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来”，“回不去”—蜗居、蚁族与“中国工人”的“N连跳”

匪言匪语之二十三：

“进不来”，“回不去”

——蜗居、蚁族与“中国工人”的“N连跳”

匪兵

就在蜗居、蚁族因“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涨价的速度”而抱怨之时，80后的另外一个群体富士康工人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上演着这个时代最吸引眼球的“N连跳”。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在年初刚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年度人物，“中国工人”成为金融危机时代的功臣（也许只有虚拟经济遭遇挫折的时刻才会如此褒扬实体经济的劳动力），但此时他们却以如此决绝而“自主”的方式强制大众传媒及其公共视野关注他们。与《蜗居》的热播（《蜗居》至今还高居新浪首页视频专栏）和《蚁族》的热卖不同，对于这些被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来说，也许只有连续的“跳楼”、自杀等社会新闻的方式才能成为某种社会议题。近期富士康宣布提高员工工资，与此同时，提出战略调整，一是增加去西部建厂，二是回台湾发展无人工厂。

无论是大众媒体还是社会学专家都指出，这些自杀的农民工属于80后、90后的“农二代”，他们处在“进不来”又“回不去”的尴尬状态。与他们的父辈一样，“进城”基本上不可能，尤其是在蚁族、白领等中产阶级下层已经被放逐到城市边缘地带的时候，更不用说农民工能够在都市中“安居乐业”，也就是说，“回不去”才是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新问题，或者说，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也分享蚁族们的“城市梦”，乡村是一个落后、愚昧、没有希望的空间，尽管相比下岗工人，农民工依然享有“一块土地”的“特权”，但是这份特权在城市化的叙述中却成为了负担和包袱。从这里，可以看出蚁族、农民工处在相似的社会位置上，即一个“城市进不来”、“乡村回不去”的中间状态。这种中间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什么在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充满抱怨和自杀的群体恰好不是那些失业或没有工作的人们，而是这些每天都在办公室、科技园和工厂辛勤劳作的蚁族、新生代农民工（富士康工人中也相当一部分是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呢？

“迟到”的命名

2009年被许多媒体评论为“公民之年”，因为“公民维权是2009年的主题”，从邓玉娇事件、张海超“开胸检肺”、孙中界遭遇钓鱼执法、番禺业主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等社会事件中，不仅可以看出“审慎而理性”的中产阶级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如“番禺力量”），而且中产阶级还担负起推动遭遇侵害的农民工（如邓玉娇、张海超、孙中界）获得公民待遇。不得不说的是，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之初，关于中产阶级、公民社会的讨论还“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经过近十年的过程，“审慎而理性”的公民/中产终于成为社会的标杆和典范。尤其是近两年来，公民“正大光明”地出现在维权、环保、捐助等各个“耀眼”的社会舞台之上，不仅在媒体、杂志上成为“公民劳模”，而且也入选央视评选的年度法治人物、年度道德模范、年度十大责任公民等。因此，有媒体评论这是一个“公民社会到来，‘人民’应该退位”[1]的时代。不幸的是，如果说2009年是公民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社会主体和中坚的故事，那么2010年则是“中产之殇”、“被消失的中产”、“不再中产”、“中产阶级的沉沦”和“中产阶级将倒掉”的故事。正如作为中产阶级后备军的80后成为“失梦的一代”，被迫“逃离北上广，回归体制内”。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个公民获得命名的时代，也是一个中产阶级“人人自危”的时代。

与蜗居、蚁族获得公民身份、成为“审慎而理性的中产阶级”相似，近一两年也是农民工终于获得工人阶级命名的时刻。尽管从80年代末期农民工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沿海制造业加工厂及城市建筑业、服务业的主体，但其命名依然是盲流（90年代以前）、外来妹（90年代初期）、打工仔（90年代）、弱势群体（2000年前后）等，其“在工地上我就是工人，回了老家我就是农民”的身份使其处在工人与农民的社会身份之间。关于农民工的问题往往放在三农议题里面，也就是说，农民工只是那种外出打工的“农民”，而恰好是这些流动的劳动力大军成为90年代“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廉价劳动力。这种“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2]使得农民工比原始资本积累时代的产业工人“更不幸”也“更幸运”。“不幸的是”这种无法成为工人的农民十几年如一日忍受着如此低廉并经常被拖欠的工资，因为相比农村生产来说打工依然是增加收入的重要手段；“幸运的是”，农民工因在农村还有一块作为社会保障的“土地”而没有成为都市贫民窟的无产者（当然不包括那些在城市化中失去土地的无地农民）。

与90年代以来农民工大量进城相伴随的是，作为工人阶级老大哥的国企工人面临着下岗，尤其是被破产重组的中小国有企业，也就是说，工人下岗（驱逐相对昂贵的劳动力）与农民工进城（雇佣廉价劳动力）是在同一个历史进程中完成的。而有趣的是，在国有企业转型接近尾声之时，在话语及实践中工人阶级都失去历史主体位置的时刻，也是农民工日渐获得工人阶级命名的时候。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民工作为工人阶级队伍的新成员，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中央春节晚会由农民工出身的明星王宝强（有幸成为明星的幸运儿）演唱了“为了一个梦，进城闯天下”的《农民工之歌》[3]；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五一劳动节看望北京地铁建筑工人时，承认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队伍中的一支主力军”[4]；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大型舞蹈史诗《复兴之路》中有一首“农民工之谣”，农民工成为整场演出中唯一被指认出来的社会群体；2010年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回答网友问题时再次提到“农民已经是现代产业工人队伍的主体”。不过，与“被消失的中产”相似，就在农民工获得工人阶级的命名以及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时刻，富士康工人的自杀呈现了这些在世界加工厂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所遭遇的现实困境。

为何“进不来”，为何“回不去”？

众所周知，蜗居、蚁族、新生代农民工尽管都是80后，但他们却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蜗居、蚁族作为中产阶级后备军是公民社会的主体，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是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但是他们却在2000年前后“相遇”。中产阶级话语和弱势群体基本上是新世纪先后同时浮现出来的社会表述，一个是作为社会“中流砥柱”和民主化的主体，一个是需要被帮助和关爱的社会“弱势”所在，社会阶层以中产阶级为想象中的主体和以农民、工人、农民工为弱势群体的方式获得清晰地呈现。中产阶级、弱势群体作为社会修辞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可以给阶层分化提供“合理化”的解释。中产阶级被赋予双重想象，一方面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纺锤型社会成为社会结构稳定的象征，另一方面这种中产阶级社会或公民社会的功能在于维护公民权利和救助弱势群体，中产阶级的大爱和志愿精神恰好可以弥合社会阶层分化所带来的鸿沟。有趣的是，短短十年间，这样两个群体再次“相遇”，他们在市场化的房地产中被放置在“中低收入群体”的命名中（中产阶级再也不用救助弱势群体了，或许更能体会弱势群体被市场经济所放逐的滋味）。对于蜗居、蚁族来说，他们也和新生代农民工一样，处在一种“进不来”、“回不去”的中间状态（不是社会阶层的“中坚”，而是城市与乡村二元空间秩序的中间）。正如许多专家指出，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回不去”是一个新鲜的问题，而对于蜗居和蚁族来说，“进不来”则成为一个新问题，因为如果按照中产阶级的正常轨迹，这些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毕业生不应该成为蜗居和蚁族，而应该拥有一套“空中楼阁”，从而成为房“主”和城市的“主人”。不幸的是，面对高额的房价，他们似乎连做房奴的机会都成了“海市蜃楼”。如果说房地产在进行市场化之初，已然把弱势群体等低收入群体放逐在外，那么中等收入群体为何也被阻隔在房地产市场之外呢？

其实早在2006年地产大亨任志强就认为“中低收入者就不应该挤进来买商品房”，如今中等收入群体也已经被许多城市纳入经济适用房的范围。作为橄榄型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被房地产所撕裂：已买房的中产阶级在“住房资产增值”中有可能变成富人（处在“暂时做稳了房奴的时代”），没有买房的中产阶级则在“货币资产贬值”中成为穷人（处在“想做房奴而不得的时代”）。如果说新世纪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中产阶级是培育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力的理想主体，那么在2006年中产阶级还很难把自己放置在低收入群体里面，可是2009年的蜗居者、蚁族们正好是中等收入群体或准中产阶级跌落到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位置的表征。所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还处在“千呼万唤”的襁褓之中就不得不品尝到了“被消失”的命运。如果说任志强的先见之明说出了房地产市场化的“秘密”，那么房价飞涨的房地产市场就如同一场不断有人被甩出去的“马拉松比赛”[5]。如果把这种不断把穷人、中产阶级放弃在房地产市场之外看成一种马拉松比赛，那么任志强在讲述这个故事的同时还讲述了另外一个与之不同的故事。

这就是中国的房地产还处在供不应求的阶段，并且短期内很难改变这种现状。原因在于中国的城市化之路还很漫长，人们对于城市/市场中的房子的需求拥有巨大的渴望，这种城市化的欲望（包括任志强反复强调的中心城市所拥有的教育、医疗、文化等让人艳羡的资源）会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房地产的马拉松之中。也就是说，与美日等遭遇过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拥有“落后”优势就是有大量未被市场化/城市化的群体（如果8亿农民都能城市化，这将是多么巨大的“水源”呢），如同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还未被资本垦殖的空间为填补出口空缺提供了“希望的空间”。这种发展不均衡的地缘“优势”为房地产提供了源源不断地新鲜血液，仿佛房地产市场会如永动机般吸收着全社会的欲望与财富。正是这种城市化/现代化/市场化的大趋势，可以假设有源源不断的后备军“有幸”加入马拉松比赛。如果说逐渐增加的房价使得中低收入群体处在“进不来”的状态，那么这种以城市化为中心的欲望，正是导致蜗居、蚁族和新生代农民工“回不去”的秘密。乡村在都市化、城市化的叙述中成为前现代的他者，成为负面的、落后的、失败的象征（在现代性遭遇挫折即金融危机时代，乡村也可以成为乡愁之地，正如化身阿凡达来到潘多拉仙境，一个前现代的世外桃源），这种欲望动力使得拥有土地的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认同农村的生活及生存价值，即使能回去也不愿意回去（农民工拥有土地的唯一好处是有一个可以回去的立锥之地，坏处则是无法成为除了出卖劳动力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也正是这种城市化的逻辑不断地吸引着年轻有为的80后走进都市，但另一方面他们相对低廉的收入使得都市如同卡夫卡的“城堡”只能在门外徘徊，而这种居间状态才能保证那些市场经济内部的马拉松比赛中的幸存者获得更大收益。

在这里，关于房地产市场或市场经济存在着双重想象，一种是伴随着房价上涨，会使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群体“望房兴叹”，另一方面在房子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利润机器和“会下蛋的公鸡”的时候，会对整个社会施展“吸金大法”，不仅中产阶级、高收入群体、私营资本、国有资本都会飞蛾扑火，而且尚未进入市场经济的人们也会为房子这个都市欲望燃起干柴烈火。这种房地产市场中富人与穷人的零和游戏论恰好需要一种关于市场之外的空间，需要一种市场化/城市化的欲望作为把整个社会都绑缚在房地产战车之上的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房地产市场的排斥机制和吸金大法是同时存在的，这就是房子在不断地“羽化”为资本增值工具的过程中所发挥的排斥和吸金的双重功能。如果把房地产市场作为市场经济或市场的隐喻，那么支撑市场经济的恰好是完全相反的两个过程，一个是排斥或区隔功能（“进不来”），一个是吸金、吸人的扩张过程（“回不去”）。在市场这场马拉松比赛中，既需要人群被甩出去又需要资金来充血，前者是贫富两极分化，后者是需要不断地开疆扩土、寻找未开垦的处女地，否则比赛就会枯竭而死。正如殖民地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充当的功能在于，一方面殖民地是区隔和放逐之地，另一方面殖民地又是原料产地和劳动力来源。中国的农民工也处在这种被区隔但同时又为市场经济充当廉价劳动力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农民工无疑参与了马拉松比赛，但同时又是马拉松比赛中最先被甩出去的人群，他们根本无法成为都市空间中的消费主体。而当下的中产阶级也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一方面中产阶级本来是市场经济/马拉松比赛的主体，另一方面又成为被高房价放逐、区隔在都市边缘的蜗居和蚁族。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尚未完成的都市化欲望所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于保证房地产作为稀缺资源的增值价值，而关于房地产区分富人与穷人的说法则充当着说服那些从马拉松比赛中淘汰出局和无法加入马拉松比赛的人们接受这个“合理的”宿命般的现实。可是，就连中产阶级都处在“想做房奴而不得的时代”，又何况那些早就被排斥在市场经济消费者行列之外的其他弱势群体能够加入马拉松比赛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买不起房的普通老百姓”有着清晰的中产阶级主体的身份，而政府新近出台这些抑制房价的政策恰好是为了使马拉松比赛能持续下去，使更多的新鲜血液（脆弱的中产阶级）可以成为比赛的选手（与“想做房奴而不得的时代”相比，“暂时做稳了房奴的时代”依然是一个好时代），而不是回到房改前的“排排坐，分果果”（暂且不讨论即使房改前的福利制度依然不包括城市之外的农民）。

一个老故事？

在富士康工人自杀事件及其他产业工人的罢工中，提高工资待遇成为劳资双方博弈的焦点，而如何实现中国制造业的产业转型也成为社会学家、经济专家解决此类事件的核心，似乎中国已经处在从原始资本主义积累过度到更为文明发展阶段的时刻。而从富士康事件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及中国工人在全球资本主义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美国等第一世界的跨国企业提供订单，台湾提供资金和管理，中国大陆提供劳动力。在这种由高到低的过程中，产业利润也在逐渐下降（资本的收益远远高于劳动力）。许多人认为工人自杀为中国经济及其制造业进行产业升级提供了契机，正如八九十年代的台湾在成为世界代工工厂之后所完成的产业转移（伴随着80年代中国内部打开冷战分界线，吸引台资和外资）。有趣的问题不在于中国能否完成产业升级，而在于这种在空间分布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被时间化为不同的进步等级。众所周知，恰好是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使得“中国制造”的制作成本大幅度压缩，才造成美国中产阶级享受到消费的快乐，这样一种空间秩序（美国、台湾、中国）与其说是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如说它们正因为处在同一个世界资本主义生产秩序中才能成为一个有机的结构。但是，这种同时存在的空间却被转述为一种不同的时间逻辑，仿佛美国、台湾、中国处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历史时间之中。

因此，这种中国产业升级的论述充当着双重的意识形态效果，一方面可以使得工人自杀、黑煤窑以及蜗居的现实困境获得合理化解释，因为“我们”还在转型之中，还处在相对落后的发展阶段，所以这种不幸和困难是合理的，总有一天或者早晚，“我们”会成为台湾，甚至会成为美国，似乎从台湾、韩国、日本在战后所处的位置及其发展模式可以印证这一点。不过，这种“进步”逻辑的普遍性只建立在少有的几个幸运的国家，除了西欧作为原发现代化国家，在这五百年历史中，只有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或许还有中国沿海地区，有幸挤进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诺亚方舟”。这种美好的发展主义“畅想”还取决于中国能否找到另一个中国来作为“我们”的加工厂，从而“我们”可以有幸从美国主导的这种全球资本主义游戏中分得一杯羹（尽管世界体系专家沃勒斯坦发出警告[6]，地球上的廉价劳动力总有一天会如廉价的石油一样枯竭，尤其是在全球化已经没有外部的今天。当然，也许不用如此悲观，因为富士康宣布可以在台湾建立无人工厂）；第二功能在于分享这些跨国公司产品的全球中产阶级消费者可以安心，因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宿命”，“我们”也是从羊吃人以及贩卖奴隶的历史中走过来的，所以这是必须忍受和经历的发展之痛。这种空间秩序时间化的逻辑是一个资本主义全球扩展和“进步“的老故事，但是这种老故事依然动听和有效地抚慰着正在遭受痛苦的“中国工人”和正享受全球化成果的中产阶级消费者。

但是，在这种产业转移从而实现产业升级的故事背后，没有说出的是，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产业中空化，这些国家的蓝领工人大量失业，台湾、韩国、日本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即使中国不再成为世界加工厂，中国资本成为投资者（这种情况正在发生），那么这些中国工人或许面临着另一种“自杀”，就是大面积的失业。这也是富士康在应对当下危机所试图采取的双重路径：一个是到更为落后的西部去开厂，也让西部的农民工可以分享到这份全球化的“待遇”；另一个就是回到台湾开设无人工厂，也就是说用永远不知疲倦也永远不会罢工、不会自杀的机器人（暂且不讨论这些机器人是否也如当下的农民工如此廉价，没有说出的故事在于无人工厂的投资恐怕要高于劳动力成本，否则制造业为何要一再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呢，暂且不讨论中国的劳动力不仅廉价而且素质高），这也就是科幻片（如2008年电影《机器人瓦力》、2009年电影《阿童木》）中所呈现的，人类作为主人（被动的消费者）、机器人成为奴隶的“美好”时代。也正是这些科幻片放大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美好与丑陋，美好在于建立在科技所带来巨大进步之上，以至于任何人都不需要劳动，只要无止境地被“喂养”（包括各种形象），与此同时，这种光鲜却建立在最赤裸裸的不需掩饰的奴隶制的基础上。当然，那时的人类或许会面临机器到底算不算“人”的新问题，这同样也是一个“老问题”，因为在西方殖民者踏进美洲大陆时，土著算不算“人”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从这里可以看出，就如同蜗居、蚁族们面对不断攀升的房价，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成为房奴（暂时做稳了房奴的时代），一条是连房奴也做不成（做房奴而不得的时代），只能生活在都市空间的缝隙和半地下、地下空间。而这些中国工人，也将面临着双重道路，一条就是继续做廉价的中国工人，一条就是像美国工人、台湾工人那样被更为廉价的劳动力抢去饭碗。在这样一个只能二选一，或者两恶相交只能选其稍恶者的时代，也许更为迫切的议题是需要寻找更多的选项，如果不愿意接受宿命般的现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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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