层的权力压缩到2的地方，权力主体就能获得8的权力食物，但是底层可能只愿去创造很少的财富，权力阶级能捕食到的财富只会大大减少，甚至没有，8×0 = 0。这个8的权力食物对权力捕食者来说就没有意义了。如果给底层够大的权力9，底层能创造9.8的财富；权力阶层此时获取的权力食物是1，相应的能获取的财富食物是0.8，此时1×0.8 =0.8，这显然也太少。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方要解放南方的奴隶，但是很多奴隶却不愿意，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原因，跟着主人虽然只有1的权力，但是主人至少提供2或更高的财富食物；而成为自由人后，虽然有极大权力，但是他们当时拥有的财富为0，其结果 足够权力×财富0 = 0，还不如做奴隶时候的结果，这让很多奴隶是不愿意被解放的。所以后来美国罗斯福新政里面提到了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这其中就确立了物资财富的重要性，如果缺少，其他权力跟自由同样没有意义。　　

如果以这个乘积的结果来考虑改革，那就是去找到一个最合适的点，来确定给底层百姓留多少权力时，权力阶级能获得最大的值。但这样的点因人不同、因时不同、随时变化，不好操作不好掌握难以调整。　　

最科学、最经济、最实惠、最通用并且已经被普遍采用的一种权力管理模式为“放水养鱼”。鱼刚被放入池塘的时候是有极大自由的，可以近似的把获得的权力看成是10，鱼开始自由的成长，等到成熟时，管理者通过下网收网剥夺全部权力，除了留下一些种苗外其他全部收获，管理者大获丰收。如果刚开始就把鱼关在网里，成本巨大，不但需要管理者提供饲料喂养，还要做各种日常维护，非常不划算。相对而言，前一种方式更经济。　　

“放水养鱼”也就自然成为部分权力阶层的捕食方式，比如，规定卖淫是犯法的，可以随时处罚。管理者平时不用这个权力，这并不意味着一直不用，权力阶层随时能把这些人都抓起来，每人罚款一大笔，再把他们放出去，她们继续卖淫，过一段时间再抓，再放，再抓……。再比如非法营运，不经权力阶层授权的车辆不许拉客，平时不怎么管理，不时抓一次，罚款一大笔放掉，继续运营，再抓，再罚，再放……。如果“放水养鱼”辅助于“钓鱼执法”，就能精确打击，只抓该抓的，避免下网收网对整个鱼塘的破坏。　　

权力的放水养鱼捕食模式，在某些时候远远优于那种持续的捕食行为。帝国的治理也在不经意间使用这种放水养鱼的方式，一个新帝国刚产生的时候，往往是底层百姓权力最大的时候。百姓因为拥有巨大的权力，生产热情高涨，大家开始努力创造财富，帝国进入空前繁荣时期；此时，权力阶层不自觉的开始收缩鱼网，扩大自己权力，财富急剧流入权力阶层的囊中，帝国的盛极而衰不可避免。　　

少量的权力阶层进行捕食，一放一收的捕食效果最佳；但对整个权力阶层而言，扩大自己权力容易，要收缩就困难了。因为，处在全体行为选择中的个体，当其它权力主体收缩权力时，自己如果扩张权力，将能获得更多收益，这才是自己的最优选择。这就导致整个权力阶层谁扩张，谁收益；谁收缩，谁吃亏。最后变成都只愿不断扩张，不愿收缩。在这个权力阶级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底层的百姓只能不断压缩自己的边界，不能恢复，失去创造财富的动力，帝国很快由盛世进入衰落的后期。　　

帝国的最高权力在这个时候就必须进行改革了，由它来收缩官僚阶级的权力，扩张底层百姓的权力。前面已经讲过，从整体来计算，底层百姓的权力总和最大，官僚阶层次之，最高权力集团最小；从单个的个体来计算，刚好相反，越是食物链的最上层权力越大。　　

最强权力主体在进行这样的权力改革时，是要收缩整个官僚阶级的权力（这个时候称他们为既得利益集团更合适）。官僚阶级为了自身利益，必然会选择对抗，对抗最大的优势就是结盟，一旦形成超过最高权力的合力，改革无法进行，这是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所以发动改革的最高权力需要足够强大，这是这种改革能否顺利进行下去的前提。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中国历史上几次有名的改革。　　

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其主要内容有： 编制户口，加强刑罚 ； 鼓励发展农业，奖励生产；奖励军功，取消世卿世禄制； 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 推行县制 ；实行二十等爵制度；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车轨 。　　

这些政策符合线形食物链的优化方向，首先是扩大中央集权，然后压缩官僚阶级的权力，再增加低层百姓的权力，并把军功确立为获得更多权力主要手段。这时候的秦国，官僚阶级处于发展阶段，中央政府是非常强大的，能用强力保证改革的进行。　　

变法的结果使得，底层百姓更愿意去生产去创造更多的财富食物，也愿意为国而战以扩大食物链获得更多资源；官僚阶级被压缩后更多的是成为食物的传输通道，而更多的食物传输给权力更大的皇权，但是商鞅因变法损害大部分权力阶层，最后车裂而死，所以有“商鞅变法，作法自毙”之说。　　

东汉末年，王莽以极高的人气登上权力的顶峰，把汉朝改为寄托自己无限希望新朝。当时帝国周期性的失衡已经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整个社会风雨飘摇，最高权力的强力是非常弱的。有着浓厚“崇古”情节的王莽从历史中寻找精神的寄托和信仰的支撑，想通过《周礼》建成一个完全符合古代道德标准的世界，他的改革史称“托古改制”，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以下四个方面的改革：土地所有权、奴隶制度、市场管制和金融货币制度。　　

土地改革方面，他实行绝对的平均主义，土地全部为国家所有，按照一对夫妇一百亩的标准向民间发放，超过一百亩的强令退田。这样的政策，把所有的贵族、官僚和豪门推到了他对立面，皇权再大，也超不过这些人的权力总和，改革无法进行，几年之后，王莽下令：“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正式承认土地改革失败。　　

在奴隶方面，实行“私属”的办法，已有的登记在册，禁止购买新的奴隶。王莽忽略了当时奴隶产生的根源是大量失去土地而沦为赤贫的农民，这部分人拥有的财富已经无法支撑自己的生存，财富0  乘 任何权力 都等于0。选择当奴隶能换回保证生存的基本财富2，当然会选择当奴隶，财富2  乘 权力1 等于2。在无法获得基本财富的情况下，不允许这些人成为新的奴隶就是断了这些人的生路，更糟糕的是王莽为了惩治不劳动者，还向失业者征税。这样不但奴隶制问题没有解决，还逼得很多流民加入反抗的队伍。　　

市场管制方面，铸币、冶铁、煮盐、酿酒的权力全部被收回，只能由生产效率更低的政府来经营；对名山大泽出产的物品课税，对矿、林、牧、渔等产业像工商业和副业一样统一征收“什一”所得税。官营的结果是提高了交易成本，社会总体财富减少，同时还为官僚的权力寻租创造了更多方便；新增的税收不只没有调节分配，更多的是落入官僚阶级的手中，两级分化进一步加剧，底层负担更重。　　

金融货币制度方面更是不考虑实际情形，一共进行了四次改革币制，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每次货币调整，因为信息的不对等，底层百姓都是损失最多的一个群体。到最后是官方货币受到抵制难以推广，而民间私自铸钱泛滥且广为流通。　　

这些改革更多的都是扩大官僚的权力，但却又夺取他们的财富，为自己树立起庞大的敌人；看似为百姓着想，却同时剥夺他们更多的权力和财富，取消各种生产经营权不说，就连当奴隶的权力都没有，穷得一无所要还征税，只能反了。　　

这样的改革，无论是从权力还是财富分配的角度来说，都是朝线形食物链优化的反方向进行，不改还好，越改越糟，损害了所有阶层，找不到一个同盟者。最终改革皇帝王莽死在一个名叫杜吴的商人手里，首级也被砍了下来，悬挂在闹市之中。　　

明朝张居正的改革，主要是考成法和一条鞭法。　　

考成法主要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这些政策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大大压缩了官僚阶级的权力。　　

一条鞭法，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实行这种办法，使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解除劳役负担，有田的农民能够用较多的时间耕种土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同时，把徭役改为征收银两，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比较容易离开土地，这就给城市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来源。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这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这次改革的方向是合理的，其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压缩官僚权力，扩大百姓权力。不过当时中央政府的权力是相当弱的，皇帝尚幼，没有什么威信，最高权力不具备压缩官僚阶级的强力。这样的改革应该说不具备成功的可能。　　

不过这场改革是由摄政的张居正来推行的，此人权谋、能力、判断、用人等各方面在整个帝国无出其二。张居正还健在的时候，可以靠其个人强力把新政推行下去；但他一死，权力阶层将无法继续压制，他们的反弹立刻就会使新政作废。这种改革只能“人在，法在；人亡，政息”，没有持续强势的中央政府，也就不具备新法的持续性。　　

不过张居正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当时的权力结构，为后来万历皇帝的无为而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的权力是极大的，毛泽东也吸取历代王朝灭亡的教训，把官僚阶级看成整个体制的最大威胁，想用“大乱才能大治”的方式打破官僚阶级不断膨胀直至帝国灭亡的周期性规律，便开展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来打击官僚阶级，使其无法成长；同时赋予百姓造反有理的权力，让他们直接打倒部分官僚。　　

这样的安排，虽然符合两头大、中间小的食物链形式。但是对官僚阶级的打击过度了，官僚阶级作为权力食物链中间的一环，其传导和支持作用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官僚阶级的倒塌和混乱对整个权力食物链的伤害也是致命的，　　

1979年的改革开放即以拨乱返正开始，归还官僚阶级该有的权力，很多干部被平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同时底层引发食物链混乱的权力被取消，并重新赋予其他更多的权力；工业上赋予一定生产经营自主权，农业上是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制。　　

这些政策很快理顺了原先的权力关系，中央的放权又扩大了各阶层的权力，整个食物链很快步入了它应该有的轨道，生产积极性高涨，社会财富高速增长也成为必然。　　

这时候中央的放权是逐步，也很小心的，用邓小平的话说叫“摸着石头过河”。改革中农业土地这一块的政策，吸取历代土地兼并动摇王朝根基的教训，也吸取大锅饭体制下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采用的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办法。以集体和国家所有的名义保证土地不被个人兼并，再通过承包的方式保证多劳多得以解决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　　

但是任何时候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只是暂时折中的解决办法，当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问题同时出现时候，问题会被加倍的放大，只会朝权力较大的阶层有利的方向发展。西方的解决方式是保证所有权的基础上再满足使用权。　　

中国历史上土地被兼并造成大量流民的核心原因并不是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制，而是强权对弱者土地的掠夺。所以把土地兼并的原因怪罪在土地私有问题上是完全错误的，而通过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名义来解决这个问题更是走的不同方向。要知道土地兼并潮中，官僚阶级才是土地掠夺的主要力量，如果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那么一旦权力阶级有捕食的欲望，连掠夺的成本也都省了，只需用权力收回；农民连维护自己权益的理由都找不到，只能是被分配的命运，更有可能成为流民。改革开放后，土地被低价征收产生的流民正成汹涌之势。　　

这种对土地的掠夺在今天不再是以往各朝代出现的土地兼并，更多的是以发展的名义、公共利益的名义由地方政府逐个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征用。因为不具有土地的所有权，农民也不再有议价的能力，地方政府就有权力以最低的成本获得土地。曾经用过这样的征用标准，该土地一年的农业产值去乘补偿的年份。类似于给你多少年利息，就能把你银行的钱拿走。既当婊子又立牌坊是权力获得最大利益的天性，不以制度为转移。　　

不属于自己的钱还能有利息，不属于自己的土地还能拿到一笔补偿款，按理说农民应该感到庆幸。但是他们不懂什么所有权和使用权，只以为自己种的土地自己就可以支配，卖不卖那是自己的事情，哪里知道新时期、新时代背景下出现了征用一说，当然不愿意了，于是各种暴力在土地征用的过程中大量出现，最终的结果更强的暴力获得胜利。　　

因为历代土地兼并大都是伴随着权力和被迫，是两极分化的标志，因此土地兼并给大家留下的都是负面印象。但从西方的经济学来看，交易能产生更多的使用价值，对大家都有利才会交易，能促进物尽其用，当然交必须是在自愿的前提，没有外部权力的强迫和内部物资缺乏的被迫，否则就成掠夺了。　　

这种原本以保护农民阶级利益为目的，通过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来防止土地兼并的制度安排，起初也顺利实现了其目的；但随着官僚阶级实际权力的膨胀，和土地财富在工业文明下的迅速增值，底层农民手中的权力无法保护这些迅速增长的财富，被权力阶层“征用”就不可避免。　　

权力是土地政策中以维护公平的目的出现，但发展的结果往往是权力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并且享受这种不公平，更加感慨于老子“无为而治”的大智慧了。　　

自从1949年中央政府成立以来，权力链条经过各种尝试和突破，财富分配逐渐回到它熟悉的轨道上来，主体按照拥有的权力大小来完成对财富和资源的支配权，权力最大的中央政府获得最多税收和资源，各级政府按照权力大小依次递减，到了最末端的乡村政府，基本没有什么收入，只能靠上层权力结构的拨款勉强维持。在线形权力食物链中，地方政府是没有能力同中央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同样地方政府管理下的其他权力阶层，也是没有能力同地方政府进行议价的。财富在线形权力链条中的流动，最终往权力更大的地方汇集。　　

虽然地方政府虽然没有制定大方针的权力，但是却是具体的执行者，可以用这个具体的执行权，来获得个人的最大的收益。如弗里德曼所说：“每一项改革和法令确立起的权力地位，这一权力将怎样运用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运用，与其说取决于最初的创议者的目的与目标，倒不如说取决于那些得以控制上述权力的人们，取决于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具体的说，改革的利益和权力分配是以改革具体执行者的目的为方向——即官僚阶级的主导方向进行的，找一个不存在利益倾向的个人和团体是非常不现实的。关系到绝大部分主体的利益的改革，而利益分配却完全掌握在少部分权力阶层手中，权力失衡导致的财富分配失衡不可避免，而在这个过程中以个别公正的人和事例来宣传美化整个改革更是个危险的信号，这种粉饰只能让分配的失衡缺少必要的调整。　　

用近年来出现的“公共决策理论”和合理行为预期来解释就是，政府部门并不必然以社会大众的利益为目标，当社会不能有效约束政府时，政府部门有可能利用其权力谋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且，政府官员与其他个人和组织一样，同样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这些个人利益更将同所属部门的规模相关。　　

简单点说，无论怎么改革，利益的分配方向总是对权力执行者最有利，政策最后落实到底层的时候，有的已经完全异化，变成对百姓的直接掠夺。　　

如果上层权力组织直接放权又会怎样呢？线形的权力食物链就如同一条蚯蚓，无论从哪里切断，新的权力关系还是线形权力食物链。并且获得足够大权力的地方政府，跟底层主体的权力大小差别更大，掠夺起来更是方便，这将是一个更加危险的权力捕食结构，这就是所谓的“一放就乱”。如果中央权力足够大，事事都得管，什么都要下文件，逐级传达。什么事情都要领会中央的文件精神才能做，这样的地方政府权力足够小，虽然减少了权力捕食的能力，更减弱了发展和创造财富的能力，整个政府变成一个僵化的机构，这就是所谓的“一抓就死”。　　

大潮过后，海滩上留下许多小鱼，一个小男孩在一条一条的往海里送，旁人问他，这么多的鱼，你救不完的，谁会在乎呢？小男孩说，至少我救的这条鱼在乎？中国农民工欠薪问题很严重，温家宝总理也曾经帮人讨薪，谁在乎呢，至少那个被帮助的农民工在乎？现实只能是这样了。　　

在这样的线形权力结构下，获得改变的往往只是个别主体的命运，群体的命运还是在沙滩上，鱼儿能期待的就只是那双幸运的手降临到自己头上；善良的最高权力者，就如同那个天真的小孩，所谓的改革，最后能做的就是尽力去改变一些个体的命运。　　

　 　

道德治国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产生了大量的思想财富，我们可以从中寻找解决线形权力结构周期性问题的方法，这些思想体系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法家、儒家、道家。　　

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应以遵守规则次序为主的儒家路线为宜；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官僚阶级以权谋私成为权力链条的最大危害，此时应该实行道家无为而治，更能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三者各自的优点恰好能克服线形权力组织周期性衰败的问题。　　

但以这三种思想体系的循环模式来治理权力食物链，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除非存在一个超越一切人类力量、置身人类利益之外的神，由它来审时度势决定采用什么方式进行治理。明朝张居正的法制和万历的无为而治先后出现，那是历史的孤例，不具有可复制性。世间已无张居正，更无万历。线形权力食物链条总是按照它既定方向行进，直到官僚阶级膨胀到整个链条无法承担，面临崩溃。　　

就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而言，在线形权力结构中最不具备可执行性，它完全与整个权力阶级和最高权力的利益相矛盾，这是一种过于理想的社会。　　

就法家倡导的“以法治国”而言，我们前面谈论过框型契约的法律，谈论过以权力契约为目的的变法，这些都没有办法解决官僚阶级的膨胀问题，但有种观点认为各个王朝法治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缺少一部宪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那什么是宪法？官方的定义是：“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它集中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确认革命胜利成果和现实的民主政治，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　　

内容太多，不再详述。但只要缺少一点，一切都不一样，即：社会最大多数主体自愿参与后达成的共识，以反映和保障大多数主体的权力和利益。如果缺少这一点，这个宪法还是可以名为宪法，但这种宪法是一个缺少契约精神的宪法，有名无实。契约精神最重要的特点是：自由精神､平等精神､信守精神､救济精神。它源于西方的商品交换，是一种互为支付和获取的平等关系，在哲学层面反映出来的是权力和义务的对等关系。　　

缺少契约精神的宪法也只是强力保证下的框型契约，中国各个朝代历来不缺少这样的最高法律，随时可以改名叫宪法。这些法律的主要作用是维持社会的次序，保障权力食物链条的存在；而作为权力食物链条的缔造者，保护最高权力必然是该类法律的最终目的。　　

契约的力量倾向于维持平等，而权力的力量总是在试图摧毁平等。框型契约是不具备同权力对抗的力量的，要保证食物链下各级权力遵守框型契约的行为规则，就需要最高权力的强力来保证，而最高权力的强力是需要成本的，如果整个社会的权力阶层都需要强力来维持的话，这个成本将大到无法继续的，框型契约必然失效，框型契约失效后权力阶层成为最大的受益者，食物将按照权力实际大小来分配，作为总体权力最大的权力阶层将会不断膨胀，获得越来越多的收益。

要解决线形权力食物链下框型契约失效的问题，就得解决由强力保证的行为选择产生的成本过大问题。能让主体的行为选择既符合框型契约，又不需要过多的强力来维持，也就是让主体自觉自愿遵守这些框型契约，这就需要主体从心里产生一种遵守的意愿。

这种意愿形成的社会规则统称为道德，比道德更高的意愿是信仰，信仰是道德的更高级阶段。道德是帝国集权模式下最重要的统治工具，超过框型契约，超过军事力量的强力。线形权力社会下的框型契约失效的必然性和维持强力需要巨大成本，这些缺陷道德都没有。

道德产生于人类社会诞生之时，道德治国的思想体系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中逐渐成熟。到汉代，董仲舒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儒家思想，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人性的欲望和权力作为寄生生命的欲望是权力食物链中官僚阶级膨胀的根源，主体对更多利益的追求，必然有打破现有秩序规则的冲动。从某种方面来说，欲望是权力链条不稳定的主因，如果人人都安于现状，安于既定的次序，那么这个权力的食物链是会永远稳定的。　　

从心理学上来讲，能对欲望进行抑制的就是道德了。于是宋朝的大儒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的这个观点确实抓住了人性的本质，跟近些年来流行的“儒释道才能救世界”的论点有类似之处，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于对欲望的抑制。　　

但是很遗憾的是，道德能抑制的是人性的欲望，却不能抑制权力的欲望，这点是权性跟人性最大的不同。人性是个巨大的容器，能装下欲望，也能容下道德，更包含了其他我们已知和未知的很多特性，这些综合在一起就人性，因人而异，同一个人也会不断改变；而权性不同，它是最最低端的生物，体内没有道德，有的只是对不断获得食物的算计。　　

这一特点决定了道德作用于不同阶层的效果迥异，越是底层越容易感受到道德的约束，越是权力上层越会把道德当成权力的工具。这就是权力导致的普通人和政客的区别。　　

朱熹为了追求一种绝对稳定的权力结构，甚至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来升华他的理论。即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违反道德，要遵守天理和现次序。这种道德要求如果完全被接受的话，整个权力食物链条确实能更加稳定的，至少底层是绝对稳定的，因为此时底层的“最低权力边界”为零，不存在因权力被压缩引起反抗的可能。　　

当然“灭人欲”和“饿死”更多是针对百姓的，权力容不下道德，权力阶层自然也就不易受道德的制约。中国特有的宦官文化可以说是对帝王道德治国最好的注解，光从性生活来看，帝王拥有佳丽三千后，仍然想宠幸谁就是谁。不但自己的欲望不受道德制约，而且还要保证自己的欲望不受他人欲望的威胁，那么就对奴才身体上产生这部分欲望的器官进行切除，把他们变成阉人，让其只能为自己的欲望服务。这就是道德治国的肉体切割版。　　

对帝王身体欲望产生威胁的是后宫的奴才，对整个帝国权力链条产生威胁的是众人心里的欲望，那就需要进行思想阉割，凡是不利于权力阶级的思想统统摒除，并以道德的名义加以推广实行。这就是道德治国，历代帝王使用的主要武器是儒家思想和一些主义。　　

对身体的阉割造成的伤害太过明显，目的过于直白，已然不被现代人接受。而对思想的阉割，却一直存在，而且方式更加隐蔽，手段更加丰富。身体的阉割叫阉人，思想的阉割却可以叫主人。思想阉割分为主动阉割和被动阉割，主动阉割是醒着的人，什么都明白的人去做的一种交换：把自己的某种想法割掉，从主子那里换取什么。被动阉割是在熟睡中进行，让你永远都接触不到未经许可的思想，一直沉睡在权力阶层推广的文化中，这样就可能做到，你永远不会独立思考，永远都没有过某些想法。虽然有些阉割文化对主子谄媚到骨子里了，但却是很好的摇篮曲，让很多人一直安睡在摇篮中，一直到死。且至死都不知道自己被阉割过，还对摇篮曲中的内容深信不疑。　　

权力阶层最大的收益是底层所有的权力食物和财富食物，但因为权力食物的过多获取会导致财富食物的所得锐减，道德治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既能剥夺底层全部的权力，又能让其全心全意去创造财富，上交财富，这是权力阶级道德治国的最理想目标。　　

但欲望是把双刃剑，虽然是次序破坏的源头，但却也是建设的动力。欲望被道德的过度抑制，对于财富的创造的主动性是毁灭性的，人人都如和尚般无欲无求又有谁来养活官僚阶级呢。　　

道德治国对权力阶级的统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对整个社会知识财富的损害却是可怕的，它最大缺陷是整个国家机器只允许符合权力阶层利益的思想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贯策略，甚至出现“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极端行为。社会知识在这样的环境下，除了主流的官方思想外，其他多是被禁止的，即使优秀的思想也可能因为无法传播而很快消失。这样的社会是一个思想禁锢，产生大量奴才和顺民的社会，社会知识财富被规范在一个框内，也就那么多，永远就那么多 ，多出来的因为不符合“规则”，就这么随手切掉。　　

四书五经，嚼了几千年，都快烂了，都对权力组织作了什么样的改良呢？1903年，《国民日日報》有一篇文章写到：“故至秦而民权尽亡，及宋而臣权尽亡，至明末而漢人之权尽亡。凌夷至今，遂　成一　君权专制达于完全极点之時代。”在秦代，民权完蛋了；在宋代，相权完蛋了；在明代，人权完蛋；到了清代；一切权利都完蛋了，无论什么都是皇帝說了算，专制到极点。　　

儒家思想能流传这么久，当然有它优秀的一面，但只允许一种思想发展，就如同只吃一种食物，营养不良是必然的。一个国家就算拥有再多的人口，再长的历史，只推广《四书集注》之类符合官方的思想，整个社会只会不断僵化，把大家往奴隶方向驱赶，集权政治不断被加固。　　

在帝国内部找不到更好的解决方法，就把目光投向帝国之外。在民国时期，第一次真正出现了西方民主和自由的思潮，可是几千年形成的集权土壤还很难让民主结出果实，这样的失败就不是偶然，却也是悲壮的有意义的尝试。蒋介石的集权政府，虽有更大的强力，可惜缺少道德治理的有力武器，这个政府很快成为权力阶层分赃的集团，“反腐亡国，不反亡党”成为蒋总统的无可赖何的表白，这个政府很快就被当时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击败。　　

信仰作为比道德更高级的意愿，无论能否看见，能否实现，只要你相信它就会产生超越人性的力量，有信仰的主体是足够强大的，我们甚至为了信仰可以牺牲生命。　　

但是如果把信仰作为政府统治的工具和权力捕食的武器，它的破坏力要远甚于道德治国。人类最初信仰想象出来的神，于是把最高权力看成是神的代表，政教合一是信仰作为统治工具的主要方式。在这样的权力食物链内，信仰是代替道德和强力成为为维持其链条的基础，所有质疑其信仰的行为都是不允许存在的。　　

这样的信仰会自动去摧毁威胁到它的知识和文化，哥白尼的死就是因其日心说威胁到宗教的信仰基础。信仰是如此重要，却也如此可怕。幸好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找到了最合理的解决方式“人要有信仰，但信仰必须是自由的”　　

在西方，虽然自启蒙运动以来，上帝存在的基础已开始瓦解，但是由于没有新的信仰，人们还是信仰上帝，崇拜上帝。尼采 一声断喝“上帝死了”，揭示了那个时代，人类的最大危机，信仰危机。既然你信仰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你的信仰还有什么意义。没有信仰，人就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主体，人的欲望就没有办法抑制。整个社会就有因为欲望而崩溃的危险，这是现实的危机。　　

幸好，信仰的本质并不是要去相信真实存在的东西，上帝只是很多概念的集合，信仰上帝其实只是信仰这些概念，这是大家知道上帝不存在以后，我们仍然继续向他祈祷的原因。

信仰也可以转化对一些理想的追求，尼采告诉大家上帝不存在以后，共产主义理论适时的出现了，它更像是宗教的升级，以此来避免人类因对“失去”上帝这个最终裁决人的恐惧而陷入欲望的混乱，让我们在天堂以外，还有其他东西可以向往。以前通过上帝这个概念的集合来约束我们的行为，那么共产主义就是以将来的理想社会模型来约束我们现在公民的整体选择，进而约束个人的行为选择。

这种约束，本质上无法解决了权力过渡捕食的问题，他们起的作用只是抑制，既然是抑制就有可能出现失控的时候，权力食物链的危机并不会因为有信仰而解除；并且信仰作为权力阶级统治的工具，对思想文化的打压不可避免。人如果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丰富灿烂的文化，只能像奴隶一样活着，像机器一样被摆布，就像朝鲜人民那样过一生，这样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

　 　

圈形权力食物链条　　

社会学和政治学把社会制度作为一个人类社群的根本标签，西方学者通过欧洲的历史，总结出一些社会制度的结论，这个结论在近代也被中国人所认同，那就是在前苏联领袖斯大林手上定稿的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特征的五段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科学共产主义社会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9世纪中创立的，这个理论是基于当时财富分配失衡却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提出的一整套解决方法和将来社会的理想模型，但在当时它还只是理论，没有具体在哪个国家成功实践过。

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源是资产阶级完全掌握了财富的分配权，工人更多只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存在。例如一个私有的工厂中，100个工人创造了价值2000财富，工人拿到了1000，资本家也拿到了1000，但资本家是一个人，工人是100人，这是严重不公平的，照此下去财富分配的差距将不断扩大。

造成这样的结果是资本家有分配利润的权力，而资本家拥有这样的权力是因为拥有生产资料。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解决方式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资本家不掌握生产资料也就不再具有分配利润的权力，为了确保工人阶级拥有这一权力，还设计了由工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这样，公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就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了，整个社会也就不存在资本家，不存在剥削，财富的分配将按照工人阶级的意志进行分配。 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将高涨，于是生产力大大提高，社会财富也按照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被绝大多数人所共享，逐步由社会主义社会进入物资财富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个理论无论是从逻辑还是人文关怀角度来说都无懈可击。在当时现实的情况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度，光从理论上来看确实最能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遗憾的是它缺少实践，只是理想。理想是前进的方向和动力，有理想并不是错误，但问题的关键是实现理想需要合适的方法和手段。

在社会实践中，进步的标志是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大大提高了生产力。资本家不仅仅是剥削阶级，更是一门投资和经营管理的专业，它创造财富的方式更多在于智力，也是劳动的一种，如果仅仅因为它的收入过高，就消灭这个专业是因噎废食。同时拥有财富的资本家并不总具有管理这些资本的能力，于是又诞生了职业经理人这一行业，专门负责替他人管理这些财富，这更是社会分工的要求：人员专业化的生产效率更高，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利润。随着“股份制”在商业文明中日趋成熟，社会中更多的财富转化为股本交由这些职业经理人经营，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所以才会出现类似通用电气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这样名利双收的高级代理人。　　

这种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是专业化的趋势，但却有个天生的缺陷，就是权责背离，职业经理人用手中代理的权力为自己牟取私利的动机不会消失，权力越大越不能避免。这种以权谋私损害的是产权所有人的利益。所以产权所有人在挑选职业经理人的时候尤其慎重，一定会以财富的增值为第一前提去选择有能力有信誉的职业经理人；并在职业经理人经营这些财富的时候，成立相应的股东大会来对他们进行监管和约束，最大程度减少职业经理人权责背离的风险，又能发挥其专业化的优势。　　

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却不具有这种股份制和职业经理人的优势。产权不清是公有制的致命缺点，公有的名义是全民所有，也就不存在具体的产权所有人，公有资产面前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是代理人。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是代理人，任命这些代理人的官员也是权力的代理人，负责国有资产管理的人也是代理人，监督这些代理人的也都是代理人，监督这些监督者的人也是代理人。　　

都是代理人，也就不存在个人利益同资产增值完全一致的自然人，权责背离的风险在这种模式下会加倍放大。职业经理人的挑选首先不会是以资产的增值为第一目标，更多只是官员的任命。获得任命的官员经理，其经营管理的权力来至于任命的上级，他对企业管理的主要动机也不会是资产的增值而是上级的满意，那么经理可能为了满足上级官员和自己的私利就有极大的可能损害企业的利益，而各级监督者更有可能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参与到这场公有资产的掠夺当中，最后公有资料的经营演变成按照权力大小的分肥行为。　　

因此生产资料公有制度下，企业经理人的任命，考虑到资产的安全，道德的重要性甚至是要超过经营管理能力的，而道德的鉴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由谁来鉴定道德更困难。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度下，一个真正优秀企业的出现，就必须具备更多的因素：经理官员的能力和道德；上级官员的能力和道德；各级监管者的能力和道德。就算这些因素同时出现，其间也会产生比私有企业更多的管理成本。　　

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少还可以在控制成本范围之内，如果大量存在这样的企业，只会导致生产力低下，管理成本高昂，最后无以为继，逼上不得不改革的道路。　　

生产资料公有制解决不了生产力问题，其权力组织形式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又如何呢？　　

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自利是人的天性”同样适用于权力。财富分配的关键因素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度，而是包含在制度下面的权力分配，所以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才会是无产阶级掌握掌权，由权力来保证财富分配。

如果马克思读过中国的24史，《资本论》也许是另外一个版本。最高权力的掌握者，无论是来自农民、工人、官僚、还是皇亲国戚，只要它处在这个位置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统治者，他的权力是来自于他掌握的最强强力，而不是他以前所属的阶层；改变的也只会是个体或集团的命运，而不是他以前所属的阶级。在线形权力食物链条下，一个官僚当了皇帝，代表不了整个官僚阶级；一个工人成为政权掌握者，不是工人阶级就掌握了政权；一个农民当了统治者，农民依旧处在权力链条的底层。中国经历了如此多的朝代更替，皇帝有各种身份出身：汉高祖刘邦起兵时担任泗水亭长；宋太祖赵匡胤军阀出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农民兼和尚。但皇权不断更替中，整个权力链条的实质却从来都没有变过。权力结构不改变，任谁掌握了最高权力，权力链条的命运都一样。权力自利的本性更不会因为外在因素而改变，生产力的高低和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只是经济学范畴，改变不了线形权力食物链的捕食规则。权力主体继续按照大吃小的原则捕食权力食物和财富食物，线形权力食物链按照它既定的方向发展。　　

一百多年前，在遥远的法兰西，一位名叫托克维尔的睿智学者，有这样一句流传千古的伟大哲言：“不平等和世袭制是政治行为的报酬。”而奥威尔的政治预言小说《1984》和《动物庄园》更是对这句话的生动注释。无论以什么名义开始的政治斗争，都摆脱不了权力食物链的游戏规则。权力失控也能让社会主义以更专制、更集权、更加不平等和世袭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　　

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社会主义理论提供的实现方式遭到了严重失败，生产资料公有制无论在效率、成本和公平方面都没有超过私有制，东欧和苏联的社会制度变迁给予社会主义信仰者极大的打击，与此同时西方生产资料私有的资本主义却在不断蓬勃发展；同时其提出的工人阶级专政的思想也没有解决线形权力食物链的固有问题，反而造就了另一种以此为依据的集权政府。

但这并不表明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物资财富极大丰富的目标有错，遗憾的只是所选用的方式不能实现这个目标，更遗憾的是权力阶层能从目标的实现方式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自然而然的把方式当成目标了。

但实践也表明，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物资财富极大丰富的目标不是空想。瑞典应该是最接近这个目标的国家了。它给世人展示的不只是爱立信、沃尔沃、宜家这样一些象征经济实力的企业和名牌，更是一个公平、富裕、平等、政治透明的国家，实现了全民就业、全民养老金、全民医疗保险、全民免费教育，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它的最高权力掌握者大部分时间是一个叫社民党的政治团体，这个政治团体直接脱胎于马克思主义，在多年的执政中，它的党纲和党章，虽然经过多次修改，依然能清楚看出早先的模样。它的党史展览室里至今高悬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在任何场合，瑞典社民党都不忌讳说，马克思主义是该党的核心的理论指导。

但它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却不是用马克思所提供的方法，瑞典商业的８５％、制造业的９４％属于私人，如果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来划分制度，瑞典当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上世纪２０年代，瑞典社民党领导人汉森曾确立，社会主义旨在福利，福利才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这就把要实现的目标放在了首要位置，实现方式不再重要。类似于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都是好猫”，才解决了姓资姓社的问题。　　

在以前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缺少利润的分配权，其表面原因是不掌握生产资料，不具备同资本家博弈的权力。而如果生产资料实现公有制，掌握生产资料的是整个国家政权，国家政权的权力是远远大于资本家的，工人如果为了个人利益要同国家政权博弈反而变得更不可能。如果说私有制度下，工人还可以成立工会，用集体的力量同资产阶级博弈，甚至用大罢工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诉求；那么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度下，权力无比强大的国家政权，为了自身的利益，轻易地就能把工会取消或是变成官方的服务机构，工人连同国家政权博弈的资格都没有。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战略口号，道出了底层百姓权力斗争的唯一出路。改变财富分配的不是美好的目标，而是权力的实际大小对比关系。瑞典的工会运动非常成功，有各种完善的工会组织，而这些工会完全是由工人成立的，为工人利益服务的。工人通过工会同资本家的博弈中也就确立了权力大小的优势地位，通过工会来保障企业利润的分配。　　

为了保障工会的权力能一直为工人所用，不被政治精英攫取，瑞典确立的目标是普选权，而不是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后来社会发展的结果也表明，底层一旦获得普选权，就形成了影响国家政治的重要力量，国家财富在分配的时候，才更有可能流向拥有选举权的选民。瑞典所取得的成就最根本原因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民党来执政，也不是工会运动，而是普选权。选举权是一切权力的基石，有了选举权才能保障其他权力的存在。否则，底层的各种权力很容易就被权力阶级给攫取。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是对道德治国或信仰治国的最高褒奖，东方是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代表，西方是以基督教为代表，它抑制了主体欲望过大对权力链条的破坏作用，可这也只是治标的方法。当“民主”出现的时候，人类社会才真正进入另一个高层次的文明，这才是人类所有智慧结晶中最伟大的成就。　　

线形权力食物链的弊端显而易见：只提供食物不获得食物的底层，它的权力不断萎缩；权力阶级却因在食物传输过程中能攫取到充足的食物而迅速膨胀。这一收缩和一膨胀最终使整个链条快速失衡，直至崩溃。在这个链条中，底层的食物不断向上传输，这样下去，底层终有一天被膨胀的权力阶层压垮是必然的事情。　　

解决这一弊端的方式是圈形权力社会的出现，“民主”把线形的权力链条弯曲变成了一个圈，底层在投票产生政府的时候成为最大权力，底层主体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权力，整个权力食物链条在这个时候完成闭合。食物在这个圈中流动，虽然方向还是不断向前，由小的权力主体流向大的权力主体，但是它却经过这个链条中的所有阶层，不再是线形链条下那种单向的传输方式。　　

我们来看这个权力的食物圈是如何形成的：首先权力捕食的规则，“大吃小”是永远不会变的。平时权力食物都是由底层向上层不断传输，直到最高层；但是选举权创造了一个比最高权力更大的权力联合体，当到了投票时间点的时候，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拥有数量最庞大的底层，自然而然获得最大的权力，超过以往的最高权力主体，权力食物往这个最大权力联合体流动。竞选者为了获得执政权，必然向最庞大的选民提供权力食物，底层获得食物。权力就在这样的圈中流转，相对于线形权力链条，圈形链条更加稳定，具有周期性的自我调节功能，自发的抑制最高权力的膨胀。　　

明代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被认为是中国民主思想的启蒙，但其实质应该只是民本思想。以民为本，自古有之，表述方法不同，只是黄宗羲更激进而已。真正的民主必须是体现在权力的流动方式上的，西方商业文明中产生的股份制应该是民主的雏形，在一个企业中，按照入股的多少来决定拥有的表决权，选举制度在这样的商业文明中诞生也就不仅仅是偶然。　　

处在社会权力链条中的主体，根据规则和制度的需要，都入股了自己的权力，对领导人的投票权就是自己入股的表决权。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股份制公司的股东没有投票权，经营者会怎么样掠夺股东的资产。如果百姓都上交了权力，却没有选举权，执政者会怎样不断的膨胀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由选举制度形成的圈形权力链条同样有自身的特点和缺点，以下做主要描述：　　

首先是这个圈的大小。　　

最经典的权力圈应该是石头、剪刀、布的游戏了，只有最基本的三个环节形成圈，循环捕食，因为其简单和公平常常被用来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最小的圈应该是只有两个环节的圈，因为只有两者，不能同时大于一方，又小于一方。它形成圈的方式类似选举，加入了时间周期，像《西游记》中孙悟空说的“皇帝轮流坐，今年到俺家”。也就是在一段时间内，一方大；在下一段时间内，另一方大，以将来的大权力来保护目前的小权力，如此循环成一个圈。　　

如果一个圈过大，经过很多个环节，那么从底层提供食物开始，要经过很多个环节才能流回到底层，跟所有的有形物资流动一样，流动的环节越多，权力食物损失越多，这对底层权力主体非常不利。在一个有选举制度的国家内部，从最高元首到底层百姓，形成的圈是非常巨大的，光靠这样一个大圈来形成的权力流动，环节太多，底层百姓能获得的食物会非常小的，同样容易造成权力的失衡。光有这个大圈不能让底层获得最够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因此，这就需要在大圈的内部加入各种小圈，如州长的选举，县市长的选举，工会的选举，居委会和村长的选举。每种圈提供着不同类型的权力食物，代表着不同的权力环境，这些不同的食物在这些圈中流动，才能保证底层获得足够的权力食物，保护自己的利益。　　

其次是圈中权力食物流动的速度。　　

流动速度越慢，权力大的主体占据权力大的时间越多，对其越有利，越能获得更多食物。当这个速度慢到一定程度，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不能回流一圈，这个线形的圈就相当于直线了，如同以人类步行的速度来看地平线是直线一样。一个简单的例子，周期是50年的选举制度就如同权力的终生制，跟线形权力链条没有区别。同样如果权力的速度流动过快，造成的后果如同所有权力主体之间没有权力差别，社会需要的权力大小差别来形成的链条就失去了作用，社会将失去链接。　　

就执政党来说，选举的时间周期过短，无法评价它管理的优劣，其制定的政策也无法得到时间去有效实施。在目前世界各国，各种政治权力的选举周期一般是四年和六年，这是根据权力的特点来确立的。　　

第三是民主的成本。　　

线形权力链条产生的集权最大的成本是监督成本，随着帝国的越加庞大，权力阶层越加庞大，对官僚的监督成本将大到无法维持，所谓“上高皇帝远” ，最后只能任由这些职业官僚权力不断的膨胀。而民主的成本是权力确认的成本，这个成本包括两部分，一是选举消耗的社会成本，越是大的选举，为了维持其公平，消耗的社会资源都是巨大的，这也是选举周期确立时必选考虑的；二是竞选者需要消耗的成本，为了竞选成功，就得让大家认同自己，就得花大量时间和财富用各种方式去推广自己，选举势必沦为金钱的游戏，这也是民主被人诟病的原因。　　

民主的最大弊端是财富让人更容易获得执政权，财富在政治中的影响力过于巨大，民主社会往往成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为了消除这个弊端，资金在在竞选中的募集和使用都应该有各种专门的约束和规定，可结果就如同道德对欲望一样，只能缓解却无法根除。资本家凭借拥有的财富很容易就能获得对社会的控制权。　　

虽然由选举产生的圈形权力链条让财富对权力的影响力过大，但它却能有效的抑制权力主体的膨胀。在有钱人中选出的权力受限制的主体，比任由权力阶级缺少限制的攫取权力和财富食物更有利于社会链条的稳定。　　

圈形权力链条克服了权力食物无法循环的缺点，这优于线形权力链条，但是它同样继承了线形链条的一些特征，线形权力链条的某些问题在圈形链条中同样会存在。权力“大吃小”导致的官僚阶级膨胀仍然是圈形权力链条的主要问题。就算权力由选举产生，也只是对部分权力的选举，而不可能改变整个链条，同时选举产生的最高权力只要在它的任职周期内就是最大权力主体，依然有可能用自己代理的权力来膨胀自己的私利。同线形权力链条一样，圈形权力链条也同样可能出现某些节点的主体权力极大，权力不断膨胀，底层百姓的权力被这些官僚阶级过多的占有，以致影响到整个权力链条的稳定，俄罗斯的寡头政治、日本的财阀政治、印度政府的腐败，这不是单靠民主选举就能解决的。　　

在圈形权力链条中，同样也需要权力的制衡。只有民主没有权力制衡的社会，底层百姓的权力同样得不到保障，官僚的腐败反而因为缺少以天下为家的皇权的制约变得更严重，一些民主国家政府的腐败程度不比线形权力社会少。西方最著名的权力制衡思想当属三权分立，其起源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时代。到17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政府论》的发表，表明现代意义上的分权理论初步形成。随后的一些国家逐步形成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的政府。中国的民国时期，　孙中山　先生提出过“五权分立”的治国方略，指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各自独立运作并互相监督制衡。　　

权力制衡能最大程度避免单个主体权力过大，把较大的权力分成几部分，让他们之间互相制衡，从而避免对其他权力主体造成威胁。晋朝的九品中正制、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明朝的锦衣卫和东厂、清朝的军机处是权力制衡的典型制度安排，但其主要目的只是为皇权服务。权力的来源决定了权力的服务对象，为上级权力主体提供食物是权力的生存前提。如果在一个社会内部，最高权力只是一个由最强暴力产生的中央集权政府，那么无论三权还是五权都只能是为中央集权服务。所有权力必然最终聚集在最高权力处，不再流动，形成独裁，中央集权模式下的分权只是以确保最高权力的权威为目标。　　

　孙中山　先生认为当时中国国情不便全面行使直接民权，为此他做的不是想办法让中国国情去符合民权，而是让民权去符合中国国情，当时的民主思想已经启蒙，正是需要用尽生命去努力的时候，却被以中国国情为由抹杀掉了，这是他光辉一生中绝不能饶恕的错误，中国历史错过了一次改变命运的绝佳时机。在权力制衡上，孙中山安排了一个政府控制的国民大会来代表人民，总统由这个轻易就能被操控的国民大会选出。并把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放在大总统的统一领导之下﹐这种分权与各个朝代的权力制衡没有实质的改变。孙中山虽不是集权主义者，但蒋介石却能抓住这个中国国情，让一人拥有的权力如同皇权，虽叫中华民国却不妨碍实行个人的独裁，中国的最高权力再次注定只能由最强暴力产生。在随后同共产党的暴力对决中，蒋介石败北，退居台湾。集权模式下，惟有枪杆子才能出政权，人命只是沦为最高权力争夺的工具。一个国家内部的权力争夺，成百万人的死亡，这不是权力不关心的，死亡的只是数字。我想如果孙中山能看到后来的历史，无论如何也不会说出“中国国情”这四个字。　　

要形成圈形权力社会，最高权力的民主选举是唯一手段。在这个圈形的权力社会中权力制衡才能发挥其制衡最大的作用。权力结构比较优化的社会应该是权力制衡和民主选举相辅相成，既有各种选举形成的很多权力圈；又有权力制衡来保障这些圈中的某些环节不出现权力鼓胀。民主和制衡搭配才能使权力食物在社会内部正常的循环流动，不至于出现非常规的权力聚集导致无法解决的癌变。中国目前农村选举的失败，不止是民选的村长轻易就被上层官僚给废除，更在于当选的村长权力在村内缺少制衡，在任职期间内能为所欲为，以一人之力就能出卖全体村民的利益。.　　

但就算是民选政府的权力制衡，无论怎么分权，仍然是“内部人控制”的格局，底层百姓很难参与其中，尤其是一些党内民主的做法。直到媒体的出现，才逐渐改变这一局面，独立的媒体能够公布政府不想让百姓知道而百姓应该知道的消息，这才能让政治变得透明，不被政客所垄断。互联网更是让绝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到政治中，权力在其面前变得透明而无法过量捕食。独立和自由的媒体应该是圈形社会维持权力制衡的最重要工具，并且这个工具为社会各阶层共同拥有。这是现代科技提供个给权力制衡的最大贡献。　　

我们再来看瑞典社会，工人组成的工会虽然强大，但是在同资本家进行博弈的时候，、仍然需要讨价还价，不一定占有优势，极端情况下采取的罢工也会消耗工人很高的成本。当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三方的代表坐在谈判桌前时，他们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在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社民党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以平等与福利为执政目标，当工人获得普选权以后，自然就把社民党选举为执政党。该党实行的不是剥夺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而是让他们继续发挥投资与管理的专业优势，并对他们的收入征收重税，并把这些税收用作全体选民的福利，实现多赢。瑞典人收入的累进税最高可达８８％，目前瑞典税收占ＧＤＰ的比例是７１％。　　

但是瑞典有如此好的社会主义的福利，并不是因为实行了重税，而是因为有一个民选的权力制衡的透明政府。这个政府透明是因为全民拥有极大的新闻自由，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为新闻自由立法的国家，1766年就出台了今天成为宪法一部分的《新闻自由法》，也有世界上最早的官员财产申报制。　　

在这样的制度下，如果权力去捕食额外的食物很容易被媒体和透明的制度发现，再加上权力的制衡，使任何不遵守规定的权力无法逃脱制裁，瑞典的权力阶级最好的生存方式就是只去获取规定的权力食物。难怪瑞典模式设计师，经济学家梅德尔说，瑞典模式最大特点就是平等。他们首先关注的不是蛋糕有多大，而是如何划分才能保障公平，蛋糕就是在这样的公平环境下不断做大，无论大小都能被全体选民享有。瑞典的例子成功的表明蛋糕的公平划分并不会影响蛋糕做大，反而能让做大的蛋糕更有质量。　　

我们以往认为：要想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先把经济搞上去；等经济搞上去了，有足够多的财富，自然就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经济学证明财富的有限性无法解决人欲望的无限性。权力的失衡，再多的蛋糕只能被权力阶层占有，无权者更多只能是无钱者。集权社会下做大蛋糕并不就能产生全民的福利，就算生产力全世界最高，征收再重的税，国家的财富再多，福利也是按照权力大小来分配的，缺少权力的百姓能享受到的福利也很少，没有权力的百姓根本就没有福利，能获得的一点保障更多是靠部分权力阶层的怜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样适用于物资极大丰富的集权社会。　　

在圈形权力链条中，底层因为手中的选举权构成了社会最大权力的来源 ，政党必定以选民为服务对象来获得最高权力，而底层同资产阶级的财富收入差异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用社会福利解决这个矛盾也就成为执政党的获取支持的主要方式，这就是广泛的社会福利诞生的基础，即底层拥有决定最高权力的选举权。　　

线形权力模式下，国家的最高权力不是民权，权力阶层不必为了执政权去满足民众，不存在广泛社会福利诞生的土壤。权力阶层既是国家权力的垄断者，也是财富的主要占有者，向它要求社会福利无疑于虎口夺食。福利成为权力争夺的又一食物，跟财富食物一样，必然是按照权力的大小来分配各种福利。此时百姓获得的一些微弱保障，更多在于西方人权思想的传入，导致的底层最低权力边界的提高。而权力阶层从经济的发展中获得超额福利，是底层民众想都想象不到的。集权社会的福利，更多的是官僚福利。同样的福利制度在圈形权力社会和线形权力社会中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瑞典通过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把社会产生的大部分财富通过福利转移到百姓阶层，这解决了马克思提出的资本家大量占有剩余价值的问题，同时保留夺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继续发挥他们专业化的优势，避免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度的一些弊端。高福利政策是目前西方一些国家解决财富分配差距问题的主要方式。就连当年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也将福利制度视为抵御社会主义的良药。　　

应该说瑞典的社民党获得选民最大支持的是其福利制度，但２００６年被温和党击败，因为它比社民党表现得更像社民党，能够满足选民的更多需求。在选民的选票前，要获得执政权，必定要比对手给予选民更多的东西，是财富也好，是权力也好，无不以选民的需求为最大执政方向。　　

在日渐成熟的民主社会里，各种党派的竞选核心必然是以选民的利益为前提，其政策也必然趋近于一致。这就会造成选民参选的热情降低，大家都一样，选谁都一样，选不选都一样。如果不是出现特别的政治事件，特别的政治人物，投票率会越来越低。但这不表明获胜的政党可以不顾选民利益，一旦做得不好，下次就选民就会用手中的选票重新做决定，不使用这个权力并不代表没有这个权力。　　

我们一直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特征来对社会制度进行划分，但是现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多是混合经济，同一个国家有公有经济，有私有经济；有市场经济，有计划经济，这就让社会五段论越来越显示出不合理的一面，朝鲜无论哪方面都不可能是韩国的更高级阶段。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只是经济发展的一种选择方式，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人民有权力后自然会去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经济政策，并不断对这些制度进行优化，公有制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并不是社会制度的核心问题。社会结构的核心问题是权力，以及由权力形成的权力链条，社会财富的分配是权力捕食规则下的食物分配。　　

社会制度的最大不同在于权力链条的不同，以此为特征形成两种不同的社会：线形权力社会和圈形权力社会。　　

这才是以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划分的社会制度，体现了他们的最大不同。这两种制度的划分不同于社会的五段进化论，不存在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出现谁必定会代替谁的问题。生产力的提高，社会财富的丰富，科学技术的普及，更多是大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的结果。一个制度存在了几千年，谁又能保证它不再存在几千年，他们只是两种“谁比谁更不坏的制度”而已。但是在不同的制度下生活，大多数人会有不同的命运，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历史的火车无论朝哪个方向开，站在车上的人看的都是永远向前，开火车的人只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向，没有前后之分；而坐火车的人连车票都无权购买时，它的选择只能是被动的向前，驶向跟自己幸福无关的方向，这就是历史。　　

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扩大，坐火车的人又会是什么命运呢？　　

　 　

工业文明下的权力　　

在农耕文明时期，帝国线形权力链条中主体权力的巨大差异，造成财富分配极度不均，底层穷得一无所有后饿死、冻死、落草为寇而被官府杀死，使得任何一种让大家不至于饿死的口号出现，就能成为信仰的临时替代品，一呼百应，把底层众多绝望的人群凝聚成一个庞大的对抗现政府的暴力集团。　　

“均贫富”从唐末的“黄巢”提出开始，这就成为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口号，北宋初年的王小波和李顺，明末的李自成，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无不以此来获得底层百姓的支持，扩大起义的队伍。

“均贫富”无法解决旧有权力链条的核心矛盾，队伍扩大到一定程度，只是形成一个新的线形权力链条，随着这个链条的逐渐规模化，权力差异也就明显化，财富的不均随之扩大，“均贫富”的信仰瓦解，相对旧有的线形权力链条不再具有优势，再加上先前树敌过多过大，缺少势力强大的官僚地主阶级的支持，这些农民起义到后来都被绞杀。

太平天国运动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例，洪秀全不只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还用基督教的信仰作为建立政权的基础，相比其他农民起义更有优势。当太平天国运动到了后期，洪秀全也看到“均贫富”的不现实，于1859年颁布了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政新篇》，但这只是经济制度的模仿，权力结构上没有创新，无法制止内部官僚对权力的血腥争夺，基督教的信仰变得只是徒有其表，无法抑制欲望和权力，信仰治国失败，最后太平天国运动在内乱和腐败中被镇压。

以“均贫富”为口号的起义，在线形权力链条成型后也就失去了均贫富的可能，被旧有的或更强大权力链条打败是必然的；即使以“均贫富”再加上宗教信仰的双重保障，建成完整的线形权力链条后，均贫富同样成为空谈，官僚的腐化使绝大多数主体不再相信其信仰，这使其政权失去双重存在的基础，没有信仰的政权如同沙丘上的宝塔，看似坚固，像当年的苏联政权一样，倒塌也在瞬间。

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神被证实不存在，相关神的信仰“崩塌”成为必然、道德“丧失”也在加速。尼采认为人类最大的危机是信仰危机，上帝死了，人的欲望将无法再找到抑制的方法，人类将在信仰缺失后的欲望中灭亡，他也试图用自己创造的洒酒精神、超人学说、甚至以美学为新的信仰，但他连自己都没有被说服，想得太多却找不到更好的答案，最后发疯而死。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以建立理想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为信仰是优于宗教信仰的，同时吸取历代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防止信仰在财富分配失衡后坍塌，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都是以保证绝对公平为前提，这种公平在具体实施中只能以绝对的平均来表现，平均到极致就成了无论以什么方式获得更多财富都是罪恶，是与公平为敌，与制度为敌，与政权为敌。

但这种以一切力量来保证“均贫富”的结果，只能导致生产力的极端低下，权力链条危机以社会财富严重匮乏的面目出现。绝对公平实现后，物资缺乏却成为更严重的问题，直接威胁这权力链条的存亡。于是最高权力机构在1983年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并不是某个人的什么高超“理论”，只是再一次回归到人类的基本常识，这种常识从落后的奴隶社会到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贯穿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古今亦然。

财富的获取被放开后，随着官僚阶级权力的苏醒，在财富争夺面前没有任何力量再能与之抗衡，再伟大的信仰也无法阻止它们对财富捕食的欲望，以国家利益为名义的官僚阶级成为整个社会财富的绝对拥有者。

工业文明相对农耕文明，有更高的生产力，能创造更多的财富，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是农耕文明不可想象的。但线形权力链条的特性不会因为工业文明的到来而改变，权力的主要食物依然是其他主体的权力和财富，无权者在工业文明下虽然获得了更多的创造财富的权力，但是权力太低，能够保留的财富也就趋于底层最低权力边界，哪怕自己再怎么辛劳也不会获得更多，权力阶层制定的一个简单法令和政策就能让无权者的财富短时间内无声无息的蒸发。

工业文明下，财富的分配同样遵守权力捕食规则，距离权力最远的群体必定是最穷的群体。如果没有获得必要的权力，再多的一号文件让农民获得的收益也远不及被权力攫走的财富；民办教师再怎么辛苦和有多少工龄，也只能常年领取每月几十元的薪酬，这是连畜牲都养不活的待遇，没有权力的主体是连畜牲都不如的。

解决财富严重分配不均可以通过福利政策，但福利政策离不开权力。福利分配同财富分配一样，同样是权力的食物。没有权力的福利如同马路上的枯叶，不被风吹走也影响市容，很快就被“环卫工人”打扫干净。线形权力社会下的任何福利政策，最终的结果都是沦落为权力主体的分肥：住房、养老、医疗。收入差距原本已经严重不均，再加上福利政策的权力化，财富分配将更加不公平。

福利政策源于圈型权力社会，能对普通人起保障是因为其拥有的相对权力；而在线形权力社会下，其权力的分配模式决定了它实行的福利政策只能是为权力阶层量身定做。福利的分配如同经济学家米赛斯所说的政府投资理论一样，扔一块石头到水里面，离石头最近的地方波纹大，越远波纹愈小，直至消失。石头落下的地方作为权力中心，自然享受最大福利，而穷人基本是无权者，距离权力中心最远，波纹还没有到可能已经消失了。

线形权力社会最大的特征就是权力的单向直线流动造成主体的权力膨胀失控。权力对财富和福利有如此大的捕食能力，使这个社会的财富占有者必定是权力阶层，财富获取的主要方式必定是权力捕食而不是生产经营。获取财富的最佳方式是获得权力，整个社会的主体也就不可避免的把更多的精力、智慧、资源用在对权力的追逐上。这样的线形权力社会一方面缺少经营管理的创新，另一方面官僚阶级在这个趋势下不断膨胀，生产力进步有多快，官僚阶级膨胀就有多快；社会能负担多少官僚，官僚就会增长多少数量。这是由权力自我膨胀的客观现实决定的，并不会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某些权力主体的意志而改变。

在线形权力社会中，要精简官僚机构和官僚人数几乎是难于上青天的，官僚在精简中不断膨胀，如同动物在保护中灭绝一样；在线形权力社会中，要增加底层主体的财富是更加艰难的，权力阶层对财富的捕食速度永远是大于财富的增加速度，这种捕食的欲望是无限性的。

底层的命运在线形权力社会中，并不会因为工业文明下生产力的提高而改变。权力的缺少使得他们无法向上博弈，转而向下攫取。这种向下攫取表现为对自身提供产品成本的控制和对资源环境不计成本的掠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水，水落石出。

对于大多数活在生存边缘的群体：小作坊，小餐馆，小卖部，……，随时处在倒闭边缘，只要能增加其存活的几率，对管理者来说都充满诱惑。提供合格产品所增加的成本直接影响到生存，这个成本就是天平上生存的砝码，多增加一点成本都有可能导致生存危机。那么农药蔬菜，地沟油，问题食品，假货横行在这种生存状态下就成为无法杜绝的问题。最终的结果更多是劣币驱逐良币，成本过高的被淘汰出局。

对于靠资源存活的主体，则陷入另一种极端。应该说，工业文明下，资源环境是线形权力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属于这个链条的最末端。资源环境加入到权力链条后，让原先线形权力链条的最底层主体不再是最底层，他们不再是只提供食物，现在还可以通过对资源环境的超额攫取来获得食物，这种攫取越多，获得的财富就越多。

而资源环境公有的属性，在线形权力社会下必然是悲剧，对资源环境掠夺的收益和后果属于不同主体是这个悲剧的主因。如果产生的收益有权力阶层参与分配，底层的后果承担者将更加无力反抗。为了确保从攫取资源环境中产生的收益更加稳固，掠夺者必然拉入权力阶层作为共同的利益体。于是一个可怕的怪圈就这样形成，越是资源环境的受害者越无力保护，越是掠夺者越从破坏中受益。只要资源不枯竭，这种掠夺就会不断继续；只要环境不到崩溃，这种破坏就不会停止。可惜的是资源终究是有限的，环境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当无限制的抽取地下水，无限制的挖掘矿产资源，无限制的放牧，无限制的城市扩张，无限制的污水排放，无限制的烟尘排放，……这种无限制到一定程度必然是链条另一种方式的断裂。

工业文明下，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让掠夺着带者巨额收益随时选择新的地点、新的生活方式，而后果的承担者将在崩溃的环境中喝着污染的水、呼吸着污浊的空气直至死去，或是一无所有的离开，成为一无所有的人。这就是工业文明下的另一种链条崩溃模式——水落石出。

农耕时代，权力链条崩溃的最坏结果只是改朝换代，但江山依然如此多骄；而工业文明下悲哀的是，我们掠夺完自然资源、破坏完环境后，将不再有另一次权力链条轮回后繁荣的再现。那些污浊的水、污浊的空气、污染的食物、满目蒼痍的家乡只能是底层在承受，他们虽想改变却永远无权去改变的。人短暂的生命在这种惩罚前变成了谬论，路易十四那句名言，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成了资源掠夺者和环境破坏者真实的格言。

但在整个平衡打破前，出现的景象是如金字塔般逐级强大的梯形政府，繁华与奢侈度与各级政府权力大小相匹配的中心城市。而离权力中心较远的地方，拥有的资源只会是被掠夺的对象，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留给当地底层百姓更多只是攫取的痕迹。而环境优美的地方在各种开发中将成为更加稀缺的资源，当然这些地方也会在景区开发、经济开发中完成一轮从无钱到有钱，无权到有权的原住民替换。

工业文明下的线形权力链条，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崩溃更多是无可避免的宿命。此时作为御用的经济学家、统计机构，更多关注的是权力阶层所关心经济指标，会从正反多方面，收集各种数据，各种理论来证明食物提供者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见过马戏团圈养动物做数学题的人都明白，这些动物并不是真正理解这些数字的意义，而只是为了获得食物对提供食物者的回应，一加一可以等于二，只要主人满意，也可以等于任何数值。圈养的学者为了食物同这些圈养动物的表现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当主子创造性的提出了“先发展后治理”的理论让大家去辩论，他们就以西方工业化国家曾经也污染严重的例子来论证现在决策的正确性，永远不投反对票是获得投票权力的最好保证。

农耕文明时代，财富分配的失衡、严重的两级分化最终导致线形权力链条的解体。工业文明下虽然生产力大大提高，但是并不能解决线形权力链条固有的缺陷，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如果这种贫富差距超过一定程度，底层将以暴力方式来改变财富分配的格局也就成为社会的最大威胁。

与其让底层最终以暴力来从新分配财富，不如设定一个周期由权力高层来调整财富分配。同任何时代一样，一个社会最大的财富是土地和房屋，这也许就是政府严禁私人买卖土地和房屋只有70年产权的初衷。70年这个时间段的设定，应该是一个人从创造财富到拥有财富的极限时间长度。70年后这个人已死，他的最大财富被政府收回进行重新分配，就可以避免财富拥有人的抵抗，又解决了财富过度聚集的问题。如果全社会的房屋和土地都这样70年后被政府从新分配一次，社会的最大财富就能在这种70年的周期循环中实现相对的平均化，在理论上这种方式能避免财富两级分化的失控。

而现实远比当初设计的要复杂，一个人的时间段是可以分割的；但是他所处的社会的连续的，各种土地和房屋的交易不断发生和继承。70年后的土地和房屋一定也是被大多人居住和使用，也许最后一个拥有者刚花完几代人的积蓄。这种70年的产权没有办法不伤害到目前拥有人的利益，不可能不遇到抵抗。

财富可以收回，但是从新分配时同样没有办法做到平均。70年后到期的土地房屋被政府收回或是被目前的拥有者按照一定的价格从新购买，这只是发生了一次权力的财富捕食行为，捕获的财富食物被拥有最大权力的政府所有，财富也只是从弱势的个体向强势的政府转移。70年产权被收回的群体同样包括所有底层，这些不动产也许是他们所有的财富，全家人几十年的辛苦一夜之间就到期被全部收回。经过财富回收后，不同阶层的权力主体剩下的财富差距比例必将更加扩大。如同100减10同20减10的比例差距由以前的5:1变成9:1。

政府想通过回收财富的从新分配来调整收入差距，这更加不现实。这部分财富的再次分配也必定会按照权力的捕食规则来确定新的拥有者，能重新回到底层手中的必定是少量。最终的结果更可能是底层新得到财富远低于70年后到期被政府回收的财富。

由线形权力政府再次分配70年后到期的财富，其结果不止没有缩小财富分配的差距反而再次拉大财富差距，其结果可能由9:1变成20:1。

财富可以回收，但是财富衍生出来的情感是没有办法割离的。每一个我们曾经拥有过的地方，我们生活过的地方，那是我们的家，那里寄存着我们的情感。那里充满了多少童年的笑声，父母的关爱，兄弟姐妹的友情，爱人的温馨，它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份空间都有着我们无穷的感动，屋前屋后每一片树叶、每一棵小草都见证我们的成长，记录着我们不想忘记的秘密，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家就是我们跟这个社会的脐带，是我们的爱寄存的地方，是我们害怕恐惧不安后能够躲藏的地方，是温暖的来源，是我们的内心力量产生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追求的家。

如果把经济发展作为这个社会最大目标，以财富的总量增长来保证权力的正当性，那么拆迁和土地征用就不可避免的成为经济增长必定采取的主要方式，而附着在土地上的家就会在发展面前变得不堪一击。这种发展如同割断我们脐带的刀，割断了我们同这个社会的情感关联，毁掉我们感觉安全和温暖的地方。

工业文明下的线形权力链条虽比农耕文明时期有更大的优越性，但其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却更加惊人，也更有可能以另一种方式走向崩溃，接受无可逃脱的宿命。

社会的财富分配牵涉很多因素，有法律、有制度、有文化、有资源、有生产力，但最核心的还是权力，它才扮演着财富分配最重要的角色。财富分配不仅仅关系到不同主体拥有财富数量的多少，更深切的影响着这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方向。

　 　

后记　　

在写这最后一段的时候，那些压抑许久绝望让我接近崩溃。有一瞬间也曾感受到鲁迅那段关于铁屋子对话深处真正的悲凉，既然这个铁屋子是无法打破的，又何必去吵醒那些熟睡的人，让他们清醒却只能绝望的活着，何不让他们在沉睡中麻木的死去，这样反而没有痛苦。

初中的时候，在冬天穿着破烂的衣服去河里捕鱼，回来的时候父亲却狂暴的把我换下的破衣服全都扔掉，然后什么也不说，当时还无法完全体会父亲的感受。后来在街角看见寒风中缩缩发抖的衣衫褴褛的乞丐，总会忍不住心为之一痛；看见马路上老人盯着你手中还没有喝完的矿泉水瓶，总会让人悲从中来。都是素不相识的路人，这种悲伤不只来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情感，更因为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社会，总觉得自己的家人或爱人或熟知的人会这样出现在自己面前，那种伤心就如同父亲害怕我衣衫褴褛而把我的破衣服扔掉时的难受一样。

　 　

                        手术刀                    2011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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