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圆夜话（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观

“正荣”广场的钟声响得悠扬，有时候觉得好象来自历史的深处，有时候听着就在眼前。我们默默地坐着，望着东圆大道上流动的灯光和天海之际的迷离和幽冥。

致远先生终于开口了，他说：

“我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据说是来自香港的，值得欣赏。”

我说：

“是吗？能不能大略说一下。”

致远先生说：

“文章以为，当前西方的普世价值观面临崩溃，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却保持低调。文章认为世界面临合作还是冲突的关键在于全球化1.0能否顺利过渡到2.0。”

我说：

“呵呵，是电脑思维。”

致远先生说：

“是的，看来是年青人的文章，如果是，还真难能可贵。文章认为，冷战终结后全球化开始了，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是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的全球化在冲突中互相推动。”　　

我说：

“很中庸，符合阴阳之道。”　　

致远先生说：

“是电脑载体上的中庸之道。文章等认为，西方模式和中国模式是在两个平行的宇宙中运行，也就是阴阳之道超越宇宙。”　　

我说：

“该文章说的是‘理’，理超越一切物质，宇宙也是物质的。好，说下去，听听新理学的论证。”　　

致远先生笑道：

“可不是新理学，是你在升华了，文章并没有进入渺茫的幽冥空间，说的是很具体的。文章认为，全球化1.0就是前期显眼而喧闹的全球化，以西方或中国的所谓‘民主’派宣扬的普世价值观为基础的；而中国模式的全球化2.0则模糊而安静，埋头苦干却不动声色。”

我说：

“显眼而喧闹是宴席终结前的景象，《红楼梦》的小姐里年纪最小的惜春就说过：‘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迟早大家都要散的。’惜春后来好象是出家了，她看得比林黛玉透了一些，人说林黛玉聪明，她的忧伤其实也是自找的，看不透啊。”　　

致远先生说：

“宴席论的发明者应该是冯梦龙，在他的《醒世恒言》中就提到‘天下无有不散筵席，就合上一千年，少不得有个分开日子。’这是儒释合一的观念吧，有春秋公羊学的味道，也有佛家轮回的味道。中国传统社会的‘兴衰周期率’就含有这样的意思。”　　

我说：

“春秋公羊学是强调国家统一的，所以中国社会尽管经过了许多次的兴衰周期，终究分分合合，反而越做越大。但是西方文化中没有这样的观念，300年的繁荣时代没有统一，现在再历衰落，欧共体看来是镜花水月了。如果希腊离开欧元区，下一个就是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一付多米诺骨牌啊。”　　

看着东圆路上的繁灯，似乎就要散如天上的繁星。不过，终究又聚合成一片繁华，当然东圆大道是在中国。　　

“好了，继续你的话题吧。”我说。　　

致远先生说：

“文章说，全球化1.0的支持者以为，全人类最终都将走上一条共同的道路：自由主义的代议民主制度将成为每个国家的法则，不断开放的商品和货币市场将建立一个世界经济共同体。就象南方报系的那些人主张的一样。

“可是冷战以后，就是这样的价值观引领它的信徒们如同盲人瞎马，充满自信地走上悬崖绝壁。文章用嘲笑加指责的口吻写到：他们挥霍数代先辈积攒下的财富；押上子孙后代的未来；葬送年轻士兵的生命；掏空本国的工业；忽视自身文化的完整和本国民众的福祉。我算了一下子大约是五条罪状，因此我想这篇文章确实应该是香港的年青人写的，要是内陆老手的文章，至少要收集它九条罪状，那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说：

“我觉得倒是应该尊重一个事实，南方报系的那些人多数是买办集团雇佣的文人，各为其主吧，实际上谈不上是中国的思想者，就把他们当成是外国人好了，也就是一群殖民者的雇佣军。只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全球化1.0，文章描绘得倒很生动啊。”

致远先生说：

“文章叙述另外一个版本全球化2.0。文章认为全球化2.0比较安静，没有大胆的宣言。但是，30多年来它使上亿人摆脱贫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全球化2.0不想与他人争斗，同时最大限度地尊重各种文化，认为各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发展逻辑，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所谓普世价值只能产生于多种文化的共同融合之上，而不是某一种文明凌驾其它的文明之上，那怕你是极其优秀的。”

我说：

“欧洲文化中心说其实就是欧洲政治中心说的基础，也就是殖民主义经济的基础。现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看多了，谁又会相信那些白种人鼓吹的普世价值吗？在19世纪晚期，中国的那些思想家们，例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等都已经看透了这些鬼把戏，我就认为当代中国的经济变革其实就是洋务运动在新政治环境下的运用，全球化2.0就是那一代思想家思想的延续。”

致远先生说：

“还真是这么回事，其实很多道理就是那么浅显明白，可是被那些普世价值者一搅乎，就是非混淆了。但是，中国人既然加入了全球化，全球化2.0就无法规避全球化1.0的影响。这篇文章写到：

“全球问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西方和非西方的利益有必要交汇融合。当前全球化1.0出了问题，而全球化2.0却坚持低调。很多声音在呼吁中国应该在全球体系中充当更‘负责任的’的参与者；有些人批评中国没有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帮助世界经济秩序恢复平衡；一些人甚至咬牙切齿指责中国在扮演领导角色的时候迟疑甚至拒绝。”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眼前的东圆大道有一些闪烁中的迷离，致远先生说，能听听你的评论吗？　　

我说：　　

“我以为文章的立场应该是正确的，但是观点幼稚了一些。不能把全球化1.0和全球化2.0看成是对立的，从人类文化演变的角度说，两者是连续的，都是人类寻求自身解放运动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更具体地说，这是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的过渡，但是这里所说的精英民主和大众民主也只是相对而言。

“文章把中国作为全球化2.0的代表，把西方作为全球化1.0的代表，应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即大众民主较之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即精英民主是有长足的进步，但是从连续性的角度说，全球化2.0应该是从全球化1.0中成长起来的，即便文化背景异于西方的中国，同样不能与全球化1.0截然分开。连续性是自然属性，失去了自然属性也就失去了生命力，这就是前期社会主义运动发生挫折的根本原因，不可等闲视之。”

我说：　　

“关于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的过渡，这种过渡是社会自然属性的外象，其实质或可以经济论，在中国即是从先富到共富，在国际上即是‘金砖五国’与‘七国集团’的经济实力正在接近。所以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的过渡是中国国内的政治问题，也是国际社会的政治问题。重要的是，这种过渡是自然的过程，不是人为的过程，更不是对立的过程。中国人所说的和平崛起，就是立足于社会的自然演变的属性之上，与19世纪美国取代英国有相似之处。因为是自然演变，所以生命力无限。

“以中国当代社会的演变看，上世纪80年代发生了第一次‘下海’高潮，可以认为是精英从商运动；而34年后的今天，先见的理论家们已经提出了‘小资产阶级万岁’，或者是中产阶级民主的到来，它的现实社会基础就在于积累了一定资产的中国人走进了自主创业的阶段。在政治上表现为，原来的以一些官僚下海经商为基础发生的精英民主自然而然地向更广大的、更多的社会阶层进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民主展开，相对而言我们可以理解这就是大众民主。”

我说：　　

“我们希望社会对现状的认识能够更开阔一些，能够更深刻一些，因此我在《红歌、信仰和精神》一文中提出社会发展的本源性的动力。

“近代中国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大解放，这个解放并不只是把懦弱的封建、资本的综合体的代理人蒋介石赶到一个孤岛上去，而是启开了中国社会大发展的动力源，即土地改革运动，它的核心意义在于‘我要当地主’。于是，中国农民千百年的诉求成为现实，中国社会的大跃进有了核聚变型的推动力。它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抗美援朝，东亚病夫在极其疲弱的时期居然把世界第一大国领导的世界级的战争力量打得落花流水，关于这一个事实，无论多么激情的理论家都难以在事前以理论予以论证。

“可是它是事实。你不能不从人性解放的层面上理解这一个问题，不能不说土地改革――‘我要当地主’于当代中国的意义是启开了人性的澎湃――生命力的澎湃。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样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实质上也是以‘我要当地主’为动力源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应该寻觅自身发展的最根本性的动力源，因此我提出了‘我要当资本家’的口号。试想，在国家以政治力和经济力启开了人性中‘我要当资本家’的欲望，千万甚至亿万的民间中小企业在中国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就是多么惊心动魄的现象，而其后中国国力出现的大飞跃又将是多么的惊心动魄。毛泽东当年提出大跃进，其构想并非错误，而是他没有找到大跃进的动力源，同时，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没有为大跃进提供相关的物质条件，国际政治也没有提供外在的条件。

“但是，现在的一切都趋于成熟，其中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正如上世纪30年代世界发生的经济大危机，苏联人从容不迫地从西方国际获得大量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机械设备，一下子拉近了与西方世界的距离，为其后来的反法西斯战争和崛起为超级大国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条件。应该说，当代的欧美已经总结了苏联崛起的经验，不会轻易把高新技术交给中国，那我们就等一等吧，等到他们愿意的时候。

“我认为，西方高新技术的输入是中国大发展的外在条件，从这一点说，我们也不应该轻易否定全球化1.0。试想，当我们社会内在的动力源与来自西方世界的外在的高新技术结合，中国社会的进步将出现一种怎样的生气勃勃的景象。”

我们一起注视着东圆大道，大道上穿梭的汽车的车灯好象要延伸到波浪滔滔的东海边上，那里好象还有许多的远洋船队，船队的灯火正在播向无垠的大海，如同天上的繁星。太平洋不是中美两沟间的鸿沟，而是勾通的桥梁，美国制度向中国制度的进步，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的过渡，一切都在发生中。我好象看到站在厦门海岸边的福建巡抚徐继畲的身影，他在掀须微笑，毕竟，与美国传教士的交流让他颇有心得。

壶公评论写于2011－11　于麒麟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