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茅于轼的谬论看现代中国必须解决的政治经济学课题

从茅于轼的谬论看现代中国必须解决的政治经济学课题

在《墨子情怀》中笔者引用墨子的"以诈谋愚，以貴傲賤"谴责了现代新自由经济学"精英"的惑世谬论，读茅于轼、张五常之流的理论这种感觉尤其深重。如何认识这些人的诈骗术，重要的是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并且建立起中国文化的自信。

除了满清部落政权，共和国之前的中国历史基本上是皇帝与书生共治的历史，重文化而轻商贸是这个社会的特点。

由于对于满清部落政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的清算远远不足，所以现代人常常把满清政治的罪恶替代了五千年的中国政治从而一口否定，如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把一部中国史说成是吃人史，如果如此，现在怎么还有这么多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一片土地上呢？

我们没有必要歌颂往昔，因为现代思维永远建立于批判与继承这样的两个基点上。而，当我们正确评论我们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对于重文化或重商贸的利弊也就大致清楚了。

中原皇朝有两次灭亡于边疆少数民族的经历，灭亡的原因都在于重商主义。这是在笔者阅读历史并且撰写《传承者朱熹》和《读钱谦益》两篇文章时，历史予笔者以启迪。

今日读《茅于轼：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感到了内心的恐惧，在人们大谈崛起的时候，却又有一些人欲置中国于死地，为什么？

茅于轼问到："为什么干同样的活，在美国拿的钱多、生活得好，而在中国拿的钱就少、生活得就差呢？"这个自命为"研究经济学"的自由主义者怎么就看不到当今世界的丛林法则？这种掩耳盗铃的手法令人咄咄称怪。

茅于轼声称："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是不是劳动就可以创造财富呢？"、"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有一个最简单的经济学道理，那就是交换创造财富。"这真是重商主义的核心了。读此段语，我们当然能够明白是什么理论导演了上世纪末发生在中国的种种灾难。

上述谬论出自《茅于轼：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南方都市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评论之壹）

社会应该注意茅于轼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对现代中国的危害。有的朋友告诉我："象这样的一群学者，你连提以后都别提。这样的提起来都是高抬他们。"从人格上对这一群人表示一种蔑视，是符合现代中国人的观念的。但是必须承认，现在，在社会基层，特别是企业中，茅于轼的理论很有市场，在实践上也很普遍。一种非道德的体系曾经在中国这一片土地上肆无忌惮，现在仍然在顽强地对抗胡温体制所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观念。

茅于轼的言论在揭示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
如果说文革中出现了唯政治化的极端，典型地表现为四人邦"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
那么，现代中国正在形成另一种极端，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正在坚持唯经济论，典型地表现为茅于轼对于劳动价值的否定。

有一个现代社会必须解决的经济学课题：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带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带给中国社会大众的灾难已经历历在目，但是社会仍然难以否定这些谬论的价值。在国家发展和民众利益关系上的平衡难以在理论上得到论证，仅仅依靠一些领袖的个人行为和魅力并不能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中国终究无法摆脱几千历史中人治的困局。
这个事实被另外一种现象所证实，世纪之交曾经出现的郞咸平与张维迎之争，并没有产生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而更多的经济学人是以计划经济理论反击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这种以失败的理论的反击实质上只能导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强化，无疑于缘木求鱼。
从宋代开始的义利之辨，贯穿于明代的义利之辨，仍然顽强地摆在现代中国人的面前。
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属于资本主义形态下的政治经济学，它的真髓并没有为现代中国人所掌握；斯大林式的政治经济学的已经彻底失败，但是并没有作为一种教训进入理性的辨析。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始终没有出现，所谓的精英学者们更多的是陷入庸俗唯物主义的泥潭无以自拔，中国面临思想与理论的困局正在预示未来发展道路的曲折。

壶公评论写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