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作假时不失真

真作假时不失真

辛若水

（一）去假存真

《红楼梦》上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话是颇为深刻的，因为这道出了真假的混乱，是非的颠倒。但对于真假的混乱，是非的颠倒，我们是极不满意的，简直有许多的愤怒，于是便生出了补救之心，定要分真假，明是非。然而，真假所以难分，就是因为有时候，假也是真；是非所以难明，就是因为有时候，非也是是。如果把真与假，是与非看成不变的，那也不对。因为万事万物都处在变化中，都在向它的反面转化，真会变成假，是也会变成非。没有万古永存的真，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是。在真与假，是与非的变化中，我们所执著的，还应该是“真”，是“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确信，那就是“假去真来真胜假，无原有是有非无。”为了表达我的意思，我调整了几个字：“假作真时仍是假，真作假时不失真。”在文革中，有“假作真”的，但最终呢？还不是暴露了他们的本来么？“周公惶恐流言日”，又有何惧呢？“王莽谦躬下士时”，才真正虚伪呢！在文革中，同样有“真作假”的情况，但即便真作了假，仍然不失真的。我以为，一段历史只要成为过去，无论真与假，都成为了一种真实，即历史的真实，也即是所谓的“—成陈迹皆为真”。有人说了，明明是假的，为什么又成了真呢？假，也有真的一面，如果没有这真的一面，那它连假也不是了。真，有真的历史；假，也有假的往事。因假可以见真，因真则益明其假。我们的目的当然是去假存真。所以去假，那就是因为有假；所以存真，那就是因为真混在假中。对于文革来说，它的本真是什么，已经很难说了。可以说文革的本真已被过分的谀词与不负责任的唾沫星子给掩盖了。那么，对于文革有没有精彩又不失本真的评述呢？我想，也只有徐迟先生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做的比较好些吧，他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政治大革命。狡诈多变的资产阶级不得不负隅顽抗，作垂死的挣扎。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整个人类的四分之一，不分男女老少，一齐动员起来。壮丽的大革命，把工、农、兵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还有圣徒和魔鬼，一古脑儿卷了进去。检举和被检举，揭发和被揭发，批评和反批评，批判和自我批判。人人触及了灵魂；三千年积污要涤荡。我们的生活朝气蓬勃了；生活中大量的阴暗东西就自行暴露了。渣滓浮上表面了；驱除它们就容易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方面，光明面，毫光四射了；阴暗东西的危害之大，也就越加明显了。

这是进步与倒退，真理与谬论，光明和黑暗的搏斗，无产阶级巨人与资产阶级怪兽的搏斗！中国发生了内战。到处是有组织的激动，有领导的对战，有秩序的混乱。无产阶级的革命就是经常自己批判自己。一次一次的胜利；一次一次的反复。把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一次一次的重新来过，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每一次都有了新的提高。它搜索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毫不留情。像马克思说过的要让敌人更加强壮起来，自己则再三往后退却，直到无路可退了，才作罗陀斯岛上的跳跃；粉碎了敌人，再在玫瑰园里庆功。只见一个一个的场景，闪来闪去，风驰电掣，惊天动地。一台一台的戏剧，排演开来，喜怒衰乐，淋漓尽致；悲欢离合，动人心肺。一个一个的人物登上场了。有的折戟沉沙，死有余辜；四大家族，红楼一梦；有的昙花一现，萎缩得好快呵。乃有青松翠柏，虽死犹生，重于泰山，浩气长存！有的是国杰豪英，人杰地灵；干将莫邪，千锤百炼；拂钟无声，削铁如泥。一页一页的历史写出来了，大是大非，终于有了无私的公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化妆不经久要剥落，被诬的终究要昭雪。种籽播下去，就有收获的一天。播什么，收什么。”

《哥德巴赫猜想》写于1977年9月，当时文革刚刚过去；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徐迟先生对文革的评述，不仅精彩异常，而是在内在精神上远未失真。可以这样说，这段评述里，就激荡着文革的精神。同样的事件，从不同的角度去评述，会让人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二）作为颂歌的真实

文革即是颂歌的时代。以前，对于颂歌，我是很不认同的，以为那不过是拍马屁。现在想想，这想法颇为幼稚。因为颂歌完全可以发自真实的感情；况且，这歌颂的对象，是如此之好。既然有功，为什么不能歌；既然有德，为什么不能颂。《国际歌》否定了所有的救世主与神仙皇帝，而《东方红》又把毛泽东歌颂为大救星，许多人对此感到不理解。其实，这没有什么难理解的，所谓大救星，不过为人民谋幸福。基督教所谓的救世主，也是为人民谋幸福的，要把人民救赎到天国里去。只不过后来，基督教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了压迫人民的工具。人民心中的救世主和统治者心中的救世主，是完全不一样的。统治者利用所谓救世主来压迫人民，那人民完全有权力选择新的救世主来拯救自己。实际上，救世主不过一个说法罢了，这个说法表达了人们对改变自己困苦命运的人的感激和拥戴。许多看似矛盾的东西，可以同时存在于我们的情感中，而且这种存在无害于情感的真实。我觉得，对于颂歌及颂歌时代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总是站在圈外指手划脚，甚至讥讽嘲笑，是无当于事实本身的。虚假的颂歌当然不好，但出自内心挚诚的颂歌，又有什么不好呢？活在颂歌里，并不就是活在虚假中，而是活在神圣中。我发现，现在人们正在丧失对神圣的感情，这非常值得忧虑。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真正的神圣，那是很容易为所欲为的。只有心中拥有了神圣，一个人才能有所敬有所畏。有所敬，就会选择一条高尚的路；有所畏，就不会误入歧途。颂歌所表达的就是一种神圣而崇高的感情。如果我们不曾拥有或者不能理解这种神圣而崇高的感情，是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对它指手划脚的。那么，颂歌是不是绝对的好，没有任何瑕疵呢？也不是的。文革的指导思想，是无比深刻的，它会让无数世代的人们自叹弗如。但是，这种深刻的思想，被颂歌廉价的赞美给庸俗化了。一种深刻的思想，在思想者自身，大抵是深刻的。但一旦这种思想，为千千万万的人所传扬，总难免庸俗化的。我曾说过的，毛泽东的文革是曲高和寡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想象着自己在毛泽东的水平上，于是和声大作；这风雷般的和声，反倒把毛泽东自己的文革给掩去了。所以，历史进程中的文革，和毛泽东所设想的，是有很大不同的。每个人是按照自己对文革的理解，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来，所以，人们虽然为毛泽东的文革同声歌唱，但这文革，又实在是五花八门的。毛泽东的文革当然是最高的，但人们对这最高的文革，又理解到几层呢？但是，不管理解到几层，人们都起来响应，造成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精彩历史画卷，却是真实的。颂歌是真实的，但颂歌背后隐藏着各种各样的欲望，也是真实的。毛泽东对于这，早就是心知肚明的。别看那么多人都在喊：“毛主席万岁”，真心拥护的自然有，跟着人家喊的，也不少；更有许多反对的，心怀鬼胎的。颂歌虽有表面的其乐融融，但历史很快就会揭示出它残酷的一面。因为人们不可能天天唱颂歌，即便天天唱，也不会把文革引向深入。歌颂了之后，就该打倒了；怎样打倒？揭发，检举，批判，于是，全都上来了。红色的海洋，也只是在想象中具有诗情画意吧。然而，这些也就不说了。我只说一下颂歌的一个最大特点，即无比虔诚，甚至虔诚到幼稚可笑的程度。颂歌只不过一个形式，表达内心虔诚的一个形式。心里的虔诚只有表现出来，那才是有。可以说，颂歌即是表达内心虔诚的竞赛。虔诚是对着神圣的，定要崇拜到五体投地的程度才是真正的虔诚。虔诚，不能只说，只唱，还应该做。那又怎么做呢？想来也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听话”。文革最激动人心的地方，也就在于把亿万中华儿女，不分男女老幼，全到变成了虔诚的赤子。圣人讲，要不失其赤子之心，然而这不过纸上的空论罢了。文革却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了赤子，这不是奇迹又是什么呢？然而，赤子都是好的么？有听话的孩子，还有淘气的，调皮捣蛋的；甚至还有为非作歹的。真不知道所有人都成了虔诚的赤子，是奇迹，还是悲哀。颂歌时代，有人们最大的虔诚，也有人们最大的愚昧。我们的理想，是保留虔诚，祛除愚昧。

（三）真实的沉痛

在颂歌真实的背后，当然还掩盖着真实的沉痛。并且这真实的沉痛，不只是知识分子的，更是被卷入了文革的每一个人的，甚至包括文革的领导者、发动者。知识分子对沉痛是比较敏感的，他们的记性似乎也比一般人好些，所以对于那些苦痛，总是咀嚼来咀嚼去，越嚼越有滋味。被来回咀嚼的苦痛，很容易便成为了深悲巨痛。说到诉苦，这大约是应该的吧。我们中国文学虽然没有苦难的传统，但诉苦的传统总还是有的。诉苦和苦难，并不是毫不相干的；惟有拥有苦难，才能够诉苦。但是，诉苦中缺乏的是那种在苦难中不屈不挠的精神，更何况，想想现在的生活多么甜美，也就喜笑颜开了。诉苦，也并不表明对苦难念念不忘，真正对苦难念念不忘的，反倒不想说什么，只把所有的苦痛埋在心里罢了。其实，知识分子所受的苦难，也并没有太多的花样，不过被批，挨打，劳改罢了。只要忍了第一次，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忍受了。我们古人就讲过一个法子，叫做“见侮不辱”；只要做到这一点，这天下便永远没有争斗了。然而，细想想，这实在是做不到的，因为每一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都是有尊严的。为了尊严，许多人可以去死，许多知识分子忍受不了迫害，自杀而亡，这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捍卫人的尊严，生命的尊严。有人说了，他们连死都不怕，那还怕什么呢？他们害怕尊严的沦丧，岂不闻“士可杀，不可辱”。选择死亡的人，在当时，大抵是“自绝于人民”，但毕竟给后世留下了洁白的纪念碑；只可惜，这纪念碑也只存在于极少数人的心里。知识分子既放不架子，又害尊严扫地，然而，知识分子所担心、害怕的，在文革中都发生了。别说知识的尊严了，就是人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那个时候，人们普遍的以为，知识是有害的，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就是这种论调。似乎知识也具有了阶级性，如果资产阶级说地球是圆的，那无产阶级就必须去驳它，说地球是方的或者椭圆。如果资产阶级说1+1=2，即无产阶级必须说“1+1”=3或4”，当然，自然科学的阶级性是比较模糊的，但人文科学的阶级性就比较分明了。文科的知识分子大抵是最低下的，因为他们所有的，不过一肚皮空疏无用的学问，而且这学问还不为无产阶服务。学问自然是越少越好，如果完全没有学问，那就可以彻底闹革命了。其实，只要知识的尊严被践踏，知识分子的尊严也就荡然无存了。那个时候，知识是无用的，甚至不过政治反动的标签；我们这个时候，知识似乎同样无用，甚至更加无用。那个时候知识受政治的迫害，而我们这个时候呢，知识又为金钱所奴役。虽然我们一贯的宣传，“知识改变命运”，但这话的正面意义似乎越来越小。在文革，确实是知识改变了命运，挨批挨斗，坐喷气，游大街，这都是拜知识所赐；而我们现在呢，知识成了金钱的奴隶，我们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还得仰仗孔方兄啊。一个人凭借知识是没有法子飞皇腾达的；相反，知识只会让人倒一辈子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而这就是历史的经验；做清秋大梦的我们，可曾注意过文革是知识分子的炼狱。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效法了屈原的选择，“一跃冲向万里涛”；许多人选择了忍受屈辱，卑贱地活下来。知识分子不只物美价廉，而且能够忍辱负重的。有的知识分子，即便被迫害致死，依然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沉痛是真实的，这沉痛永远不会为颂歌所掩去。我们也在追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沉痛？中国有那么好的知识分子，却不知道珍惜；那又有什么值得珍惜呢？难道只有把金子埋在粪土里，才能发挥它们的价值么？知识分子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发发牢骚，出出怨气也是应该的。但怨气还没有出，历史的伤痕已被掩盖了。在历史的洪流中，又看得出什么伤痕呢？真正的伤痕也只能留在知识分子的心上了。岁月流逝，老一代人渐渐地走了；又有谁能为历史的伤痕做证呢？心灵的创伤，又怎么医治呢？医治又有什么用呢？人已经走了。真实的沉痛，是永远的代价；但是心灵的代价是永远都无法计算的。正因如此，沉痛才越发的沉痛。

（四）可以理解的否定

虽然从终极上讲，否定文革未必就对，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样做，却也未必就错。文革，可谓是狂热的理想主义，而文革后的中国，最需要的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虽然理想主义不可否定，但狂热总是可以否定的。在头脑发热的时候，做什么事都是容易过头的。只有清醒地对待历史，才能清醒地对待现实。十年一梦，终于醒了，这是好事；鲁迅说，人最大的的悲哀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但是中国已经在梦醒后探索到了一条道路，这就不足以悲哀了。对于在文革中受苦受难的知识分子来说，否定文革，当然是值得欢呼雀跃的。也正是因为有了对文革的否定，知识分子才可以进行对文革的反思。若是没有这种否定，知识分子同样会噤若寒蝉，什么都不肯说，什么也不敢说，即便说，也是吞吞吐吐，言不由衷。但是，即便有了否定文革的前提，知识分子在反思文革的时候，也如同小心翼翼清除地雷的工兵。这种谨慎是必要的，正所谓“曾经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虽然否定文革让知识分子欢呼雀跃，但似乎远没有粉碎“四人帮”那样大快人心。“四人帮”是害人虫，是恶的势力，所以他们的灭亡，是让人们那样的激动。但对于由亿万群众参加的文革，被否定了之后，人们又是怎样的感觉呢？然而，人们的感觉，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将来的道路。文革思想的肃清，似乎并不能够用思想的方法。改变一种思想，最好的方法并不是说服教育，而是改变产生这种思想的基础。没有了产生这种思想的基础，那这种思想自然就会消歇。文革的基础不存在了，又怎么会有文革的思想呢？当然，改变基础的工作，需慢慢地做。然而正因为这慢，悄悄地什么都改变了。我说过的，否定文革，虽然值得商榷，但却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值得商榷的，那是在最终的问题上。文革所追求的终极并不错；而且，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放弃对这种终极的追求。然而，我们和文革最大的不同，在于通往终极的道路。我们很清醒地知道狂热的理想主义的害处，所以，我们选择了清醒的现实主义。清醒的现实主义，并没有放弃理想主义，而只是不让它那么狂热罢了。对文革，只能在现实意义上否定它，但却不能在终级上否定它。我们说，否定文革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理解只有回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才可以做到。文革后的中国，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所以如何对待文革，不是单纯地文革怎样的问题，而是中国将向何处去的问题。那个时候，有两个凡是；我说过，那是在信仰上捍卫过文革，那意思也很明显,中国还是沿着文革的路一直走下去。不可否认，文革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但是，文革的路却实在不能走下去了；这就如同原子弹当然有很大的价值，但它却不能再在人群中炸裂了一样。否定文革虽然只是对着一段历史，但它的意义却在于将来。说实在的，我们的现实，所以好些，那也是否定文革的余泽。否定文革本身，也是痛苦的，它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况且，否定文革，也并不具有终极的意义。我们总需要一个终极的，哪怕这个终极必需架空。文革的好处，就是对终极的执著；甚至为了所谓的“终级”，不惜“天下大乱”。这种执著可激可赏，但这种做法，却要不得。理想的终极应该建立在美好现实的基础之上。如果理想的终极不能够让现实更加美好，那么，我们要它又有什么用呢？一般说来，现实是不会让人们狂热的，让人们狂热的只有理想与欲望。狂热的理想，会让人们疯狂；膨胀的欲望，同样会让人疯狂。理想虽然高尚，欲望虽然邪恶，但许多时候，理想与欲望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在高尚的理想下面，往往埋藏着人们赤裸裸的欲望。欲望毁灭人，理想同样会毁灭人。文革中，有理想主义的狂热，更有人们欲望的无限膨胀。欲望的膨胀，让人性中最为邪恶的一面展露出来。对于人性的恶，我们并不是全无办法，严刑峻法就可以控制它。但控制并不能全然解决问题。解决人性的恶，还有赖于人性的善。对于人性的善，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确信。用一场大革命，激发出人性的邪恶，然后消灭它，并不是最好的办法。激烈的方式，往往很难在终极上解决问题。消灭人性的恶，大抵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控制它。

（五）所谓“妖魔化文革”

如果把否定文革推到极致，自然就是妖魔化文革。但是，否定文革和妖魔化文革毕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它们的根本立场是不一样的。我们自己否定文革，那是为了改正错误，以便使自己更加有力量。而妖魔化文革呢，则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上，造谣生事，惟恐天下不乱。妖魔化文革的目的，决不在文革，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妖魔化文革，就不讲什么事实了；因为事实对妖魔化文革是不利的。真正了解了文革，便会知道，它虽然有许多的错处与不好，但却决不是什么妖魔鬼怪。大凡人的行为，都是可以为人理解的。无论妖魔化文革，还是否定文革，似乎都缺乏对文革的理解。理解文革是相当麻烦的事情；文革的指导思想尤其的高超，单是理解这指导思想，就非常得困难。说实在的，要理解文革的指导思想，也只有在毛泽东的思想境界上才能够做到。然而，很可惜，我们的学术思想已经进入了爬虫时代，谁人能与天公试比高呢？再则，文革决不是文革的指导思想所能涵盖的。也可以这样说，文革本身的丰富性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的指导思想。文革所以是深刻的，并不只因为文革的指导思想是深刻的，更在于文革作为历史事件本身的深刻性。文革的深刻性是通过它的悲剧性体现出来的。我们说文革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而且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也可以这样说，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剧就在于，竟然没有能力阻止文革的发生。不能阻止文革的发生，倒也罢了。关键的是有那么多的人，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文革中去。在文革中，即便有那么多的鲜血，我们也不曾意识到那是悲剧；我们不只以为那不是悲剧，而且为一种崇高的信念所鼓舞，认为那是为理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代价，可以不必计算么？崇高的信念，会蒙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到真实，看不到鲜血。斗争的理念让我们丧失了最最基本的人道主义情愫。那个时候，人道主义是被批判的；可对人，我们不讲人道主义，又讲什么呢？难道讲兽道主义么？人既不能够上升为神，也不能够沦落成兽。无论什么时候，人都只是人，所以，对人就要讲人道主义。我们所以否定人道主义，那也只在于崇高的信念，让我们丧失了最为基本的常识。常识，为许多人所忽视；但是，最为基本的常识，深藏着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秘密。文革让人们背离了常识，背离常识的代价是巨大的。无论再高超的思想，在陶醉于自己高超的同时，也要多想想常识。如果和常识太离谱，那就要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正确性。有人说，高超的思想也会成为常识的一部分。当然，这一点是不容否定的；常识之为常识，也不是一层不变的。不同时代的人们也在建构不同的常识。在古代，天圆地方就是常识，可我们现在呢，连小孩子都知道地球是圆的。有的常识在变，有的却不会变，譬如1+1=2，三千年前如此，三千年后同样如此。所以，回归常识总还是对的。譬如民以食为天吧，这个常识，是否定不了的，但是，崇高的信念却告诉我们，人不只为面包活着。然而，这却忽略了一点，面包不在人生中占首要的位置，但却是生存的前提。人不是只为面包活着，但是没了面包，人就不能活。是生命的意义重要，还是生命本身重要呢？那还用说么？当然是生命重要了，为成就生命的意义，而舍弃生命本身，虽然高尚，却终不免愚执。冷静地对待高尚的学说，回到生命的常识吧。文革所漠视的是那些庸俗的东西，它以为高尚是可以占胜庸俗的；然而，很可惜，文革本身却被庸俗化了。文革在历史中，也是时乘命蹇的。被庸俗化，并不是它最悲惨的命运，被否定亦不足以悲哀，最难以忍受的则是妖魔化，正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在被庸俗化的文革里，还有一点真实；在被否定的文革里，还有一点真诚；那在被妖魔化的文革里，除了仇视，还有什么呢？如果你把文革描绘成妖魔鬼怪，那经历过的人，定会义愤填膺的。忘记了真实，就只有诬蔑。所以，我们定不能忘记真实，惟如此，才能扫除诬蔑。历史的是是非非，并不因为成为过眼云烟，就不再那么重要。人们总还在评说历史，在这评说里，有褒有贬，有赞有骂，而这就是人心中的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