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的没落

一个王朝的没落

文/吕伟明

    当我们细数中国历史上的大统一时代，会发现最不费力气的统一是西晋王朝：司马懿将魏国军政大权传给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俩，又从司马昭传位于司马炎，接受了魏国傀儡小皇帝的禅位。司马炎优哉游哉十余年，命王濬率楼船部队顺流而下登陆石头城，东吴孙皓出降，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统一。晋武帝司马炎当政时期，天下太平，无所事事，连后代唐朝名臣房玄龄都羡慕不已：“晋氏中朝，承累世之资，建兼并之业，衣冠斯盛，英彦如林”。然而，奇怪的是，最窝囊的大统一帝国也是西晋王朝：司马炎死后，身为富二代的晋惠帝却是一个草包。惠帝时期的真正掌权者是皇后贾南风，贾后乱了朝纲，八王之乱依次上演，晋帝国开始永无宁日。

    一个王朝是如何由盛转衰的？在盛衰之变逐渐坐实之际，有没有最初的迹象可以追寻？我们从历史中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来。《晋书卷三十三·何曾》有一段这样的记载：“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此子孙之忧也。汝等犹可获没。’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亡也。’”后来的历史进程果然被何曾不幸而言中：第一代是始作俑者，第二代侥幸苟活一世，但到了第三代必然会遭遇一次天翻地覆。晋武帝继承了祖辈的基业，坐享其成，一切来得风调雨顺，自然不会再有什么雄心壮志、“经国远图”。当肉食者都不再谋虑长远，国家自然被淹没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问题就出现了：当国家最高决策者不再有宏伟志向，没有远虑，自然会生出近忧。近忧如果不能及时解决，那么就会养痈遗患。

    晋武帝的近忧是什么？当时他唯一的隐忧或许只是太子司马衷的智商问题，但近臣诡辩说太子有“淳古之风”，在一个升平时代皇帝不需要雄才大略就可以垂拱而治，晋武帝也就放心了。剩下的工作便是维持帝国的正常运转，司马炎毕竟是开国君主，也有些手腕，比如在大臣任恺和贾充之间也能做到一碗水端平。《晋书卷四十五·任恺》就记载得很清楚：“恺有经国之干，万机大小多管综之。性忠正，以社稷为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谘焉。泰始初，郑冲、王祥、何曾、荀顗、裴秀等各以老疾归第。帝优宠大臣，不欲劳以筋力，数遣恺谕旨于诸公，谘以当世大政，参议得失。恺恶贾充之为人也，不欲令久执朝政，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为。”武帝初期的朝政虽无大作为，起码有任恺忠心耿耿地在主持大局。后世的我们看到这一幕便会明白：任恺与贾充并非同道，《晋书》里的任恺是忠臣，则直指贾充是个小人。果然，“后承间言恺忠贞局正，宜在东宫，使护太子。帝从之，以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计画不行。”武帝虽然听从贾充的进言，但并未将任恺调离中枢机构，贾充的第一次谋划宣告失败。后来，接着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当时秦雍一带屡被敌寇侵扰，晋武帝忧心忡忡。按照《晋书》的记载，恺因曰：“秦凉覆败，关右骚动，此诚国家之所深虑。宜速镇抚，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计略者，无以康西土也。”帝曰：“谁可任者？”恺曰：“贾充其人也。”中书令庾纯亦言之，于是诏充西镇长安。充用荀勖计得留。

    荀勖献的是什么计呢？那便是向武帝“称充女之贤”，使得贾充之女得以与太子定婚。“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册拜太子妃”，这样一来，作为皇亲的贾充就不必冒着风险去西北进剿流寇了。可是，对晋王朝而言，以贾南风为皇后无异于引狼入室，此女“妒忌多权诈，太子畏而惑之，嫔御罕有进幸者”。与此同时，贾充与任恺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充既为帝所遇，欲专名势，而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之徒皆与恺善，杨珧、王恂、华廙等充所亲敬，于是朋党纷然。帝知之，召充、恺宴于式乾殿，而谓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当和。’充、恺各拜谢而罢。既而充、恺等以帝已知之而不责，结怨愈深，外相崇重，内甚不平。或为充谋曰：‘恺总门下枢要，得与上亲接，宜启令典选，便得渐疏，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难精，间隙易乘。’充因称恺才能，宜在官人之职。帝不之疑，谓充举得其才。即日以恺为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贾充的第二次谋划便是采用了捧杀的计谋，先向武帝高调推举任恺做吏部尚书，武帝自然认可任恺的才干，任恺做了吏部尚书，自然不能再兼任侍中，也就是不能再做武帝的身边人，从而为贾充进谗扫清了障碍。

    时势的发展就完全落入贾充的预谋，“恺既在尚书，选举公平，尽心所职，然侍觐转希”，趁任恺因公务在身不在武帝周围，“充与荀勖、冯紞承间浸润，谓恺豪侈，用御食器。充遣尚书右仆射、高阳王珪奏恺，遂免官”，“恺既免而毁谤益至，帝渐薄之。然山涛明恺为人通敏有智局，举为河南尹。坐贼发不获，又免官”，历史白纸黑字，言之凿凿，贾充的小人嘴脸跃然纸上。当时的贾充是皇亲国戚，自然势力会迅速膨胀，当任恺最后担任光禄勋一职后，“而贾充朋党又讽有司奏恺与立进令刘友交关。事下尚书，恺对不伏。尚书杜友、廷尉刘良并忠公士也，知恺为充所抑，欲申理之，故迟留而未断，以是恺及友、良皆免官。”任恺失势之后，贾充气焰熏天，“时以恺有佐世器局”，却仅仅位列散卿，“莫不为之愤叹也”。

    其实，我们认为，历史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只由几个人就能决定的。然而在晋初，贾充和任恺对垒分明的态势的确也象征着黑白两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两者之间的较量竟然以贾充完胜而告终。当时的晋帝国对失势的任恺虽然优容，却并不是仁政的体现，而是晋武帝一统天下之后就做了一个和事老。当最高决策者得过且过的时候，朝政从清明走向污浊便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公元290年，晋武帝死，惠帝即位。次年，皇后贾南风命东安公繇杀皇亲杨骏，灭其族，废太后杨氏为庶人，并最终迫害致死。当年就肇始了“八王之乱”。299年，贾后诬太子谋反，废太子，杀其母谢氏。次年三月杀废太子，而四月赵王伦便杀贾后，灭了贾氏。306年，“八王之乱”结束，惠帝中毒死，太弟司马炽即位，是为晋怀帝。当时的晋帝国已经分崩离析，各地军阀尾大不掉，鲜卑与匈奴骑兵已经近在咫尺，中国已经走进了十六国时代。311年，刘曜军团攻入洛阳，迁怀帝至平阳，两年后怀帝被杀。

    我们读史自然不难分辨两千年前帝国兴衰的前因后果。石虽可毁，坚不可销；丹虽可磨，赤不可灭。谁忠谁奸后人都能分得出来：晋武帝想做一个厚道君主，既想要忠臣，又离不开弄臣，最后成全的却是奸臣；贾充虽说有功于社稷，但却为了一己私利置天下苍生于不顾，致使后来自己的女儿祸国殃民，几乎倾覆了西晋王朝；最倒霉的是任恺，最后因为不得志，竟以忧卒。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当贾充的利益集团一形成，附炎趋势者纷纷紧跟权杖，国家的腐败便无可避免了。一千年后，蒙古帝国也出现了几乎同样的盛衰之变：1281年，忽必烈东征日本，大将范文虎统率4400艘战舰在长崎登陆，漫天遍海，旌旗蔽日，却遭遇了台风，战舰几乎全部沉没，范文虎逃离战场，任由十余万登陆部队全军覆没。忽必烈听信了范文虎的辩解，死难者亲属向政府的申诉声音太微弱，忽必烈根本听不到，蒙古帝国的高层已经开始腐烂。

    历史总是出现惊人的相似。《晋书·五行下》有载：“太康五年五月丙午，宣帝庙地陷。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数丈，中有破船。惠帝元康四年，蜀郡山崩，杀人。五月壬子，寿春山崩，洪水出，城坏，地陷方三十丈，杀人。六月，寿春大雷，山崩地坼，人家陷死，上庸亦如之。八月，居庸地裂，广三十六丈，长八十四丈，水出，大饥。上庸四处山崩，地坠广三十丈，长百三十丈，水出杀人。”现在看来，晋帝国所发生的山崩地裂在往后两千年内屡见不鲜，而太康八年深数丈的地陷也未必比今年南方屡屡出现的天坑更深。然而，两千年前后的区别是：两千年前，儒者借天象来向君主预警朝政的失误；两千年后，在央视大楼火灾熊熊燃烧、全国灰色收入达到5.4万亿元之际，却再没有一个人拿着《易传》做出这样的解释：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

    两千年前，晋武帝问司隶校尉刘毅自己能比拟汉朝哪个皇帝，刘毅回答可以比汉桓帝与汉灵帝两个昏君。“帝曰：‘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两千年后，这样的直言已经成为空谷足音。

              2010年9月3日2点2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