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中庸

故事从黑格尔开始。至少在西方他是第一次把整个自然和精神描写为同一个过程：即正题---反题---合题，否定之否定的循环不息的辩证运动的过程。他认为现实世界随着观念的运动而运动，因此没有“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于是在黑格尔眼里，客观世界的辩证运动只是观念的辩证运动在现实的投影。对观念的辩证运动的严密论证让黑格尔为宗教观念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就是用“哲学宗教”取代了“神迹宗教”（本人杜撰的术语）。后者崇拜的是有法力的“神”，信徒笃信这个“神”会偶露峥嵘。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这多少不合时宜了。而黑格尔用“精神”和“观念”替换了后者的“神”，使宗教获得了全新的诠释，完美的解决了宗教嫁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有法力的“神”的消失消除了宗教与受资本催化而飞速发展的自然科学的矛盾，代之以某种神秘的“天命”正好满足了资产阶级宣称自身是负有使命且永世长存的需要。在“天命”的框架下，现代资产阶级做出各种诠释：人权，宪政，自由之类，人类终将生活在这种框架下，而资产阶级就是天命的代言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马克思是黑格尔哲学的优秀学生，但是他被黑格尔的另一位优秀学生的理论创新所吸引，这就是费尔巴哈。矫枉过正的是，费认为所有观念都只是客观世界在人脑的映像，但毫不影响理论的革命性。他敏锐的做出判断，黑格尔用“精神”替换“神”，无非是“算账不找掌柜”。他勇敢的把“理性”从上帝中夺回来，放回到“人”身上。然而理论的缺陷也由此产生----他眼中的“人”只是自然人，换句话说，只是生物意义上的人----他依然没找出真正的掌柜。而生物意义上的人远比人类“社会”出现的早，费尔巴哈的革命理论很不幸的从逻辑上推导出“人性是永恒的”，于是革命成了保守。资产阶级正是抓住了这个缺陷，也把其部分内容纳入了自身哲学体系中，这就形成了“市场教”，“宪政教”每天喋喋不休的“理性人”了。

总的来说费尔巴哈只是把宗教观念进一步“还俗”：上帝依然存在，只是从“精神”变成自然人。这样就为唯心主义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既然这个“人”是超历史的，那么他还是可以随心所欲从事各种活动。比如蒲鲁东笔下就出现了一个叫“社会天才”的人物，以全人类化身（其实只是抽象的人类）的身份不断的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一个个问题。表面上貌似解决问题的是“人”而非“上帝”，然而“社会天才”却抱着某种既定的原则（诸如“善意”和“理性”）去解决问题，这不可避免的带着“神性”，说白了又是一个“上帝”。然而马克思主义重新建了一个堤坝，堵上了这个缺口。从此，彻底的唯物主义出现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发展出来，但并非简单的把黑格尔的精神辩证运动和费尔巴哈的反映式唯物论调和起来。在我看来，他至少在两个方面取得突破：

一是把物质概念从自然推广到社会：所有与意识相对的各种对象都带着不同程度的“物质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劳动工具到生产关系，从人的各种判断和决定到人的喜怒哀乐，只要是落入到了有待意识去分析认识的范畴，那就具有了物质性。

二是把实践看作是物质和意识交汇的中间地带。带着“物质性”的对象经过实践“地带”后就不再是一副素描画，而是全息模型。模型至少由三个方面的数据构成：前人积累的各种定性定量数据，反映了模型的历史性；社会分工施加在对象上所产生的形变，反映了模型的社会性；对象通过意识主体（个人）实践反馈的独特参数，反映了模型的个性。于是在意识中呈现出绝对运动的普遍联系的千姿百态的世界图景，有力的促进了意识辩证运动的形成。

同样，意识经过实践“地带”后再不是跳动的脑电波，而是现实的物质力量。自然成了“人化自然”，社会被人类的合力推动，每个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也是剧中人。通过实践，宇宙的各种自然力之外增加了人类的力量，尽管渺小，然而确实参与形成宇宙的规律。特别在社会领域，人的力量相互竞争形成了社会发展规律。

推导的第一步骤到此结束。本人并不急于推销什么理念。我只需要各位读者承认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确实没有上帝的位置，确实是革命的，确实是彻底的，确实没有任何预设前提的。这只是对事实的判断，与各位的价值判断无关。各位大可以认为“革命是无耻的”，“中庸是珍贵的”，“彻底是极端的”，“上帝是存在的”，随便！这是各位的“价值判断”，我无法干预。我不过是把我们坚持的意识形态毫无保留的呈现给各位。

前面我们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就是“神”从人类主观意识中不断退却直至被彻底撵除的过程。表面看上去舞台上只是少数几个哲学家，然而他们决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的学说尽管堪称为“天才”，依然是大自然，社会，众多人类个体竞争推动的结果。在这里大家无需拘泥于“谁对谁错”“谁胜谁败”，因为我们展示的是革命的发展脉络，跟数学证明题一样，从步骤A推导步骤B，然后再到C，等等。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仅当做一次功课复习；反对的就算是看了一份敌人的自供状，让他们明白敌人们的行为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及现实依据，也好省去他们冒着被践踏致死的危险闷头在社会运动中揪出神经病来，算是区区对他们的关心爱护。

言归正传。既然没有了“神”，那么宇宙中只有“宇宙”。无非就是飞沙走石，能量，暗物质，波，还有诸多有待发现的物质，以及在宇宙这个角落或那个角落偶尔出现的能进行实践活动的智慧生命。种种力量较量的结果形成了宇宙的规律。这点请大家务必注意，在马列毛主义者看来，所谓“规律”也不是在某个太虚幻境中被决定好然后等着被人类发现的东西，它本身就是各种力量竞争的结果。只是对于自然规律而言，时间跨度太大了，于是对“小小地球人”而言多半只有“发现”的份。但是对于社会规律，每个地球人既在不断参与形成规律也在不断认识规律。总之，革命哲学实在是彻底的让人无话可说，“神”这个最牛钉子户早被拆迁的无影无踪。

既然推导到这一步了，下面就让我们谈谈“中庸”。“嘿！同志打住！怎么好好谈着马克思主义就扯到中庸来呢？忽中忽洋，莫非要在工人阶级面前卖弄玄学？”估计有些朋友会发出这样的责问。莫着急，区区普通工人，扯玄学绝无资格。有时候上一些左翼QQ群或者参加一些左翼集会，看到有人纵横上下五千年的一顿神侃，我是起一身鸡皮疙瘩赶紧开溜。倒不是我反对从奇门遁甲，四书五经中论证社会进步之必然性----我国浩如烟海的典籍总能多多少少反映社会规律，跟革命理论有相通之处也不足为奇------只是这确实不是必要的。对于我这样的普通工人来说，糊口和革命乃是最为紧迫的。少数身居象牙塔的“左翼”们如果不能屈尊跑来跟工农结合，那就只能继续自怨自艾，最好的结果无非跟日本共产党那样，做一个“建设性的在野党”。然而，我确实要谈“中庸”。因为这是理解“革命的目标如何形成”（下篇的内容）的关键一环。

中庸这种意识形态被普遍视为汉民族特有的而归入到“民族特性”之列。一旦成为“特性”那就不免神秘起来了----一只苍蝇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谁说的准呢？它为啥是单眼皮或者双眼皮谁又能解释呢？一旦出现什么神秘的东西，关于它的各种奇谈怪论必然泛滥起来。于是我们经常听到对面阵营的一些先生们把“儒”跟资本主义扯一块，似乎在华人圈中存在一条独特的能逃脱规律的资本主义发展之路。这种论调在十来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遭受重大打击，然而近来欧美也倒霉了，于是它又开始滋长起来。我们也经常听到自己阵营的一些朋友们美滋滋的把毛主席的丰功伟业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性探索论证为受汉儒文化的影响。总之，中庸既是中国人的出气筒：凡是不好的-----诸如没有竞争精神，没有现代科学，没有民主---统统扔给它；中庸也是中国人的护身符：似乎有了它，中国人就可以独步于人类社会之外，中国人就掌握了某种未来再次崛起的关键钥匙。更有趣的是，当今中国的左右翼都有不少人把建立在“中庸”之上的汉儒文化看做各自对未来的设想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于是各种特色论大行其道。

把一个持续两千余年，影响几十亿人的意识形态看做是某个民族的“特性”，从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作为马列毛主义者，我们当然对此不满意。这不是因为我们天生爱挑事儿，而是既然我们接受了没有“神”（有法力的神仙或者种种神秘天命）的世界，那么在视野范围内出现了这么一个神秘的堡垒，不由自主的就要到里面探求一番。而且，不会有别的意外结果。答案只有一个：“中庸”依然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结果，于是“中庸”成了普遍的现象。更明白的说，东西方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中庸”，因为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

我们不妨由表及里的阐述这个问题。“系统，平衡，妥协”是“中庸”的外部特征-----以系统的观点看问题，平衡各方利益，达成妥协的结果。至少在技术人员中，采用如此思维模式的人不在少数。对“中庸”的理解上，看100遍于丹的《论语心得》还不如完整的做一次项目来的深刻。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工程本身是多目标约束的产物。成本，销售，技术路线，工期，后期维护都需要技术人员群策群力共同的揉进项目中去。最后形成的成品就是平衡用户，消费者和生产方的“中庸”产物。在一定的社会架构下各公司出品的同一类产品大同小异就不足为奇了。由此也能看出，劳动产品的社会竞争的确是收敛函数。这是《资本论》涉及到的几大收敛函数之一。“中庸”就是收敛的结果，倘若社会竞争是发散的，比如针对某种产品，各公司可以提供基于蒸汽技术到量子力学这样由低到高的广阔维度的解决方案，并且都能获得同等的销售机会，这样一来产品固然是千姿百态，但是整个价值体系也被折腾的荡然无存，虽然平均值总是能求出，却只有数学意义。顺便给某些嚷嚷着“驳倒《资本论》”的先生们支一招：要彻底打倒马克思，不妨从论证人类社会行为发散性入手，否则真的好难好难哦，哈哈。

从事控制工程的技术人员更是“中庸”的忠实粉丝。要让电机转速，温度，流量等受控对象精确的按照设定曲线运行，就需要不偏不倚不急不慢的改变控制输入。但是当受控指标距离设定较远时，“中庸”失效了，代之以剧烈的调整。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提出更进一步的问题：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范畴中，“中庸”何时产生又何时失效。

单打独斗还是分工合作，按照层级还是扁平化组织劳动，人们以何种方式开展劳动及其成果称为“生产力”。而社会资源的分配格局也即一定的所有制结构称为“生产关系”。我们常说某某事情不是光想做就行的，意思是光闷头劳动还不够，还要受到利益分配的制约。一定的所有制结构允许人们有效实施劳动的空间是一定的。但是在人们劳动规模没到达所有制结构的“自然界限”前，身处其中的“剧中人”是不会有被约束的感觉。于是漫长的私有制社会中历代统治阶级在问鼎之初总是显得那样的朝气蓬勃，那样的干劲冲天。他们总觉得有使不完的人力，花不完的资源，挣不完的财富，这一切似乎就应该永久的持续下去。然而终究只是幻觉。随着财富的积累，利益格局的日益明朗，生产力的“天花板”也形成了----大资本阻碍了中小资本的形成，大地主威胁了自由农的田园生活。私有制中一定的统治阶级总追求一定的所有制结构，现在分配格局明朗了，目的也达到了，“生产力”就成为了鸡肋----继续推进它，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格局又会被冲垮，不推进它，已得的利益又会被坐食山空。唯一的办法就是小心翼翼的调节生产力发展水平，既不允许过多倒退又不允许过快进展。于是，“中庸”形成了-----要使它(生产关系，笔者按)永远存在下去，那就象贝魁尔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 （马克思）。可见，“中庸”并非汉民族特有的，而是具有深刻的经济基础，那就是生产力到达了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极限。反过来，只要这样的经济基础一旦形成，“中庸”也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私有制社会的统治阶级是我们的敌人，于是理解“中庸”就能很好的了解敌人的行为和心理状态，是我们确立革命目标的关键一环。

“中庸”一旦形成，也就成为人类能动的制约历史进程的范例。此话怎讲？且听我细细道来。长期以来总有人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依次递进”模型失之太简，除去立场对立的因素，那就是没能理解其内在逻辑前提。我在《浅评中修的理论基础》曾写道：“物理阐述机械运动时总有一个假定：绝对光滑的平面。从这假定出发，物体运动可以不用考虑各种阻力。这是合理的理论抽象，便于推导出理想状况的运动规律。其实《资本论》也作了类似的理论抽象，那就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单纯提供资本的“资本家”和单纯提供劳动的“工人阶级”，即“资本家”不付出劳动，“工人阶级”不付出“资本”，从而构建出严密的资本剥削模型。。。。。。”同样的抽象也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模型中。先化简然后逐一添加“阻力”是技术人员最钟爱的思维方式。

“中庸”正是现实施加于模型的首要“阻力”-------反动派总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打打杀杀只是行为的一方面，但是别忘了还有“中庸”！在社会控制系统中，“中庸”是重要的反馈通道。我们可以设想，倘若人类社会完全是开环的（无反馈），就是说一切行为都以生产力最大化为目的，那么人类社会将飞速的按照“社会形态递进”的理论曲线运动。正是有了“中庸”，社会系统成了闭环。并且随着反馈（中庸）力度的强弱，不同地区呈现出参差不齐形态各异的发展模式。有的在倒退（反馈系数过大），有的顺利实现跃迁（反馈系数过小），有的处于往复震荡之中。最后形成了同一个时间断面多个社会形态并存的现实。

我们还可以具体分析一下所处的“中庸之国”。王朝更迭持续震荡但意识形态居然稳定一致，这就是两千年历史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印象。与其归罪为“中庸”，还不如说是具体的反馈值所决定的。如前所述，“中庸”普遍存在，是私有制下统治阶级对已到达既定生产关系容量的生产力的一种必然的意识形态。而“中庸”的具体力度才可归结为民族的“特性”。简单的说，让中华民族特别的不是她拥有“中庸”，而是她拥有一个能让自身不断震荡的“中庸”。本民族封建社会的“中庸”是一种双重结构，相当于给社会系统加上了两个反馈通道。从控制论可知，反馈环节越多，对输入信号跟随性越强（即适应性越好），但容易出现震荡。这可谓是本民族历史的真实写照----历经磨难百折不挠，却又不断在乱治兴衰中往复循环。

第一个反馈通道我们可称为“小中庸”，即王朝内部的调整。什么一条鞭法，青苗法就是具体的调整措施，无非是抑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同志们都知道，私有制下生产力发展本来就是要求剥夺个人生产方式来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中配置。但王朝统治阶级对它的抑制表明内部某些有识之士明白任由这种生产力发展必将突破其既定的利益格局，进而危及到王权。但是又无法彻底的铲除土地兼并，因为这同样危及自身的统治基础。“中庸”是唯一的选项。然而往往不能如愿实施。也就是说我们的历史经验表明，“小中庸”通常是较弱的，所有王朝不可避免的经历数代更替后走向衰亡，这种反馈已经无法阻止生产力的蔓延，而这种蔓延又是以大量小生产劳动者被剥夺为代价，此时第二个反馈通道发挥作用了。

这就是所谓的“大中庸”。它是通过大量的“小中庸”在民族集体意识中不断强化得以沉淀的产物。通过它，中国人获得了一个超越王朝的“天”：天子虽贵，依然要听它的。这才体现了汉民族的特性，因为西方的“大中庸”是不存在的或者力度很弱。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原始积累时期，面对地主的不断兼并，王室们也出台了不同的抑制措施。比如亨利七世颁布禁止拆毁附有20英亩以上土地的房屋，而查理一世甚至立法使农业雇佣工人的小屋保有4英亩土地。类似于当今我国规定国企改制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同意（高素质婊子最讲究是欲送还迎欲罢还休，玩的就是情调）。正是由于缺乏来自全民集体意识的“大中庸”的制约，所有这些规定最后都在王室和资产阶级的觥筹交错中化为泡影，一如当今国资委和资产阶级的默契配合（到底还是要上床的）。

有了“大中庸”，震荡就合乎逻辑的展开了。由于自然经济这“水桶”太浅，生产力很快到达了所有制结构的容量，然后就是王朝内部的“中庸”调节，调节好了，多活几十年，否则就现世报，天下大乱，生产力倒退，“水桶”又有空间，“剧中人”再次摆脱束缚，生产力再次快速增长，很快又到了需要“中庸”调节的地步。。。。。。由于这些雷同的经验的不断刺激，民族集体意识也就顺利成章的发展出一套独特哲学，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和为贵，和气致祥等等，这些哲学影响力之大，反让人误认为“中庸”只是汉民族特有的，而西方一贯是大刀阔斧单刀直入。

但是，震荡是无法永久持续的。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马克思）。毛主席同样指出：没有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也会缓慢的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在闭合的自然经济体中，不管如何折腾，财富依然在积累。首先人口仍在增长，这是最大的生产力；其次，硬通货仍在积累。东汉末年是个例外---从那时起黄金就大规模退出流通（有人认为当时地主为躲避起义军把大量黄金藏于地下，死后也无人知晓。我只能存疑）。但是白银还是在逐年增加；复耕荒芜的土地比开垦新土地要容易，流离的难民也不断开辟新的耕地。企图挣脱封建所有制结构的内应力在不断增强，资产阶级的雄心在不断点燃，“中庸”的保质期眼看着快到了。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在我国的全面确立，我国资产阶级跟西方同行具有同样的雄心和实力，国内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国外我国以帝国主义的身份跟西方同行争斗不息，好不热闹。果真如此，作为“剧中人”的我，今晚也许就不会跟大家扯什么“马克思主义”，而是激动无比的讨论“宪政”，“自由”，“民主”。

只可惜，我们还是晚了一步。西方早早的摆脱了束缚他们的“中庸”，全球资本链条通过世界贸易进而是殖民地的形式像冲天而降的陨石那样粉碎了我们的“中庸”。从此，我们的轨道变了。新的国际秩序像形成倒像的凸透镜一样，西方的“文明”投射到这里就成为了“落后”，西方的“民主”投射到这里就成为了“独裁”，西方的“高消费”投射到这里就成为了“普遍贫困”，我们似乎永远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双子星座的阴暗面。其实无非是硬币的正反面，一切都是共生的，只是我们大部分人倒霉的处于反面罢了。

只有真实的感受到束缚才能意识到束缚的真实；只有深重的感受到压迫方能意识到压迫的深重。跟某些躲在金丝鸟笼里不断高喊“我是天才”的先生们相比，马列毛主义者的理论及实践在平淡无奇中不断展开。接下来我们将不由得要问：“中庸”在现代是否存在呢？那就敬请同志们关注下篇，通过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将合乎逻辑的推演出革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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