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考问题,张钦礼案是个"结"--写给兰考县委

　　兰考县委:

　　兰考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抓的一个点.兰考人真有福份,总是得到党中央的亲切关照.谢谢兰考人为河南丶为焦裕禄同志争光,再次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长期以来,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妖魔化毛主席 ,砍兰考焦裕禄这靣红旗是其中狠招之一..张钦礼成了替罪羔羊.这是件很要命的亊,他非同小可.兰考县委上要不辜负毛主席为首的革命先辈们及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的新一代领导核心的关心,下要对的起全国人民的厚爱和信任.就应理顺兰考诸多矛盾的链条,区分什么是主要矛盾丶什么是统领兰考问题的"结".

　　毛主席当初为什么要把焦裕禄視为县委书记的榜样?首先要看看主席为焦裕禄同志的题词.主席的题词内容是"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九个字.当前党中央在全国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恰恰与当年毛主席题词的內容相吻合.践行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焦裕禄精神的根本体現,与当前我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脉相承.我们必须找到我们的归宿: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人民群众是我们的根!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要名正言顺的捍卫焦裕禄这靣旗帜.其实河南省委早己通过梨园春等名栏目为河南两靣红旗公开平了反.大可不必前怕狼后怕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就是要求我们把人民利益丶人民需求放在头顶上去顶礼膜拜的吗?

　　问题至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要认祖归根,必须要有自己的典型人物,焦裕禄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主席题词竟两处盯住"死"字.后来历史竟被言中了.累死了一个焦裕禄,冤死了一个张钦礼.他们虽死犹荣!学好这个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焦裕禄,打通了县一级公务人员这个"结",解了这个结便可走活全国这盘棋.在兰考,学焦裕禄,绕不过张钦礼.解决兰考问题必遇张钦礼问题.张钦礼又是学焦裕禄的"结".沒有这个人焦裕禄同志去世以后,他的精神谁来贯彻丶执行丶继承?如何结出革命之果?张钦礼所以成为替罪羔羊,问题在焦裕禄身上,根子却在"县委书记的好榜样"那个革命化大动作的人脉上,他的老根正是毛主席.几十年风风雨雨,我们看到了什么?明白了什么?看到了各种人的政治嘴脸,明白了革命的"结"在哪里.

　　张钦礼所以受各方关注,是因为他已不只是兰考的张钦礼.他成了全国人民的牵挂.

　　张钦礼问题挠不得,迴避不得.挠来挠去终究是要靣对的.电視剧<焦裕禄>虽然不得己用了个假名,但毕竟再現了那段历史的真实故亊.那个故亊既令人兴奋,又令人心酸......,

　　张钦礼是谁?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蜜战友.对兰考来说,焦裕禄丶张钦礼同是兰考的一张名片.名片是什么?那不就是兰考的脸吗?

　　张钦礼一案是走过法律程序的.白纸黒字是证据,有了证据就不怕有人胡搅麻缠瞎掰掰.张钦礼原是兰考县委书记,他的许多行为是县委集体研究决定的法人行为,县委也应该为这起刑亊案件承担主体责任.兰考县要敢于靠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壮胆,与原告对薄公堂打一场政治官司,要说看什么脸色,就看人民群众的脸色,以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在世时树立的这靣红旗!兰考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凭什么成为习总书记的点?那是因为红旗在这里!红旗保的住否,它考验着兰考群众路线教育的政治效果丶执政能力丶法律水准丶实践担当.合格不合格,实践说了算.不是说要进京赶考吗,张钦礼一案是道必答题.

　　谁最公平?时间老人.几十年过去,矛盾全靣摊开了.这个瓜熟了.好比满地谷莠,春夏季节叶子差不多很难分的清,金秋时节哪棵是谷哪棵是莠草,他们自己张嘴说话了.

　　张钦礼问题该解决了.

　　我把陈健先生早年为张钦礼写的申诉附后,全文一字未动,沒按自己的意愿作任何取捨.也许在兰考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入整改階段时有点用处.

　　盼望兰考百尺杆头更进一步.

　　为张钦礼所作的申诉和补记——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

　　作者(陈健)按语：下边是我七年前为河南省兰考县县长张钦礼的冤案写的一篇申诉报告。它曾被上网、下载、刊用、收入香港出版的《法制大手笔》一书中。张钦礼已经过世五年，最近某某人又玩出以往的伎俩，作文肆意诬陷张钦礼和否定四十年前过世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碌。现在，我在张钦礼的申诉一文之后，加了补记，是对某某人的批驳。同时，我也必须把申诉和补记一起发出，因为不看申诉，看补记中的有些问题，就不容易看明白。

　　陈健 2009年1月

　　为张钦礼所做的申诉——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 陈健

　　前言：

　　我为张钦礼写的申诉报告，是粉碎四人帮后清查三种人中出现的一大冤案。这场运动在全国不少省市严重违法乱纪和扩大化。二十多年前我作为新华社记者，曾写过内参直送耀邦同志。1982年1月，中央出台9号文件，它的精神是正确对待文革中犯错误的同志。这个文件只发到了省一级，就被中央一位大权威发现收回了，并说二十年以后再说。

　　我五年前写的这份申诉报告，是交由我所在的党组织转给中央的，思想和文字都有局限，我年近八旬，也无力再作大的改动。为了能使张钦礼一案作为个案先予解决，也为了说明这一冤案的实质性问题，但又不便开宗明义说出真相，在无可奈何中，只好拉长时间跨度，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张钦礼受迫害写起，写到清查三种人时他受迫害的必然性。由于这一冤案发生在河南兰考县，牵连出六十年代新华社记者所写的优秀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生前提拔重用的一批干部，都一网打尽，有些干部死在狱中。张钦礼一生对党忠心耿耿，却一生屡遭迫害，周总理曾三次解救他，也没能改变他的命运。这的确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

　　今年第三期《炎黄春秋》刊出了上海市的作家、教授座谈《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一书的发言摘要。其中的一位教授、文学评论家说：“从当年中央苏区的清查AB团……到文革后的清查三种人，我感到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就是说，把清查工作严重违法乱纪和扩大化也挂上了极左路线的链条上;另一位学者把这部作品称之为“文学的解密时代的开始。”我这篇申诉报告，不是文学作品，但它是第一个通过张钦礼和兰考县这一典型，系统地对清查工作中的违法乱纪所作的“解密”申诉。它一经上网反映十分强烈，香港《中国焦点》的主编杨俊林先生，在深圳一位朋友那里看到这份申诉报告，立即拿去全文发表，并配发了社论。我要求杨先生把这期刊物寄给河南省委，一位副书记反馈给杨先生的信息是：这位新华社记者写的申诉报告，把河南几十年来路线斗争的轮廓理清了。

　　张钦礼冤狱十三年，出狱后于2004年5月7日过世，在弥留时看到了《中国焦点》这期刊物。张钦礼和他的家人在不幸中感到了一丝欣慰。兰考十万群众为他上下几代战斗过的故乡：举行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囚徒荣归”的葬礼，一些群众哭昏在灵车前送往医院抢救。

　　群众为他平反。

　　我们夫妇送他的挽联是：苍天有眼欲落泪，万民有口皆是碑。

　　陈健 2007年4月6日

　　(一)

　　从一九五七年就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原河南省兰考县县长张钦礼，原以为粉碎四人帮后他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的“积怨”可以做个了断。没料到长期整他的某些当权者上下联手却把他投入监狱。

　　六十年代，新华社记者曾写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通讯，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当时中央各部委、各大行政区党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民解放军各兵种党委以及无从统计的党组织，作出决定，发出号召，向焦裕禄同志学习。通讯中多处写了张钦礼的事迹，以及他与焦裕禄不寻常的关系，称他俩为“亲密战友”。实际上，通讯的作者之一周原先期去兰考采访焦裕禄的时候，就发现张钦礼的先进事迹已在兰考广为流传。

　　张钦礼是兰考人，他的父亲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由吴芝圃(解放后任河南省省长、省委书记)领导的著名的濉(县)、杞(县)、太(康)农民起义运动，和吴芝圃相识。起义失败后，回兰考和妻子一起组织领导农民打游击、打鬼子。张钦礼从小跟随父母，受到革命的熏陶，四三年参加地下党的活动，四五年入党，五四年任兰考县县长，对兰考的历史，兰考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对兰考的群众有很深的感情。

　　兰考是黄河边上的一个沙城县，黄河多次在这里决口。一九五八年以前的兰考，虽说还是豫东老灾区的穷县之一，但群众并不缺吃少穿。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反而使兰考更穷了，几万群众饿死，大批饥民外出逃生。新华社记者写的焦裕禄的事迹都是真实的，但当时的兰考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具体情况我后面再谈。

　　张钦礼的全部不幸在于他说真话。说真话即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耀邦同志说过，我们实事求是不起。张钦礼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是新华社的一名老记者，一九四九年开始在新华社河南分社采访，几十年来，目睹了长期的极左路线对河南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害和摧残。张钦礼是千千万万受迫害的干部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要从张钦礼判刑定案的内容一一驳斥，很难道明冤情的实质。我必须按照时间顺序，记述张钦礼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极左路线的迫害下苦苦挣扎到一步步沉陷囹圄。

　　张钦礼三次陷入绝境时，周总理三次接见并解救了他，但这也都没能改变张钦礼的命运。现在，我没有能力和手段，在更高的层面上获得材料，全面探个究竟，我只能写我所知道的有关张钦礼和相关的一些冤情。

　　(二)

　　河南省反右派时，和别的省不一样，它从五七年反到五八年(五八年叫补划右派)，河南文件上的右派，八万也好九万也好，和实际上的右派数字或按右派待遇而“不在册”的右派数字相差很大。改正右派时，这部分“不在册”者的情况最难办也最惨。有一点可以肯定，河南右派人数，居全国各省之冠。

　　兰考县不到一千脱产干部却划了三百六十六名右派，原因是省委组织部部长赵文甫来到兰考，正碰上一张大字报引发的风波。风波的起因是县委组织部部长孙跃堂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和原来农村的妻子离了婚。不久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孙跃堂怕他“惹事生非”，捏造罪名将他打入监狱。五七年反右时，开始叫帮助党整风，几个知情者在县委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了这件事情的真相，随即就有二百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后来转入反右时，这些签名者该不该划右派?划多少?县委会内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赵文甫一锤定音：“全划。”张钦礼在整风阶段，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他万万没有料到一夜之间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这二百多名干部的结论他不能接受，为他们大声疾呼，鸣冤叫屈，说他们都是好同志，揭发的问题也是事实。赵文甫批评他是典型的右派言论。

　　这里要特别提一提负责全省反右派之一的赵文甫，他和以后张钦礼的冤案有直接的关系。据当时省办公厅干部易平告诉我，起先全省划的右派没有后来的那么多，赵文甫到下边巡视一番，回到省里右派增加一倍，原因就是赵文甫的指导思想：凡是在大字报上签名者一律划为右派——不论是发起者还是追随者。

　　开封地区负责反右斗争之一的是地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秦一飞，考虑到孙跃堂有错误(我认为是犯罪)，不便在兰考继续工作，但因“引蛇出洞”有功，原职原薪调到邻近的东明任职。张钦礼没有戴右派帽子，是因为当时是抓群众的右派，他是县长，受到“降级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

　　张钦礼的灾难由此开始。以后不管他遭遇如何，事实也一再证明他是正确的，但他却无法摆脱作为党内“异端”的阴影。

　　二十年后，当河南省的右派改正时，数以千计万计的右派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人饿死，有人病死，有人在监狱里蹲死。但是，党纪国法都保护赵文甫、秦一飞、孙耀堂等人，连道义良心都不受谴责。那时党内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路线问题不能追究个人责任。差不多就在改正右派的同时，张钦礼不仅没有撤销反右时受到的处分，并在遭受了长期的迫害后，又因清查工作的扩大化，被地区秦一飞，周化民，省里的戴苏理、赵文甫送进监狱。这些人又负责清查工作。

　　(三)

　　大跃进时，河南省像一匹脱疆的野马、一个疯子。它执行中央关于“高指标、高产量、高征购”的极左政策特别出格，后来群众遭难也特别严重。一九五八年秋，省里召开地、县秋粮征购大会，报了三天，层层加码，也报不出省里要求的征购数字。张钦礼在大会上发言了，他说他没有见过红薯亩产二十万斤，小麦亩产五千斤，芝麻杆能炸出油。他说他不仅报不出来，其他地县报出的数字都是假的。他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吴芝圃并没有因为和张钦礼的父亲是老战友而“关照他”。省委立即组织对张钦礼的批判斗争，并取消参加大会的资格，押送兰考接受群众的批斗。从五八年秋冬批到五九年庐山会议后，都没有批倒他。张钦礼并不具有能言善辩的口才，他只不过用事实反驳就足够了。他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降了三级，送农村劳动改造。

　　河南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右派多几倍，有些人在批斗时打伤致残住进医院;平反时这些同志要求中央派人来才肯出院。我记得来了一位副总理。这是稍后的事。

　　张钦礼住在地头看庄稼用的草庵里，到村里吃派饭。一天夜里，县委书记程约俊来草庵看张钦礼，还带来两瓶白酒，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张说，这个时候你敢来看我，不怕风险吗?程说，你对兰考麦子的估产是正确的，我是胡说，也是出于无奈。程向张承认自己有私心有错误。不几天，上边派来一位郑某任兰考县委书记，把程约俊撤了，并命令张钦礼立即来县委揭发批斗程约俊。郑对张说，兰考右倾的总根子在程，他先把你抛出来，是舍车保帅，你只要彻底揭发他，对你的处分可以重新考虑从轻。张钦礼心想，老程一向勤恳老实，赶在风头上说了错话，知错改错仍是好同志，把他揭出来，兰考的班子就完了。尽管对张钦礼威逼利诱，轮番轰炸，他一句话不说，一个字不揭。一天夜里，他留下四句打油诗跑了。打油诗是：“玉树折断换木桩，赤心怎肯害忠良，做人做事讲实情，说谎没有好下场。”

　　五九年冬、六〇年春，大批群众偷偷外出逃荒要饭，这是政府不允许的，抓回来要挨批挨斗受惩罚。有人宁可在家饿死也不敢外出讨饭。群众并不避违张钦礼，他到群众家吃派饭时吃的就是群众偷偷讨来的发馊发霉的“百家饭。那时群众含泪对张钦礼说，等他们的日子过好了，要煮只老母机给他补补身子。不久，村口路边经常出现饿死的尸体，从外地讨饭回来的群众向他反映，说信阳地区有的村庄人都饿死光了。后来揭发出信阳饿死百万人，震动全党。

　　张钦礼再也沉默不住了。夜里在草庵中用黑布遮住煤油灯，开始给周总理写信。他是用农民惯用的顺口溜写的，大意是：我受委屈事小，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横祸，现在向总理反映河南的实情。他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省委领导压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让人讲话。许多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好干部好党员横遭批斗，开除党籍;好多群众逃荒要饭，有的饿死，听说信阳的群众饿死很多，这使他这个当县长的彻夜难眠。他指责河南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呼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写完信的时间是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八日。

　　他把这封信揣在怀里，不敢贸然从邮局里发出。他的顾虑不是没有根据的。后来揭发出信阳饿死人的大悲剧，是因为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封锁了各条反映真实情况的通道，仅邮局就截住一万两千封反映饥饿和饿死人的信件，而吴芝圃与秘书长戴苏理又千方百计包庇路宪文。固始县的县委书记杨守绩冒着杀身之祸，绕过路宪文和各种障碍，把固始县征购透底饿死人的情况写信给省委;有一个村的支部，二十三个党员饿死了二十个，余下三个写了血书，千难万难送到省委，呼求省委快快派人来救救村上的群众。以上这些信件都被戴苏理扣下，并要查处严办。

　　后来真相败露，中央的李先念，中南局的书记陶铸、王任重等在吴芝圃、戴苏理的陪同下来到信阳，当着这些领导的面，吴芝圃倒打一耙，企图把饿死人的责任推给因敢说实话敢开仓放粮救济饥民而倍受他们和陆宪文迫害的专员张树藩。张树藩想为自己辩解，刚说几句就被中南局的陶铸制止了。为了杀人灭口，领导同志来信阳的第二天，吴芝圃、戴苏理不经过任何部门，任何法律手续，来到固始，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分子，当场逮捕判刑。我记述一九九八年《百年潮》第六期张树藩遗作：《信阳事件的教训》中的一段情况，是想说明：戴苏理对张钦礼以后的命运是关键人物，再就是当真理和邪恶正在较量还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深陷绝境的张钦礼，决心为民请命，赴京向周总理反映河南兰考的实情，需要怎样的勇气和胆识啊!

　　一天夜里，一群饥民来到张钦礼的草庵里，为他准备路上吃的干粮，偷偷把他送到火车站，千叮咛，万嘱托，叫他到北京见不到周总理，打不赢这场官司就别回来。

　　几经周折，周总理先看到张钦礼的信，并立即接见他。总理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看着衣服破旧，面黄肌瘦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的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不慎掉到地上摔成碎渣，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说着流了泪，张钦礼在一旁也泣不成声。

　　后来中组部的同志告诉张钦礼，吴芝圃已经停职反省，中央派刘建勋接替他，叫他回河南找刘建勋。

　　张钦礼在省委大门口遇到已经停职的吴芝圃，吴问张：“你爹现在可好?”张说：“我爹不好，饿得浮肿。”吴芝圃一时语塞，稍后又问：“你有什么事?”张说：“我去北京告你去了，现在来见刘建勋。”

　　刘建勋为张钦礼准备了简单的饭菜，又斟满了两杯酒，举杯说：“我代表省委正式给你平反。”张也举杯，两人一饮而尽。张放下酒杯说：“这饭菜我不能吃，兰考的群众正在挨饿要饭……”说时哭了。

　　他回到兰考，把三年劳改中补发的1264元工资，全部捐给县救灾办公室。

　　(四)

　　张钦礼在北京见到周总理回来，震惊了省、地、县的某些领导，但他们都保持沉默。这时主持兰考县委工作的副书记王金碧，他办有两千多基层干部参加的“民主补课”学习班，由于上面的口气有些松动，已经放走差不多了，还有140多名，他坚持他们都是“敌人”不能放。这场大冤案是由信阳饿死百万人引起的。是谁向毛主席汇报了信阳的问题，我不能推测，只知道毛主席作出了错误的决断，认为：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基层民主革命不彻底，需要组织力量“民主补课”。一时间，大批基层干部被集中起来“民主补课”，实际上都当成敌人，失去自由，批斗审讯，逼使他们交待如何向农民征购透底，致使农民逃荒要饭和饿死的惨状。实际上是把一个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推给基层干部。我并不是说，基层组织中没有坏干部，哪一级党政组织中没有好干部坏干部呢?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不少基层干部在这些类似监狱和集中营的地方被斗死饿死。我不知道全国全省集中了多少干部，只知道信阳地区就集中了县、社、队干部二十多万，兰考一个小县就集中了两

　　千多。张钦礼劝王金碧放出剩下的一百四十多人，他对王说，真正的罪魁祸首吴芝圃都停职反省了(实际上吴原职原薪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你再不放人，饿死了你要负人命责任，王才放人。这些人被关押半年多，出来时蓬头垢面，衣服褴褛，饿得不死不活，他们互相搀扶着才能走出牢门，有人饿得站不起来，爬着出来，有位姓程的队干部，爬到回家的半路，还是饿死在路边。全国有多少基层干部受到这样的摧残?至今没有一个数目，没有一个说法。

　　王金碧不仅很左，他不顾群众的死活，命令村干部为他划出一块自留地，打的粮食，养的鸡鸭送到他家。群众对他意见很大。此时的张钦礼，已经证明是一位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受到群众拥护，受到周总理表扬的好县长，接替王金碧已是顺理成章的事。上级不这么看，匆匆忙忙又调来一个因贪污粮票在群众中影响十分恶劣的刘某任县委副书记，协助王金碧工作。也许有人会问，刘建勋为什么不说一句话?他刚刚在广西解决了饿死人的问题后，临危授命又来河南解决同样的问题。他深知河南人事关系复杂，都没有敢让他的夫人——一位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地下党员出来工作，让她在家休养。此时他不可能介入一个县级干部的升降问题。幸好，不久焦裕禄来到兰考县。

　　1962年冬，焦裕禄调到兰考任县委书记。由于当时的各种局限，这篇通讯并没有挑开兰考问题的实质。焦裕禄面临的不是自然灾害带来的无法想象的困境，而是人祸使千千万万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状态下的生灵：因大办钢铁把树砍了大半，风沙再起，形成新的沙丘群;以粮为纲，适宜在沙地种植的花生、芝麻、西瓜等连种子都没有了，而这些经济作物又占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七千多头牲畜饿死病死六千多;大跃进前，年产近两亿近的粮食，这时下降到只有七千万斤，人口负增加十几万，几万群众饿死，大批饥民偷偷外出逃生……干部队伍被伤害得更惨，五七年三分之一被打成右派，五八年因反对浮夸风、共产风和受张钦礼株连的有二分之一的干部受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处罚。前面提到的那件涉及两千多基层干部的大冤案，几乎使基层组织瘫痪。

　　焦裕禄是带着中央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精神来到兰考的，他做了什么?这很重要。首先，他没有和主持县委工作的王金碧结合，而是和一贬再贬的张钦礼一见如故，一拍即合，成为亲密的战友，这对以后张钦礼和兰考这一大冤案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焦裕禄的仕途之道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让上级看看他在短期内的政绩，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带领干部去火车站把处在饥饿状态下的数以千计万计的饥民送上火车外出逃生，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过去不允许，重提阶级斗争更不允许;更大胆的是，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要把前两年有些地方借给农民的“保命田”全部收回。焦裕禄认为，对于最贫穷的村子的群众，当前仍是“保命”问题，不能收回;当他了解了到张钦礼虽然平了反，但县委还给他留有“尾巴”时，极为愤慨，宣布为张钦礼彻底平反，怕以后再有反复，还发了红头文件;对那些抵制共产风、浮夸风的干部，焦裕禄说这是兰考的精英，恢复原职原薪，有的提拔重用，还有的越级提升。焦裕禄还提倡魏征精神，要直言敢谏、不怕说真话。

　　兰考有四个村子，在那样贫困、饥饿甚至于饿死人的年代，支部书记带领群众寻求各式各样的生存门路，使群众少受煎熬活了下来，这在当时就是最大的业绩。焦裕禄把他们看得无比珍贵，封他们为四杆旗(村)。他们是：“秦寨的决心”、“双杨树的道路”、“赵垛楼的干劲”、“韩村的精神”。

　　焦裕禄听说有两个来自广东和湖南的技术员魏建章、朱里楚正在兰考搞农桐间作实验。由于这项科研成果适宜在沙地试验推广，所以他们选在兰考。他们住在一片沙地的两间草房里(也算实验室)，吃的又是粗粮野菜，加上风沙干旱，使这两位南方的年轻人，口鼻流血，大便拉不下来，多次生出撤走的念头。焦裕禄立即通知粮店全部供应他们大米。现在说起来觉得可笑，可在当时不仅是饥饿的年代，也是知识和知识分子被贬值的年代。，一个厅局级干部是没有资格供应全部细粮的。焦裕禄向两位刚走出大学大门、对一项课题研究还没有出成果的年轻技术员，提供超级别的细粮待遇，这不仅是向极左思想挑战，也是向特权思想挑战。后来这项研究成果不仅在兰考、在豫东在全国部分沙地大面积推广，联合国都派官员来豫东考察。这是后事，那时焦裕禄已经去世几年了。

　　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的积累形成了兰考不同思想倾向的干部对焦裕禄不同看法。他的前任，在他刚来不久就向省委写诬告材料，说他一到兰考就申请了60元的救济款，并捏造了焦裕禄写的申请报告。特别是从新华社发表焦裕禄事迹的通讯到粉碎四人帮河南的清查工作，地县一些干部的斗争，几乎都围绕着对焦裕禄这一典型形象的看法上而生出许多是是非非。

　　焦裕禄解放后大部分时间在大工厂工作，他不知道极左路线，特别是三面红旗大办钢铁对农村工作破坏这么严重，幸而他遇见张钦礼，使他很快了解了真实的情况和症结所在，并得到他的鼎立相助。

　　假若焦裕禄仍然是一个大企业里默默无闻的处级干部，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零三个月，也许他的才智、胆量、奉献精神和与生俱来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会在兰考这个特定环境中，撞击出如此耀眼的火花，达到光辉的顶点。当然，如果没有张钦礼对焦裕禄怀着那么深深的敬意和难以忘却这段情谊，也不会在焦裕禄去世后，能如此详实地把那些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事迹，向世人倾吐。

　　焦裕禄的素材大部分来自张钦礼，没有张钦礼，焦裕禄这位真正的共和国的优秀儿子，就会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张钦礼说过，焦裕禄来兰考是反左的。这话现在听起来多么简单，但在极左路线肆虐的年代，农民饿死在屋里都没有逃出去寻个生路的自由。“救群众于水火，解干部于倒悬”，这就是焦裕禄这一形象震撼人心的力量。焦裕禄和张钦礼都具有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不仅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也是全人类公认的道德标准。许多共产党人，包括许多领导干部缺少的恰恰就是这种精神。在现实生活中本来就有好干部坏干部，有品质高尚的干部有品质恶劣的干部，并非前者都源于毛泽东思想，后者都推给资产阶级。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把焦裕禄这一形象，提炼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焦距没有对准。如果真是这样，后来就不会因他而使许多干部群众付出巨大代价。

　　凡是在极左路线、特别是大跃进中像疯子一样的干部，在三年困难饥饿年代，大都持消极态度，甚至于放弃领导，兰考如此，全省亦然。他们对群众逃荒要饭、或者一天供应几两原粮、维持不死不活的生存状态无动于衷。前面提到的副书记刘某，他在群众饥饿的时候贪污粮票，当焦裕禄多次昏倒在风里雨里、为了怕增加群众负担，走了一天，忍受着肝部疼痛，不肯在群众家吃顿饭的时候，他和其他县领导却躲进县医院小病大养吃小灶。在这类干部心里，路线斗争反复无常，说不定那一天他们又是正确的，焦裕禄张钦礼又要倒大霉。说也奇怪，现实生活往往对他们的判断惊人的灵验。

　　焦裕禄来兰考的时间，是在饥饿年代后期和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两个时期都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两座险峰，两峰之间有个低谷——极左路线的低潮期。当时，虽然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因为当时饥饿的情况没有根本好转，就我所知，下边很难执行。这就给焦裕禄一点时间、一点空间的活动环境。使他能在这一小片天地里医治极左路线带来的创伤，施展人道主义精神。焦裕禄在兰考只有一年零三个月，没有人知道他来兰考已是癌症晚期。他死在水利工地。兰考人说他是累死的。如果焦裕禄不是早逝，他在文革中会和张钦礼有同样的命运;如果新华社不在他逝世后写了他的事迹，张钦礼又在这些事迹中占了一席地位出了名，使张长期和这般“左爷”们的潜在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进一步激化，张钦礼也许会是另一种命运。

　　张钦礼对焦裕禄通讯的三名作者，特别是穆青，长期独享这篇通讯的荣誉，对兰考这一大冤案不闻不问，无动于衷，极为愤慨。

　　(五)

　　焦裕禄去世后的两个月，四清运动开始了，真是“冤家路窄”，地委派来宣传部长秦一飞任团长、某局周化民为副团长、包括两千多名团员在内的四清工作队。周化民在反右运动中，是地区直属机关抓右派的负责人。我们将会看到这两位“左爷”的出色配合。他们一到兰考，就全面夺权。当时四清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大小队干部，而秦一飞、周化民的四清对象首先是县委县直机关干部。再具体地说，首先对准张钦礼。他被清查批斗了半年多，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但是，周化民却不让张钦礼等解脱出来工作。这时新华社记者来兰考采访焦裕禄，按照惯例新闻干事刘俊生要请示当时有实权的周化民，并请他介绍焦裕禄的事迹。周说，我不了解焦裕禄，叫张钦礼介绍。我在这里说明这个情况，是有人说新华社记者到兰考采访焦裕禄时，只找张钦礼，不找周化民。这正说明，当时兰考领导干部中对焦裕禄有不同的看法。而秦一飞、周化民到兰考把焦裕禄调整配备好的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他重用提拔的一批干部，一网打尽，都成了“四不清”对象。

　　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新华社发表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长篇通讯。通讯发表前，周原把定稿先拿到开封地委经多位领导审查，没有人对事实提出异议;后又到兰考，在县委常委会内逐字逐句念完通过，周化民也参加了会议，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秦一飞没有参加会议，周原又把通讯送他审阅，他对事实也无异议，只是说对焦裕禄评价太高，周原说如何评价新华社负责。这时兰考正在召开二千多人的三级干部大会，县委宣传部长卓兴隆在大会上念了一遍通讯，全场一片哭声，都说焦书记的先进事迹写得远远不够。我写这几行审查过程的文字，同样是有人在这个问题上造谣生事。

　　这篇通讯像一颗精神原子弹爆炸了，周化民气急败坏地说：“早知道采访焦裕禄的周原是个摘帽右派，当初就该把他轰出兰考。”四清运动进入尾声，四清对象还没有解放，按照当时中央精神，四清工作组应该全部撤走。兰考却例外，不知什么人指示：四清工作队就地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秦一飞、周化民一变成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当权者，还没有解放的四清对象也立即转变为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像以往一样，首先拿张钦礼开刀。有人说周化民是焦裕禄的当然接班人，我下边写的就是周化民等如何往死里整治焦裕禄提拔重用的一批干部，直至把他们打进监狱。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人民日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秦、周给张钦礼戴上两顶帽子：一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是“五七年的漏网右派”，给他打上花脸，当牛鬼蛇神拉到兰考大街上一天游斗数次。运动来得如此突然、凶猛，张钦礼还没有弄清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先被秦、周二位扣上“反对”的帽子，至于“五七年的漏网右派”，那是周化民、秦一飞手中的紧箍咒，随时随地都可以给张钦礼套上。前边说过，反右斗争时，张钦礼受到了“降级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在这些“左爷”的眼里，张钦礼始终是“异端”，是有“前科”的人。

　　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杆旗(村)的干部和群众以及其他的干部和群众，知道张钦礼十七年中屡遭迫害，现在并没有因为焦裕禄通讯的发表而幸免于难。于是，他们来到县委，造了秦一飞、周化民的反，支持了张钦礼。这个反造的好，造的对，为什么同情张钦礼的群众不能造反于施暴者。这时以四杆旗的干部群众为主立即成立了“保卫焦裕禄司令部”，宣称：“捍卫焦裕禄精神，继承焦裕禄未竟的事业。”秦一飞、周化民也成立了“卫东林司令部”，誓言是：“誓死捍卫毛泽东林彪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因为秦一飞、周化民大权在握，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加上开封军分区受地委领导，介入文化大革命后在兰考一直支持秦一飞、周化民和他们支持的“卫东林司令部”，张钦礼虽有群众支持，也难逃厄运。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张钦礼被游斗了一百多次后，连同县委七名常委、十个公社党委书记、四杆旗的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全部投入监狱;全县六千多名党员有四千名被开除党籍，农村被开除党籍的党员大都在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先进基层组织中;他们几乎把焦裕禄纪念馆砸毁，把馆内全国捐赠的几万册书籍和宣传焦裕禄事迹的有关资料付之一炬;焦裕禄墓前的碑文涂抹得看不清字文，新华社记者写的那篇通讯被列为禁书;除三害工地上的一切设备也都被砸烂;把焦裕禄生前调整好的能带领群众除三害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培植的一切积极力量一网打尽。

　　秦一飞、周化民这样做并非偶然。远在焦裕禄通讯发表时，全国几百名记者、作家云集兰考，参观学习者不计其数。因为通讯中多处写了张钦礼，他经常被采访

　　者包围，询问有关焦裕禄的种种工作生活细节。作为兰考一把手的周化民很少露面。张钦礼很警觉，写了一张纸条塞到周原手里，我当时也在兰考采访，也看到这张纸条，大意是：有一股冷风在阴暗处流动，但它暂时还抵挡不住来自北京的东风。张钦礼在最风光的时候，都心存惊惧。

　　焦裕禄的骨灰由郑州迁回兰考那天，有几万农民自发到火车站迎接，那哭声真是惊天地泣鬼神，而秦一飞、周化民命令他们带来的两千多名四清工作队员都不准到车站，秦一飞也没有去。

　　焦裕禄来到兰考，并没有批评谁指责谁，只是他的所作所为深深地刺痛了“左爷”们的神经，使他们心里不是滋味。他们等待时机下手，现在时机来了。他们不光要清除死去的焦裕禄精神，还要扼杀活着的焦裕禄精神的继承者。把张钦礼作为这一仗的突破口，极具爆破力，不仅他是焦裕禄精神的代表，还因为可以新账旧账一块算，置他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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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张钦礼在狱中耳朵被打聋，牙被打掉，手被打残，腰被打伤;他们有时候还把他拉出去游斗，两手朝后捆绑，从卡车上猛推下来，摔得鼻青脸肿，满身流血;他们还用一条凉席，把他卷住捆起来，头朝下倒竖在地上，然后猛地倒下，反复多次，惨不忍睹。张钦礼在监狱里一百六十八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据说兰考有位老贫农跑到北京天安门前长跪不起，为张钦礼喊冤，引起了警卫的注意，惊动了中南海，周总理知道张钦礼正遭受迫害，指示当时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要保证安全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某时，把张钦礼送到他面前。因为是夏天，张钦礼在狱中只穿了一条又脏又破的短裤，半夜从狱中拉出上了吉普车，他以为是对立面要枪毙他，车到城外，他吵闹不愿走，说死也要死在生他养他的兰考这片土地上。几个解放军说，你再拖时间，明早我们几个都要掉脑袋。先期从河南到北京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纪登奎看到张钦礼，立即命人拿来一套军装给他穿上，才带他去见周总理。总理看到张钦礼半晌说不出话来。八年前他见到的是一位饿得面黄肌瘦为民请命的县长张钦礼，现在见到的是一位步履艰难、鼻青脸肿(不是军装遮住还是遍体鳞伤)刚刚出狱的“囚犯”张钦礼。总理马上命身边的工作人员，先把张钦礼送到医院检查身体，治伤治病。

　　张钦礼从北京回来，周总理对他有三条指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要紧跟;部队是国家的长城，他们支左介入地方，要好好配合;回去成立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由大乱走向大治。

　　张钦礼回到兰考被委任为兰考县革委会主任，这是他从抗日战争到现在第一次成了兰考的第一把手。他首先从监狱中放出被秦、周逮捕的一千二百多名干部群众，恢复了四千名党员的党籍，整修了焦裕禄纪念馆，然后着手继续实施焦裕禄生前制定的除三害(风沙、内劳、盐碱)规划。他带领群众，利用黄河水引黄淤灌出十几万亩盐碱地为良田，制定了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条例。以上这一切，日后，都成了张钦礼再次被逮捕判刑的依据。

　　当时，省委副书记王新说：张钦礼在兰考搞刘少奇的生产党，派人到兰考批斗他。王新原来是河南军区政委。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他成了省委二把手，他派到兰考的干部，批斗张钦礼个把月，又撤了张钦礼革委会主任的职务，把他送到信阳大别山软禁起来。

　　这是一九七一年初，林彪一号军令发布不久。张钦礼在信阳并没有投入监狱，在一个单位挂了个虚职，由押送他的几个人日夜监管，实际上是软禁。后来，张钦礼才知道押送监管他的几个人中，有一名是省公安厅副厅长。张钦礼到信阳后，他们数次查抄张钦礼在兰考的家，高音喇叭对着家门口，历数他的种种“罪状”。最后，他们竟然把宣传车开到了张钦礼的家门口，堵着门口叫喊他的“罪状”，张钦礼的老母亲—— 一位为了革命出生**的老前辈，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活活被气死。张钦礼倍受刁难才允许回家安葬老母亲。秦、周二人为此还出了一期“敌情简报”报告给王新。为了使张钦礼不与外界接触，又把他送到了深山里一个叫灵山寺的古庙里几个月。张钦礼在大别山被软禁了五百四十多天，直到发生了林彪事件。

　　周总理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再次指示张树芝，在三天内把张钦礼和领导修建红旗渠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送到北京交给他。周总理一见到他俩就哭了，一旁的工作人员立即递给总理一块手绢。周总理再三追问王新等人：为什么要迫害他们?一个在平原治沙治碱很有成绩;一个在山区治山治水很有成绩，为什么要迫害他们?

　　张钦礼从北京回来，被提升为开封地委副书记兼兰考县委书记。杨贵被提升为公安部副部长。但张钦礼很少去开封主持地委工作，主要时间精力放在兰考，因为他要实现和焦裕禄一起制定的除三害规划。

　　林彪事件以后，王新很快被捕。捕前在批斗他的会议上，周总理指示张钦礼、杨贵必须参加。张钦礼这时才知道王新是林彪的死党。张钦礼不理解的是，他与林彪并不沾边，和王新也不认识。秦一飞、周化民的旗帜上还写着：誓死捍卫毛泽东林彪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只捍卫焦裕禄的精神。更为荒唐的是，粉碎“四人帮”后，他被定罪判刑的前提条件和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

　　张钦礼曾多次对我说过，他始终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直到现在他甚至于也不明白，他这一生坎坷遭遇的根子在哪里?为什么会是这样?

　　这里需要交代一个背景。文革开始不久，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时说：大局已定二七必胜。“二七”是指河南郑州的“二七公社”造反派组织，在开封则叫“八二四”。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一点半，周总理在北京京西宾馆代表中央接见并指示河南支左部队要支持保护河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郑州的“二七公社”、开封的“八、二四”。新华社当天播发了新闻，中央广播电台当天广播，《人民日报》第二天一版头条刊出。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书记登奎首先表态支持这两个造反派组织。“卫焦司令部”声明支持开封的“八、二四”，张钦礼自然而然地成为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成为文革后的清查对象。

　　河南有成千上万的老干部在周总理指示后，纷纷贴出大字报支持“二七公社”和“八、二四”。说句老实话，当时在一些老干部心里，能相信的只有总理了。

　　张钦礼第三次被周总理解救后，特别是王新被捕，他深感问题复杂，眼前一片迷雾。他请求总理帮助他调离河南。他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我在河南工作有一种身在险境苦挣扎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摔得粉身碎骨，这不是已经摔了三次了吗?虽不是粉身碎骨，也折腾得少皮没毛，死去活来。运动一来，他们凑水和泥，说你是圆的团团，说你是长的拽拽，说你落后保守，工作没跟上，这些话都不论斤两，轻的批判斗争，重的撤职罢官、开除党籍，甚至蹲监坐牢。官大一级，压死泰山，他们都是上级，都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没有理。俗话说，树移死，人移活，免得低头不见抬头见，老成见老印象，运动一来都起新作用。”总理接受了张钦礼的申请，答应一定帮助他。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张钦礼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接着是总理病逝，接着是粉碎四人帮，接着是河南的大清查……

　　文革八年，张钦礼和秦、周在兰考各支持一个对立的群众组织，大方向都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这是中央的决定。双方在这两个口号下都说过错话，犯过错误，办过错事，谁也无权清算对方。双方斗争的实质，用张钦礼的话说：是捍卫和砍倒焦裕禄这面旗帜为焦点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即使说错了，也不犯法。张钦礼的判决书上写：张犯在兰考捏造了一个所谓“两线一点”的反革命谬论，致使周化民同志遭到残酷迫害。说到周化民遭到迫害，和张钦礼比较是小巫见大巫。张钦礼被总理解救翻身后，他不能完全控制他所支持的群众组织不批斗秦一飞、周化民，但他们始终受到兰考支左部队的保护，是有限度的。秦、周在文革中既没有进过监狱，也没有遭过软禁。

　　粉碎“四人帮”后，周化民因镇压“卫焦司令部”和张钦礼有功，被提升为商丘地委书记管政法，不知为什么此时的兰考县却划归商丘管辖，这样，兰考的清查工作，就由周化民一手运作了。周化民清查张钦礼得到当时省委戴苏理和赵文甫的支持。前边我说过，五七年反右时张钦礼敢为一张大字报上的二百多名右派鸣冤叫屈全省出名，赵文甫是知道的。一九六零年戴苏理对张钦礼去北京向总理反映河南的实情，并指责省委掠夺农民一事恨之入骨。最近，在中央工作的杨贵同志告诉我：“最后给张钦礼定案的就是戴苏理。”杨贵在文革中，任公安部副部长时，曾作为中央特派员多次来河南视查，对戴苏理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十分了解。当时的戴苏理已经由信阳事件时的秘书长提升为省委书记，赵文甫则由抓“右派”时的组织部部长提升为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他俩负责河南的清查工作。张钦礼被捕前，戴苏理把他叫到省委，逼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张钦礼说：“刘、纪在上层活动我不了解，文革八年，我只在兰考和秦一飞、周化民斗争，揭发他俩如何迫害我，我有材料。”戴苏理威胁说：“你不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就是没有站过来，站不过来矛盾的性质就转化了。”

　　几天后，张钦礼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被逮捕。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河南日报》一版刊登一条新闻，大标题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张钦礼。且不说这个标题之荒唐之违法，但它说明一个问题，张钦礼一案由秦一飞、周化民提供“罪状”，省委决定。省委是谁?是戴苏理、赵文甫。

　　张钦礼在治黄淤灌的工地上被捕。当刑警给他戴上手铐时，他放开嗓门，对着蜂涌而上的几百民工高喊着：“苍天有眼，焦书记在天有灵，兰考所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到了，今天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记住这个日子，这是个暗无天日、人妖颠倒的日子……”开始，工地上一片哭声，稍后，大家冷静下来，他们立即推出了张传岭、阎协崇、史占卿三位代表，为张钦礼送行。三人跑回家拿了些吃的，赶到郑州监狱外面等候。当张钦礼带着手铐从刑车上被架出来时，三人哭着涌上去，要塞给张钦礼一些油饼花生仁。刑警拦住不让他们靠近，他们苦苦哀求着：“老县长跟着我们过穷日子落下了毛病，一饿就流虚汗，支撑不住会昏倒不醒人事，有口吃的就能挺过去，兰考的人谁都知道他这个病啊!”刑警允许了。随后，三人在狱墙外面转圈，他们哭着转着，转着哭着，也不知道转了多少圈、流了多少泪……

　　张钦礼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钦礼有期徒刑十三年。张钦礼不服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张钦礼一案和“焦卫司令部”组织所涉及的清查对象有四千多人，其中一百二十人判刑，四千人开除党籍。在这四千人当中或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或降级下放，或兼而有之。

　　张钦礼的主要罪名：

　　一、逮捕时的罪名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指的是用黄河水淤灌二十六万亩碱地为良田;

　　二、判刑的前提和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

　　三、迫害老干部。指的是秦一飞、周化民;

　　四、刑满释放证上写：“张犯因文化革命煽动罪”被判刑。“煽动”指的是“四杆旗(村)”的干部群众到县委造了秦一飞、周化民的反，支持了张钦礼。

　　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杆旗的干部命运更惨。文革中，他们随着张钦礼起伏多变的命运而沉浮而最终惨遭迫害。

　　秦寨的支部书记赵新贞，第一次从狱中出来，直奔九孔闸工地。不知情的妻子挎着篮子去监狱给丈夫送饭，半路听说周总理派人把老县长救出来了，赵新贞也出狱去了工地，她转身往家跑，把喜讯告诉了婆婆。婆婆命她用架子车拉她去工地，赵新贞看见媳妇拉着老娘来了，“扑通”跪在地上，哭着说：“儿不孝，让娘担惊受怕!”他娘说：“你踩着焦书记的脚印，跟着老县长，娘不担惊，不害怕，你出来了就没事了，好好干吧，娘走了。”工地上的民工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哭成了一团。

　　赵新贞被判刑十年，他在狱中得了“水肿病”(老百姓叫气鼓病)，肚子浮水，后来浑身肿得不能动弹，第十个年头，才允许保外就医，出来就死了。

　　双杨树的支部书记王发祥因“罪证”不足不能宣判，在隔离室审查十年，第十个年头死在隔离室。

　　赵垛楼的支部书记李运祥判刑六年，在狱中瘫痪，刑满出狱不久就死了。

　　韩村的支部书记杨素兰是位女性，闻讯逃跑了。她在外受尽千辛万苦流浪了四年，捡了一条命。

　　他们在文革中既没有杀人放火，也没有组织人马武斗。当焦裕禄的墓碑展览馆遭破坏时，他们自带干粮、铺盖，吃住在墓地，日夜看守，免造破坏，他们最大的罪状就是：反革命分子张钦礼的保皇派;他们是农民，进城造秦一飞，周化民的反，就是反革命。他们在狱中都受尽酷刑。同案的一百二十多人中，有人因受不了酷刑，把口袋里仅有的几毛钱交了党费自杀了。

　　文革前夕，在秦、周的操纵下，曾泡制出一份材料，说新华社写的通讯焦裕禄是一株大毒草，到处散发。当时的省长王维群组织开封师范学院师生四人，由杨捍东任组长到兰考调查，主要核实通讯中素材的真伪。杨等在兰考三十三天，走访县、社、队干部二百多，记录了十三本原始资料，由杨捍东执笔写出调查报告，证实通讯中的材料都是真实的。文革中杨捍东来兰考串连，正碰上部队介入兰考，他当夜就被抓捕入狱，后又陪张钦礼在全县轮回批斗四十天，被折磨得九死一生。整个文革期间，他的命运就和张钦礼的战船一起沉浮。从被捕到判刑所有审讯的主要内容就是他为什么要搞那份调查，陷害县委书记周化民。他在狱中受尽酷刑。清查时，被判刑五年。刑满释放后，在兰考一个小村种几亩地维持生活。他现已六旬，曾数度上诉中央，述说他的冤情，但都杳无音讯。

　　兰考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和兰考文化大革命开始第一次把张钦礼投入监狱所涉及的人员姓名、数量几乎相同相等，等于说，斗争了八年，又回到了当初。不过斗争双方的命运却有了天壤之别。如果更精确计算，应该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斗争了二十多年，同样的原班人马、对立的双方，一方的人却步步高升，而张钦礼从一九五七年的“控制使用”到一九五八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到文革中被投入监狱，粉碎四人帮后成为一名“囚犯”。由此看来，兰考的文化大革命不是这派和那派之间的派性斗争，而是十七年斗争的继续，是上上下下一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能得心应手的“左爷们”向焦裕禄、张钦礼等优秀干部的大反扑。这些“左爷们”的权势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他们也可能在斗争对手时擦伤一点皮肉，但动不了根本，一有机会他们必然置张钦礼于死地。

　　如果顺着这一问题深究一下，还能悟出党内惯性的逻辑思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上下的当权者以为五七年又来了，先把十七年被他们整下去的牛鬼蛇神和那些还没有戴上帽子而在他们心目中也属于“异端”的人揪了出来;当运动陡然转向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又把对立的双方捆在一起戕害;粉碎四人帮落实政策时，却把二者分开了：所有大小当权者，官复原职，补发了工资，满足他们所有的要求，包括他们子女的要求。而耀邦同志领导的对十七年的冤假错案的改正者(还不叫平反)，按当时总管财政大权的官员说，“要钱没一文，要命有一条。”为什么那些被大小当权者苦害了二十多年尚能活下来的同志，为他们落实各项政策，特别是补发工资，难道不是首先应该考虑的吗?如果说，当时财政有困难，补发当权者的工资就不困难了吗?实际上，十七年被历次政治运动命定为各类反革命的同志，大都是中国的文化精英、政治精英，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政治上至今仍然是我们社会的弱势群体。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十七年极左路线的延续和发展，而且发展到登峰造极。

　　兰考的文化大革命整个颠倒了。

　　张钦礼也许永远翻不了案，因为堆积在他上空的阴霾太浓重。他用正确撞击错误，在错误的年代他也被历史颠倒了。他现在年近八旬，健康状况亦如他的命运都快走到尽头。

　　(七)

　　我现在记述的卓兴隆，是大跃进时在兰考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一位优秀的基层干部。他不仅被焦裕禄欣赏器重，从公社提拔到县里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兼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还被文革中去兰考视察工作的中央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看中，认为卓是个人才，建议陪同他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提拔重用他。后任商丘地区柘城县县委书记。周化民抓住他在兰考支持张钦礼、支持《卫焦司令部》、宣传焦裕禄精神，用钝刀子割肉的办法，一点点把他割死。他的死触目惊心，我曾为他写过内参，内参不知通过何种渠道，在河南广为流传。这是十年前的事。

　　卓兴隆不仅是焦裕禄和张钦礼的得力助手，他还是焦裕禄提倡农桐间作的狂热推广者，在兰考如此，到柘城由于大面积推广农桐间作，促进农林大发展，商丘地区也推广了柘城的经验。文革期间中央有关部门曾在商丘召开过全国绿化和农桐间作会议，我参加了这个会议，也专门采访过卓兴隆，为《人民日报》采写组织过整版商丘地区农桐间作的文稿。卓兴隆只读过小学，但很聪明，很有悟性。他受焦裕禄的影响，不但爱泡桐 ，也懂得尊重知识，用心读书，练一手毛笔字，加强一个中层领导干部的文化素养。焦裕禄逝世后，曾写过三四千字的怀念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他发明一种土办法专治桐树上的“布袋虫”，商丘地区的农民至今还流传着：“看见布袋虫，想起卓兴隆。”他因为喜欢泡桐，临终前写了一首小诗《桐花赞》：“桐花啊!桐花，你串串粉红，圣洁溢清，你胜过八月的桂，腊月的梅;桐树啊，桐树，你木质洁白，昂首挡风，所有的诗都该把妳赞颂。”

　　河南清查工作开始时，商丘地区两任党委书记孙玉尊、李景堂都保卓兴隆，并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卓兴隆在文革中没有实质性的问题，继续留任。后来，主管政法的书记周化民，先把卓兴隆从县委书记拉下来，任地区水利局副局长，不久，又拉下当一般干部，最后，又开除了他的党籍。卓兴隆咽不下这口气，再加上种种压力最终因肝癌英年早逝。得知卓兴隆病逝，兰考的群众乘满六辆卡车，在商丘市卓兴隆的平房前搭个大灵棚，供兰考、柘城和商丘地区的群众吊唁。许多群众带着干粮从农村来到卓兴隆灵前日夜守灵。有人嚎啕大哭，有人捶胸顿足，离休的水利局局长王昭奇半瘫痪，他边爬边哭在灵前叫喊：“老卓，你死得冤啊!”当卓兴隆的灵车开住公墓经过市区大街时，后边跟的大车小车洋车土车有二里长，街两旁的行人止住脚步，目瞪口呆地看着商丘地区解放以来从未见来的如此悲壮隆重的送葬队伍。有人问死者是哪一级干部?地区电视台有位大胆者自愿为这个葬礼拍了录像。由于警察干涉，很多更动人的群众场面没有拍下来。

　　卓兴隆开除党籍一事，他生前没有告诉妻儿老小，怕影响他们对党的看法。丧事过后，他的女儿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病中写的申诉书和《桐花赞》。申诉书上说：他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突然之间逐步升级，原因是六十年代他同开封地委个别领导(指周化民从地委来兰考搞四清——作者注)，在宣传焦裕禄的问题上，发生原则分歧，他现在借清查之名置他于死地。他在申诉书中要求：公正审查他的问题、平反、恢复党籍。

　　焦裕禄在兰考虽只有一年多，他的人格力量不仅在群众中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张钦礼卓兴隆等一批干部。卓兴隆在柘城任县委书记时，颇有焦裕禄的风范，连他的葬礼都如此悲壮，如此轰动。

　　周化民第一次把张钦礼投入监狱时，卓兴隆跑了，没逮住;第二次张钦礼被软禁大别山时，卓兴隆已经离开兰考去了柘城。不从六十年代宣传焦裕禄时他俩的斗争时间算起，从文革开始，到周化民去商丘任职，他们已经七八年没有见面来往，况且，卓兴隆这时已经是他属下的一位优秀的县委书记，即便如此，周化民也不会放过。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他的《导端的权利》一书中说：“宗教和政权结合，会变成法西斯。”极左思想也是周化民、戴苏理等人的宗教信念，一旦这种信念和权力结合，使他们变得特别偏执，特别残忍。

　　(八)

　　张钦礼在郑州监狱受审后给他的老伴儿刘秀芝写了一首顺口溜：

　　“秀芝，秀芝，革命的老伴，他们今天提审我，编造谎言一大片，逼我签字我不签，当场把脸翻，拳打脚踢，砸镣带拷，法西斯暴徒真凶残。秀芝，秀芝，革命的老伴，今天是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天，他们提审我到中午十二点，牢房落了锁，我在门前站，一站站到一点半，我犯了饿伤症，冷汗湿衣衫，头昏眼花，栽倒在铁门前，几乎一栽要长眠……”

　　张钦礼后来转到新安县监狱。一天，监狱来了一位领导，他很想目睹一下这位曾被周总理三次解救、河南家喻户晓、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尊容”。提审张钦礼的两名监管人员很想讨好这位上级，满足他的好奇心。他们喝令张钦礼跪下，张钦礼站在这位上级面前，不动声色，不理不搭。张钦礼说：“他们打掉了我的门牙，顺口流血，砸上十八斤的死刑脚镣。还故意往脚脖子上砸，一锤下去，砸掉一块肉耷拉下来。我忍住满腔怒火，不吱声，不下跪!”

　　一九八四年正月十六日，按照当地民间习俗是个灯节。新安监狱在这天举行灯谜会，出了一百道题目，根据谜语的易难，猜中者奖励糖果若干。张钦礼从头到尾浏览过一遍后，选了一道最难的题目，它是“青绵绿袍一英雄，绳捆锁绑下狱中，各种刑法都用尽，临死又用大火烘，谁能猜出其中意，赏他太白酒三盅。”张钦礼解答：“英雄家住许昌城，阳春三月破土生，阳光雨露身躯壮，草木一秋问斩刑。英雄一生遭残害，冤气不消冲天宫，玉帝准了他的本，带领儿郞下凡中，不知带兵有多少，车载斗量数不清，各个身穿白战袍，新式武器尼古丁，谁敢与他来交战，管叫你破家产、丧性命，新被褥烧个大窟窿。不是西，不是东，烟叶便是他的名。英雄虽死英名在，烟草公司留其名。”

　　张钦礼狱中猜谜，激怒了上至省城下至新安，说他借题发挥，眼中无法，对自己判刑不满。省里派人来追查，轮番对张钦礼审讯批斗七天，命他逐句解释。他解释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最后不了了之。他得了二斤糖果，全部分给了犯人。他回到囚室，，躺到床上，闭目细想，那冤气和怨气真是直冲天宫。不一会竟然入睡，冥冥中感到耀邦同志来到河南，轮番轰炸嘎然而止，是耀邦同志有指示。继周总理之后第四次解救了他。这是他在回忆录中写的一件事。我查了一下报纸，灯谜节的前几天，耀邦同志确实来过河南，新安监狱的犯人能够听到有线广播。我不知道张钦礼说的“指示”是否有无，但在张钦礼强烈的愤懑和期盼中产生的幻觉是可能的。

　　他爱人刘秀芝也是老干部老党员，解放前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为了掩护张钦礼，差一点国民党活埋。因为张钦礼是一县之长，怕影响不好，总是限制提拔使用她。张钦礼判刑时，刘秀芝是县供销社的干部，月工资只有四十六元，要养活五个孩子和她自己，每月探监时还要为张钦礼带吃的。张钦礼先在郑州监狱服刑，后又改到新安县。新安县离兰考七百里。每年除夕这天，刘秀芝带一块揉好的白面和一碗肉馅，从兰考乘火车到郑州，再转乘长途汽车到新安，再步行几里天黑赶到监狱。看着丈夫吃完她包的饺子，为的是让张钦礼得到些许安慰，熬过漫长的十三年铁窗生涯。几十年来，为了张钦礼，数不清的威逼恐吓，批判斗争，她只有一句话：“钦礼是个好党员好干部。”在难以想象的困苦和坎坷中，她教育儿女们发奋成才的事迹可以写一本大书。她有一个儿子在外语学院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研究日本文学，成为大学教授，但他向往日益崛起的祖国，毅然回国办教育;她的其它子女们都是很有成就的私人企业家。张钦礼一家上下几代，都是共和国肌体里最活跃最健康的细胞，这种细胞受到无端的侵袭，坏细胞就会滋生蔓延。

　　张钦礼在新安监狱服刑时，兰考的干部、群众、勤杂人员、小商小贩及机关食堂的炊事员等，他们很不容易凑够路费，费了很多周折，去新安探望张钦礼。东坝头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全村人凑钱，选出了两位代表，买了几斤糖果，去探望张钦礼。他俩对张钦礼说：“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这里坐牢，选县长时，全村有二十六人投了你的票。”有四名在不同地方以爆玉米为生的兰考农民，相约在同一时间去探望张钦礼。他们能为他带的礼物就是各自买了两个烧饼，每个烧饼里夹两根油条。监管人员问他们要介绍信，他们说没有，又问他们和张犯是什么亲戚关系，他们说也没有任何关系。“那你们为什么来探望他?”监管人员不准他们进来。四位农民一起跪在监狱门口，不走也不起来。他们说，张钦礼是他们的老县长，他为兰考人民坐监狱，他在兰考时，他们不会向他跪下，现在跪下是向他行大礼。这位监管人员被感动了，把张钦礼叫了出来。张钦礼看到这四位素不相识的农民，每人手中捧着两个夹油条的烧饼，也立即向他们跪下。五个人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相对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监管人员也泣不成声。

　　张钦礼成为共和国监狱里的一名“囚犯”，这是我国司法的黑暗和耻辱。

　　× × × × ×

　　我这篇申诉，是写张钦礼和有关人的冤情，不是写他的先进事迹。全面写他的自传将由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我只说两件事，可以看出张钦礼在最风光时和在监狱时所表现出的品格和风貌。文革中张钦礼第一次被总理解救，成为兰考一把手的时候，省里、地区给兰考两辆吉普车，张钦礼转手卖了，为什么?当时兰考有七千七百多个生产小队，还有四十二个小队七千群众的口粮不足。张钦礼用卖车的资金，为这些小队各打一眼机井，每眼机井配一台八匹马力的柴油机，又派技术员指导这些小队各整出一百亩旱涝保收田，争取一年千斤粮，万斤菜。机井柴油机旱天浇地，不浇地时磨面、扎花、打油搞副业，让群众手中有些零用钱。按当时的低标准叫一年翻身。四十二个生产小队果然一年翻身了。

　　前边说过，刘建勋陪姚依林来兰考视察工作时，各人都带有自己的小车、随员。张钦礼每天却挤进刘建勋的车子里。刘问他，省里地区不是给兰考两辆吉普车吗?你为什么不用?张说：“都卖了，”“什么?你具体说清楚，”刘建勋在惊讶中带着温怒。张钦礼把四十二个生产小队的事说了一遍，最后说：“建勋同志，学习焦裕禄不能只挂在嘴上，我一个县委书记坐上小汽车开到吃不饱肚子的群众面前，我脸上发烧，心里不是滋味，群众当面不敢说什么，背地里捣共产党的脊梁骨。”刘建勋连声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姚依林激动得大声说：“应该通报表扬，应该通报表扬，我回北京立即向总理汇报，让他对兰考的事放心。”

　　另一件事发生在新安县监狱。一天，监管人员通知犯人去公社医院检查身体，半路碰见一条公路被夜间暴雨冲断，来往车辆受阻，行人多有不便，时有伤人翻车事情发生。张钦礼从医院回到监狱，给新安县的县长写了一封信，请他快快派民工来修路。这封信先后给两名监管人员请他们转交，他们都喝令道：“张钦礼!你知道自己的身份吗?你是一个囚犯。”张钦礼壮壮胆子找到监狱张钧祥政委，张看看信，点点头，立即派人送到新安县。送信人回来说：“县长看完信感动得直掉泪，说张钦礼都到这个份上了，还关心群众利益，我们还能说什么，走!他扛起铁锨，带领干部民工直奔冲断的公路上。”据说是三天三夜修好了公路。几天后，一名监管人员对张钦礼说，那天检查身体你只想着修路的事，没有检查就回来了，我再带你去一次，张说，我没有病不去了，那位同志说，不检查身体出去放放风也好，这是张政委的意思。张钦礼和他一起来到修好的公路上，平平坦坦，车水马龙，张钦礼好激动，一下子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跳到路边的一个土堆上，向行人大叫：“新安县的县长是个好县长，他能为群众办实事。”我倒觉得这位县长很伟大，他不唯书、不唯上，不管来自什么人的建议，即使是一名“囚犯”，只要对群众有利，就诚恳采纳，身先力行。可惜我没有记下这位县长的大名，但我知道张钦礼写这封信的时间是1985年7月15日，一查便知。这就是张钦礼。

　　河南清查工作严重违法乱纪和扩大化的问题，二十年前我就写过内参。因为事关重大，我带着稿子来北京总社，内参部叫我只能手抄一份真接送耀邦同志。河南省清查工作是保守派清查造反派，完全不考虑毛主席、周总理当年曾支持造反派的事实。即便没有这个事实，也应该是所有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清查坏人。因为，下边的文化大革命很复杂，情况各异，更不同于中央。一派清一派，等于用派性指导清查工作，必然导致冤假错案。

　　河南的清查工作，它涉及的人数，开除党员的人数，对干部判刑的人数，占全国百分之六七十。全国在清查工作中，据说，有十三万党员开除党籍，河南省就占了十万零七千名。对干部的审判，全部秘密进行，不开庭，审讯时，既不出示人证物证又不准本人上诉(个别上诉也无用)。有人根本没有起诉书，有的没有罪行材料。张钦礼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被判刑的，他对所有的指控都不承认。审讯人员对他说，法律服从政治，我这里是过个手续，你在申辩，要加判。有人对主管清查工作的赵文甫说：“某某不能够判刑!”他说：“先判了再说，错了以后再改。”赵文甫深知中国的冤假错案难改，即便改了，个人也不负任何责任，这是历史的经验。

　　整个文革期间戴苏理基本都在台上，支持派性，和年迈多病正在受冤受审的妻子(她曾任地区专员、省妇联主任)离了婚，和一名年轻漂亮的女教员结了婚。人们无权指责他喜新厌旧，却有权指责他左得失去人性，并在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清查工作后，又荣升为辽宁省委第一把手。

　　耀邦同志主政时，曾当面指示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杨析宗解决河南清查工作中扩大化和违法乱纪的问题，杨虽作过努力，因阻力太大，终无结果。焦裕禄通讯作者之一周原曾给杨析宗写过信，保张钦礼监外就医。杨在信上批示：相信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保证。其实，也只是提早半年释放。

　　耀邦同志逝世前，曾出台过一个文件，大意是：文革中的斗争，是中央的事，不要过于涉及下边的同志。这个文件到省里就压下了。凡是偷偷传抄这个文件精神的干部，有的被开除党籍公职，有的逮捕法办。兰考县委副书记王启德，已经开除党籍，降级下放，因为偷偷传抄这个文件精神被逮捕法办，判刑三年，出狱后患癌症死了。实际上他在狱中已是癌症后期。这位在焦裕禄时代被提拔跟着苦干、文革中跟着张钦礼几进几出监狱之门的硬汉子，最后也没能虎口余生。

　　河南省一些党、政、军离休的老领导、老红军、中央委员，如周总理曾两次指示找到张钦礼送到北京的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还有省长王维群等，曾联名上书党中央，指名道姓批评戴苏理、赵文甫在领导清查工作中的违法乱纪和扩大化问题。王维群已经过世，他在弥留时的遗言，是恳求中央为河南这些老干部平反。

　　我在整理这份材料时，脑中时时出现如下观点：长期的极左路线和人事制度的弊端，在我们生活中大量存在是非曲直不分，好人坏人不辨。这两种痼疾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互相纠结，恶性发作，把整个国家民族推向破产的边缘，推向险恶的顶峰。当我们从边缘上被拉回，从顶峰上跌落下来时，整个国家遍体鳞伤。我们只把摔伤的皮肉包扎下，没有探究痼疾的根源。耀邦同志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的讨论，像矗立在改革开放大门两边的两座丰碑，它警示后人：不要再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不要一个人说了算数;前者是法制问题，后者是体制问题，都是根本问题。

　　2002年1月写

　　(此文收入香港出版的《法制大手笔》一书中)

　　补记：张钦礼已经过世五年了，最近某某人一变过去的提法，说文革中张钦礼首先扯起造反的大旗，夺了县委县政府的党、政、财大权，搞打砸抢，他判刑是罪有应得;同时提出：新华社的通讯“把焦裕禄到兰考花费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长、费的心血最多的事情丢掉没写”。什么事情呢?“抓阶级斗争”。且不说这“精力”、“心血”、用什么尺子能丈量出来。其目的却和过去一样：否定焦裕禄，否定大通讯，张钦礼永无翻身之日，证明秦一飞、周化民是正确的，当然，也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1) 兰考对我并不陌生。七年前，我是为张钦礼写冤情，有些情况没有写进去。多少年来，有人对张钦礼和这篇通讯肆意歪曲和诽谤。我在这里想做些说明。我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通讯的作者之一周原的爱人。由于周原在劳改中积累多种宿疾，老来身体多病不能提笔。我曾根据当年他在兰考采写焦裕禄的采访笔记和口述写过详细的采写经过，交由新华社党组织。

　　这篇通讯发表后，因为影响很大，新华社又围绕这篇通讯发表了一百三十多篇新闻、通讯和文章。我参加了这一战役性的报导，有些重要新闻、通讯是我采写的。那时我在兰考两月有余，深入到生产队和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中，了解了很多通讯中难以写进的材料，特别是张钦礼的先进事迹，他比焦裕禄的要多得多，因为张家几代人都战斗在兰考。我本打算有关焦裕禄的报道结束以后写张钦礼，接着四清运动、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这篇通讯被秦一飞、周化民宣判为《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理由是没写阶级斗争，并出资印发至全国。这篇由三人署名的通讯，这时“罪名”都集中在周原身上，因为他是摘帽右派，使他受到残酷的迫害。他偷跑到兰考，兰考的群众一家一户轮流把他保护起来。由于农民口粮有限，干部是定量供应粮票，所以我必须经常偷偷去兰考为周原送粮票和换洗衣服。兰考的文化大革命我太了解了。张钦礼被周化民投入监狱，折磨得奄奄一息时，周总理指定专人在指定的日期把他送到北京，此时，我正在兰考。兰考不少的干部群众知道这个消息，也知道当天夜里把张钦礼从监狱中抢出来必有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我和许多兰考人这天夜里整宿没有合眼。

　　(2) 这篇通讯没有写阶级斗争，作者们把身家性命都押上了。并不是“偶然”碰上张钦礼并由张钦礼安排“他的人”向记者介绍了焦裕禄抓生产的事迹。好像“歪打正着”，使这篇通讯“侥幸”保留至今仍有存在的价值。记者们冒着极大的风险不写阶级斗争，主要原因一是焦裕禄在兰考主要抓了生产，四十年后的今天，当时的地委书记张申向凤凰卫视的记者谈话时也认同这一点。通讯中大量写了焦裕禄生产活动和对嗷嗷待哺的群众的无限同情和关怀，也没有人(包括某某人)提出过任何异议。这正是这篇通讯的主要内容。另外，从建国到文革结束，一直贯彻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全国饿死的和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死的人大概是几千万吧。人人恐惧阶级斗争、厌恶阶级斗争。一个资深记者，应该知道群众需要什么，痛恨什么，他们懂得根据采访的主次材料取舍提炼，这是一个写作人的基本常识。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写作的人敢这样写，要冒着批斗、坐监之罪的。穆青尝试着把通讯拿给彭真审查，竟意外的通过批准了。不仅记者们松了一口气，连参与编辑此稿的编辑们也松了一口气。穆青这才命周原立即带着稿子去兰考审查。

　　焦裕禄为什么敢在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时把主要精力用来抓生产?我在申述报告中写过，那些在大跃进中像疯子一样的干部，三年饥饿年代，或甩手不干、或多吃多占、或住进医院小病大养吃小灶，对农民群众在没有任何副食供应的情况下，每天靠国家供应几两原粮，维持着不死不活的生存状态无动于衷。兰考的县级领导干部中，这三种情况都有，全省亦然。焦裕禄看到这种现象却十分难过。他首先想到的和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使饥饿中的群众填饱肚子。这样，他有意无意地就和一条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相撞击。当时国家也穷，不能靠国家多给一粒粮食，必须生产自救。考虑到农民经过大跃进的日夜奋斗而无果，接着是三年的饥荒，群众体质很差。他一方面把成千上万的饥民送上火车外出逃生，同时在全县提出：“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挖一锨挖半锨”的口号，而他自己又身先力行。群众在他的感召下，用“蚕啃桑叶”的精神，开展生产自救。一些外出逃生的群众也被吸引返乡。焦裕禄和张钦礼此时是从人性的角度来抓生产的。

　　张钦礼是县长，按照党内分工主要抓生产。因为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而他又一贬再贬，长期被“控制”使用，他一直想成立一个“除三害”办公室，终不能如愿。焦裕禄来到兰考，立即采纳了张钦礼的建议，成立了“除三害”办公室，并一眼识别卓兴隆是个人才，从公社调到“除三害”办公室任主任并兼宣传部副部长。焦裕禄到兰考，可以说在抓生产上，他和张钦礼、卓兴隆形成了“三驾马车”。焦裕禄有不少个性化的闪光的语言，其中就有：“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干部不领水牛掉井”。他在兰考一年零三个月，他和张钦礼、卓兴隆领导的120人的调查队，行程五千里，查清了全县大小风口、大小沙丘、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洞以及全县的千河万流，都编了号、绘了图，他们又共同制定出详细的“除三害”规划。焦裕禄在兰考这一年中，摘掉了连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帽子，达到了自供自给。这篇通讯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也没有实写(我说的是“实”写)焦裕禄到兰考改变了兰考面貌。通讯中所指的改变是“三害”，并非指兰考县。一个农业县的改变，需要综合因素，是一个系列工程。焦裕禄在兰考做的是除三害的基础工作，这也是张钦礼长期想做却无能为力的。焦裕禄不知道自己害的是癌症，他是长期打算，他要把除三害的工作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上。焦病故后一年多，张钦社向新华社记者介绍焦裕禄的事迹时，很难把当前的工作和这项基础工作以及在这项基础工作上制定的规划截然分开。农业生产不仅有周期性，更有连续性，这也是有人长期攻击张钦礼把一年的成绩算在焦裕禄身上，为他涂脂沫粉的一项罪状。张钦礼很委屈但不辨解。

　　秦一飞、周化民否定焦裕禄的理由，就是焦的精神没有变物质;新华社宣传焦裕禄给兰考捅个大窟窿;张钦礼捏造了一个“假典型”。

　　文革中，周总理第一次从监狱中，第二次从软禁在大别山的张钦礼救了出来，每次都指示他“回去要下大力气抓革命促生产，由大乱走向大治。” 张钦礼每次倒霉时，当年跟着焦裕禄、焦过世后又跟着张钦礼的一些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也倒霉或投入监狱。张钦礼解救后有了权把他们解救出来，带领他们甩开手脚日夜在工地奋战。春节时，很多干部群众干到除夕之夜，初一早上又去了工地。张钦礼前后两次在兰考掌权，按照他和焦裕禄 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规划，引黄淤灌出二十六万亩沙荒盐碱地为良田;种植了五六十万亩农桐间作地(区);建立了六十个县、社工厂，填补了兰考历史上没有工业的空白。仅县办的十六个工厂，年产值四千多万元，税利八百多万元。粮食产量由焦裕禄来时的年产七千多万斤增加到三亿两千多万斤，人均八百斤，是解放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仅酒厂年创利税二百万。兰考也由老缺粮县，到一九七五年，已上缴给国家三千万斤粮，一百万斤皮棉，八十万斤油料。就连当年来兰考视察工作的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看到兰考在文革的混乱中，竟如此生气勃勃，十分兴奋。他不经意地对张钦礼说，大庆缺少副食，黑龙江省过年只能给他们五百头生猪。张钦礼立即派当时的副书记杨捍东给大庆送去一千头生猪、六十吨粉丝、一百二十吨酒。张钦礼说，不能让铁人的大庆工人缺肉菜。有些基础设施，兰考人至今还在受惠。张钦礼经常说“人家大乱我们大干。”

　　周化民这时在干什么?他抓住张钦礼制定的一份奖励劳动模范的文件报告给省委二把手王新(有实权的支左部队)，说张钦礼在兰考搞“刘少奇的生产党”。搞奖金挂帅，搞物资刺激，把群众往邪路上领，这就是我在申诉报告中叙述的张钦礼第二次受到迫害，软禁到大别山。

　　秦一飞、周化民在兰考否定焦裕禄、迫害张钦礼、卓兴隆的斗争究竟是什么性质?谁对谁非，一目了然。长期以来，有人在这个问题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顽固地站在秦一飞、周化民的立场上，对待兰考这一场涉及几千干部群众政治命运的大搏斗。

　　某某人在有关的所有文章中，都说新华社记者在兰考只采访张钦礼或者说由张钦礼“安排他的人”谈焦裕禄。新华社记者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采访，没有任何偏见。周原去兰考首先是请周化民介绍焦裕禄的事迹，他不谈，他让张钦礼谈。他不谈并不是因为他不了解焦裕禄，他带了两千多人的四清工作团，在兰考抓了半年多的阶级斗争，他怎么会不了解焦裕禄在兰考一年多的时间里做了什么呢?只是他和焦裕禄、张钦礼走的是两条道。他并不看重生产，他和秦一飞是抓阶级斗争的老手，而新华社的记者当时恰恰需要有针对性地、像焦裕禄这样积极奋进、勇抓生产、体贴群众疾苦的典型。

　　焦裕禄这篇通讯中，因为没有写阶级斗争，而是写了焦、张联手抓生产，写了焦、张的人性情怀而为千百万读者赞扬、感动。这篇通讯当时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是时代的呼唤，正如张钦礼的葬礼有十万群众参加一样，也是时代的呼唤。

　　某某人有关系在兰考县委的机密档案中，摘抄焦裕禄在某某党委会议上关于阶级斗争的片段讲话，却举不出一个例子说明焦裕禄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抓阶级斗争。我也相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焦裕禄不可能不在这个问题上说些套话、废话、空话，正如新华社记者在活学活用的年代，不可能不在新闻报导中写些套话、废话、空话一样。关键在于焦裕禄实质上做了什么，新华社记者在通讯中实质上写了什么。这种套话、废话、空话的遗风，到现在不是也没有断了香火吗?

　　一个主要抓阶级斗争的打手，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无怪乎秦一飞、周化民说张钦礼捏造了一个“假典型”。因为张钦礼等人介绍的焦裕禄和秦、周是对立的。多少年来，某某人终于不用拐弯抹角说出了真心话：否定焦裕禄，否定写焦裕禄的通讯。

　　先期去兰考采访焦裕禄的周原无数次说过：“如果我在兰考采访焦裕禄时，有一个人告诉我焦裕禄如何如何抓阶级斗争，我扭头就走，用不着周化民轰我。”

　　周原劳改四年后回到河南分社，并没有立即采写稿子，他一头扎进豫北黄河故道老灾区几个县，调查研究七个月，摸灾情，主要摸干部队伍的思想状态和精神状态。在一场狂热的大跃进过后，面对饥饿的灾民和被破坏的生产条件，干部普遍持消极态度，很多基层干部多吃多占(主要是粮票和口粮)。他想在灾区最穷的地方找出积极的典型，反差大更具震撼力量。他没有找到。相对来说他最后找到了比较富裕的七里营公社刘庄大队，采写了支部书记史来贺。七里营公社很有名，毛主席来这里视察过，史来贺也因此在全省出名。《河南日报》也多有报导，大都从人民公社优越性做文章。周原有针对性地写了史来贺的廉洁奉公、积极领导群众生产，安排好群众生活，特别是把多余的粮、棉、油卖给国家，不去农贸集市卖大价，史来贺知道那时国家也穷。这篇长通讯一没有写阶级斗争，二没有写人民公社优越性。它登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并配有社论。这使史来贺一下子名闻全国。他后来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多次参加国庆大典、参加由中央领导主持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刘庄也有四清运动(是中央党校派去的工作组)，文革中造反派也批斗史来贺，却没有一个人和一个口号提出使史来贺闻名全国的这篇通讯没有写阶级斗争。

　　周原带着同样的指导思想，向路过河南分社去陕西分社的副社长穆青汇报了豫北老灾区的情况和他的指导思想。那时史来贺的通讯刚发表不久，穆青立即命他去豫东老灾区(穆青的家在豫东)物色线索、物色典型。有人问，焦裕禄的通讯和史来贺的通讯为什么遭遇不一样?因为焦裕禄这篇通讯一诞生就碰到了一个强大的抓阶级斗争的阵势或者说对立面。四十年来这场斗争仍在继续。这场斗争说白了很简单，焦裕禄、张钦礼、卓兴隆等一批干部，为了让群众能吃饱穿暖，有个最起码的生存条件，拼命抓生产。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就对张钦礼说过：“你们这批干部，从工地上被捕，从监狱中出来，连家都不回就直奔工地，不要命啦!”秦一飞、周化民从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再到粉碎四人帮后清查三种人，一路过来就是抓的阶级斗争。斗争对象也是当年跟着焦裕禄、焦过世后跟着张钦礼的这批干部，连基层干部和农民大致都这样分了界限。什么叫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是挥舞着一柄极左的利剑，大杀大砍，是整人的、伤人的斗争。焦裕禄当年在兰考主要做的是这些工作吗?

　　我一九四九年在河南分社任记者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离开。我摸着一条规律，越穷的地方，文化教育越落后，极左思想越容易在这些地方肆虐，一些积极的事物和优秀的人物，很难在这里生存立足。

　　(3) 某某人在有关的文章中都说：张钦礼在文革中首先扯起造反的大旗，搞打砸墙，夺了县委、县政府的党、政、财大权，得到四人帮的支持，他坐牢判刑是罪有应得。这个问题我在前边的申诉报告中已基本说清，现在再进一步点明。

　　河南省委1966年12月决定在县一级开展文化大革命。大中城市开展早几个月。一些外地的红卫兵来兰考串连。那时兰考的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张钦礼等大批干部被剥夺的一切权利也没有解放。秦一飞、周化民借助外地红卫兵的时机，提早在兰考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由领导四清运动，转入领导文化大革命，这种转变不知经过谁的批准。我知道河南省委不会批准。当时中央决定所有派驻各地的四清工作队全部撤走。秦、周当时的所做所为都是违抗中央和省委精神的。

　　首先，秦一飞、周化民借助外地红卫兵并以他们的名义编造了一份新华社记者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理由是没有定阶级斗争，并出资印发至全国各地。接着成立的三个战斗队：一是揪斗张钦礼;二是砸烂焦裕禄展览馆;三是揪斗通讯的三名作者。到北京揪斗穆青不那么容易，因为总社已经军管。周原是河南分社的记者，离兰考最近，又是摘帽右派，是周化民心目中的“阶级异已”。他派出揪斗作者的战斗队和新华社河南分社的造反派配合，残酷地迫害周原(我另有文章作过叙述)对张钦礼的迫害，我在申诉报告中也详细的写了，但在对张的一百多场的批斗中，都逼他承认他为新华社记者提供的焦裕禄的材料都是“捏造”的。

　　当时在兰考的另一件大事，是1967年1月28日夜，受开封地委领导的开封军分区由副司令员李地山领导介入兰考文化大革命，当夜就开始在全县大逮捕，到2月13日共逮捕1260人，兰考的监狱和周围几个县的监狱都塞满了兰考的“犯人”，这时的兰考，一片腥风血雨，城乡路上到处是披枷带锁、五花大绑的干部、农民……直到1967年7月26日张钦礼在狱中100多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时，由周总理指定河南军区负责人把他送到北京总理面前为止。几十年来，某某人都把支持张钦礼的周总理说成是四人帮的支持。

　　兰考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创造了全省乃至全国的三个第一：一是焦裕禄过世两个月，只有一千脱产的党政干部的小县，竟派出2400多人的四清工作团，从县委、县直到公社大队全面夺权;二是四清工作团转入领导文化大革命，斗争对象也是四清的对象;三是部队夜间介入兰考支左，在同一时间内在全县大逮捕，并血腥镇压被捕者。

　　(4) 某某人说，通讯的作者们在兰考只采访张钦礼，只采访了三天就写出这篇通讯，根据何在?先期去兰考采访的周原，不仅广泛地采访了最了解焦裕禄的干部，甚至《河南日报》驻开封地区的记者薛庆安都向他提供了四杆旗这样重要的素材;他在生产队吃住在农民家里，广泛听取了农民口中的焦裕禄。有些精彩的细节是农民提供的。周原从郑州到开封向穆青等总社来的同志，详细回报了焦裕禄的事迹后，穆青等这才去了兰考。

　　(5) 张钦礼的葬礼如此壮烈、轰动，河南的省、地、县各级党政领导，默认了这个自发性的群众葬礼，还不说明一切吗?

　　现在，张钦礼的坟墓周围，有来自山东、河北、河南、主要是兰考人立的石碑、大理石碑有四十多块，成了一片碑林。每块碑上都刻有几百人、上千人的名字。那些诬陷张钦礼几十年的人，见过几个共产党人有这么悲壮的葬礼、这么多群众的爱戴。

　　张钦礼弥留时，焦裕禄的大儿子焦国庆去医院看望他，因为过度悲伤，血压升高住进医院，没能参加葬礼;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在追悼会上一定要和张钦礼的子女们站在一起，表示自己是张的女儿，后因哭昏在灵前送医院抢救;焦裕禄的小女儿焦守云在张钦礼病危时来北京活动，也见到了某些要人，他们都说，清查运动中的问题是某某权威定案，现在不能解决。守云给张钦礼的子女的信上说：“没有张叔叔，就没有我们一家的今天，这个世道能多些善良的人该多好啊……”。

　　焦裕禄夫人和她的孩子们背道而驰。她是被人当枪使。使枪的人认为和她结盟陷害张钦礼最具说服力。她的子女们现在有些都是地方、部队的中层领导干部，却视张钦礼为父辈，关心他的命运，坚信“张叔叔的冤案终会大白于天下。”

　　(6) 某某人谎称张钦礼和焦裕禄不合作，他举例说张钦礼拒绝参加焦裕禄的葬礼。实际上在焦裕禄葬礼那天，河南省政府在民权县召开一个沙区造林会议，张钦礼是县长，又主抓除三害，必须参加。在葬礼现场，县委宣传部长卓兴隆写了一幅挽联挂在灵堂两侧：“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地委一位领导看见了，喝令拿下并说：焦裕禄并不是什么“壮士”，你们也化不了“宏图”。卓兴隆拿下挽联去找张钦礼，张说：“挂上，我负责任”。说罢才急匆匆赶到邻近的民权县参加会议。会议由省长王唯群主持。张钦礼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向全省的救灾干部和省里的负责人，声泪俱下地讲述了焦裕禄在兰考除三害累死在工地上的事迹……

　　某某人为了进一步说明张钦礼和焦裕禄不合作，焦裕禄来兰考后，要求上级调走张钦礼，以证明张钦礼“咬群”。相反，是地委想调张钦礼到某县当县长，被焦裕禄顶住了。焦说：“他是本地人，熟悉情况，对我帮助很大，不能调走。”焦提出调走副书记孟照芝。孟就是某某人的继父，这是当时县委许多同志都知道的。

　　(7) “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不是张钦礼自封，这是作者们根据他俩的关系所做的评价;

　　(8) 《人民日报》从来没有先于新华社写过焦裕禄的任何事迹。

　　(9) 张钦礼葬礼期间，某某人就住在兰考人大宾馆，他目睹了葬礼的全过程。不知是因为心虚，还是不甘心诬陷张钦礼几十年，当张钦礼的家人和亲朋好友还没有从悲痛中解脱出来，他急忙忙蒙骗《百年潮》的同志，继续在该刊上发表文章侮辱张钦礼，说张为了想在兰考当一把手，不惜造谣说谎(驳斥他举出的说谎一例要用很多文字，不值一驳)。某某人的家就在兰考，继父是兰考的县级干部，他明明知道张钦礼不被重用是因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迫害受处分，长期被“控制”使用。张钦礼一九五四年就当县长，以他的家庭背景、他的资历、他的工作能力、他和群众之间的鱼水之情，不要说当一个县的一把手，就是当一个地区的一把手也绰绰有余。做人还有个做人的底线，在张钦礼那样的葬礼过后，在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受尽极左路线的迫害而刚刚入土时，还要往他身上捅刀子。无怪乎焦裕禄的小女儿焦守云发出了撕裂人心的感叹：“这个世道能多些善良的人该多好啊!”

　　(10) 张钦礼二次遇难软禁大别山时，他最要好的战友王志新从汉口偷偷来看他，劝他带着老婆孩子回家种地，也比现在的日子好过，张钦礼拒绝了。他说，入党宣誓时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现在还没有实现，不能当逃兵。其实，张钦礼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连邓小平都说他也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张钦礼的文化水平不高，我想他也没有读过马列主义的原著，加上兰考又是个穷县，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朴素、简单、实际。他经常挂在嘴边的理想信念就是“让干部安安生生领着群众搞生产，让群众有吃有穿，住上宽敞亮堂的瓦房，无忧无虑的过日子，为什么达到这个目的这么难!”不管是什么主义，张钦礼的这一信念是他和焦裕禄来兰考不谋而合的思想基础。抓生产不是为了显示“政绩”往上爬，而是为了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张钦礼无数次对我说过：“焦裕禄是我所见过的对群众的饥饿和贫困最有同情心和怜悯心的人”。

　　(11) “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这是周原根据他所掌握的焦裕禄的材料，概括提炼出的两句话，成了这篇通讯的思想灵魂。有人说，这两句话现在过时了，我不认为。这两句话是对各级党政官员说的，不是对普通群众说的。不仅在贫困饥饿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在现今贪污腐败成风、追求个人名位不择手段、大部分群众还不富裕、大批群众失业的历史条件下，仍有现实意义。

　　(12)最后我想说的，是某某人说谎造谣的本事已经使人难以想像，他辱骂诬陷张钦礼的书，竟拿到兰考兜售。一位与张案没有丝毫关系的小学女教员何巧真，偶然看到这本书，发现捎带着连她也没放过。她不是“囚徒”，不怕他，就来到北京西城区以“造谣诬陷罪”把他和出书的出版社告上法庭。这位小学教员面对的是“大人物” 、“大出版社”，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坎坷，打赢了这场官司，这位倒霉的“大人物”，输了官司却“失踪了”。这是兰考县的同志告诉我的简单经过。随后，月工资只有四百元的女教员带着几岁的小女儿，在法院附近一个小旅社住下，每天去法院门口“堵截”这位失败者。一年以后，某某人终于出现，并于2007年5月30日在《中国青年报》第七版和这家出版社同时向何巧真登出赔礼道歉的声明。

　　七年前，我写给我所在的党组织关于张钦礼的冤案时，因为文字太长，前面附了一封简短扼要的信，在这封信上，下边的话都说到了，但点的还不透，我写道，焦裕禄到兰考碰到的不是自然灾害而主要是人祸，新华社把他定格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里，焦聚不准。他到兰考是救群众于水火，解干部于倒悬，他是典型的人道主义者，要是从这个角度诠释焦裕禄更会具有久远的历史价值。话又说回来，如果当时真写“人祸”写“人道主义”，通讯也发不出来。直到现在，我每每翻阅这篇通讯时，依然是止不住热泪，因为它实质上写的是人性、是人道主义精神。这也是这篇通讯的真正魅力所在。

　　要说明的问题太多，要批驳的问题也太多。就此停笔。从现在起，有关张钦礼和兰考一案的事情我一字不写了。我年已八旬有余，老伴周原在劳改中积蓄多种疾病，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我要照顾他。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在行将告别人世时做完。

　　2009年1月 陈健

　　(此文来源:2010年3月13日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