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难以阻挡

　　我不太同意赵先生的说法。自从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政府通过把4万亿救市资金的大部分投入政府主导的基础建设，在山西驱逐私营小煤矿矿主，在铁路建设中拒绝外资进入，以及默许中央企业进入利润丰厚的房地产市场等行为，已经显示出了支持国有经济的强烈决心。而私营经济显然没受到这些支持。最近在一个二线城市，一位企业家指着公共汽车上的私人投资公司的广告，对我说：“铁道部修高铁，国家一天的投资超过三十亿，而高铁到现在没有一条能盈利。我的工厂能赚钱却贷不到款，只好向这些家伙借高利贷”。这种私人投资公司的年利息高达40%，私营企业还是要去借，可见其困难的程度。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也感到了环境的压力，“中国的生意不好做了”的声音经常能听到。我认为，中国政府主导下的“国进民退”、“国进洋退”确实是存在的，只是“做了没说”而已。　　

　　有一些反对“国进”的专家认为，政府“做而不说”是一件好事，意味着“主流经济学”已经深入人心，连政府都不愿公开与之作对。但在实际层面上，政府也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的批评。我没听说有任何一个“国进”的项目，因为经济学家的反对而中止或延期。换句话说，政府和专家已经进入了“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类似外交谈判上的对峙状态。根据我对中国体制的观察，这种状态其实并不多见。中国政府通常是善于“调研”的，做事之前重视聆听——虽然不一定接受——专家的意见，只有在做出“政策不变，一切照旧”之类的决定的时候才可能忽视调研。这次的“国进民退”，政府没做舆论准备就果断出手，令人有些惊讶，对主流经济学家来说则是一种失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替经济学家们想了一些。　　

　　首先要明确的是，政府和企业思考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政府必须为社会的稳定和安全负责，而企业的根本目标则是赚钱。“中国模式”一直以能够很好地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著称，政府以各种方式控制住社会，创造出投资环境，而私营和外资企业在这种环境里大量盈利，上缴税款并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多方“共赢”。但“中国模式”也有许多隐患，比如劳资问题——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2010年，全国改革最早、经济最强的广东省，发生了富士康跳楼事件和广东本田工人罢工事件。前者被视为一些年轻人的忍耐力达到极限的标志，而后者则是1982年宪法删除罢工权之后，中国第一次成功的罢工，它开了一个敏感的先例，使人相信类似的罢工没有任何理由不会再次出现。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罢工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现在吸引眼球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在它面前不算什么。　　

　　面对罢工，外企、私企和国企之间的差异就完全显示出来了。国企在这方面有着“完美”的记录，它们在包括1989年在内的整整60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罢工。对国企来说，无论其股权情况如何，只要企业负责人是上级政府任命的，就宁可赔钱、涨工资也绝不会走到这一步。而外企可以迁到印度去，私企可以从数亿农民工中轻易地招到替代者——反正私企与员工签订的合同很少有超过一年的——他们都能轻易甩掉罢工者，把包袱留给社会和政府，尽管政府并没有处理罢工的经验。按照主流经济学家的说法，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够最终解决罢工问题，就像西方已经发生的那样。我毫不怀疑这一点，但问题是，在西方 “内阁下台，以示负责”往往是解决全国性罢工问题的最后手段。中国难道会照着学吗?中国的办法，只能是让政治上可靠的国企占领“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以确保全国性的大罢工不会发生。　　

　　“国进民退”带来的不只是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经济因素也同样重要。中国过去走的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路线，强调发展独立而全面的工业体系，以工业支持强大的军队，确保国家的安全。由于过度的追求独立性和全面性，这个国有经济体系在早期处于“负反馈”阶段，需要不断地注入投资，却几乎不可能盈利。因此，失去了自由的农民和收入很低的工人被视为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在党的鼓动下辛勤的工作，并把大部分成果献给国家，以维持工业本身的运转。即使这样，苏联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支撑不住而解体。主流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的极端鄙视，就来自于这段时间的记忆。中国在走向改革开放之后，也一度差点把国有经济体系彻底卖掉。　　

　　中国通过实施改革开放，最终避免了悲剧。利用外国提供的资金、技术、管理方式和市场，中国渐渐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工业的现代化。与此同时，一些不重要或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被无情的关闭，或出售给私人。到2001年加入WTO的时候，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被整合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财团，经营范围包括金融、能源、交通、信息化、重化工业等高附加值产业，省级以下的政府已退出管理。在这个时候，中国国有经济进入了“正反馈”阶段，开始盈利，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达到这一成就的非西方大国。今天，这个财团创造出了“主要工业品产量均为世界第一”的成绩，产能足够供养半个地球的人类，寻求资源的触角从太平洋伸到了大西洋。财团得到的利润，不仅足够本身实现产业升级之用，还使政府能够实行免除农业税、修筑不赚钱的铁路之类的政策，向辛苦了六十年的国民偿还欠下的“债务”。这样的财团不在国内扩张，不寻求更多的利润，是根本不可能的。主流经济学家试图证明这个财团 “低效率”、“不合理”，说服政府主动遏制它的发展，让外国投资者和民间企业家拿走这部分利润，其结果可想而知。　　

　　其实，“国进民退”在发达国家中也不少见。我的祖国日本，就是一个政府能够调控经济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本人始终对引进外资持谨慎的态度，从来没有像中国那样给出“减收一半所得税”之类的超级优惠条件，现在外国资本在日本的影响力也相当有限。这种对待外资的态度，在热播的电视剧《秃鹫HAGETAKA》——我曾协助过剧本的创作——中有形象的描述。不仅是外资，就连大的民营企业也都受到政府的间接控制。日本有非常有效的“政、官、商铁三角关系”，有影响力极大的企业联盟“产经联(经团联)”，另外像丰田、三菱之类的大财团往往通过交叉持股等方式，打乱股东对公司的影响力，最终接受政府的“行政指导”，可以说是“公私合营”的。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完全是建立在这种体制之上的。有趣的是，许多日本人从这样的国情出发，认为日本其实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于是发出“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呼声，与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倒是很相似。当然，日本的体制同样不是轻易能改变的。　　

　　总之，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世界已经适应了一个谦卑的、善于与任何投资者分享利润的中国形象，但中国也正在慢慢变得不同。正如日本在60年代经济腾飞之后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一样，已经进入“正反馈”的，拥有无限前途的中国，必将改变所有人与它打交道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出现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也应该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和使用话语权的方式，以保持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影响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箱：[email protected]。作者即将出版的著作是《中国，我误解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