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作家眼里的《西方完善攻击中国的技术》

西班牙《起义报》　2010年11月12日　刊载了美国作家、电影导演、记者安德烈•费尔切克写的《西方完善攻击中国的技术》。这里要特别感谢人民网、人民日报在　2011年10月02日　http://www.sina.com.cn  转载了这篇文章，为满耳都是向往西方“普世价值”的中国人打开了另一扇窗。正如安德烈•费尔切克所言，西方的权力体系中根本不存在利他主义，他们一切行为、一切言论，都是指向利益的，而且都是努力将别人的利益转化为自己的利益。不但国家制度、舆论宣传、外交、军事行为是这样，连教育、科研、学术也是这样。　　

现在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正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它们围攻解体苏联，肢解南联盟，在东北亚大规模军演不可一世。在文化科技方面，西方人一会儿说地球正在变冷，一会儿说正在变暖。随着中国、巴西、印度等一批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突飞猛进，西方人终于定格在“变暖说”上。西方人自己发展几百年的巨量碳排放他们不追究，他们至今人均碳排放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数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他们也不追究。他们单单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为继续排碳付出代价，那就是购买碳排放指标。西方科学机构将那些不支持地球变暖说的科学数据全部剿灭，不让他们有机会问世，极为专制地维持着地球变暖的科学结论。西方政治家以此为依据，向发展中国家勒索碳关税。科学家、政治家以及西方媒体，业已构成一条欺骗、奴役、劫掠发展中国家的碳政治流水线。　　

安德烈•费尔切克在《西方完善攻击中国的技术》中说：“西方自己都在全世界各地做着践踏人权的事情，又怎么可能关心人权呢？人权问题是西方用来掩盖其对任何致力于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对抗的组织提供支持的借口。　　

“支持人权”，往往是西方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将某个国家引入内战的同义词。这已经在尼加拉瓜、古巴和智利等国家“实行”过，现在又被用来制造中国的不稳定。“支持人权”，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曾破坏了拉美所有的革命或群众运动（古巴除外），也曾为某些最可怕的干涉行动提供了借口，如对越南和老挝人民的屠杀罪行。　　

中国历来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亚洲地区的一些西方盟友相比，中国的人权问题要小得多，也不同于西方本身对人权的侵犯。同时，中国希望通过自己善意的行动与和解的态度能够赢得别人的理解。但我们这个世界控制在殖民和后殖民帝国手中，这些帝国有着几百年的征服和镇压经验，善意与和平不会使它们减少冲突。　　

西方不少民众对中国越来越敌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更加认识或了解了这个国家，而是因为他们被西方持续的“宣传炸弹”征服了。西方国家组织了来自媒体和大学的数以万计的男男女女，他们唯一的职业目标就是污蔑、诋毁中国，或绘制一幅中国的邪恶肖像。反华已经成为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获得科研贷款或在新闻界向上爬的最佳途径之一。　　

实际上，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逃得过西方开展的宣传。在非洲，很多人对中国深表感激。在肯尼亚，我就亲耳听到参与中资项目的数百名肯尼亚工作人员表示自己“第一次被外国人当人看”，“从来也不需要跟中国老板谈工资问题，因为他们提供的工资总是比你预想的高出三倍”。但中国在非洲（或大洋洲或世界其他地区）的形象越正面，就越要承受西方媒体的嘲讽和批评。　　

非洲和其他地区的不少报纸热衷于发表西方的反华文章。因为在这些地区，凡是愿意迎合西方反华媒体论调的记者们能够获得很多酬劳，包括到国外旅行、接受 “培训”以及获得奖金或者西方国家的签证。在大洋洲和东南亚同样有这样的现象。这种酬劳诱惑很大，但那些抗拒这样做的人受到的惩罚也相当严厉。　　

肯尼亚前议员姆万达维罗•姆格汉加说：对于中国，人们有自己的看法。如果你到肯尼亚国内旅行，你会发现中国人在建造公路、大楼和体育场。这是一些非常好的项目。中国人非常有合作精神。人们看到中国人真正做了什么，并做出自己的评价。但肯尼亚政府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西方因为我们与中国的密切关系而惩罚我们。　　

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在1965年美国推动的政变之后，在印尼杀害了两三百万人，正是美国建造了这个集中营。大部分受害者是共产主义者、少数族裔华裔人士、反对派知识分子、无神论者和教师。　　

抵抗智利独裁的人们，也从来没成为诺贝尔奖的关注对象。皮诺切特的爪牙在西方的命令下奸杀掳掠，西方的机构又怎么会将百万美元的奖金授予那些想要终结这种屠杀的人呢？　　

西方的媒体只敢嘲讽穆斯林的圣人，却不敢取笑我们西方崇拜的对象！我们西方的媒体允许自己，甚至是被要求取笑中国、俄罗斯或拉美的所有人物和象征，甚至于革命歌曲。而在赞美我们的反共“英雄”时，则不断地为他们铺设红地毯，为他们贴上近乎神圣的标签。　　

 “人权”一词，已经被侵略、干涉、军事政变和随之出现的所有谋杀、酷刑和侵犯行为玷污了。如果我们想保留住这个概念，就应该对每个国家，在每种情况下都平等地使用它。那么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谁才是最大的践踏人权者。我们也会看到，什么才是“人权”的真正含义，哪些才是最基本的人权。难道不应该是生命权和自决权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西方不就是过去和现在最大的践踏人权行为的罪魁祸首吗？　　

如果西方真的对人权感兴趣，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兴趣，也应该停止在国外的粗暴侵略和战争，停止在全世界支持那些最可恶的独裁政权，教训那些在全世界直接或间接犯下罪行的西方跨国公司，这些罪行大部分是针对手无寸铁的穷人，甚至更荒谬的是，针对当地那些真正的人权卫士。　　

西方的权力体系中根本不存在利他主义，要想期待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太可笑了。西方的权力机器极度野蛮，只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已经引发了成百上千场战争和冲突，造成了数亿无辜者丧生。　　

作为和平大国的中国，对西方的扩张主义来说显然是一种威胁。西方对此感到害怕，这种害怕甚至发展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西方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西方的决策者们求助于1973年在智利和1965年在印度尼西亚采取的颠覆手段来对付中国；用对付苏联和古巴的方法来挑衅和挤压中国；企图通过宣传手段在国内外诋毁中国；还进行干涉和渗透，甚至进行贿赂；还寻求通过吸引蒙古及其邻国加入其势力范围来孤立中国；甚至企图说服越南对中国采取进攻性的态度。但是都没有奏效。　　

西方面对的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地球上最伟大的文化之一的国家。西方所面对的是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人和精神。最重要的是，中国厌恶冲突。中国礼貌地倾听但坚持自己的道路，坚信自己的选择。中国的选择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让所有中国人摆脱贫困，并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是如何在屈服于西方殖民者几个世纪之后重新站起来的。　　

中国不会再听命于西方的摆布。大部分中国人不会再相信西方人。中国有自己的制度。他们不需要西方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做。西方的暴怒是可以理解的。西方的武器、宣传和颠覆战术第一次显得如此无效和无能。看来西方没有能力征服或分裂中国。这方面的尝试数不胜数，比如在西方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99%是“持不同政见者”写的。但这样仍然不奏效。　　

中国是很耐心的，出奇地耐心。想象一下，如果中国突然公开支持美国国内一个计划推翻美国政治制度的共产党组织，结果会怎么样？相反的是，在美国和欧洲，有数以百计的人因为有比这要轻得多的言行而入狱。再想象一下，如果中国积极地谋求孤立美国，收买和贿赂加拿大或墨西哥政府，结果又会怎么样；或者中国在距离别国首都不到一个小时航程的地方部署核弹会怎么样？　　

欧洲人和美国人已经习惯了在世界其他国家做出这种不公正的行为，但如果他们自己成为受害者就会大肆叫嚣。中国似乎意识到了西方这种精神上的病态，即无力抑制自己要控制世界的欲望。但是，必须有个界限。所有破坏中国稳定的企图都将遭遇中国的坚决抵抗，中国在必要时会毫不犹豫地捍卫自己的人民和领土。”　　

——这是一位来自西方世界的作家、记者眼里的当今世界，与我们现在从主流媒体上听到看到的不一样。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1840年至1949年的100多年里，饱受西方劫掠、敲诈、勒索、蹂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被视为传统而弃之一边，“崇洋媚外”，“一切向钱看”成了时髦的社会价值观。到了九十年代末期，为了加入WTO,让西方认可所谓的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不惜大幅让渡国家经济主权。在当地时间　2011年7月5日　，WTO争端解决机构公布了关于美国与欧盟起诉中国对铝土、焦炭、萤石、镁、锰、金属硅、碳化硅、黄磷和锌等九种原材料采取出口关税与配额政策一案的专家组报告。报告认为，中国的出口关税与入世时的承诺不符，原材料出口限额的设定也不符合WTO规则。“根据中国的入世议定书的文本，中国并不被允许援引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20条的一般例外条款，来使其出口关税正当化。”这份裁定对中国出于环境保护的原材料出口政策构成了重大的挑战。　　

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与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在自然资源等重要领域也对私人资本放开，导致煤矿和稀有金属企业乱象丛生，很多企业和个人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不惜牺牲环境大规模开采矿藏，并利用国内外资源类产品的差价，在国内同行中恶意竞争，以低廉的价格出口到国外。以炼焦炭为例，以前仅限于满足国内市场小规模需要，污染范围和程度尚能控制，现在为整个西方世界大规模炼焦，由于炼焦对环境具有毁灭性破坏作用，无异于在把13亿中国人民推向深渊。再以稀土为例，中国以占全球30%左右的稀土储量，30年来廉价提供了全球90%的稀土生产量和贸易量，对中国的环境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中国出台限制此类原材料的出口关税和配额制度后，美国和欧盟不顾中国环境已被严重破坏的事实，诉诸WTO, 要求强买强占中国廉价资源的本性暴露无疑。　　

我国的稀土资源蕴藏量占世界稀土资源的41.36%，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稀土资源大国。其余58.64%的稀土资源分布在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扎伊尔等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市场的稀土资源供给中，就有90%来自中国。但是，在全球稀土供应链上占据绝对垄断地位的中国，却迟迟未能掌控市场的话语权，与铁矿石供应形成强烈的反差。自从中国的稀土出口设置了“配额+关税”的双重门槛后，刚刚开始控制稀土资源的廉价出口。立马引起了欧美军火出口大国的强烈反应，认为此举延误了他们的武器出口交货期，要对中国进行反垄断制裁。这充分说明我们抓对了，而且抓晚了，还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同时，也正因为中国稀土出口取消了“无配额限制+出口退税”的超惠待遇，给长期依赖中国稀土原材料出口的外资企业当头一棒。在他们的利益诱导下，稀土行业出现“变相出口”。外资通过对中国稀土原料初级加工后“变相出口”，国外“钕铁硼”应用生产企业向中国转移也愈加明显。　　

中国似乎又回到了过去丧失话语权的时代。可奇怪的是，美国发生经济危机了要找“专制”的中国进行战略对话，贩卖“中美利益共同体”，“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欧洲出现主权债务危机了，也找中国说事。现在，意大利的贝鲁斯科尼下台了，他是经济危机逼走的第四位欧洲总理。另外三位是希腊总理帕庞德里欧，还有葡萄牙总理、爱尔兰总理都因欧元危机和紧缩政策而下台。紧随其后的还有西班牙总理萨帕特罗，早在7月份他就明确表示将提前四个月于　11月20日　举行大选，而他本人将不再争取连任。事实上，“民主+市场经济”模式代表着政治权力与金融资本权力。过去我们将目光集中在政治权力上，而金融资本权力则隐蔽在市场经济的背后，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欧元危机将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到了台前。被欧元危机撵下台的欧洲政要后面出现的一些新面孔，竟是金融资本培养出来的“新贵”。意大利新总理马里奥·蒙蒂自2005年以来一直是美国投行高盛的国际事务顾问。希腊新总理卢卡斯·帕帕季莫斯，在1994至2002年任希腊央行行长。当年正是帕帕季莫斯与高盛密切合作，为希腊做假账、从而使希腊深陷主权债务危机。而今年上台不久的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基，则在2002至2005年任高盛欧洲分部副总裁。帕帕季莫斯任命的主管希腊债务事务的官员佩德罗·克利斯多杜洛斯是前高盛的交易员。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奥特马·伊辛，是高盛的高级顾问。目前管理着世界两大流通货币美元和欧元的高官，几乎都是高盛的人马。连英镑也有高盛的影子，负责制定英镑利率的英国央行货币政策高级研究员戴维·华顿也是高盛旗下的经济学家。　　

中国把吃里爬外，堡垒从内部攻破的事叫着“打着红旗反红旗”。新自由主义经济横行的时代，不仅中国如此，欧美也没能例外。试看当今世界，造成金融危机的金融资本权力者，居然正在成为解决危机的主导力量。难道当年他们那么起劲地折腾，就是为了在今天扮演“救世主”上台执掌权柄，再大搞经济殖民，在世界资源和战略重地挑动纷争，发动武装侵略战争吗？　　

相关链接  吴敬琏：改革的目标是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http://www.eeo.com.cn/zt/50forum/tuijian/2008/09/04/112490.shtml）　　

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是在1984－1992年期间逐渐形成的……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人士大致提出了四种体制目标模式：（1）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2）“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3）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4）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在1980年代中期，在模式（1）和模式（2）的影响逐渐消退的同时，模式（3）和模式（4）占了上风。大体说来，在后两种模式中，东亚模式往往为官员们所钟爱，而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不过，虽然这两种模式在政府的作用问题上存在原则性的差别，但在当时命令经济还占有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即使以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最终目标的人们，也往往认为在落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冲刺中，强有力的政府往往利大于弊。从1984年以后的中国党政领导机关的文献可以看到，在对改革目标作理论论述时，大体上采用模式（4）的语言；而在规定具体措施时，则有更多模式（3）的内容。这样，在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1984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形成一种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改革思路，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当说，从这时开始，就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了。　　

相关链接  蔡子尤：触目惊心--受福特基金会培养资助的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根据完全公开的媒体报道，有两个及其明显的事实：
    1、福特基金会培养和资助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及政治法律学家，几乎全部为亲美的极右翼学者。
    2、中国亲美的极右翼学者几乎全部被福特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等机构资助过，或者和这些基金会关系密切。
    根据媒体报道，受福特基金会培养和资助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有：高尚全、吴敬琏、茅于轼、吴敬琏、张维迎、邹至庄、董辅礽、杨小凯、许小年、胡祖六、WXX、海闻、周其仁、周小川、易纲、楼继伟、荣敬本、厉以宁、林毅夫、樊纲、胡鞍钢、吴晓波、张军、赵人伟、刘小玄、哈继铭等，与福特基金会关系密切的还有社科院副院长李扬、陈佳贵等人。根据媒体报道，受福特基金会培养和资助的中国政法界人士有：江平、贺卫方、蔡定剑、于建嵘及大批法官等，这些几乎就是活跃在政法领域的西化派、反共派骨干。除此之外，福特基金会还在新闻、教育、艺术、环保等领域广泛活动，培养资助反共势力。一个中情局操纵下的基金会，用了几亿美元，就培养了这么一大批反共的知识分子精英，这些人后来几乎全部是政府高官、政府智囊及媒体宠儿，美中情局完全主导了中国改革开放。　　

    相关链接：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关系早已曝光且早已声名狼藉
摘自《美国慈善组织》（加）马耀邦著林贤剑译、林小芳校
    在题为《谁承担后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的著作中，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er Saunders）揭露，为了发动文化冷战，美国中情局向各类美国慈善机构投入巨款。根据美国国会的评估，在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所提供的700项补助中，有50%来自中情局。中情局与美国著名基金会的合作使其能够掩饰颠覆性的活动。为了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情局以慈善机构作为掩护，在东道国的大学、工会、青年社团和出版社等组织发起大量的文化活动。
    显而易见，福特基金会就是被用来实现这一目的的一家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美国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认为，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合作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共同努力，旨在加强美帝国的文化霸权，削弱左翼的政治和文化影响。”
    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创始人为美国汽车行业的一位传奇人物——亨利·福特（Henry Ford），其宗旨是促进社会正义。然而，二战后，该基金会与中情局在文化领域开始了积极合作。在与苏联进行冷战对抗期间，它欣然充当马前卒的角色。理查德·比塞尔（Richard Bissell）在1952年被任命为福特基金会主席，他经常与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讨论当时的重大问题。实际上，福特基金会被视为“冷战思潮的先锋”2，一位学者作了如下论断：“有时，福特基金会看起来似乎仅仅是美国政府在国际文化宣传领域的一种延续，它在欧洲有着从事秘密活动的记录，它还与马歇尔计划和中情局官员在特定项目上有着密切合作。”
    比塞尔先生与艾伦·杜勒斯先生关系如此之亲密，以至于他在福特基金会呆了两年后，就离职成为杜勒斯先生在中情局的一位特别助理。比塞尔先生的继任者是约翰·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先生，他曾任美国战争部副部长，驻德国高级专员和代表洛克菲勒集团利益的一位华尔街律师。麦克洛伊先生进一步加强了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关系。结果，福特基金会成为中情局的便利工具，中情局以之向目标组织发放基金和动员其他人反对共产主义势力或左翼集团。正是借助福特基金会和打着慈善的幌子，许多文化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获得财政支持。而且，中情局间谍利用福特基金会员工身份的掩饰，在国外从事秘密活动。
    与中情局的关系曝光后，福特基金会的经营风格稍有变化，但其实现美国文化统治的目标保持不变。它公开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等美国政府机构进行合作，支持反左翼的人权组织。这些组织对批评他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没有丝毫犹豫，但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人权纪录视而不见。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机构“不参与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义的群众运动，他们将福特基金会视为一个合法的、慷慨的非政府组织。”1本质上，在后冷战时代，为了实现美国的文化统治，福特基金会以慈善理念作为幌子，扮演着相同的合作角色。
    尽管福特基金会的运营经历如此声名狼藉，中国还是允许它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这令人非常吃惊。人们也许会问，哪一个独立国家会允许中情局附属机构从事旨在完成“和平演变”的秘密活动。“和平演变”是杜勒斯所宣称的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尽管中国具有疑虑，在中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之后，福特基金会还是在 1988年与中国建立了关系。这是第一家在中国建立办事处的国际组织。此前，福特基金会在美国的大学赞助中国研究计划。在中国，它最初与中国的大学共同致力于发展经济学院和法学院。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形成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关注的领域是经济、法律改革、教育、文化，更重要的是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它资助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和智囊团。福特基金会以12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计划，这些计划甚至在政策领域对中国都产生了一种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