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钱学森对中国未来的预言

           毛泽东：共产党以批孔起家（五四运动），绝不能再走批了再尊的老路，那样就进入了历史的循环，如果什么时候共产党又将孔子请回来了，那么共产党也就快完了。

          钱学森：如果中国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这二个伟大人物是不是有这个“预言”我目前无法查清楚；但是，我相信这样的意思表达完全符合他们的思想和人格本质，我认为是真实的。

          首先，说毛泽东这个预言的真实性。五四运动时毛泽东正在北京。魏国英、王达敏先生的《在巨人和圣地之间-----毛泽东与北京大学》一书详细的介绍了毛泽东五四前后的思想与活动。毛泽东这个时候已经遍读世界百家诸子；与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梁漱溟、邓中夏、杨昌济这些精英人物有过往密切联系，并且深受他们的影响。我在《胡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点问题”新解》一文里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并称五四运动的三架马车；又说五四运动之发端本是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并不是政治革命性质。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与李大钊、陈独秀联系相知更为紧密；这段经历与他能够在1921年出席第一次党代会不无关系。

         蔡元培、胡适、鲁迅他们对孔夫子都是有许多批判的，鲁迅更为深刻。自五四以后，毛泽东一生从来没有宣扬过孔夫子，这是无须考证的。因此，毛泽东说过这样的预言是真实的。

         其次，说钱学森这个预言的真实性。要证明钱学森预言的真实性并不难。只需从二个方面思考即可。一是钱学森为什么要放弃对自己的科学前途，物质利益，甘冒生命安全风险，不远万里从美国回到祖国怀抱？事实上，蒋介石统治的国民政府时期，钱学森已经在美国大名鼎鼎了，他为什么不回来？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就说他钱学森能够抵得上5个师；并扬言宁可杀了钱学森也不能让他回中国，美国政府千方百计阻扰钱学森回国（当然还有一大批爱国科学家也是主义的遭遇）。钱学森是奔着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而来的；他就是要为自己的祖国付出全部的生命与智慧（现在，不管是思想还是智慧，再也没有这样的“海归”人才了）。二是钱学森回国后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为新中国作出的伟大贡献完全是在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完成的。钱学森对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有深刻的印象和认识是顺理成章的；他说过这样的预言也是完全真实可信的。

          还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就是钱老给我们留下的反思---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中国全社会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总是局限于大学教育这一块，对于怎样“育人做人”谈得少；钱学森那一代人才，他们是抱着学知识为人民所用；如果学知识是为自己所用（升官发财）怎么能够出人才呢？无非是混一个大头衔到处做做嘉宾的“专家”而已。爱国主义，不是口号，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爱国主义，在战争年代是要准备付出生命代价的；在和平时期，爱国主义也是需要甘于寂寞，坐冷板凳，没有别墅，没有大把钞票，子女找工作也困难，电视台也不会请你闪亮登场的！不能做到这些，最好免开尊口谈什么爱国主义。对那些用公款从五星级饭店剔着牙出来的人说的话万勿相信。

          其实，我认为这二个预言是不是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它出现了，我们应当反思。我国的《宪法》《党章》至今依然是承认并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的。毛泽东思想是不是过时了？这个问题我们恐怕是不能回避的！《宪法》《党章》是特色中国的二个最高纲领，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把毛泽东思想束之高阁，敬而远之，玩虚的恐怕不行。

           人的聪明才智，不能指望丰厚的物质条件去发挥出来；只能指望人的精神信仰才能百分百的发挥出来。钱学森那一辈科学家的丰功伟绩是无可辩驳的证明。“钱学森之问”的核心在这里；搞不清楚这一点，讨论“钱学森之问”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隔靴搔痒。

           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仍然坚持规定中国的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现在，个别地方民营经济已经占绝对的主体地位，甚至是一家独占的地位；就全国而言还是可以的。但是，目前，许多地方为了GDP，不同程度存在发展民营经济比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的热情更大的趋势，这是危险的。

            中国如此之大，发展如此之不平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民内部矛盾的利益化特征越来越明显、突出和激化；解决民生问题，只能靠公有制经济才会有希望；在这个问题上，民营经济都是浮云！

            毛泽东一九三0年一月写过了一首《如梦令--元旦》：

             宁化、清流、归化，

             路隘林深苔滑。

             近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这是毛泽东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重新回到红四军，十二月主持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古田会议”，纠正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从理论上真正解决了党和军队的路线建设问题。从此，毛泽东思想成为党和军队的指导思想。

            “路隘林深苔滑”喻当时面临的非常艰苦困难，生死存亡的时局；“今日向何方”提出了当时最生死攸关的方向路线问题；“直指武夷山下”这是毛泽东审时度势后对中国革命命运之决策；“风展红旗如画”既指当时的局部阶段性胜利，更喻示了毛泽东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

              这首词，我以为同样可以用来解读“十二五规划”关于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和信心。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所在！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现实运用的生命力。

              关于黑格尔“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的哲学命题争论了几百年；中国也争论了几十年，似乎依然没有结果。这是黑格尔对KD在《实践理性的批判》中的“应当”哲学的批判。一种理论一旦成为被改造世界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思想，它就不会过时。后来者无非是对其做一些丰富、完善和发展的工作而已。牛顿这句话无疑是最精妙也最公正的注解：“我，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已。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也应当始终坚持这样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应有的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