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历史才是王道----兼评新版三国和杨贵妃秘史电视剧中的无厘头现象

岐嶷斋人私人媒体讯：2010庚寅岁麦月十一日，应陕西省电视一台郭书秀之邀，我又去交锋栏目做了一次节目。这次的话题是如何看待新版三国和杨贵妃秘史电视剧中的雷人雷语现象，以及电视剧制作中无视历史真实的创作方法。我是反方辩手，我的观点是：敬畏历史才是王道。

    首先，我认为新版电视剧三国和杨贵妃秘史在制作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无厘头搞笑的倾向。无厘头作为一种审美方法，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即无理性，无空间和无时间。这样就严重违背了电视剧创作中的三个基本原则，即环境真实，语言真实和人物真实。环境真实要求编剧和导演必须熟悉三国人物所涉身的历史环境，其中包括社会制度，风俗民情，日常生活的细节等等多个方面。可是，新版三国电视剧在这方面就问题不少。比如就服饰文化讲，依然是恪守孔子时代的“被发左衽”，这就错了，因为汉代以后，人们在服饰上已经是右衽了。历史人物的一举一动作为一种礼容文化，是要折射当时的历史环境的要求的，可是，在电视剧杨贵妃秘史中，杨贵妃的闺蜜，号称“唐朝第一舞娘”的谢阿恋，完全是一个新新人类的形象。在肢体语言上，谢阿恋全然没有了历史人物的“礼容”，而且还好像患了多动症，站没有站相，坐没有坐像，一边说话，一边往嘴里塞吃东西，蹴鞠进球了，他一边说“yeah”,一边打着“V”字手势。再看语言方面，新版三国电视剧中的雷人雷语的确一抓一大把。刘备是三国人，居然可以说出清朝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言壮语；袁绍竟然可以背唐诗“天下何人不识君”。在杨贵妃秘史中，李白居然说“我李白买不起房子，我还喝不起酒啊！”这种在语言上超越时间的做法，就是典型的无厘头。在人物塑造方面，整个儿给人感觉到缺乏英雄气，而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比如刘备，历史上的刘备信奉的就是“装孬不吃亏的哲理”，所以韬光养晦应该是刘备的个性，刘备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误导曹操，希望放松对他的警惕，但是在电视剧中，刘备的性格却很张扬。再说曹操，曹操在历史上是个颇多争议的人物，但奸诈狡黠应该是基本面，可是电视剧中的曹操却很阳光，他对着袁逢大喊国贼董卓，好像就缺了一点心眼，他也不怕董卓身边有探子。文学大师茅盾生前关于戏剧创作有一段名言，我认为仍不失为警策之论。茅盾说：“虚构的艺术形象必须表现出历史人物的真实，不能让作品中的人物有后代人的思想意识形态，不能让他们说出只有今天才能有的词汇。”茅盾还举了卧薪尝胆的例子。越王勾践在和吴王夫差打仗时，有个剧作家就给勾践加了这么一句台词：“我不能先发制人开第一枪”。茅盾说，这完全是今人的思想，不是古人就有这个想法。茅盾先生的思想是矫治当下电视剧乱相的一剂良药。

    其次，反映历史宏大叙事的“真人真事型”的电视剧，决不能把艺术真实凌驾于历史真实之上，从而屏蔽了历史的风貌。就目前电视剧的拍摄现状看，可以把电视剧概括为四大类型：即真人真事型，真人假事型，假人真事型和假人假事型。新版三国电视剧应该属于第一种类型；第二种类型，乾隆皇帝下江南可能较为典型，因为乾隆是真有其人，但下江南后发生的故事，却是编剧和导演想象出来的；曹禺先生的剧作《王昭君》，就属于第三种类型，比如剧中的孙美人，就是作家的艺术想象加进去的；香港艺人拍摄的《珍珠传奇》则属于第四种类型。该剧写的是唐代一个皇帝妃子的爱情故事，因为没有任何根据，所以可以随便发挥和想象。显然，新版三国属于第一种类型。所以，必须把历史真实作为主参量来统御艺术的真实性，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历史化的艺术和戏剧，而不是戏剧化和艺术化的历史。这样说并不是要抹杀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只能被动地跟在历史后面亦步亦趋。还是我国戏剧理论家和文学评论家李希凡说得好：“剧作家有权利从复杂的历史史实中，找出主要的应该加以突出的事物，并且用自己的艺术和审美理想照出他们的光辉，但是，这不能成为他们篡改历史的缘由，给古人穿上现代思想的服装。”

    再次，古为今用的原则不是实用主义的对历史的颠覆和任意涂改，而仅仅是指选择标准和创作目的上的“当下”主义。诚然，克罗齐等人说过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毛泽东也说过“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的话。但这些话都是就选择标准和创作目的而言的。其基本意思是：剧作家以什么历史题材为对象进行创作，完全是由剧作家所涉身的当下的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条件决定的。但是，一旦受政治经济等条件的制约被纳入和定格于艺术家视域中的历史故事，我们就必须尊重其独立性和完满性，不能再添枝加叶和任意发挥。有鉴于此，德国戏剧家莱辛才说：“剧作家之所以写一段历史，并不是因为历史事件发生过，而是因为对剧作家当前的创作目的而言，他无法更好的虚构一段曾经这样发生过的事实，所以，他才要更好的尊重史实，但尊重的目的依然是当今的需要 ”这句话足以让那些坚持淡化立场和“意图伦理”，只强调和突出纯粹审美情趣和鼓吹超越阶级的普世价值的 人们感觉到汗颜。我们不禁要问，新编三国历史电视剧之所以能在当下执导并开播，难道不是政治需要使然的吗？一本三国演义，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天下情怀和英雄情结，魏蜀吴三家争雄，尽管当事者曹操，刘备和孙权三人的个性迥然有别，但骨子里与生俱来的英雄气质却是弥足珍贵的，尤其是三家都不满足于偏安一隅，都力图统一华夏的“大一统情结”，难道不是当今我们需要的吗？所以，三国剧必然“当拍”，而且也确实“能拍”，不论是历史素材，还是当下政治以及当下资源，这都决定了三国剧是当拍能拍的好剧，重要的问题是创作者要有历史眼光和现实胸怀，把这个戏做成精品，从目前看，由于他们对历史的解构（而不是建构），和现实资源调动上的乏善可陈（在服装道具等方面都有瑕疵，当然，李少红的《橘子红了》乱花钱造成的资源浪费，我们也是不能苟同的），好像离这个精品要求距离颇大。

    新编三国和杨贵妃秘史之所以无厘头风格过于浓烈，是和编剧与导演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创作方法论有极大关系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在解构现代理性万能主义的同时，又陷入了新的理论迷思。这就是反理性主义，反基础主义，反中心主义和反进化主义。就拿反理性主义来看，在杨贵妃秘史中，只有当代人才有的大白话满天飞，使人如坠五里云雾，不知今夕是何年，比如，满嘴的跑火车，什么“蹭饭吃”啦，“裸奔”啦，“蜜月期”啦，“我是你的铁杆儿”啦。等等，不一而足。就拿反中心主义来说，在杨贵妃秘史中也俯拾皆是：本来在君臣关系上，中国古人历来恪守皇权中心主义的传统，可是，在该剧中，唐明皇一点威严也没有，给人整个就一个山寨大王土匪头子座山雕的形象。在谈吐上甚至不如我的同学张汉杰拍的《关中匪事》里的刘十三。表现就是屎尿屁不离口，甚至可以与大臣们一起谋划怎样与儿媳妇幽会，毫无皇帝的架子；甚至连皇上的“房事”这样的天字号第一国家机密也任有一个小丫头口无遮拦的说三道四，还暗示皇上“能力不行”，令人捧腹。在新编三国电视剧中，董卓一口一个“咱家如何”。把最基本的朕的称谓也忘得一干二净。就反基础主义而言，主要就是过于强调历史文本与现实剧本的“互文关系”，对历史原典采取了极不严肃的解构主义立场。

    和新编三国电视剧以及杨贵妃电视剧无厘头搞笑适成反差的是，陕西省文化人集体创作的大秦帝国电视剧却有上乘表现。这首先得力于他们对历史素材的挖掘和敬畏。编剧孙皓晖为了写好大秦帝国，群经皓首，在海南一呆就是十几年，而且这中间还得到许多文化界高人的襄助，比如被称之为三原才子的海南大学教授曹锡仁，就给了孙皓晖以极大的帮助。其次，大秦帝国有一个好的导演，整个剧本台词都是骈四俪六的句子，朗朗上口，字字珠玑，有一种诗学上的韵律感。而且演员们也极尽英雄的精气神，这样就可以让受众在欣赏中获得美的享受。

    我们认为，电视剧要与时俱进，必须把握以下四点：一是一定要在挖掘历史题材时不要忘记对地域文化的诠释。随着开放（对内叫搞活）的深入，空间性的地域文化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为此，一定要在彰显时间线索时突出空间因素。比如，江浙一带这几年新兴起的“新文人电视剧”就很有启发。这些电视新品由于大写特写地域风情，彰显温婉亲和的异域情调而受到人们的青睐。二是要强化电视剧制作的品牌意识。在这一点上，就是说不要搞急就章，一定要耐得住寂寞，要出精品，不要粗制滥造。阿凡达之所以走红，就在于这种精品意识。三是要多拍一些神话故事题材。范式猪八戒走红带来的启示就是：要扩展神话的内涵，加进艺术家的合理想象；同时要把神话剧时尚化，靓丽化和世俗化；而且要以人为本，强调神话中的娱乐元素。四是要向海外拓展，新中国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甲子，要看到中国在全球化中有一个相反相成的趋势，这就是世界也在中国化，所以，我们要有文化上的自信，要到国外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