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分析与展望

一、政治集权与经济割据
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困境在于，世袭的官僚，无力也不愿承担起自主工业化的重任，自主工业化不断的挑战，将会象潮水一样不断冲刷出旧官僚的无能。全民族的利益固然伟大，但权力的永恒才是官僚们的选择。当屁股已经坐定的时候，选择仅需要虚幻。

改革首先从分权开始，分权不仅是对自主工业化政策的放弃，更是对中小官僚的集体收买，邓战胜华的全部奥秘也在于此。分权的过程，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演变为官僚资本主义的过程。而当国企的利润不再上交，则意味着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后完成。官僚资本主义完成之日即是私有化进程加速之时。

国家主导的改革，虽然达到了维持权力世袭的固有目的，但却掏空了国家主导经济的能力。各部各企，各省各市，都俨然自成一体，能垄断的就垄断，能出卖的就出卖，为了自身利益，根本不管国家利益，甚至地方长久利益。在买办化浪潮中，政府间恶性竞争，形成了庞大而无力的卖方市场，任人鱼肉。而同时，权力的不受约束，导致国内企业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迫使民族资本不断退出实业领域，而游击于资本市场。至此，实业领域形成了外资独大，官僚资本偏安一偶，民族资本苟延残喘的格局。

政治集权依然存在，却也面目全非，原本的中央集权依靠领袖的权威，及以此对军队的控制而拥有主动，如今的中央集权不过是各路诸侯的调停角色，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多以不了了之而终。故而，今日之政策多雷声大雨点小，甚至在政策本身，就已经预留了诸侯们自我解释的空间。最高领袖所能做的，不过是利用诸侯间的矛盾，轻缓的不失时机的安插临时的亲信。

二、 城乡两元体制与农民的无产阶级化

城乡二元体制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时期工业化的产物，旧城乡二元并不如今日这么单纯，而是一个双向体系，农业提供了工业发展的原始资本，而工业的成果也反过来推动农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工业的成果属于全民所有，农民也是当然的所有人之一。

当国家充满同情的看着农民的时候，却将公有转化为国有，并进而转化为官有，乃至私有。当国家充满同情的看着农民的时候，却悄悄的取消了对农业教育医疗的投入。他们只给农民留下了一个美丽的梦，那就是市场。

当教育医疗等逐步市场化的时候，农民就有了迫切的货币需求，这种迫切的需求摧毁了原本尊严的生活，一个个背井离乡，过着妻离子散的牛马生活，只为着回家时那片刻的尊严。农业已成鸡肋，成了心中飘摇的依赖。农民正成为新的越来越彻底的无产阶级，留守农村的老人妇女，虽然还于农业密切相关，但其利益需要已经逐步背离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利益，其已经深深的依附于无产阶级化的打工子女。

甚至我们可以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农民工问题，农民工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问题。
农民的无产阶级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动，而旧的城乡二元制度并不仅仅是对无产阶级化农民的压迫与剥削的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只有打破城乡二元差别，才能真正形成新旧无产阶级的大联盟，只有形成新的无产阶级大联盟，沉闷的政治局面才能得以打破。

有人说，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使得城市工人无法对等于资产阶级对话，进而损害了城市工人的利益，因而走向保守的一端，主张通过极权或其他经济手段，限制农民进城的自由。我们姑且不说这个主意是对还是错，首先这个主意就不可能实现，因为你是在依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去反动更多数的农民兄弟，而农民的无产阶级化正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集团的战略安排，他们可以对你暂时让一步，却很快就会再进十步。如此，你不仅仅丧失了基本的道义力量，而且孤立无缘，就只能坐以待毙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用历史的眼光去推动农民问题与无产阶级问题的统一，只有依靠整个新的无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资产阶级统治集团。

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为新的制度变革提供了全新的基础。新中国建立以后，迅速实现了工业上的公有制改造，却并没有真正的推进民主的制度化，这是有深刻的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农民问题。工业化的成败是关键中的关键，但工业化却需要农民牺牲自己的眼前利益，顺应农民的意志最是简单，却是对历史的背叛。故而主席通过持续推进医疗教育水利农业科技的进步来取得农民的信任，并以人民公社的形式，希望农民能自我组织起来，融入到社会主义体系中来。只有农民信任并主动的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才能顺利展开。然而历史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人民公社还没有完全走上正确的轨道，人民政权就已经被颠覆，而随着引导农民进入社会主义轨道的人民公社的解体，反动的力量却将农民以无产阶级化的形式推进了无产阶级的怀抱。社会主义民主的历史条件得到了根本的改善，所欠缺的也只是得而复失的政权。换一句话说，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拥有了比主席革命时期更好的技术条件，而这也许是新一轮革命少走弯路的最重要保证，也许可以更直接的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第一次变得成熟起来。

三、买办化与社会保障体系成本

中国目前的繁荣严重依赖于低成本的劳动力，而劳动力低成本的根基却是劳动力市场严重的供求失衡，换句话说，中国的繁荣建立在大比例失业或半失业的基础上。然而，当社会不再承担对个人的义务的时候，个人即完全为市场所左右，这意味着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就没有尊严，甚至生命。对一个随时可能失去生命的人而言，哪怕他再懦弱，他也可以成为最具破坏性的力量，毕竟他不会再失去什么。

市场状况下的大规模失业必须也必然要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来缓冲，否则只能是玉石俱焚的动乱。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需要大量的资源。西方国家是通过税收来完成的，可是西方的税收是建立在金融与技术垄断优势下的海外贸易基础上的，而我们却仅仅是全球流动的仰人鼻息的低级加工厂，诸侯割据的局面更是难以与其讨价还价，然一个统一内外资的空头文件都难以出台，更不用说根治地方政府主导的种种恶性让利措施了。偏安的官僚资本虽然是主要的税源，但这只是表面的文章，官僚资本又通过金融的后门，数百倍的抢回自己的口袋。只余下那些可怜的民族资本，在世界第二高的税率下垂死挣扎苟延残喘。当养老体系只能以诈骗犯邓老太的集资手法来运作的时候，当这手法必须通过政府不断的强制扩大集资范围才能暂时维持的时候，我们知道，离崩溃已经不远了，就更不用说这些集资款是否被贪污挪用了。

当政府放弃对自主工业化的追求，而一门心思为外资打工的时候，任何对改良的期盼将注定会落空。毕竟任何对劳动者的福利，都会威胁到资本讨价还价的能力，进而威胁到政府的利益。买办的政府只能是反动的政府，甚至是比历史上任何本民族皇权更反动的政府，因为他们可以带着暴敛的财富远走他乡，而传统的皇权不行。能力的要求已无足轻重，态度早已决定一切。

四、扩张的极限

随着买办化的进程，制造业岗位持续下降，政府不得不启动大量的政府工程，以缓解就业压力。政府工程的投入，加剧了财政危机，中央不得不进行分税制变革，将优质税源集中到中央，由此又造成地方政府税源的质差与散乱，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进行机构扩张以加强征收力度，机构的扩张又加剧了地方财政压力，最终造成了地方政府各部门各自为战，巧取豪夺的局面，用官话讲就叫财政包干，换句话说，就是你这个局长只要每年上交定额钱财，其他的我不管。如此一来，地方各部门就变成了权力承包商，买官卖官变成了通行的法则。

即使如此，中央财政也没有得到本质的缓解，中央不得不开始放权于地方，并行推进政府工程，以缓解就业压力，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开发的本质在于金融的地方放权，通过典押与按揭制度，打通了地方政府与银行资金的通道。高干子弟们利用权力获取土地开发权，以开发收益预期（当然还有权力）从银行获取贷款，以市场优势迫使建筑商垫付开发成本（当然这里面还是有银行贷款，不过是另外一个通道），房子盖好后，横抬房价，并以典押给银行（或明或暗）为市场依托，制造虚假短缺（当然还要一点点舆论操纵），获取暴利（虽然抵押给银行的利润只有买给老百姓利润的50%左右，但前者却是后者高利润的基础，并且可以持续的扩大这个虚假市场规模，而后者的市场规模是有限的，并日渐萎缩的）。房价具高不下，根本在于权力对金融与房地产的双重控制。所有的房地产开发商都拥有官方背景（政府出资或高干子弟经营），房子不过是官僚集团掏空银行资金（当然也顺便掏掏老百姓的腰包）的工具罢了。

房地产是毒药，但也是政府救命的稻草。它暂时缓解了就业的压力，创造了虚假的繁荣，得以继续迷惑那些远离劳工的知识分子，阻隔他们与劳工的结合。更重要的是，通过房地产、教育、医疗等的巧取豪夺，迫使普通百姓的资金流远离日常生活消费，掩盖了持续加速的通货膨胀事实，麻痹了人民的政治神经。
然而，资金流远离日常生活，加速了农业的破产，遍地的瓜农、果农、养猪的、养鸡的…血本无归，瓜果烂在地里，是怎么一幅景象啊？取消农业税，多种解释的义务教育给农民的好处，与这些损失相比，真是九牛一毛啊。

更要命的是，资金流的转移虽然缓解了通货膨胀对老百姓的直接打击，但通货膨胀却沉重的打击了民族资本，进一步制造了就业危机。民间资本纷纷撤离实业，投入到莫测的资本市场中，是跟风渔利，还是待宰的羔羊，只有天知道。大家所痛恨的所谓温州炒房团正是这样的背景写照，不过他们不是祸首，而只是跟风的小鱼。

民族资本完了，官僚资本就可以依靠吗？官僚资本已经习惯于资本市场的巧取豪夺，除非具有牢不可破的垄断地位，是非常迫切的要在实业领域撤退的。当然，为了资本的运作，偶尔也会在实业领域临时做个题材，以上市圈钱，而上市之日就是此题材死亡之日。

疯狂的出口，已经为官僚们积累了大量的外国银行的存单，也深深的将他们栓在了帝国主义的腰带上，西方随便一个威胁，就会在一个个家族制造恐慌，不用说对外的军事扩张，就然理直气壮的反应也会变成消气的外交之旅，在经济政策上也更是投鼠忌器。买办化的进程，也给了外资巨大的人民币财富，这些财富的增值部分就已经强大到可以持续的采购中国，资源、人口以及环境。这种采购的深入，将会迅速普及到金融领域，进而切断地方官僚的分赃途径，加剧阶级矛盾。更要命的是，一旦金融与地方官僚的联系变得脆弱，将迫使金融危机喷发，进而不得不重新洗牌，完成外资对中国的全面控制。

即使强力阻断金融私有化的进程，也不过是稍微延缓危机的爆发。任何缓解矛盾的措施，不过是在加强最终爆发的力度罢了。更重要的是，金融私有化已经是官僚体制发展的必然，上层建筑不改变，这个进程就不会改变，代理人与主子的讨价还价能力毕竟有限，最多是延缓而不能阻断。

五、 自由与民主

改革固然是依靠。。。，却是以自由的名义加以推动。在自由的名义下，在对。。。。中，天真的人民以为找到了捷径，放弃了一个世纪来对民-主持续的追求，放弃了集体对工业化的追求，而沉迷于个人对感官的自由。中国人集体服用了慢性的毒药，却在懦弱中欺骗自己说：“当自由之花绽放的时刻，民-主就会自己来临”。而事实却是：“当民-主远去的时候，自由也逐步消逝”。

自由，首先是技术进步引发的人类对大自然的自由。只有集体的合作，才能取得战胜大自然的力量，才能获得对大自然的自由。个体极端的自由恰恰成就了集体的不自由。

自由，也是斗争的一种结果。有奴隶主的自由，就没有奴隶的自由；有官僚的自由，就没有百姓的自由……没有力量保证的自由，随时都可能失去。在强权面前，没有什么比民主更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了，虽然光有民主还远远不够。民主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斗争的手段。整个历史既是一个人类不断征服大自然的历史，更是人类不断挑战自身组织形态的历史，而在奴隶制度产生以后，更是变成了民主范围不断扩大的历史。每一次斗争都促进着民主的发展，而每一段民主时期则酝酿这下一次斗争。历史总在这平衡与不平衡中前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时局必然会变化，而斗争的程度却只为阶级力量对比所左右。持续的推进工农阶级的团结，壮大无产阶级力量，是减轻下一次斗争危害的唯一出路。任何保守的行为只会制造更大的破坏。斗争永远不是反抗者所制造，而是统治者的创造。

对自由的理解，深深的为生产关系所扭曲。我们追求金钱与权力，首先是为了生存，然后是为了尊严。但当有人被迫为生存而放弃尊严时，就会在另外一部分人当中扭曲了尊严，他们会通过践踏别人的尊严，来换取自身的尊严，然而当他陶醉在这种虚妄的尊严中时，他却成了金钱与权力的奴隶，而一旦成为金钱与权力的奴隶，他们又会轻易的出卖自己的尊严。这就象一种传染病，有钱的，没钱的，有权的，没权的都会被感染。被感染者产生了精神分裂，一会儿出卖尊严，一会儿显弄尊严，在尊严与非尊严的交替中迷失。

治疗这种精神分裂的药物，只能是平等。只有平等才能换回真正的尊严，不管你有钱无钱，有权无权。这种平等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平等，但最起码能保证每个人的生存，保证没有人需要为生存出卖自己的尊严。最起码保证程序的公正，机会的平等，保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必要的尊重。而这就包括了上层建筑的民-主，以及生产过程的民-主。也只有民-主，才能使得人民控制上层建筑，而只有上层建筑的可控，才能保证人民新的联合，才能取得对大自然更大的自由，才能使人民真正的和睦相处，不再钩心斗角，尔虞我诈。

六、民生、民权、民-主

任何自命的先锋队组织，只有得到人民的信任，才有发展的空间。任何政治主张，只有获得人民的支持，才能显示出生命力。而要得到人民的信任与支持，首先就要与人民站在同一战壕，高高在上的指手画脚只能徒增笑料。而真正贴近人民的斗争战线，只能是民生、民权、民-主三条战线。

民生问题是最急迫的问题，广大的失业工人，破产农民急切的需要救助，空洞的揭露政府的无能固然没错，却也失去了沟通这些群体的良机。钱财的援助固然不是我们所长，却也不是完全没有作为的机会，医疗教育职业培训等都可以借助民间捐助与志愿者动员开适时的开展，网络的普及更是降低了工作的难度，虽然会很艰难，但只要用热情与细致的工作，依然会有作为的空间。也许在民生问题上，我们是杯水车薪，但这却是伟大的火种，不仅是与工农的联系，还包括志愿者队伍的锻炼，他们是未来的预备队。

。。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却也是最难的问题。地方官僚成熟的网络是最大的障碍，目前要么是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矛盾中左右逢源，要么是在大城市的死角以边缘化的形式存在。

网络再完备，也依然有自己的缺陷，那就是其本身的地域限制，其可以。。。。。。。。。。。

民主问题是最关键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其最危险，其实却是这三大问题中风险最小的一个。俗话说“天高皇帝远”，当前的官僚体制决定了，官僚们可以为个人利益不惜拼个鱼死网破，对这种事关大局的问题，却没有一个愿意承担政治责任。。。。所以,保持坚定的主张，严密的口舌，努力习惯于传统的政治术语，硬的象钢铁，滑的象泥鳅，最终多不了了之。

民主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什么思想的启蒙，不在于玄乎的理论，而在于现实的推动。传统的人大制度虽然。。。。。。但是存在我们置身进取的空间。以合法的手段持续的参与选举过程，以此不断的揭示其本质，至少在舆论上保持进攻的态势。。。。当然，一旦进入这一阶段，上面段落的安全性分析已经失去意义，真正的安全需要强有力的掩护。

七、人大与总统制

当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旧有势力必然会垮台，新旧的力量迅速分化组合，但很难立刻出现一股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力量，再加上社会主义解释的错乱，主义之争很可能沦为一场口水帐。而真正的交锋将出现在政体的选择上。

人大制度是历史的遗产，具有先发优势。其特点为自下而上，降低了组织难度，有利于工农组织。而其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更可以成为重建苏维埃的壳体。总统制是西方成熟的制度，其特点为自上而下，其可能更快的达成妥协，暂时稳定局势，但容易为资本力量所操纵。

由于无产阶级组织的薄弱，以及舆论控制的惯性，人大制与总统制的政体之争，将成为斗争的关键，直接影响其后的历史进程。

无产阶级的利益选择在于，支持实质性质的人大制度，从下向上……无产阶级只有依托实实在在的各级组织，才能于资本的力量想抗衡，在这些组织未完成之前，是难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劣势的。

资产阶级的如意算盘，只能是通过人民急于稳定的心理，以资本操纵舆论，推行总统制，总统一旦产生，就可以利用政权的力量以及局部的经济让步，分化瓦解群众组织，稳定局势，再以新的意识形态网罗党卫军，为最后的暴力镇压做准备。虽然资产阶级对总统制胜利不会结束革命的进程（因为他们依然没有办法控制基本矛盾的发展），但历史的进程却要被延缓，人民将会受更多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