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开出治疗官僚主义秘方

    党和政府设立各级信访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密切联系群众，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稳定。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对信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温家宝总理于百忙中亲自到信访中心，接待来访群众。周永康同志在今年七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再次强调："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切实把信访工作作为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信访问题作为现实的民生问题，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更加积极地回应群众提出的合理诉求，更加主动地解决好群众的现实困难，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广大普通群众。"可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各级信访机构赋予重托；对担负这项重要使命的同志们寄与厚望。

    应当指出，这些年来信访工作越来越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各级信访部门为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信访机制暴露出的弊端，

    官僚主义：“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如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 官僚主义容易带来社会不满情绪累积，不安定因素增加，进而危害社会稳定；极端情况下，将带来革命；自改革开放以来，使得官僚主义再度成为党和人民的大敌，成为中国社会的大敌，它使得“官”和“党”混在一起，破坏了党的品牌形象，破坏了党群关系，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社会的稳定、威胁到党的执政地位。

     一位母亲牺牲尊严用裸体为儿子伸冤令我心痛

    江苏网络电视台10月18日报道 儿子被有钱有势的人殴打致残！母亲在大街全裸替儿伸冤 旁边躺着的是她的儿子！被有钱人打到残疾！终身卧床！JC局长要求和解，他们一家不肯，后来冤枉他们儿子盗窃罪.JC来威胁驱赶他们。钱权勾结的沆瀣一气令人发指，母爱的伟大与无奈……

    母亲用裸体吸引路人的要求，以造成轰到效果。这种以牺牲尊严儿子伸冤的方式，对于一个为人母的女人，需要多大的勇气？这位母亲维权的方式，看似另类，但实际上与诸多的中国维权有着共同之处。

    比如讨薪的人需要跳楼；被拆迁人，需要自焚；有的卖光家产，北京上访。然而上访之路也不平安：实时要警惕黑保安，被精神病，私刑关押。上访人人身自由竟得不到保障，更是有人因此牺牲生命。

    老百姓上访难，他们无权无势，对于中国以一个关系网、人情网构筑的官僚社会来说，他们只能是一种无奈的、渺茫的方式为自己争取权利。他们象黑夜里行走的孤独战士。他们没有后援，没有方向……记得有一首歌词：党的光芒象太阳，走到哪里哪里亮。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给人温暖，正是因为它的宗旨，就象太阳一样，普照大地，让社会主义国家的每个公民，都处于光明之下。

    各地政府官员的不作为，和渎职行为，其实是一种正义的缺失。他们以权谋私、颠倒黑白；食我国库、夺我民益。当一个腐败的市长哭着说：我从骨子里爱党；当一个官员，责问记者：你是替民说话还是替党说话。中国的官员的年轻化、知识化，注定他们都是文化素质很高。然而他们对党的认识，连一个不识字的普通百姓都不如。党的机构和民众的关系，就象一个金字塔结构。爱党更应该为党的事业和声誉奋斗。试想连作为底座的民众都散了，上层的塔尖还存在吗？所以这些自称爱党的人，和自称替党说话的人，他们不仅没有为党做事，而是在拆党的台。不可思议，这些对党基本认识都存在错误的人，却官路亨通，处于高位。更难以理解，这些隐藏在官僚队伍中，却不具备共产党员基本素质的人，好不容易被人们替党揪了出来。我们政府的宽容，不仅没有处于他们“一生不得当官”的重罚，反而再次重用。这伤了多少人的心？！

    悬崖勒马，有错就改。这是好事，也是一些官员能够东山再起的理由。但党和政府是国家的火车头，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约束者，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社会的风向标。放宽对自己的约束，对自己的宽容。表面上是人人平等人权的解读，但实际上，作为官员人，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已经给社会造成种种误读。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之所以贪腐官员前赴后继，最终导致王朝的覆灭。就是因为这些官员，没有分清社会人及个体人的区别。

    坐享人民创造的财富，已经有着比普通百姓更多的特权。但身处特权，却依然小市民意识，与民斤斤计较，争权争利。当一个官员如果不能将自己，与一个普通老百姓区别对待，就是一种自私自利的道德修养问题。这方面的缺失不是可以学习出来的，更与文凭无关。因为他是一个人的本性。一个人的内心是否有正义感，决定着一个人的官德是否高尚。比如共和国建立初期，那些大字不识的政府人员，依然可以做到一个好的管理者。

    正义与文化无关。

    中国不断地出现自焚、跳楼、上网散布，群聚事件，乃至今天的裸体母亲。都说明中国不是缺少文化的官员，而是缺少官员的正义。中国衙门豪华，各个机构都不缺乏官员。民众的正义得不到伸张，冤屈无处申诉。民众的申诉却不能经他们职责，一级级地向上和平传达。因为责任、正义感的缺失，地方父母官一个个成了摆设。民众只能用这种颇具杀伤力，劳民伤财，且试图绕过、躲避，无作为、甚至没有正义感官员的方式，只为了能让中央听到民众的声音，替他们维持正义。这样的地方官员，不仅没有做到替民众做主，相反却成了民众诉求的拦路虎，是正义的打压者。

    民众选择自我伤害，或伤害社会的方式，以渴求公正。或许得到了部分的解决。但他们的维权方式，每发生一次，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以及他们本人的正义感，都会受到伤害。可见地方官员责任、正义的缺失，已经成为严重堵塞中国民意通道的毒瘤。其危害已远远超过他本人对社会的个体危害。所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宽以待人是对老百姓，严以律己，则是共产党本人。不作为官员的存在，政府应该深知其严重性。其已经存在很久，政府不温不火的处理方式，是无法遏制民意矛盾的逐步扩大——正副局长需要斗殴；纪委干部需要微博维权；纪委干部自杀不了了之；公安局长遭刑事逼供……当我们的官员因为正义，也随之落为弱势群体时，谁来替政府维持正义——最终造成民意通道的半瘫痪状态。

    2011年5月26日上午9时左右，江西抚州市检察院、区政府大楼和区药监局大楼，接连三声巨响，一起连环爆炸案发生了。据报道，目前为止，仅有6人受伤，3人死亡的消息，一辆桑塔纳轿车被炸毁。这起连环爆炸案，是令人触目惊心的，2010年12月25日，钱会云死了，据说是死于普通车祸，但大多数民众都认为是死于暗杀谋害。2011年5月26日，钱明奇死了，据说是死于恐怖袭击，但大多数民众都认为是死于正义反抗。他们两个人身上有太多的共同点，他们两个人都属于长期上访者：钱会云上访6年，钱明奇上访10年；钱会云因强征上访，钱明奇因强征上访；钱云会为集体上访，钱明奇为个人上访。他们两个人的事件都具有轰动性，两个人都是非正常死亡，两人都用死来为他们的上访画上了一个并不算完的句号和一个鲜红的感叹号。钱明奇的死是有准备的：钱明奇在微博上说，他以前没有做唐福珍、汪加正，今天也不愿做钱会云和徐武，他就想做董存瑞。钱会云的死是防不胜防的：钱会云明知他们会有所行动，也采取了许多防身措施，如不在家里睡觉、戴特殊功能手表等，但仍没能幸免于难。

    目前信访局发函交办的信件，一般直接转交给有权处理机关，只要有权处理机关在接信后能给发函信访局一个问题处理的报告，信访局则视同问题已经处理。至于是否处理到位，信访局无暇过问。信访局有权对处理机关的调查过程、调查处理情况、问题解决情况等进行跟踪核实，但这个权力几乎被荒废。这样一来，办信工作就变成了简单的收发信件工作，显然与人民群众对办信工作的要求不符。流程图：信访人—国家信访局(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省信访局—市信访局—县信访局—被投诉部门（没解决）被投诉部门编造一份假的说明材料给信访部门，这事就算解决了，天下和谐。

    现行信访制度最大的毛病就是信访部门没有实际权力,结果必然沦为收发室和中转站,告状的信回到被告手中.各地的信访局都是隶属于当地党政的领导下，与本级政府的各部门都是平级单位，而且信访局对违规办理信访案件的部门只有转办权和督办权，而对违规人员没有直接处理权。信访事项实行的是“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所以信访局在办理同级的信访事项时实际只起到了一个“收发室”的作用。信访工作只是“来信转转，来访谈谈”一般到国家信访局上访的大多是在地方上冤屈没有得到解决的,如果在当地能得到解决,谁愿意千里条条来北京诉冤。国家信访局若不直接查处上访案件，地方官也不把国家信访局放在眼里，各地方官员心理就有天高皇帝远的思维，总想着，你告到中央去也得转回来当地查处，怪不得有些地方官员说，你别说告到中央，你告到联合国去我也不怕。

    古人上访既不非法也不违法，男人不用担心被打断腿，女人不用担心被强奸，男女均不用担心被送入精神病院，当然更用不着担心被拘留、被拦截、被恐吓、被追捕，只要备足盘缠，到达衙门口击鼓鸣冤，官员就得放下手中公务升堂受理，不敢有丝毫怠慢。古代官员注重为官声誉，又大多秉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念，不敢胡来，为卸任告老还乡计，至少在家乡父老乡亲面前不敢随意耀武扬威，权力也非常有限，至少无权随意拘禁访民。河南一农民欲用乡长茶杯喝水被拘7天，福建一妇女向市委书记下跪喊冤被拘9天，大批群众到辽宁省庄河市政府反映村干部涉嫌腐败的问题，要求市长出面接待但遭拒，于是在政府大楼门口集体下跪，河南内乡法院尽然在门口悬挂标语：上访一次拘留、上访二次劳教、上访三次判刑，《深圳明确14种“非正常上访”禁止到中南海天安门》。

    “各位与那些昏官有什么亲，又与那些来告状的人有什么仇？”说这句话的是东汉顺帝时的尚书仆射虞诩。这个职务相当于副总理，虞诩身居如此高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确实难能可贵。更可贵的是，他居然为一介访民当面纠正皇帝圣旨。当时，宁阳县的一位秘书（主簿）为了替县令伸冤，不远千里来到京城告御状。这位秘书连续递了上百次奏章，竟然始终无人问津，一搁就是六七年。该秘书不得已最后上书给顺帝，言辞至为激烈：“臣是陛下的儿子，陛下是臣的父亲。臣连续上了数百次奏章，竟然无一受理，难道让臣北上到匈奴单于那里去伸冤告状吗？”这封信顺帝倒是看到了，龙颜大怒，后果很严重。尚书们根据顺帝的意思，判宁阳县主簿为大逆之罪，按律当处以死刑。时任尚书仆射的虞诩在顺帝面前据理力争：“宁阳县主簿所申诉的，是他上司的冤屈；他一连上了数百次奏章都没有送到陛下的手里，这是相关部门的过失。”听罢虞诩的话，顺帝认为言之有理，下令赦免了这位主簿的死罪。事后，虞诩责问尚书们说：“小民有冤屈，费尽千辛万苦，不远千里来到京城告御状，却不被受理，这难道是我们做臣子们的道义吗？各位与那些昏官有什么亲，又与那些来告状的人有什么仇？”

    现在的中国国家信访局不但当了中转局，还放任各地警察和官员在中国国家信访局门口非法抓捕上访人，你说老百姓到何处说理？古时有人说有冤屈北上匈奴伸冤告状,难道现在要人说有冤屈南下台湾伸冤告状吗？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必须要吸取中国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教训.珍借来之不易的政权.要做到有序的民主立法和严格的依法治国，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全心全意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决不能犯官僚主义,更不能腐败,对腐败官僚的党政干部一定要严惩,决不能手软,对人民群众提出的合理意见要及时解决,决不能拖拉不管,要取得民心.方能巩固自己长期执政的领导地位。

    －个高层领导若看不到听不到人民的状况与一个眼瞎耳聋的人无异. 海军副司令王守业先后花了1200多万元包养了五个情妇，分别来自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北京军区文工团、陆军军事学院党委机要员、总后勤部一办机要员。 王守业最后栽在包养的前线文工团情妇蒋某身上。蒋某和王守业发生关系生下一名男婴后，王守业教蒋某谎称和外人造成的，并叫蒋某退伍。据说蒋某提出要数百万“补偿”，王只答应给一百万。二人因此决裂后，王守业又威胁蒋某的安全。蒋某就到中央军委、海军司令部上访告状，但一直未被受理，拖了二年多。蒋某又串联王守业另外二名情妇，联名写信给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写了58封举报信，终于引起关注，立案展开调查。从海军副司令王守业被情妇告倒中看，中国高层完全被架空，下面人干什么都不知道，对中央领导人十分不利，我建议;

    1.中央高层官员,特别是中央常委应向古时明君学习,每月应乔装打扮出巡一次,在目前科技这么发达的情况下应该不难办的.只有喑访才能得真情,现在领导出来调查,往往是当地先安排好了,警察清场. 警车开道,这样不但得不到真实情况还失去民心.

    2.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人向社会公众公布联系电话，使有冤屈的人民群众有冤有处诉，如果全国人民都知道国家主席的电话，或国家主席每周能安排一天时间亲自接待人民来访,.我敢保证哪一级党和政府都不敢有天高皇帝远的思想.都不敢有官僚主义思想，都不敢不把老百姓的事当回事。都不敢说你你告到中央，告到联合国去我也不怕。

    3.应该给国家信访局更大的权力。或让信访局把上访案件转交中纪委和监察部与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直接查处，这样才能使人民的冤屈得以彻底解决。也能使各地官员不会有天高皇帝远的思维，及时查处冤假错案，以后来北京上访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否则，会越积越多。永远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希望中纪委和监察部与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不要犯官僚主义，不要把案件转回当地查处。要负起责任直接查处，为党解忧为国维稳为民作主。

    4.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人接诉后要直接或派人去查处。也可以成立几个真正有权的巡查组.由中央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组成.不定时.不打招呼地到全国各地明查暗访.并有权直接查处各地各类党政官员的违纪犯法案件.此举一能克服各地党政官员天高皇帝远的思想.二能打击地方保护主义.三还能体现中央的权威.这个钦差大臣之制度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从古到今.好多大案要案,冤假错案.大都是钦差大臣出来才得以解决的.巡查组到地方时,要先暗访几天，然后通过各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暂驻地址.电话.方便举报人举报.这样也就是真正人民监督官员。上级监督下级才是真正的监督，无权的人民群众监督有何用？人民借中央的权力监督党政干部行为.中央使用人民的力量监督党政干部行为.才能真正强有力监督地方党政干部的。决不能犯官僚主义当中转站，若人手不够，可以多招聘人员。不要以任何借口转交到当地让当地自行查处，如果在当地能得到解决,谁愿意冒着被打断腿，被强奸，被送入精神病院，被拘留、被拦截、被恐吓、被追捕的风险千里条条来北京诉冤。

    也许有人认为;国家主席是管国家大事的，也没精力和时间去管老百姓的小事，我认为;起初会有大量的工作量的，只要能坚持这样的制度，以后就不会出现人民有冤屈的事的，就是出现了，当地党和政府也会及时解决的，谁也不想让上面知道自已无能，当然要规定;人民有冤屈要一级一级来诉，不能直接就向国家主席诉，比如一个村民有冤屈，先向乡镇党和政府诉，得不到解决了,再向市县区党和政府诉，向市县区党和政府诉得不到解决了，再向省级党和政府诉，向省级党和政府诉得不到解决了,再向国家主席诉，另外要规定走法律程序解决不了的才可以诉。同时要规定对乱诉者惩处制度和追究各级党和政府无能的责任制度

   
     中美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