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是中华民族奴隶社会“礼治”（儒文化）的集大成者

毛主席语录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个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新民主主义论》）　　

周公是中华民族奴隶社会“礼治”（儒文化）的集大成者　　

——评文化苦旅客的《我断言：周公是中华民族第一文革发起者》　　

                          探索者　　

何谓“文革”？“文化革命”的简称。所谓“文化”，从广义上说，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从狭义来说，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所谓“革命”，①古代以王者受命于天，故称王者易姓，改朝换代为“革命”。《易·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②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所进行的重大变革。人们在改造社会的重大变革，即社会革命。在此，当然“革命”是指“人们在改造社会的重大变革，即社会革命。”　　

笔者刚刚研读过《礼记·礼运》，并发表过一篇拙文：《论〈礼记·礼运〉 “大同-小康”一段的假孔丘及“大同”、“小康”是什么东西》，请读者找来读一读。因为在《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一段，就有对于中国古代“文革”历史的有关“论述”。所以今天我们不妨就由此谈起。　　

（一）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记·礼运》）　　

由此，可见：　　

1、在尧舜与禹之间，中国历史曾经发生过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就是所谓“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由尧舜“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到“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即“天子之位传贤不传子也”，变成“天子之位世袭传子不传贤”。对此，可称为一场“文化革命”。　　

2、在“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三代之英”之间，并没有发生如同尧舜与“三代之英”之间发生过的那种由“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的巨大的社会政治变革。“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都是“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周公并没有做出如同使“天下为公”变成“天下为家”的巨大社会政治变革的贡献。周公并不是一个“文化”“革命家”！周公不仅不是“是中华民族第一文革发起者”，也没有发起过什么“文革”！　　

（二）　　

周公对中国历史究竟有没有做过什么贡献？有。那么周公究竟作过甚么贡献？　　

《论语·八佾·3·14》：“子曰：‘周监于二（笔者：夏、商）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周公依据周制，“鉴于（夏商）二代”，“制礼作乐”，完善了典章制度，从而使周“郁郁乎文哉”。周公是中国奴隶社会由夏（约公元前20世纪）经过商（约公元前16世纪）到周（约公元前11世纪）以来一千余年“礼治”的集大成者。　　

至于“文化苦旅客”称“武王灭纣，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神鬼文明到人本文明的过渡，由于武王天命不假，这个伟大的文明嬗变的过程是在周公手中完成的”等，那却完全是胡说八道。　　

“天命”的观点，是伴随着奴隶制的产生而产生的，是被神化了的奴隶制的国家观念。因此，列宁指出：统治阶级总是要树立一种观念，“说国家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是一种超自然的东西，……它是上天赐予的力量。”（《列宁选集》第4卷，42页）　　

据史载，“天命”观念，在夏代奴隶制已经出现。夏族奴隶主统治者宣告：“有夏服（受）天命”（《尚书·召诰》）。说我夏族是受“天命”来统治你们的。后来，殷族讨伐夏桀时宣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史记·殷本纪》）说夏族有罪，我殷族惟恐违犯“上帝”的意志，不敢不讨伐夏桀的罪恶而取代其统治，这是“天命”对他的惩罚。殷朝残暴的统治者纣自称：“有命在天。”（《尚书·商书·西伯戡黎》）夺取殷朝政权的周族奴隶主也是宣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周书·康诰》）周王朝并不是打着“人本文明”的旗帜上台的，也是打着“天命”的旗帜上台的！　　

至于“周公只可能用‘文革’手段------发动群众 引导群众 使群众自我教育 自我完善 的方式实现。不可能通过简单的上传下达 行政命令式的官僚作风实现。这种发动群众 引导群众 使群众自我教育自我完善 的方式就是毛主席在文革中采用的基本方式”等，那更完全是不沾边际的胡胡言乱语！　　

因此，文化苦旅客的“断言：周公是中华民族第一文革发起者”，完全是其睁着眼在说胡话！　　

周公是“礼治”的集大成者。“儒家”最本质的阶级特征就是“克己复礼”。当然周公也是“儒家”的集大成者。因此，甚至于孔丘在老年体衰之时还叹息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见周公！”（《论语·述而·7·5》）孔丘临死前不是想见他爸见他妈，而就是想见周公。这说明了什么？这就是说孔丘是以周公为典范的，是周公事业的继承者。　　

（三）　　

那么，孔丘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纣，建立周朝。都镐（hào）京（今陕西长安县西北沣河以东的昆明池北岸）。周公东征后，确立宗法（也就是礼治）制度，并分封诸侯。后期，贵族日益腐败。公元前７８2年，周幽王即位，他重用“善谀好利”的虢（guó）石父，宠爱褒（bāo）姒（sì），过着更加荒淫无耻的生活，使国人对之愈加憎恨。公元前７７１年，申侯联合缯、西夷和犬戎等攻破镐京，幽王仓皇出逃，被犬戎军队杀死于骊山之下（今陕西省临潼县境内）。次年，公元前770年，申侯支持被幽王废了的太子宜臼在申地（今河南省南阳市北）即位，为周平王。同年，宜臼在一批贵族的操纵下，向东迁都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在历史上，称东迁以前为“西周”，以后为“东周”。东周包括“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从公元前７７０年到公元前４７５年，“韩、赵、魏三家灭智伯而分其地”，这段长达二百九十五年的历史，称之为“春秋”时代。在这期间，东周王朝越来越弱，根本不能号令诸侯，实际上已成为各诸侯间争夺的一块招牌，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其中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公相继称霸。经过长期的诸侯争霸战争，许多小诸侯国逐渐被大诸侯国吞并。春秋初期，诸侯国还有一百四十多个，到公元前４７５年，已经所剩为数不多了，其中主要有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国。它们之间为争夺人口和土地，仍继续不断进行战争，直到公元前２２１年，秦朝统一六国为止。自公元前４７５年到公元前２２１年，这段约二百五十四年的历史，称之为“战国”时代。春秋时期的历史，在政治上的特点，是五霸；战国时期的历史，在政治上的特点，是七雄。恽敬说：“夫五霸，更三王者也；七雄，更五霸者也；秦兼四海，一切皆扫除之，又更七雄者也。”（《大云山房文稿·三代因革论一》）　　

其实，在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内部，随着“礼治”的提出和建立，“非礼（张己反礼）”与“克己复礼”的斗争就开始了。《左传·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早在孔丘之前，古籍《志》上，就有“克己复礼，仁也”的奴隶主贵族道德导向。“非礼”与“克己复礼”的斗争要追溯到夏（约公元前20世纪）。在周时，随着周公的死，“非礼”与“克己复礼”的斗争要也越来越激烈和公开化。在历史上，周的东迁不仅是周奴隶制“礼治”，是中国奴隶制“礼治”决定性失败的结果，也是中国奴隶制“礼治”由盛至衰的分水岭。　　

孔丘（约公元前551年-前479年）是“春秋”末期人。到孔丘出生时，周王朝至少已经衰败了220余年，“礼乐”也至少已经“崩坏”了220余年。当时周王朝早已经是名存实亡，周礼已经几乎倘然无存，败落到了极处。　　

然而，孔丘却仍然死抱着“周礼”不放，要“行”“周礼”之“道”，救“周朝”之“世”。鼓吹“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12·1》）《孔子大辞典·历史背景·古国地名·周》说得清楚：“孔子把周作为后世效法的典范，说：‘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周礼”乃“周朝”奴隶主贵族的宗法制度，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奴隶的桎梏；周朝乃奴隶制社会，奴隶主贵族的天堂，奴隶的地狱。孔丘是奴隶主贵族的帮凶，奴隶的死敌！孔丘是奴隶主贵族复辟的帮凶，奴隶解放的死敌！礼崩乐坏，天下大乱，那是腐朽的奴隶制周王朝的走向死亡，而新的封建制新时代的即将诞生。那是腐朽反动周王朝的死亡，奴隶的解放；那是奴隶制的末日，奴隶的新生，而不是天下的末日；那是腐朽反动周王朝的覆灭的时代，是新社会的诞生的时代。孔丘的社会理想“东周”——“吾其为东周”，他要在“东方”重建一个“西周”，让周王朝奴隶制的死灰复燃，复兴昔日奴隶制权势的辉煌和荣耀。孔丘的理想社会在已逝旧世的奴隶社会之中，劳动人民的理想社会在未来新世的共产主义社会之中，那是全人类的天堂；孔丘的理想社会在“克己复礼”之中，而劳动人民的理想社会在张己反礼之中。孔丘是应已经失势的奴隶主贵族梦想恢复昔日的天堂需要而出现的历史人物，孔丘的说教是应已经失势的奴隶主贵族梦想恢复昔日的天堂需要而出现的历史胡诌。　　

孔丘的“行道”、“救世”也并非是什么“理想主义”，而纯粹是功利主义——“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8·13》）、“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9·13》）《论语·八佾·3·24》：“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丘师徒为奴隶主贵族帐目充当帮凶，因此奴隶主贵族不仅许愿给他师徒官做还颂扬他，称其“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而奴隶仇视他，称其“巧伪人”、“盗丘”，闻其名也大怒不已（《庄子·盗跖》）！孔丘是中国人民的巨大历史灾难！　　

但是，是否孔丘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鼓吹“克己复礼”的“宝贝”？当然那也不是！孔丘自诩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7·1》）。他的“克己复礼”至少是“述”之于“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很可能其“窃比于我老彭”的老彭就是一个鼓吹“克己复礼”者。“子曰：‘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丘只是中国的奴隶社会走向覆灭，封建社会走向胜利这一特殊时期的一个死包着奴隶社会的僵尸不放，力图复辟奴隶社会的一个跳梁小丑、挡车的螳螂！　　

    孔丘这个历史角色是显而医见的。只要认真地读一读被封建统治阶级吹上了天的《论语》，或者看一看历来封建统治阶级吹捧上了天的《论语》，或者看看历来封建统治阶级对孔丘的颂扬，就可知了。孔丘越反动，则封建统治阶级对其吹捧颂扬就越高越美！因此，封建统治阶级对其吹捧颂扬就越高越美，就说明孔子越反动！　　

（四）　　

“世人莫诟文革，周公始是发端，主席踵而继之，再开千载伟业，文明亮丽转身，伟哉周公主席，并世中华两巨人。”　　

文化苦旅客把人民领袖的毛主席与大奴隶主贵族的周公放在一起，不是太不适宜，太刺眼了吗！这是对毛主席、人民大众的公开污蔑！　　

文化苦旅客之所以要把人民领袖的毛主席与大奴隶主贵族的周公放在一起，其实是一个阴谋！　　

文化苦旅客之所以要歌颂人民领袖毛主席，是为了塞进大奴隶主贵族的周公歌颂周公！塞进大奴隶主贵族的周公歌颂周公，是为了塞进孔老二歌颂孔老二设下伏笔！只要“周公是中华民族第一文革发起者”，那么孔老二就是当然的“中华民族第一文革发起者”继承者。　　

把一个死包着奴隶社会的僵尸不放，力图复辟奴隶社会的一个跳梁小丑、挡车的螳螂的孔老二塑造美化成“中华民族第一文革”的继承者的“孔圣人”。把一个奴隶死敌、人民大众公敌的孔老二塑造美化成奴隶朋友、人民大众救星的“孔圣人”。

呸！这些鬼蜮们！　　

笔者在这里的作用，只是想给读者“提个醒”！毛主席告诫我们“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毛泽东在评说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说此段话）。当然这其中也包括笔者。不仅要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能力，也要提高识别真假民主、科学的能力，不管孔孟之道穿上何种“马甲”，也能把它认得出来！　　

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