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误读了鲁迅——什么是鲁迅的真精神之二

喜欢“独立思考”，更注重勇于实践

“独立思考”固然是鲁迅精神的一个侧面，但我认为并非是他的“真精神”。他的真精神毋宁说是勇于实践的精神。

鲁迅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不是搞纯文学或纯学术的知识分子，他的一生几乎都在关注着现实，关注着自己生存的外部环境，他的所有思想和创作都是他对中国现实社会的种种情状进行观察后，所作出的思考与回应。鲁迅不仅仅限于思想领域的文化生产，更注重社会领域的文化实践。他参与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用文字和行动主动介入了“三一八”学生运动，亲眼目睹了青年的血的迸流。大革命时期，赴厦门、走广州、闯香港，践身于血与火的社会实践，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社会，辨别是非，抉择文化的方向，确定生活的新路。上海十年，在租界的特殊环境中，已经声名远播的鲁迅完全可以如今天有的学者所希望的那样，安心做学问，埋头搞创作。但鲁迅就是鲁迅，他不限于“思考”，他更注重“做”，注重于实践，注重于把自己的思想转化为改造社会的现实力量。同各种文艺思潮展开论争，加入左联，指导青年创作；加入民盟，参与社会民主运动。他的文章如此有力，使敌对者恨之入骨，令当局严密封杀，他便用几十个笔名发表文章。他的文章影响力如此之广，以至于追摹者愈来愈多，形成杂文的“鲁迅风”现象。我们说，把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生命激情整个地投入到现实斗争中，以期换来一个新世界，使后人“平静的度日，幸福的做人”，才是鲁迅的一种“真精神”。

可是我们有些鲁迅研究者总是喜欢喋喋不休地说鲁迅善于独立思考，论证鲁迅首先是一个“思想家”， 标榜鲁迅的精神生活如何复杂，生命结构如何多样，想把他打扮成一个纯粹静观的思想者形象。其实这是研究者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来塑造鲁迅，与真正的鲁迅，距离何啻千里？

鲁迅说：“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习惯与改革》）。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面对那些对“革命”持浪漫幻想的青年知识分子，鲁迅给予适时地提醒。他说，革命的现实是痛苦的，总要“混着污秽和血”的，要求革命青年要与实际接触，要做好艰苦斗争的准备，“无论怎样激烈，‘左’，总是能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立刻要撞碎。”（《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在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写到：“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1925年，鲁迅在《论睁了眼看》的重要文章中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无论呼唤“真的猛士”，还是企盼“崭新的文场”和“凶猛的闯将”，鲁迅的着眼点都是文化现实和历史实践。离开了这个基点，空谈鲁迅的“独立思考”和思想理念，很难摸到鲁迅的精神世界的本真面相。

如何理解鲁迅的“拿来主义”

对待文化建设问题，鲁迅有著名的“拿来主义”，这的确是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他教会我们如何对待异族文化和文化传统，让我们如何自信而又大方地吸纳世界文化和传统文化。但我发现，对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有的理解不免有些偏颇。更有人利用“拿来主义”的话头，竟为如今铺天盖地的“全球化”和甚嚣尘上的“新国学”张目，不禁令人有“此话从何说起”的荒诞意味，遥想当年鲁迅提出“拿来主义”的现实语境，殊堪有隔世之感。

我同意海婴先生的“鲁迅的拿来主义，他的立场是完全中国的”，以及“他是脚踩在中国的大地而放眼世界的，一切拿来的东西都是为了我们自身的自强和壮大”的观点，但我觉得还应做一些必要的补充，不然，我们的认识就会局限在一个狭窄的层面，对鲁迅的这一光辉思想，就会产生歧义，对上述那些拿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说事的人，也就看不清他们的面目和居心。

谁都知道，鲁迅喜欢读史，喜欢从历史的角度看待现实，思考未来。他常说：“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看到中国的混乱、分裂与腐败，他总是联想到中国历史上那些动乱的时代：“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忽然想到》）可见历史视角是鲁迅看取事物的一贯角度。但是30年代以后，尤其是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三省之后，鲁迅的眼光渐渐开阔起来，他更自觉地从世界的格局看问题，这就是鲁迅的“世界视野”。

鲁迅的“世界视野”是从被侵略民族的中国在世界上受到各种帝国主义欺凌、算计、压榨的现实当中获得的，他说：“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对于三十年代上海等地流行的外国电影“巨片”，鲁迅并没有为它们宏大的制作和眩目的声光所震慑，而是看到它们在文化上的毒化作用，并把这种毒化同帝国主义的战争侵略联系起来，他说：“欧美帝国主义者既然用了废抢，使中国战争，纷扰，又用了旧影片使中国人惊异、胡涂。更旧之后，便又运入内地，以扩大其令人胡涂的教化。”（《〈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者附记》）由此可知，九一八以后，反外国奴役，反世界霸权，反民族压迫的思想在鲁迅的意识中渐渐渗入，并深深扎根，而这种思想又作为一种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路向也渐渐融入鲁迅的艺术视点中。

还应该看到，鲁迅固然也承认中国的落后和西方文化的进步，但他对阻挠中国追求现代化，希图保持现状或回复传统的殖民心态却相当反感和厌恶。毛泽东评价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品质，这个评价正是着眼于在不断遭到异族和外强欺侮之后，中国人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某种民族自卑感和劣等人种的屈辱感。这是中国民族解放道路上最难于克服的卑怯心理，也是自19世纪中叶以降中国一再遭到外强的痛打，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创痛和阴影日积月累地形成的暗疾，即那种“百不如人”的极度自卑的精神症候。但鲁迅表现出的民族尊严感和贫弱国家人民应保存的那种自强不息的硬骨头意识，的确来自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入洞察和理性分析。他使用的“人肉宴席”的意象的确概括了中国人自宋末以来任外族宰割，任异邦来统治，来奴役的“奴隶”地位。

由此我们再来分析鲁迅“拿来主义”的思想，可知鲁迅所说的“拿来”至少指向三个维度：一是指向中国。使中国摆脱几百年来受奴役、被欺侮、被损害的地位和命运是他实行“拿来主义”的核心，如果你拿来的东西恰恰是危害中国利益的，便不是什么“拿来主义”，而是“引狼主义”。现在许多人对“全球化”的迷信，对许多西方观念和文化不加选择地照单全收，奉为圭臬，便不是真正的拿来主义，而是引狼主义。

二是指向未来。拿来的东西如果是鸦片，是小老婆，就必须有所择取，有所改造——把鸦片放回药房，把小老婆解放为劳动者——不然，如果你拿来鸦片和小老婆照样享用，便不是真正的拿来，而是倒退。现在市面上流行的“新国学”，有的就不是真正的拿来，而是如鲁迅所描述的那样，“穷极无聊了，那就要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甚至翻肮脏的墙根，开空虚的抽屉，想发见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宝贝，来救无法可想的贫穷。”（《正是时候》）这样的拿来，不是指向未来，而是面向过去，倒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三是指向底层。拿来主义，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使人摆脱受奴役的地位，让受压迫的人变得“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因而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就不能成为新文艺”。如果拿来的东西成为压迫人的工具，成为人的异化的东西，拿来的文艺，恰恰是人民群众所不喜，或者是反对人民群众的，那么你的拿来，正好是鲁迅所说的供压迫者享用的“人肉宴席”。