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比较简论到西方文化批判

从文化比较简论到西方文化批判 　　

导论　　

论各文化之优势和缺失的比较，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在长期的劳动中积累的全部的物质和精神成就，是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维持生存和发展的最佳状态（最适宜的状态）。只要本民族不被彻底地征服或者毁灭，其文化的历史就可以保持延续性，并以顽强的生命力处于一个不断变化发展、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之中。因此，昨天的“优势”也许今天就会变得平淡无奇，今天的“缺失”也许明天就能得到弥补，原本普通的方面也许会变为新的优势或者缺失——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让定义某种文化优势和缺失的企图变成了可笑的徒劳。　　

因此，割裂发展的螺旋、用截取幻灯片式的眼光来谈论某一文化的优势和缺失，是形而上学和机械的唯物史观。况且，文化因其所依托的民族个体的独立性，而表现为独特和难以比较；民族个体也必须依赖独特的文化来表现本民族的独立性，因而不会轻易地承认文化究竟孰优孰劣。因此所谓的文化优劣之分，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缘于不同民族在实力上的强弱之别，从而强势的民族用其居高临下式的话语强权给其他民族的文化妄加武断——这类论调由于人类本能的自私和偏袒，基本都缺乏客观的天平和严谨的砝码，又何来科学性可言呢？　　

然而，某种文化优势与缺失的评判也并非无从下手——只要能用相对的高低代替绝对的定义；能让其内含的共性和稳定性显现出来。因为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客观存在的情况：在民族历史逐渐演变为人类历史的过程中，的确有一些文化在经历了持续的演变和发展后，通过自我的调节完善和借鉴吸收，形成了一种具有综合性质的“大文化”。由于这种文化所代表的本民族处理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方式具有普遍性和进步性，从而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大魅力。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这个民族的生存范围。于是，民族的成为了国家的，国家的成为了区域的，区域的成为了世界的。它被其它民族广泛地学习引用，以至于取代了这些民族的本土文化——我们可以称这种文化为“强势文化”或者“普世文化”。　　

这时候，由于这些文化上升到了世界性的高度，被赋予了“先进”和“普世”的光环，从而使其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特性大大降低。这点通过其名称的改变就可见一斑——不再是某一个民族的专属，取代以一种更泛泛的、代表区域的称谓，例如西方文化、阿拉伯文化、中华（东亚区）文化、印度（南亚区）文化。文化优劣的比较也在这少数的几种强势文化之间成为了可能，因为在这里，共性的比较因素扩大了，特性的比较因素则更加稳定和持久，同时评价其优势和缺失的陪审团不再由某一国家、某一民族或者某一集团全权资助，而是由受其影响的各国共同组成（非文化源地地区的人民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某种强势文化能否有效地解决这些国家及其国内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决定这种文化优势与缺失最好佐证——如此一来，共性的相对比较和特性的普遍定义将会更加公正合理。　　

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在经历了冷战格局下意识形态文化的对抗后，人类还没有哪个时期像今天这样如此地看重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同时，文化全球化的脱域机制和同步性也有利于强势文化尽情展示自己的肌肉。于是，各大强势文化之间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战争也就趋于白热了：疯狂地宣传自己的优势，拼命地修饰自己的缺失。这种宣传和修饰某种意义上反而让人们更容易认清这些文化的本质。　　

然而遗憾的是，在今天，人类蓬勃的文化竞争萌芽不可避免地枯萎了，谈论它们的优势和缺失变得多此一举。因为有一位“伟大的”文化早就向人类诠释了什么才是先进和文明。世界只要膜拜它就够了，各民族文化只要臣服于它就够了。　　

它高高在上，郁郁生辉，像一位君王俯视众生，每个人都不得不瞻仰它的飒爽英姿。唯一的遗憾是，衬托它的伟大形象的背景是一堆累累白骨，而他爬上世界文化王座的手段，则尽显马基雅维　利　先生的经典教材。看哪，它依然在攀附着罪恶的藤蔓向上蠕动着。　　

很长时间以来，世界的文化裁判权被这个发源于地中海的海洋后代给卑鄙地窃据了。尽管它也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但是它获得这一神圣裁判权的方式，丝毫谈不上光彩——没有基本的尊重，抛弃温和的外衣，依靠残忍的侵略与征服。　　

作为被公认为的当下“最具生命力和吸引力的”西方文化，被各种赞誉萦绕、吹捧了四百多年，尽情享受着“文化最惠国”的礼遇和尊崇。它的确是当下最发达国家的形象代言，但是它的一举一动，更像是一个投机成功的暴发户，在主导世界的文化话语权后，就忘乎所以地对那些比它更为古老、更为丰富的文化指手画脚；它把自己发家的方式——独裁、压迫、侵略和掠夺——用自由竞争的花言巧语妆扮后推销给世界各国，宣称自己将带领全人类共建人间天堂。大家无不对之感恩戴德。然而在通往这个乌托邦的路上，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位“一切贫困与落后国家的朋友”突然手持“法西斯”傲然屹立于前，不可一世地宣称：为了捍卫神圣的正义和秩序，“天国”已经满员了。它就像一个黑心的庸医，强迫全世界服用它自己生产的治疗生存发展痼疾的灵丹妙药，却最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患者们能够痊愈，反而满心期待它们暴病身亡——这样就能省去很多侵略与征服的耗费了。对于这种双重标准和自私自利的文化，除了骗子、流氓、恶霸、谋杀犯，我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形容词了。　　

西方文化的自我膨胀和扩张，肆意地输出价值观以巩固其文化霸权，其实只会加速它的坟墓挖掘速度。就像它的娘家资产阶级从诞生之日起就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一样，西方文化在忘情地展示自己“优势魅力”的同时，也在把自己的虚假、伪善和奸诈一步一步地推到前台，为决心摧毁它的人们提供了越来越有力的话语炮弹，也让更多的人们加快认清它究竟长着一副怎样的嘴脸。　　

因此，我毫不掩饰我写作此文的目的，就是向当下最强大的西方文化宣战，并且穷尽可能地揭露包裹在其耀眼鳞片下的那份丑恶的剥削本质。　　

很多人会由此骂我愚昧、偏激、缺乏公允、顽固地躺在意识形态的棺材里不肯腐烂。这些赞誉我表示无条件地沉默和接受。可是，在世界已经遭受着这个资本主义侵略扩张所携带的文化病毒侵蚀的时候，在其他民族的文化因资本主义式的倾销和剥削而相继殒命的时候，在许多国家因为饮用了这瓶文化毒药而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有的人却还在一味地讴歌这只寄生虫是真正的救世主，认为它才是人类进步最伟大的保证。我对于这样的愚昧和意识形态的偏激，除了沉默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西方文化优势批判　　

太久了。　　

从血腥的殖民扩张到全球市场的建立，再到全球化日趋加深的今天，西方文化绑架世界的时间太久了。　　

这个文化，曾经因为反抗中世纪的封建堡垒而大显其炫目的光辉，因为其对人性和哲学的思考而被赋予了深邃高雅的气质，也因为对自然科学极具勇气的探索而在人类众多文化中脱颖而出，更因为其与生产力前所未有的紧密的联姻而成为当下权威和雄辩的唯一代表。　　

雅典广场上激情澎湃的理性辩论、罗马石雕上坚不可摧的法律典范、文艺复兴时热情洋溢的人文情怀、启蒙运动时发人深思的至理名言、大革命之催人奋进的革命口号、工业和资本积累之勤劳质朴的节俭意识、哲学与心理学令人折服的逻辑思辨，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创造性的开拓精神。这些伟绩，无可否认，都应当铭刻于西方文化的丰碑之上。　　

它曾代表了一个激情向上、朝气蓬勃的时代，它使得整个世界在数个世纪的时间里，只能匍匐于欧罗巴的山脚下，仰视着其傲然于穹宇的圣洁的思想高峰。诸神智慧与思想的橄榄枝，此时此刻都毫无保留地抛向地中海，造就了这艘文化的巨轮。西方文化影响之广，使得今天的一切打上“现代”和“文明”印戳的物品，无不使用着它的印章。从工业产品的国际标准到印刷纸张的规格分类，再到我写作这篇文章使用的专业术语，甚至于辩护律师、陪审团和控诉人的思维逻辑，都是西方文化所创所有。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强势的程度，超越了古今，且尚无来者。　　

要论述西方文化的优势所在，我不必向诸位赘述它在各领域取得的成就，也不必学着大多数人一样到中世纪或者古希腊的坟墓中翻寻它身上的裹尸布。我们只用回溯到西方文化确立其统治地位的时代,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的时代就够了。因为后世冠于西方文化的种种美誉，诸如民主法治意识、人文主义情怀、开拓创新精神、理性思维逻辑，都是在这个时代里才真正被雕琢成它王冠上宝石。然而这一切的雕琢之所以能成功使其焕发应有的光彩，是因为在这个时代里，西方文化完成了其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自我救赎——和神的意志决裂，和生产关系的意志联姻。　　

是的，西方文化之所以能从中世纪萎靡的深渊一下跃升到世界文化之林的顶峰，正是因为它是目前唯一的一个主动背弃封建时代而迎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轨迹的文化。世界的其它文化，则都无一例外地被迫沦为了旧封建势力上层建筑忠贞的捍卫者，把自身置于更进步的生产关系的对立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得统治地位，人们对这些胆敢　包庇　君王的文化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抛弃也是无可厚非的。中华文化和印度文化在近代的没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于西方文化的功劳究竟有多大了——宗教改革让封建的基督教教义成为激励资产阶级原始积累的精神支柱；启蒙运动，则为这种原始积累谋求到了政治上和舆论上的合法地位。如果缺失了二者广泛的传播与孜孜不倦的启迪，西方文化能否挣脱教堂和城堡的枷锁还是一个疑问。没有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在中下层民众中呕心沥血积攒的火药，区区啤酒馆小伙的火炮又怎能轰得开巴士底监狱的铁门。　　

西方文化主动把自己原教义中一切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抵触的内容，都用一种巧妙的方式间接地修改了；或者用更为直接的方式，将这些内容毫不吝惜地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查理和路易的头颅就足够证明这一切。中世纪梦幻的宗教风情与十字军森严的等级城堡，被理性和人文的合力碾得粉碎；一千六百多年以来教皇和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新教和契约的崛起而变成云烟。这种不顾一切地迎合资产阶级、替资产阶级扫除所有意识形态堡垒的卖命表现，为西方文化赢得了资产阶级新权贵们投桃报李的回报——没有像其他文化那样遭受到新阶级彻底地冷落（该被冷落的东西早已“主动”地消失了），而是得以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遍及世界各地，并依托资产阶级的强大的武力和生产力，放肆地侵占和毁灭那些比它古老的“野蛮”的文化，将上帝和生产力的意志灌注进每一种文化，建立自己的文化帝国。赋予它这种暴行的凭证只是一个简单的词组:“文明”“开化”。　　

诚然，在被西方文化毁灭的旧的教义中，很大一部分都算得上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糟粕；而其依托暴力的扩张和破坏，客观上也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击碎了束缚在人类身上的封建枷锁，让资产阶级的发展成果，诸如现代国家制度和科学技术成果，得以传播；其自身也树立了一个高贵的典型，足以让世界大多数国家坚信它就是至高无上的文明进步的典范。而如果西方文化的本质，全部都是如希腊雕像一样典雅中庸的良好德行和进步意义，那么我完全不会反对让如此契合人类利益的优秀文化来作为我们这个星球的明信片的。然而遗憾的是，任何事物的两面性存在和此消彼长趋势是这个世界永恒的规律，文化作为社会的外延体现会随着其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历史的必然，纵使是我们伟大的西方文化陛下，也阻挡不了这不可抗拒的洪流。随着西方文化的物质载体即西方资产阶级的极度膨胀和急速堕落，它的这些美好的品质迅速布满了腐朽的霉菌，不久之后，我们又发现，那些西方文化引以为傲的美德们，其实只不过是一块块为了让西方资产阶级的累累罪行正大光明合法化的虚伪遮羞布而已，一切文明美好的许诺都是为了美饰西方资本家们无休止的野蛮欲望。“自由、平等、博爱”？是的，在资本家们荒淫无度的日常生活里，这几点都是不可或缺的。　　

只要这些它赖以生存的遮羞布被扯去，这朵丑恶的文化罂粟花就会迅速地枯萎，最终蜷缩成一具死死握住金币的骷髅。就像1918年的法国人常说的，“它生于不义，也将死于耻辱”，这句话用来概括这个遮遮掩掩的癌细胞的命运实在再恰当不过了。　　

在当下世界里，西方文化唯一还拥有的真正优势就是，它是“西方的”文化，而由于西方世界天然地等同于资本主义世界，那么直接一点地说，它就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这是不言而谕的：在资本主义主导世界的客观事实下，又有什么文化能够比这个与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孪生胞弟更有话语权呢。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一如既往地在世界范围内保持其强势姿态，那么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优势也将一直存在，并忠贞地履行着为西方国家的野心和残暴涂脂抹粉的任务。　　

而由于文化作为社会意识必然是其物质的社会现实的反映，西方文化的自以为是充分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盲目自大，它们以为只要自己顶着“普世文化”的王冠，世界就还停留在十八、十九世纪，可以任由它们发号司令。给予它们这种莫大自信的，是两道精心缝制的护身符——民主和人权。这表明西方国家还算有点自知之明，把“平等”的面具早早摘了下去。不过，为了替西方文化寻找到这些个对内对外“最有力”的象征，它的忠实信徒和御用学者们真是费尽苦心，才从历史的二手商店中刨出这两块看起来最能代表自己碎布。在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搞清这些碎布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情况下，就匆忙书写上西方的意志，将其缝在了西方世界的旌旗之上。　　

仰仗这两面标志性的旗帜，西方世界按捺已久的杀人机器、生产机器和宣传机器终于可以再次发动了，世界又将铺好红地毯迎接西方文化陛下的大驾光临。从上世纪到本世纪，从东欧、苏联、朝鲜、中国、南斯拉夫，再到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利比亚以及中东其它国家，任何胆敢忤逆西方意志和利益的势力，都绝对是缺乏民主的专制独裁国家，都无一例外要被彻底地制裁与打击，都应当无条件地接受西方文化的“感召”与“洗礼”。　　

“只要世界还存在着压迫和独裁的地方，我们就有义务把光辉的民主和人权带给那里的人民，让他们起来反抗，并教会他们如何建立法治和自由的国家！”这句口号真是激情洋溢，无耻至极。　　

在“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下，西方文化终于完成了它心目中的世界观作品——顺从。　　

够了。西方文化和它的信徒们的恣意妄为让其流毒深深折磨了一个又一个国家，这已经充分证明，威胁当今世界和平稳定的最大隐患，就是这个由霸权主义痴心妄想和资本主义罪恶利益杂交而来的所谓文化。要想治愈这位可怜的身患狂想症不能自拔的西　方　先生，最立竿见影的方法，就是扯下这两面旗帜，然后将其撕得粉碎。　　

西方民主与人权批判　　

毋庸置疑，西方人是探索近代民主制度的先驱，并且最先在其文化中归纳出了民主的精神内涵——公众的意志和利益至上。这个定义的确是对人类在自由王国中美好生活的勾勒。不过，西方人总结出了民主的概念，却没肯在其形式上多下些功夫。于是在西方文化的描绘中，民主的世界被强行地具化成这样一种存在方式：一幅由一根“选举”的金丝线把淳朴善良的劳动大众、忠诚的资产阶级的宪兵、风度翩翩的资本家及其诚实的政党编织成田园诗般的温馨画面。　　

可惜，西方人高度标榜的所谓操持有度的宣传、所谓高度自由的投票、所谓公正透明的选举后面，其实都是恬不知耻的政治作秀。要戳穿这种把戏，就先来看看西方文化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所奉行的两个最基本的教义有一副怎样伪善的嘴脸。　　

一、公民自由选出政府，代表自己行使权力；　　

二、尊重多数人的决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　　

第一条是西方民主精神的核心，第二条是第一条最至关重要的补充。“公民自由选出政府，代表自己行使权力”——多么的优美动听，然而就连西方资产阶级自己的政治学理论(在这里为了避免伤及西方人可怜的自尊心，我们暂不引用马克思的理论)也承认，国家就是把民众聚集起来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人们被划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政府是这层关系的保证。既然这个“公民自由选出的、代表自己行使权力”的政府不得不把民众划分在统治关系的两端以确保国家形式的存在，造成了一类人对另一类人实行统治的既成事实，又如何体现出它谦逊地代表了所有公民自由意志呢？因此，要想让“公民自由选出代表自己行使权力的政府”这个预设成立，就必须有这么一个前提：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总是要有这么一群人心甘情愿地成为奴隶，心甘情愿地放弃天将赋予的自由发展的权力，心甘情愿地接受被其他人呼来唤去。不然，统治关系的两极划分就无法建立，国家及政府也就不复存在。没有统治阶级独享的暴力权和强制权，生产剥削和财富积累更将成为空谈，这对于资本家们来说，真是一个噩梦！　　

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更决定了这些国家必然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了维系这种利益，资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统治权，这样一来，被统治者的角色就当仁不让地由广大的劳动者来扮演了。但是民众们可不会去在意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们只要不是白痴，就绝对不可能接受这种强盗式的明目张胆的强取豪夺。资本家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因为其非法性而岌岌可危。　　

于是，在进行了反复的绞尽脑汁后，他们终于想出了解开统治关系和民众意志绳结的所谓办法，资本主义世界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发明——选举制度，诞生了。　　

资本家们通过美好的诱惑、夸张的许诺、激昂的口号以及有限的妥协来安抚公民们的躁动的心，诱骗他们参加到早已彩排好的选举游戏里，只要民众接受了这个游戏，也就接受了其依托宪法的一切游戏设定。接着，资产阶级通过抬高准入门槛与选举标准、利用其财力的优势进行政治上的贿赂和经济上的遏制，来打压自己潜在的政敌——重点针对的是工人阶级和其他一切革命的阶级——以保证这场游戏的胜利者只会从自己扶持的代理人中出现。为了确保整个游戏过程的万无一失，西方资产阶级又安插进自己的宪兵和侦探。他们的作用与其说是维持选举游戏的正常秩序，不如说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神圣秩序。在这一切都准备妥当后，资本家们终于可以悠闲地品尝着下午茶，安心地等待他们忠实的议会宣布选举结果。　　

现在我们就来和他们一同欣赏这出荒诞的丑剧吧。　　

斯提森（Citizen）夫人是亚美利加（America）养鸡场里一只漂亮的母鸡，每天她都会产下一枚鸡蛋。斯提森夫人把一天的营养都倾注到这枚蛋里，然后用几乎全部的精力去悉心照料它，把它安放在暖和的鸡窝里。这样一段时间下来，她攒下了许多漂亮的鸡蛋。　　

斯提森夫人觉得自己很幸福——她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养鸡场里。因为每年年末，所有的母鸡们都可以自主选出养鸡场未来一年的主人。候选人是两位体面的绅士，大家都尊敬地称呼他们为雷帕里克（Republic）先生和德摩特里克（Democratic）先生。他们是这座养鸡场的股东。选举采取投票的方法，即众母鸡把自己最宝贵的鸡蛋交给自己心仪的候选人保管就可以了——这是信任的体现。　　

选举这一天，两位候选人慷慨陈词，宣传自己的竞选纲领。雷帕里克先生表示，如果自己当选，将把养鸡场打扫翻修一番，并提供更多更好的鸡饲料；德摩特里克先生则承诺，将在养鸡场里建一个新的孵化间，这样大家的鸡蛋就可以得到更妥善的照料。二人说完，这场民主的投票就在母鸡们的高昂的掌声中开始了。投票过程由养鸡场的一条叫布里斯（Police）的看门狗监督，以确保其公正透明。　　

选举的结果是，一些母鸡选择了雷帕里克先生，因为吃好睡好很重要，但是，以斯提森夫人为代表的更多的母鸡把票投给了德摩特里克先生。毕竟这群质朴的母鸡太爱自己的鸡蛋了，而孵化间绝对比鸡窝更加适合保存鸡蛋。于是，德摩特里克先生当选养鸡场的主人，他为此非常地高兴；雷帕里克先生也极有礼貌地祝贺自己的竞选对手，微笑一直挂在他的脸上——真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布里斯也嗷嗷嚎叫着，表示选举没有暗箱操作；母鸡更是欢喜至极——大家生活在一个多么民主的养鸡场里啊！　　

第二天清晨，母鸡们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起来下蛋了，昨天选举的兴奋劲还没有消失，因此她们充满干劲，决心要为养鸡场下更多更好的鸡蛋。而在其不远处的别墅里，养鸡场的新主人德摩特里克先生正和自己的对手雷帕里克先生一起，享用着美味的煎鸡蛋。他们忠实的看门狗布里斯温和地匍匐在他们身边，嘴里啃着一根美味的鸡骨头。两个人高兴地商讨着最近的鸡蛋价格又上涨了，偶尔聊聊那群愚蠢的母鸡如何的膜拜自己，狗则安静地倾听他们的谈话。　　

至于那个承诺过的孵化间，就让它见鬼去吧，毕竟，重要的不是鸡蛋如何保存，而是要让那些母鸡们高兴和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干活。　　

这就是西方文化推崇备至的所谓民主制度的最真实写照。　　

西方文化最早概述出了民主精神的神圣纲领，却在其物质载体的卑鄙实践下最先对这个纲领进行赤裸裸地背叛。民主，在这样的游戏中，成为了为选举而存在。民主的实质——让公众的权利最大化并尽可能地遏制统治阶层的权力——早已荡然无存，变成了纯粹为娱乐资本家和愚弄大众的表演。民众在这样的民主游戏中，实际上是依靠讨要资本家的施舍而艰难残喘着。他们或者寄希望于资产阶级在内部的明争暗斗中可以扔下一些吃剩的骨头，供他们尝尝肉末腥子的滋味；或者寄希望于后者可以突然良心发现（大脑短路），开始慷慨地行善积德。而面对这个一手炮制的选举结果，他们则无法也无权提出抗议，因为有神圣的第二条教义为其提供法律的支持和保护。　　

“尊重多数的决定，保护少数的权利”，一方面是强制的服从，一方面是善良的安抚，看似让道德的天平处在了公正的水平位置。尽管较之于民主最理想的状态——每个人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发展，有诸多的不足。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也称得上民主精神的一种贯彻，起码它做到了彼此妥协和相对平等，让公众的权利实现相对扩大。　　

但是，这个原则一旦和西方所谓民主的第一条教义捆绑在一起，就再也避免不了沦为鸡肋的命运。在被西式选举制度异化的民主表演中，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服从，只是为了制造“政府是由民众选出的”、“政府是合法的”这些个美丽假象而存在，根本发挥不了其真正的效用。因为无论是多数人的意志，还是少数人的呐喊，都不可能改变这场资本主义投票游戏的结果，即资产阶级永久统治的既成事实。在这个事实下，一切资产阶级利益受到损害的潜在风险，都早早地就被规避了。民众从参加这场游戏的第一天起，就像一艘任由海风肆意吹动的无人掌舵的帆船，无条件接受了资本家设定的所有条条框框。这些规矩可以归结为一句花言巧语，“任何人必须对自己当初的选择负责”。就这样，强盗的阴谋和逻辑被“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这样冠冕堂皇的话语所掩盖了，一旦有个别人试图打破这个条框，就会立即被资产阶级宪兵们扣以“暴徒”和“叛徒”的罪名，遭到无情的摧残和打击。即便有一天多数民众终于发出了质疑游戏规则的声音，换回的所谓进步也不过是从他们资本家皇帝吝啬的钱库里夹出一枚小小的铜币——这样的洪恩就足够使民众愉悦了。既然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只是可有可无的程序，所谓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也自然而然是一句可笑的空话。无论谁成为了这群可怜的少数人中的一员，他既不会妻离子散，也不会一贫如洗，他依然接受着和“多数人”一样的施舍，依然要和“多数人”一样忠实地为资产阶级的资本增殖而无偿奉献着自己的剩余价值。他充其量就是因为自己的选择没有获胜而感到闷闷不乐罢了，何必劳烦我们公务繁忙的资本家皇帝“特地”来保护呢？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轻车熟路而又毫无破绽地玩弄“民主”于股掌，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具备了实力雄厚的资产阶级来主导着国家的一举一动。而这种“民主”之流毒一旦为资产阶级本身就不够强大并且还遭受着种种内忧外患的弱小国家所吸食，乘其所谓的“自由”与“分权”之东风，那些弱国国内的各种矛盾就会在利益集团间的倾轧下顷刻间爆发出来，整个国家一夜之间就会分崩离析，与此同时也为等待已久的发达国家们打开了征服的方便之门。　　

民主的精神，就这样被西方文化——资本主义的文化，给无耻地强奸了。民主，被简单地诠释成了“为选举”。不过，西方文化的洋洋得意也蒙蔽了其赖以成名的冷静思考和基本逻辑，让它忘记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自己一手炮制的选举制度也不例外。　　

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之所以说它是一种不完备的民主方式，是因为它有着一个致命的缺陷——真理话语权的归属问题。如果多数人掌握着真理，少数人把持着谬误，那么真是皆大欢喜。可一旦谬误很不幸地为大多数人所认可，掌握真理的人们则由于人数上劣势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家滑向深渊而无能为力——他们必须服从多数。因此，为了把这个缺陷的危害降到最低，少数服从多数的理想形式应当是双方达成一个折中的妥协，让双方在彼此的协商中找出对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但是，由于西方文化独有的理性僵化主义和个人沙文主义，这种极富感性温情的协商和为他人着想的妥协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为资本家所不能接受的——如果一切都可以商量，那么至高无上的人对人的剥削该往哪儿摆？所以，对于资产阶级而言，真理归属于谁一点都不重要，所有人只要听凭资产阶级摆布就足够了，资本既是上帝。　　

按照西方文化给民主下的头脑简单的定义，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服　从是暴　君统治，那么这时候，已经事实上形成了暴民统治。由于社会存在决定其意识，普通民众由于所处环境的局限性和自身利益的第一性，在政治生活中很容易表现为狂热、盲目、目光短浅和易被煽动。民众处于宣传的弱势地位这个弱点，很快就资本家们准确地把握住了，他们的宣传机器一经开动，民众们质朴的狂热和单纯的盲目就成为了其为个人利益和野心服务的工具，必要的时候，多数人的谬误可以毫无顾忌地放大，少数人的真理则可以被选择性地失明——选举制度下“民主”的可操控性才是真正的　暴　君的温床。然而，就在西方资本家们得意地以为可以永远把这种卑劣把戏摆弄下去的时候，历史终于为他们端上了他们自己亲手酿制的苦酒，这杯酒差一点就洒在了西方文化的坟头。　　

1933年，一个操着浓重的奥地利口音的男人在德国国会大厦前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感谢民众们无私地把选票投给了他，让他成为了德国总理。为了报答这种信任，他号召人们，一定要雪洗凡尔赛宫的耻辱，用德意志的剑为德意志的犁谋得土地。民众顿时激动了，沸腾了，欢呼着“复仇万岁”的口号，踏上开往前线与死亡的专列。看着民众狂热的背影，阿道夫·希特勒得意地回过头去，和站在他身后的金融资本家们相对一笑：“民主真应该万岁。”　　

第二次世界大战，充斥人性的堕落、道德的沦丧、仇恨的渲染、无休止的屠杀。一场人类文化的浩劫，却是一场被选举出来的合法的战争。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一切最难听的形容词加于这场合法战争及策划其的野心家身上，但是真正应该被推上历史法庭的被告席的，只会有一位。　　

不过，这场战争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它对于整个西方文化的历史起到了两个极为不幸的作用。其一，二战让世界人民看清了西方文化及其诠释的民主制度并非最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模式，反而会成为造成人性泯灭和文明退步的罪魁祸首；其二，二战中那个几乎以一国之力对抗整个欧洲的国家让世界人民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并非是国家谋求富强之路的唯一选择，一个迥异于西方文化的更为优秀的榜样树立了。微妙的转折已经完成，从此以后，西方文化建立了数个世纪的话语霸权受到了极大的动摇和挑战，昔日那种一呼百应、万国来朝的无限风光注定一去不复返了。二战后的人们谈到西方文化，不再像过去那样满怀憧憬与崇拜，当西方资本家们试图再以过去那样的方式用武力和生产力的压迫来推销其文化时，世界各国的民众都有了充足的底气说“不”。这种一败涂地的挫折感甚至动摇了西方国家自己的民众，信誉一落千丈的西方文化正飞速地滑向地狱的深渊。　　

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笼罩着西方资本家们。因为西方文化是掩盖他们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之罪行最可靠的辩护律师，而民主制度是他们进行这种全球扩张最得力的武器。可当他们两手空空、无依无靠后，才会发现，建立在剥削、侵略和掠夺之上的生产力和暴力是多么的虚弱。　　

为了应对这场空前的危机，为了维护其文化霸权，西方资本主义诸国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放弃了资本利益层面上的纷争，聚拢在意识形态和拯救西方文化的大旗之下，开始用尽所有的伎俩来调配新的文化毒酒，企图让自己文化的风烛残年之躯得以苟延残喘，让世界重新沾染上资本主义的流毒而不能自拔，让那个任由西方资产阶级奴役的世界从坟墓中复活。　　

于是，西方文化有史以来最响亮的一句口号，在资本主义的娘胎里孕育而出了——“人权，高于主权！”　　

好一句鬼话！但是的确实用无比，一方面是个人主义的升华、一方面是不知廉耻的干涉，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很难再找出这样一个恬不知耻的典型了。　　

人权，乃一个人因其为人而应当享有的权利，每个人的人权得到充分地尊重是实现人类在自由王国中之存在价值和个人能力之充分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进步，人类对于自身权利外延的认知也越来越深，人权的内涵也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处于不断丰富变化的状态中。正是源于人权不断变化的特性，也决定了人权概念带着模糊性，可以随意为人加工。　　

和民主概念一样，人权概念同样是由西方人最先提出的、作为和神权与王权对抗的第三种世俗权利。人权是西方文化论述其先进性最引以为傲的理论依据，它不仅成为了灭亡封建世界最有力理论武器之一，也成为了每一个西方人在物质生活中秉持的第一原则。当《人权宣言》伴随着巴士底监狱废墟的硝烟腾腾而冉冉升起，最终镌刻在了自由女神坚不可摧的大理石手笔上时，一切封建的和旧宗教的坟墓也就宣告竣工，随之到来的将是更加美好的世界——资本主义的世界。人权观念为西方文化摆脱封建文化的枷锁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很遗憾地，它还是没有得到西方文化起码的尊重，再次沦为了被西方文化随意玩弄的妓女，依照资产阶级的喜好被肆意地篡改和利用。　　

西方文化凭借着自己所谓的“优先发现权”，以其一贯的强盗逻辑，想当然地认为：任何事物的发现者都有自由地处置这个事物的权力，即便是拥有共通性质的思想硕果也不例外。因为他们发现了天赋人权，所以他们就有权决定它的实质内涵——西方文化玷污民主精神的方式再次被用于对人权的定义。于是，一份符合西方资产阶级口味的人权化验单出炉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最大的人权。　　

只要这项条款被写进人权的宪章，其余的一切，所谓自由权、生命权、公正权、尊严权，以及弱小国家们视若保护神的发展权和民族自决权，都成为了一纸空文，这个霸王条款注定只会为资产阶级自己服务。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普通的劳动者个体是不可能创造私有财产的。私有财产以动产和不动产的形式，除却生存资料的部分，表现为生产资料和生产积累的总和——生产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毫无疑问由资产阶级私人占有；而个人通过辛勤劳动而创造的超出自己生存需要的那部分生产积累，必须进入到资本主义市场的交换关系中才能表现为财富。资本家们在这个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他们可以让这些生产积累的交换价值最终无偿地进入到他们个人的腰包里。因此任何资本家个体的私有财产的积累，排除偶然的拾遗和遗产接收，就只会来自于暴力的掠夺和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馈赠、遗产和暴力是不会让资本增殖的，是故所有资本家的私有财富的增长事实上都只会归结为一个来源——对人进行剥削。一旦私有财产被捧上圣洁的人权神坛，人类反抗剥削的神圣权力也就消失了——人的自由和生命被束缚于生产机器、人的公正和尊严失去了法理的保护伞、人的发展和自决则框定在了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分工——一句话，都沦为了私有财产的附庸。血腥和罪恶的剥削既然已经合法化，资本家们的不义之财也由此得到了法律的保护，西方人权观中种种动人的词句都是套在这个腐臭的私有财产内核外的保鲜膜。　　

个人的人权在资本的人权面前屈服了，劳动者的人权也就臣服于资本家的人权。因此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衣着华贵的老爷们在纵欲和拜金的快感中观看着劳动大众在贫民窟里瑟瑟发抖是理所当然的；发达国家们凭借其先天发展的优势和资本的实力来操控世界其他国家更是顺理成章的。西方真应该对他们亲手炮制的人权感激涕零。　　

因而更直观一点地说，这种以保护私有财产为最高纲领的人权，是整个资产阶级维持自我地位的基石，也是西方文化建立世界霸权的力量源泉。因此，当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空前的信任危机的时候，惶恐不安的资本家们不得不搬出他们老祖宗的这面护身符寻求庇护。面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遭到普遍质疑的现实，西方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拼命地证明他们并非一无是处，起码在思想观念、政治制度等文化意识领域，和世界诸多“愚昧、野蛮、独裁”的国家相比，还是拥有很大的优势的——我们至少还尊重本国公民的人权，因为我们让他们拥有了选票；我们当然更尊重别国公民的人权，因为我们会让他们也拥有选票的。　　

西方的人权，对内表现为与私有财产的媾和——它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集中体现；对外则表现出与西式民主的暧昧——西式人权对外输出时的闺蜜便是西式民主。　　

人权高于主权论，实质上就是西方文化最优论和西式民主最优论。它的逻辑思辨——任何国家，只要拥有西式民主制度，哪怕贪腐丛生、四分五裂、战乱连连，也是一个拥有人权的国家。这真是富含阿Q精神的自我安慰。鉴于我们已经认识了西方民主制度流于形式的肮脏虚伪，也就不难推测出这种个人沙文主义的放肆膨胀是多么地站不住脚跟。无数国家就是在这句话的威逼利诱下，饮下了西式民主的毒酒，哪怕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也要强装笑脸，摆出“V”字的胜利手势:“我们有人权了。”　　

对于那些打死也不买账的顽固之徒，除了诉诸武力再也没有其他办法了——既然南斯拉夫和利比亚不愿意享受伟大的西方文化照耀下的人权，那么西方各文明国家就有义务对这些国家进行“适当而必要”的干预，让其国内各个民族依照“天赋人权”把他们自己的国家撕得四分五裂。只要西方国家需要铲除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障碍，人权的铁拳就可以肆意挥舞，去拯救、解放、操控、压迫、征服那些身患“人权危机”的国家的人民，而其民主制度中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这时候终于有用武之地了——被可耻地用来做人权的加减法。　　

在西方文化发布的讨伐檄文的注脚中，人权被具化成了有具体形态的独立事物，可以像商品一样进行数量上的统计和比较。他们想当然地告诉所有人：两个人的人权绝对大于一个人的人权，为了保护多数人的人权，少数人的人权可以被随意忽视。就像北约国家于　2011年5月1日　在利比亚干下的勾当一样，我们看不出卡扎菲的孙子们之于利比亚的人权危机有什么关系，但是有一点我们看清楚了，因为他们是卡扎菲的家人，因此他们是利比亚国内的“少数人”，因此他们的人权不值得“为利比亚人民而战”的北约国家尊重。　　

个人最基本的生存的权利，就在这种人权数量大小的比较下，被彻底地漠视了。北约国家对卡扎菲在人权上的种种非难，无非是在拿卡扎菲的反人类罪为他们自己的反人类罪辩护罢了。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西方人权本身就是为了人性的自私自利而存在的，既然作为它核心的私有财产可以有丰欠之别，那么它外延的生存权利自然也可以有大小之分——西方世界犯下累累血债的逻辑大致如此。　　

在这些血债中，我们找不到所谓和平演变的“和平”；在这些血债中,我们找不到所谓生命、自由、公正、尊重、发展和自决之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这些血债中，我们唯一能看见的，只有不择手段的强取豪夺和对野蛮暴力的熟视无睹。伪的人权、伪的民主，这两个丑角在一唱一和中忘乎所以地给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创作着悼词。　　

有了异化的民主和人权作为其忠实的先锋，这个席卷全球的文化飓风也就不可阻挡了。西方文化很是兴奋，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倾销和坚船利炮不再是其寄生存活的唯一依靠，现在它拥有了更加隐秘也更加致命的武器——用人权和民主的匕首来扎破其它国家的文化心脏更加得心应手。西方文化的两面战旗就在世界血与泪的肆虐地摇曳着，踩着一切奄奄一息的民族和文化，对着它们的主子高呼万岁。　　

但是，这样的情况不会持久了。　　

任凭它可以反抗教皇、反抗国王、反抗一切旧世界的联军、也可以统治欧洲、统治地球、统治一切新世界的文明，它也注定战胜不了时间洪流的伟力。西方文化由于过于紧密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结合，以至于把自己的一切都用资本主义生产的假肢代替，这也使得它很难再跟上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步伐。当初西方文化引以为傲的最大优势，正逐渐演变为其生存和发展的最大短板。尽管它开始想从善如流，想挣脱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想去拥抱更为先进的社会化的生产关系，但是处处无不受到资产阶级的阻挠和制约。西方资产阶级的不思进取，使得西方文化只能无奈地挣扎于机器的牢笼。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蔓延着颓废的瘟疫，丝毫看不到当初大航海时代的壮志豪情，反而还充斥着古罗马共和国末期的道德沦丧和精神萎靡。西方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咄咄逼人无不透出一声声力不从心的哀叹。这个文化，已经步入垂暮之年。　　

然而西方人不必因此感到担忧、愤恨、不公，因为历史对待任何一个文化都是公平的。西方文化在世界霸主的位置上安坐了四百多年，对于一种思想和意识形态而言，不算短了。无论后世之人是像我一样对之极尽鄙夷，还是像大多数人一样充满缅怀，都不重要，因为历史已经铭刻下：这个文化，曾统治地球。　　

而世界的其它文化，尤其是以几大强势文化为代表，正在从近代的颓势中缓缓复苏，并迅速与本国的生产关系结成紧密的同盟，时刻准备着取西方文化而代之。就像我在篇首就说过的那样，文化的优势和缺失永远都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任何文化一家独大的局面注定会随着历史的前进而改变。　　

交替、更迭、此消彼长，人类数千年的文化的历史，不过如此。　　

我不敢妄言未来的世界主流文化就一定比西方文化更懂礼貌，但是我愿意做出这样的几个预言，或者说是几个自以为是的期望。　　

一、最适宜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必然后于阶级的消失而出现；　　

二、当今世界的各种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发展大势，必然是独特性越来越少，共性越来越多；　　

三、当人类最终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文化时，将很有可能是这么一个结果——人类，宣告灭亡。　　

前两点我尽力在文中给予隐性的论证了，至于第三点，就作为一个歇斯底里的人士的胡乱猜想而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吧！　　

到这里，我这篇批判的文字，停笔。　　

                                      　5月17日　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