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前两次路线斗争中的“借助钟馗”

建国后前两次路线斗争中的“借助钟馗”　　

建国后到文革前的几十年间，我们国家领导体制实际上是党主席领导下的总理负责制。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党的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是党和国家的一二把手。这在文革后、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决策发行的“四巨头百元钞”毛、周、刘、朱的领袖排序上就可以得到有力地证明，这恐怕是毋庸置疑的。　　

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高、饶反党集团案中的两位主要当事人，所谓的‘反党’也是有具体对象的，那就是反对被毛主席看好的接班人的刘少奇。关于这一点，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查阅历史资料佐证，我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从中外的历史上来分析，这很正常，封建王朝的‘接班人太子’，就常常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和牺牲品，而对于那些诸如高、饶等很多很多想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新的统治者老爷’的政治投机分子来说，争夺接班人，取代刘少奇，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上来说，都是合乎政治逻辑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与高饶集团的斗争中，毛泽东关注的是当与国家的政治路线、方向与命运的全局；刘少奇及其盟友关注的是保证和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而高岗饶漱石则关注的是战胜刘少奇等政敌去的接班人的地位，进而取得当与国家最高领导的地位。　　

被这个“接班人权利地位”之争掩盖的还有毛泽东与刘少奇及其盟友们之间，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关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主义之争”。这些被掩盖的本质问题在高饶事件之后的党的八大会议以后基本就公开化了。　　

刘少奇利用毛泽东居二线自己居一线的政治优势，实际上在与高饶集团的政治角斗中采取了一箭双雕的谋略，即：一、利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地位消灭政敌高、饶等反对势力；二、利用高、饶反对刘少奇不反毛泽东、反刘‘扩大化’的狂妄与失误，构筑以自己为首的接班人领导、组织体系，以取代毛泽东的领导组织体系。　　

　1954年2月6日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因休假未出席这次全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主持会议，将高岗定性为“反党集团”。　　

在建国后第一次重大的政治路线斗争中，刘少奇成功了、胜利了！高、饶定性为反党集团被消灭了，以自己为首领的‘接班人领导组织体系’基本培植起来，这就为以后向毛泽东为领袖的团队和路线发难，埋下了伏笔，也为自己的毁灭挖掘了坟墓。　　

1959年庐山会议与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斗争，可以算作是我们党在建国后的第二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了。刘少奇营垒的政治家们的高明之处，就是在重大的政治斗争中即利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与地位达到自己的目的，又巧妙地将重大路线斗争的负面影响，及其负面历史责任与评说转嫁给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的斗争就又是继高饶之后的一个经典的政治杰作！　　

可以这样理解，或者说必须这样理解，才会恢复历史的原始真实，那就是，与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斗争，对于刘少奇“接班人联盟”来说，实际上是与高饶反党集团斗争的继续。　　

彭德怀在高饶事件中，是站在真理一边反对刘少奇的‘回归新民主主义’右倾路线的，这一点刘少奇很清楚，也为彭德怀记下了这笔历史旧账。彭德怀还还在庐山会议中，上万言书，坚决地反对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时期刮得共产风、超英赶美等一系列‘行左实右’的东西，这刘少奇更是心知肚明。他的政治团队清楚，要保证其‘接班人联盟’的根本政治利益，必须除掉这个眼中钉。　　

这可以从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中对彭德怀落井下石的一段不阴不阳的谈话中见证无误。见庐山会议毛泽东没有批评彭德怀的意见书就要闭会下山，曾经是彭德怀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等人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美庐”毛主席下榻之处，要求对《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要有一个“决议”，并历陈了彭德怀在革命战争时期是如何丢失井冈山、败亡赣州城、长征途中篡夺军事指挥权等等“罪行”。刘少奇是毛主席选定、经政治局通过的接班人，而且于4月份已经正式担任国家主席并且已实际主持一线及其主要工作。由此，毛主席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高度统一，为了维护和树立刘少奇的威信，从大局出发，征求常委意见，终于决定8月2日继续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　　　　

灾难必然地降到了彭德怀等同志的身上。为了借机拔掉这颗障碍“接班的政治钉子”，刘少奇不顾国家主席的身份，冲锋陷阵，声嘶力竭地斥责彭德怀同志“‘是魏延的骨头（按：《三国演义》中的魏延脑后有反骨，被诸葛亮所杀），朱可夫的党性（按：前苏联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冯玉祥的作风（按：即伪君子），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看来是早有准备的，类比总结的如此充分〕 刘少奇的发言，是说，你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　党的伪　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张宏志：庐山会议——节选自《还清白于毛泽东》〕。并“借钟馗打鬼”地用了一句“你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使之压倒了争吵的“不同”声音而“盖棺定论”。刘少奇在建国后第二次重大路线斗争中又如愿以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因此说，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实际上仍然是‘挟毛泽东以诛彭德怀’。一些人将“诛杀功臣”的脏水泼到毛泽东身上，至今仍让毛泽东难以洗刷干净，其用心是何其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