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彭湃研究丛书》——学习彭湃的彻底革命精神

 

学习彭湃的彻底革命精神——读《彭湃研究丛书》

    

    《澎湃研究丛书》的主编郭德宏同志，赠我一套书，厚厚六大本，3000多页，近300万字。我收到这套丛书，非常感兴趣，立即集中时间读了起来。在读的过程中，先烈的动人事迹多次令我热泪盈眶。我深深感到彭湃烈士在短暂的一生中，为我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研究他的成长过程，学习他的彻底革命精神，对我们个人修养和党的建设，都是十分有益的。通过学习和实践 逐步树立并不断提升革命人生观
    彭湃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一个大地主家庭。他的家，有钱，但无势，常受官府劣绅欺负。他母亲出生在贫苦家庭，曾卖给彭家当“丫头”，后来才立为媳妇。她常给彭湃讲述穷人受苦受难的故事。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幼年的彭湃就对仗势欺人者心怀不满，对被欺压的穷人深表同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反抗封建势力的情绪和行动越来越激烈。经过一次次斗争的锻炼，他逐步成长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彭湃决心东渡日本留学。他从1917年夏季到1921年5月在日本的4年，是他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转变的重要时期。
    在彭湃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曾经一度占优势。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对各种思潮的比较，特别是由于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彭湃的思想就逐渐倾向马克思主义。为了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在中国留日学生中组织了“赤心社”。取这个名字，就是要“专心学习俄国”。
    彭湃身居日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和中国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能够在第一时间耳闻目睹。因此，他反帝反封建的情绪特别强烈，行动特别及时。他积极参加了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纪念“国耻纪念日”三周年的活动，以及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等活动。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加了留日学生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头部脚部多处被日本警察打伤。深夜回到宿舍，他咬破手指，蘸血在一块白布上写了“毋忘国耻” 四个大字，寄回海丰中学。海丰中学收到血书立即沸腾起来，举行罢课，示威游行，开展了一系列爱国行动。
    1921年夏天，彭湃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积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创建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创办了《赤心周刊》。后来，由于进步学生的奔走呼吁，掌握广东军政大权的陈炯明为抬高自己的声望，搜罗人才为己所用，就让海丰县长任命彭湃为教育局长。彭湃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改革“教育与贫民分离”的种种积弊，使教育和农民接近；聘请有进步思想的人任校长，当教师；革新教育内容；增办女子学校；创办农村分校；提倡体育运动；并亲自给学生讲课，让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1922年  5月1日，他为使学生受一次“全世界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教育，组织各校学生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游行。他创作了《‘五一’劳动节歌》，让游行队伍高唱。他所做的一切触怒了土豪劣绅。他们诬蔑彭湃要“共产”“共妻”，要求陈炯明撤掉彭湃教育局长职务。
    彭湃被撤职，他的教育救国愿望彻底破灭了。于是，他就下定决心，毅然走进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反封建斗争。在从事农民运动的过程中，他逐步排除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牢固地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3年他在谈到自己的信仰时说：“我从前是很深信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两年前才对马氏（即马克思——引者）发生信仰，年来的经验，马氏我益深信。”这说明，他从这时起，就已经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彭湃不仅是海陆丰农民运动的领导人，而且也是广东省和中共中央的农民运动主要领导人。他把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新模式推广到了全广东乃至全国，并提议创办了全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了第一届、第五届讲习所主任，培养出了大批的农民运动骨干，为农民运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而被誉为“农民运动大王”。
    彭湃从一个地主娃到“农民运动大王”的成长过程表明：他的革命人生观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和实践的发展，逐步树立，并不断提升的。我们学习彭湃，就要像他那样努力学习，勇于实践，从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锻炼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

                          放弃剥削彻底进入无产者行列

    烧田契，是彭湃由有产者成为无产者的分界线，是他彻底放弃剥削的根本标志，沿着无产阶级革命家道路成长的重要里程碑。
    彭湃在开始从事农民运动的时候，并不顺利。他去宣传和发动农民时，农民以为他是“收税的”、“讨账的”，不是低头不语，就是悄悄走开。一连几天，毫无结果。回到家里他就检讨自己，认为自己的穿戴和农民格格不入，自己的语言过于文雅农民听不懂。于是，他就换上粗布衣服，戴上竹笠，赤着脚走到农民中间去，并想从自己的佃户入手，通过他们去团结群众。他向佃户分析他们贫穷的根本原因，并把田契交给他们，要他们不要交租。佃户却说：“话是这般说，但自祖宗以来耕田还租是天经地义的事”，“湃舍的好意，只有心领就是了，租还是要还的”。彭湃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就又检讨自己，认为用恩赐的办法行不通。他再次改变了方式：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空闲时间“和他们一起厮混”，渐渐地得到农民的信任和爱戴，终于在1922年7月29日，组织起了“六人农会”。
    发动农民的活动虽然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彭湃认识到，要取得更广大的农民群众的信任，不彻底改变自己的地主身份是不可能的，因为自己既然有那么多土地，和贫困农民之间自然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隔阂。为了真正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信任，他决心放弃自己的土地，把自己变成一个无产者。1922年冬季的一天，他在海丰县城龙蛇埔召开的万人农民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分析了地主阶级剥削制度的不合理性，大声宣布说：“我祖父遗下的产业是剥削而来的，耕者有其田，从此以后，彭家的租谷一升一合归还农民兄弟享受，农友们不要担还给我。”说罢，他将他自己所有的田契、铺约统统拿了出来，一张一张地宣布田契的地点、亩数和佃户的姓名，然后就一张张地当场烧了起来，从而宣告了自己和地主阶级的彻底决裂。广大农民目睹彭湃的壮举，一片欢呼，掌声不断。
    在彭湃从事农民运动之前，中国共产党内已有人开始从事农民运动，但从来没有人采取彭湃这样的惊人举动。在彭湃之后，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很多，也很少有人能像彭湃这样做。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中国，彭湃这样做，确实是极其不容易的，是他凭着“十二分坚决”的勇气，冲破重重阻力，战胜巨大压力做出来的。
    彭湃的家庭，当时约有三十口人。据他自己说：“我家里的人听说我做农民运动，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刺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此外同族同村的人，都是一样的厌恶我”。就连他那位贫苦出身，后来成为“革命老人”的母亲，当时也不理解，说：“祖宗无积德，就有败家儿。想着祖父艰难困苦经营乃有今日，倘若此做法岂不是要破家荡产吗？”他的朋友也都站在反对的一边。至于那些土豪劣绅，更是用尽种种卑鄙手段对他进行打击、嘲讽和压制，说彭湃因为被撤了教育局长的职，得了精神病，疯了，他说的话是疯话，他做的事是疯子做的事，不能相信。他们还勾结县政府对他迸行压制。在这种情况下，彭湃仍然能够采取那样的行动，可见是多么的艰难，需要下多么大的决心。
    由于彭湃把自己真正变成厂农民中的一分子，取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信任，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在海丰掀起了一个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到1922年底，农会会员达到2万户，农会管辖下的人口有10万人，约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1923年元旦，中国第一个县级农会——海丰县总农会宣告成立。不久，彭湃又领导成立了陆丰县总农会，农民运动在海陆丰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彭湃这种自觉放弃剥削的革命精神，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好好学习。现在，像当年彭家那样用地租方式进行剥削的，确实没有了。但是，按照马先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根据不劳而获就是剥削的原理，现在的剥削行为还是不少的，在有的地方和部门还是相当严重的。至于贪污受贿，非法收入，那更是不劳而获，甚至是比地主收租还要恶劣得多的剥削。一切正直的人，特别是共产党员，对包括贪污受贿在内的一切非法收入，应该坚决予以拒绝和反对。

                        鞠躬尽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彭湃不仅是海陆丰乃至广东全省和中共中央农民运动的领导人，而且参加了南昌起义，创建厂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影响最大的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1928年10月被调到中共中央工作以后，他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担负了更重要的领导责任。
    由于叛徒白鑫的出卖，彭湃和杨殷、颜昌颐、邢土贞、张际春等同志在上海召开一次会议时一同被捕。由于国民党汕头市原公安局长方乃斌亲到法庭指认，彭湃坦然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敌人对他用尽“惨不忍睹的各种酷刑，他竟因此晕去九次之多，弄得手足俱折、身无完肤”，但他坚贞不屈，审问官一无所得。
    在狱中，彭湃以冲天的勇气，钢铁般的意志，进行了一系列的公开斗争和秘密工作。
    在敌人的法庭上，彭湃大义凛然，慷慨陈词，痛斥了国民党背叛革命、制造白色恐怖的罪行。据周恩来说：彭湃在法庭上“从未入党以前在海陆丰做农民运动起，直谈至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的经过。当谈至在海陆丰惩办反革命时，彭同志向审问官抗声说道：似你们这班反革命党，我们在海陆丰不知杀了好多，你现在不必再问了，将我枪毙好了。”充分显示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被关进监狱以后，彭湃和被捕同志就开始向看守他们的士兵进行宣传工作，讲解劳苦大众受穷受苦的原因，争取解放的道路，共产党的主张。据周恩来说：“当彭、杨诸同志与士兵谈至痛切处，士兵中竟有捶胸落泪，痛骂国民党军阀非杀尽不可的。当他们说至激昂处，便齐唱国际歌与少年先锋歌，士兵与狱中群众亦高呼口号和之，于是愁苦惨淡的狱中，一变而为激昂慷慨的沙场。有些因贫穷而走入抢劫的盗犯，他们都感动而觉悟道：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我们穷人的正当出路！有些因革命嫌疑而下狱的群众乃更加坚决说：我们今后只有革命的一条路了！有些被难的同志则说道：到底是我们的中央领袖，能做我们的表率！有些久闻彭湃大名的人，闻得彭湃在此，均争相来看；还有几个识得彭湃的人，均以旧时相识为荣。”
    在狱中的危难时刻，彭湃对被押的同志还关怀备至。他通过争取过来的看守他们的一个国民党士兵，给狱中被捕的同志传达了三条指示：“绝对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在狱中不要急躁，务必要忍耐，不要为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找当班看守们的麻烦，否则只会给自己增加麻烦，加重处罚”；要相信“我们的党一定会胜利的，大家一定会看到光明的，对革命的前途一定要有胜利的信心，如果外边有社会关系，就尽量通过关系保释出去，继续努力为党工作”。狱中的同志，遵照彭湃的嘱咐，本着忍辱负重的精神，坚持忍耐，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
    彭湃明明知道自己即将蒙难，还时刻关心着党，关心着战友。他在四室的墙壁上划了一条龙，乐观地说：我要上天了。就在他壮烈牺牲的当天，1929年8月30日，他还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在狱中的斗争情况和斗争计划，提出许多维护党的利益的建议。周恩来曾说：“他们入警备司令部后，已知必死，故他们传出书信多是遗嘱之辞。他们嘱咐党中同志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他们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他们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他“向中央坚决表示，不要实施劫狱营救计划，敌人戒备森严，劫狱不成反会造成更大的损失”。他哪里知道，在周恩来领导下已经对他进行了路劫营救行动，但因为送来的是新枪，枪里涂了黄油，不能打，再买煤油擦枪，耽误了时间，没有营救成功。
    这天晚上，监狱中送来一桌酒饭。彭湃知道死期已到，就将身上的衣服脱下赠送给难友，并慷慨激昂地向狱中的难友和押送的士兵们作了最后的演说，与战友们齐唱着雄壮的《国际歌》，呼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华苏维埃万岁！”“中国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以无比的英雄气概走向刑场。
    彭湃从被捕到牺牲，仅仅6天。这短短的6天，是彭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最紧张的6天，是他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发挥得最充分的6天，是他一生中最光辉、最耀眼的6天。他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仅33岁的宝贵生命。他的壮烈牺牲，实现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誓言。
    现在，我们处在和平建设时期，像彭湃那样经受生死考验的机会不多了。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说，和平时期的考验比战争时期的考验还更为严峻。我们决不能贪图享受，做那些对不住烈士，对不住人民，给共产党丢人，给党旗抹黑的事情。彭湃在临刑前高喊：“我是彭湃，我的牺牲是值得的！”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他的牺牲，是为人民利益而死，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死，他死的光荣，死的重于泰山。他牺牲将近70年了，广大人民一直在缅怀他，纪念他，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活在人们心中便永生！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第5期《中华魂》）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第5期《中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