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的性质及对中国局势的潜在影响

颜色革命的性质及对中国局势的潜在影响

李星

   目前备受瞩目的「颜色革命」，在继前南联盟、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之后，仍有向其它国家和地区扩展的迹象。已有事实说明，它是欧美大资产阶级一手操纵和炮制的产物。它的目的，在于重组部分国家的执政当局，以加深新政权对外部强权国家（主要是美国与欧盟）的依附性；它的主要实施手段，在于通过所资助和控制的各种国际「非政府组织」拼凑伪群众运动，并收买「革命」发生国家的部分武装力量部门（军警安全机构）上层，此外辅助以西方主流传媒施加的巨大舆论压力，迫使旧执政当局自动下台。从本质上说，「颜色革命」无外是一场外部强权导演的、披着合法外衣的国家政变。
  
   从已有经验看来，新政权在内政方针上与「革命」前并无很大区别，主要改变的是外交领域——从（旧当局）周旋于多个大国之间的相对平衡政策，改为更加紧跟西方。鉴于欧美资本集团内部同样存在利益分歧，某种程度上「革命」后的新政府内可看到不同侧重点之间的斗争（比如美资与德资对塞尔维亚势力范围的争夺）。
  
   为什么说「颜色革命」是伪群众运动？
  
  
   「颜色革命」的策划者和前台指挥者称他们指挥的街头运动是「人民起义」，但事实截然相反。真实的群众运动来自社会底层，先天带有自发性和群众倡议的特征，尽管群运的最初爆发极可能来自某些主流政治事件（比如选举、国际纠纷）的影响。「颜色革命」的直接领导层通常是具备雄厚财政实力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它的积极分子（特别是骨干）并不从事扎实的基层组织工作，也对真正的阶级冲突相当淡漠；这些团体召集群众的主要号召力，来自自身在欧美主流政治（国会、主要传媒和学术界）的影响和靠山。他们所召集、动员的群众，或者是学生与退休人员（比如格鲁吉亚），或是职员、中小业主（比如乌克兰），并刻意回避对社会生产造成重大影响；所进行的抗议活动由上述团体以强大财力支撑，不要求普通参加者做出什么牺牲和主动倡议。即使是那些从事工会（所谓「自由工会」）运动的团体，他们也不愿（或不敢）发动大量工人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以免失控。正因为主要抗议活动属于海内外大资本精心策划的伪运动，新政权上台后即使内政毫无改善，「革命群众」起来再度抗议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因为后者本来就没有真正组织起来对社会生产生活进行主动干预。
  
  
   对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可能做法
  
   目前为止，所有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均属于较弱小（尽管弱小的程度不同）的资本主义外围国家；它们的经济力量和政治抗打击能力，无法与中国这样的地区性大国相比。然而，从中国的目前局势而言，已具备了若干落实「颜色革命」的若干技术前提——党政军机构内部的腐败；众多腐败官员「留后路」的外逃准备；部分主流舆论不同程度地自由主义观点（以及由此衍生的亲美观点），国内主流学术界与西方学术机构（其中许多受到大资本及其政府的资助与控制）之间逐渐形成的受雇关系，所有这些都给欧美大资本集团从事「颜色革命」以进一步影响中国政局提供了一定的机会。从收买（或促使中立化）一定数量的党政军上层官员（包括公安、安全官员）到影响操纵舆论界与学术界的部分阵地，通过对中国经济（特别是主要工业部门和金融业）的收购与投资，拉拢私人大资本和重要中央企业管理层，将是（或已是）欧美大资产阶级对华进行「颜色革命」的主要上层突破口。
  
   鉴于中国现行法律的限制，类似乌克兰或格鲁吉亚「颜色革命」所采取的群众性攻坚作法（无限期集会、游行、静坐配以强有力的国内外舆论压力），难以在目前实施；不过，随着资产阶级宪政运动的开展，欧美大资产阶级对中国舆论阵地和学术界的影响，已有日益加深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